敦煌藏学学术史研究

青海师范大学叶拉太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敦煌藏学学术史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4BZS058），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扎西才让、扎西当知、多杰仁青。

一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敦煌藏学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学术史，保留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及学术著作遗产。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中，敦煌藏学文献资料及学术论著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排在其他敦煌民族学（民族史学）之前，仅次于敦煌汉语系学术研究。据研究，至少在唐末起，藏汉两族文人就能够用学术的眼光开始撰写藏学著作，后来经历代学者的努力，敦煌藏学得到充实与发展，尤其到20世纪初，敦煌藏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发展起来，相关学术成果相继问世，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敦煌藏学学术体系，敦煌藏学也由此生成。

相对于敦煌汉语系学术研究而言，敦煌藏学学术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对其进行学术史基础性综合研究。因此，敦煌藏学学术史的研究对敦煌学学术史的整体研究、藏族学术史研究、藏族思想史研究以及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来说，就显得极为重要，也是首先必须要做的工作。

目前对敦煌藏学学术史做研究的成果很少，国内外有极少数藏学家和敦煌学家涉及敦煌藏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领域，至于敦煌藏学学术史的直接研究成果，几乎为零。但相对来说，与敦煌藏学学术史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整理出版有较多成绩。国外的敦煌藏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至今方兴未艾，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政府对敦煌藏文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出版亦予以充分尊重和重视，组织对敦煌藏文文献遗产进行抢救、整理、保护和研究。从那时起，相关科研出版单位及高等院校深入敦煌等地及国内各大寺院、国内外藏文文献收藏机构进行对敦煌藏文文献的调查、抢救、搜集和研究工作。通过相关人员的努力，出版了大量敦煌藏文文献方面的资料集和相关学术著作，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敦煌藏学学术论文。这些已经被发掘出的、又各具特色的藏文文献及学术著作，反映了敦煌藏学学术的盛行以及其中隐含的学术价值，这对于揭示敦煌藏学学术源流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这么说，这些大型文献资料集成和相关学术成果的问世是研究敦煌藏学学术史的直接基础。同时也应看到，对这一特殊学科（敦煌藏学）的相关研究也显得失衡，大量的藏文文献仅仅是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主要从吐蕃史的角度和佛教文献的角度进行学术研究，而对于学术史的研究和学术源流的梳理性研究，还没有正式开展。

国内外学者长期开展了敦煌藏学研究，这对展开敦煌藏学学术史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不过从学术史理论方法的角度去审视敦煌藏学研究，尤其是以“学术史”这类专题对敦煌藏学进行全面的梳理、分析和研究，从而对敦煌藏学学术史做系统分析、探索和总结的几乎为空白。鉴于此，本研究以“敦煌藏学学术”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学术史进行全面梳理和评述，从而补充和完善敦煌学学术史研究，丰富敦煌学研究领域，促进敦煌学在新形势下的繁荣发展。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该成果以“敦煌藏学学术史”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对历史上形成的敦煌藏学学术体系进行梳理分析和研究，以历史的线性发展为主要脉络，体现敦煌藏学学术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全面性。敦煌藏学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学科，保留了较丰厚的传统学术成果遗产，尤其从近代以来，经过百年的发展，“敦煌藏学”这一学科传统成为敦煌学、藏学研究中的重要研究领域，独具特色，形成新的体系和范畴。历史上有关敦煌藏学方面的学术成果汗牛充栋，不计其数。由此，课题组对这些学术遗产进行了理论梳理、归纳总结和分析源流，找出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并对重要学术创新和学术思想进行专门评述，总结经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努力体现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统一和结合，突出学术史特色，用现代学术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对敦煌藏学学术史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归纳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敦煌藏学学术史研究方法，同时对敦煌藏学学术成果的保护与运用等若干问题也进行了思考和回答。

该成果共分为七个内容进行叙述，具体如下。

绪论部分主要对与本项目内容直接相关的部分关键概念及学术问题进行梳理交代。首先，对敦煌这一特殊地理概念及文化重镇进行全面介绍和分析，尤其从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事实对这一区域历史进程做重点考述。敦煌作为古代中西交通道上的重要枢纽，很早时期已经被各政权所争夺。8世纪50~90年代，吐蕃趁唐朝“安史之乱”，进占河陇二十余州，其中包括沙洲敦煌一带。吐蕃占领敦煌后，敦煌逐渐成为吐蕃第二大佛教文化重镇，大量佛经在敦煌地区被翻译成藏文，并出现大量官方文书和档案文献，古藏文文献由此形成。其次，对敦煌藏经洞关闭年代及原因进行分析考究。这一问题虽然有多数史学名家的考论和分析，作为古藏文文献的主要收藏地，敦煌藏经洞的关闭年代及原因当然也成为敦煌藏学的主要学术问题之一，需要重新认识和研究。据甘肃一带新发现古藏文文献的实际情况，敦煌及其河西陇佑一带出土的古藏文文献出现年代不一，抄经年代有所区别，这就导致了古藏文文献具体断代时间的不确定性。根据综合分析，当今所说“古藏文文献”应包括敦煌藏经洞关闭之后一段时间的藏文文书和石碑材料，应以藏族大译师仁钦桑布的藏文第三次厘定作为界限。这样，我们需从辩证的角度审视敦煌藏经洞关闭年代及原因和古藏文文献断代时间之关系。最后，探讨与敦煌藏文文献相关的吐蕃史学思想。吐蕃史学，只能从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历史文献着手，要从古藏文史学资料进行梳理和挖掘。对敦煌出土古藏文史料进行分析发现，吐蕃时期藏族史学基本是一种人文思想为主的人本主义史学观，并受到大唐等周边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叙述方法之影响，有明确史学交流的证据，同时，有自身独具的史学评判标准和历史书写风格。

第一章，敦煌藏学学术源流。该成果主要对三个问题进行论述。第一是回答何谓“敦煌藏学”的问题。“敦煌藏学”作为专门的学术术语，有其特殊的所指含义和理论范畴，有它形成体系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理论方法。敦煌藏学是指以敦煌地区发现古藏文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兼顾西域、青藏高原本土出土的其他古藏文文献及吐蕃史的相关理论研究，以藏学的视角，开展敦煌＋藏学的学术研究传统。第二是与敦煌藏学有渊源关系的古代藏族史家之学术传统。自吐蕃时期以来，藏族史家中有关注吐蕃历史及文化的学术人物，有部分学者专门针对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藏文材料进行专题研究。这些对敦煌藏学研究尤其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来讲，是有传承的学术研究体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第三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敦煌藏学学术之正式形成。敦煌藏文文献在20世纪初被发现后，大量文献分散收藏在国内外多家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并开始了最初的整理性研究。对敦煌藏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起初是在国外进行的。英国、法国及日本的藏学家对法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等地古藏文文献进行分类、编目、翻译和解题等整理工作。在此时期，藏族学者更敦群培在印度参与了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并与西方学者合作进行了初步研究，最终写出《白史》等影响海内外藏学界的不朽之作。由此判断，更敦群培研究敦煌古藏文文献是与西方学者同时进行的，并且从研究深度和整理角度讲，更敦群培应该是敦煌藏学之先驱，虽然在他之前有西方学者开始接触敦煌藏文文献，但具有学术意义的文献研究是从更敦群培那个年代才开始的。

第二章，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形成及其研究现状。该成果从五个部分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形成及研究现状进行系统论述。第一，何谓“古藏文文献”？一般而言，古藏文文献是指敦煌一带发现的公元12世纪之前的藏文文献、西域麻扎塔克和米兰出土藏文文献、青藏高原本土发现的古藏文写卷、吐蕃时期各种碑刻材料及周边地区的古藏文材料，藏文“yig  rnying”一词，即指此类藏文文献。第二，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基本情况。按照版本学的角度对古藏文文献进行分类，目前古藏文文献有16大类，有宗教、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为内容的文献材料，分类之细、内容之多可直接与敦煌汉文文献媲美。第三，敦煌藏文文献的形成过程及抄写情况。敦煌等地发现的古藏文是经过吐蕃时期的创作和大量抄写而成，时间跨度经历了几个世纪，形成时间较为漫长且复杂，经过了两次大的藏文厘定过程。同时，敦煌等地藏文佛经文献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抄经制度，有专员进行监督和审查，参与民族有吐蕃人、唐人、回鹘人、突厥人等诸多民族，队伍庞大，制度严密。第四，藏文文献的种类及具体收藏状况。根据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古藏文文献有木简文献（464件）、石刻文献（26件）、钟铭文献（4件）和写本文献（国内大陆收藏13079件，台湾5件，国外8413件）四种，分别收藏在国内外大型图书馆和重要科研机构，其中法国、英国及国内甘肃省最为丰富。第五，敦煌古藏文写卷的研究现状。敦煌藏学学术传统自形成开始亦迅速发展，经过百年来的不断发展，现已形成体系化的学科体系，研究成果丰硕，研究方法多样，多语种研究模式也逐渐形成。

第三章，敦煌藏学学术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该成果分三节进行重点探讨。第一，敦煌藏学学术之研究传统的形成。敦煌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文献学方法为基础，历史学研究为核心，宗教学研究为主要发展趋势。这既是敦煌藏学学术的研究传统，也是敦煌藏学学术的基本发展脉络。第二，敦煌藏学学术之特点。对整个敦煌藏学学术体系进行分析发现，敦煌藏学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特点。从敦煌藏学的学科基本属性来讲，敦煌藏学具有文献整理为基础的特点、史学研究为中心的特点、多元学科为方法的特点等内在学科特点，而这些学科特点正好证明敦煌藏学是一门独具特色的具有民族学属性的中国史研究内容。第三，敦煌藏学学术的体系化发展及存在问题。自更敦群培大师对敦煌藏文文献进行科学研究以来，敦煌藏学领域不断出现新的思想和新的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由藏文、中文和外文撰写，从而形成敦煌藏学的三大研究体系，即藏语系统敦煌藏学研究、汉语系统敦煌藏学研究和外语系统敦煌藏学研究，各具特色、相辅相成。由于出现三大研究体系，敦煌藏学研究向学科综合性方向发展，成为一种学科群，多语种方法综合运用，这实际上是有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的。不过，作为一门显学的敦煌藏学同时也存在一些技术性和理论层面的问题，如缺乏不同语系研究体系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多学科方法的有限运用及标志性成果不多等，而这些问题制约了敦煌藏学在新时代的渐进式发展，有待及时纠正和弥补。

第四章，敦煌藏学研究的学术发展史。该成果用四个部分评述敦煌藏学学术发展史。第一，更敦群培与他的敦煌藏学研究。更敦群培作为敦煌藏学研究尤其是作为藏语系统敦煌藏学研究的先驱，他的相关研究对敦煌藏学具有重要意义。更敦群培在印度期间，曾有机会接触发现于敦煌的藏文文献，并成为目睹这一珍贵历史文献的藏族第一人。因更敦群培长期关注吐蕃史及藏族古代历史文化，他即用这些材料进行学术研究，并尝试释读《吐蕃编年史》等一手资料，用现代藏语解读古藏文历史文献，最终写成《白史》等史学名著，开启敦煌藏学研究之门。第二，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敦煌藏学研究。这一时期的敦煌藏学基本是一种整理性的研究，即对敦煌等地发现的古藏文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译介，各研究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整理编目及解题释读方面。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敦煌藏学可以说是国外敦煌藏学，参与者基本均为国外藏学家和敦煌学家，如伯希和、巴考、斯坦因、图齐、戴密薇、拉露、石泰安、麦克唐纳夫人、今枝由郎、布伦多等。因处于前期阶段，此时期国外敦煌藏学的研究是以文献整理和翻译为基础，吐蕃史研究为切入点。第三，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的敦煌藏学研究。此阶段的敦煌藏学可分为国外敦煌藏学研究和国内敦煌藏学研究，国内敦煌藏学初次步入正途。以国外敦煌藏学为例，山口瑞凤、今枝由郎、乌瑞、石泰安、武内绍人、白桂思等名家撰写大量学术论著，对敦煌藏学奠定了厚重的基础，影响至今的部分敦煌藏学研究巨著也形成于此时。在国内，以王尧和陈践先生为主，掀起了一股敦煌藏学热。这一学术热潮实则形成于东噶活佛，东噶活佛在中央民族大学开设古藏文课程，并指导王尧等人从事敦煌藏学研究，取得瞩目成绩。除王尧和陈践外，此时的主要学者还有陈庆英、端智嘉、高瑞、恰白先生、恰噶·旦正等，有了他们的相关研究，国内敦煌藏学研究逐渐形成气候，各大民族院校藏语文专业也相继开设敦煌古藏文课程，培养了一批学生。第四，21世纪以来的敦煌藏学。卡岗·扎西才让于2003年主编出版《古藏文文献研究论文集》，对之前20年来的藏语系统敦煌藏学研究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对20世纪藏语系统敦煌藏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此后，敦煌藏学就进入了21世纪研究阶段，敦煌藏学也迎来了新的春天，可以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国内敦煌藏学研究。该成果主要对扎西才让、杨铭、林冠群等著名敦煌藏学专家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介绍，肯定他们对敦煌藏学的学术贡献。另外，此阶段问世的新成果较多，创新内容也较为丰富，尤其是年青一代学人的大量参与，使得国内敦煌藏学研究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开创了敦煌藏学新时代的到来。

第五章，敦煌藏学学术体系。该成果从两个部分对敦煌藏学学术体系进行理论分析。首先，对敦煌藏学学术体系之内容架构进行系统梳理。按照敦煌藏学之主体架构，敦煌藏学有敦煌藏学历史学、敦煌藏学考古学、敦煌藏学民族学、敦煌藏学宗教学、敦煌藏学艺术学、敦煌藏学民俗学、敦煌藏学语言学、敦煌藏学文学、敦煌藏学文献学、敦煌藏学科学技术、敦煌藏学文物保护科学、敦煌藏学学科理论等十二大门类。其次，对敦煌藏学研究的几大主要学科领域进行介绍评述。这一节主要对敦煌藏学的文献学研究、历史学研究、考古学研究、民族学研究、宗教学研究、艺术学研究、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等领域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进行分类叙述和评价，从中可知哪些学者的哪些成果在哪些领域独树一帜，成为标志性成果。从整个敦煌藏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来看，敦煌藏学的某些学科领域比较薄弱，无法出现标杆型成果，其研究规模、质量均不如人意，有待建设培养。

第六章，敦煌藏学与敦煌学之关系。成果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敦煌学与敦煌藏学。所谓敦煌学，主要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涉及敦煌学理论、敦煌学史、敦煌史事、敦煌语言文字、敦煌俗文学、敦煌蒙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与中西交通、敦煌壁画与乐舞、敦煌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敦煌藏学，亦指以敦煌、西域及青藏高原本土发掘的古藏文文献为中心，对吐蕃及其前后时期藏族及周边民族历史文化进行综合研究，采用多学科方法进行吐蕃史地及古藏文写本全方位研究的学科。第二，敦煌学与敦煌藏学之关系。敦煌藏学作为专门研究敦煌学学科中的藏学部分，它在学科上应属于敦煌学之分支。敦煌学是一门多学科并举的大的学科群，其中不仅包含敦煌藏学，同时包含了敦煌突厥学、敦煌回鹘学等其他学科内容。有因此，敦煌藏学的发展关乎敦煌学的发展，敦煌学的发展同样依赖敦煌藏学的进一步建设和挖掘。要对敦煌学学术发展史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和研究，就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和不同领域的开拓，其中当然包括敦煌藏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和理论贡献。

该成果以“敦煌藏学学术史”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对百年来形成的敦煌藏学学术体系进行梳理分析和研究，以历史的线性发展为主要脉络，体现敦煌藏学学术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全面性。

根据对敦煌藏学学术史的系统研究，得出以下结论，而这些结论又是本成果对该领域所做的主要学术建树。（1）敦煌藏学学术体系有明确而独特的研究范畴及研究目的、理论框架、学术源流；（2）至目前，敦煌藏学已基本形成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及理论方法体系；（3）敦煌藏学学术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富，敦煌藏学的许多创新性研究和理论观点对充实敦煌学学术体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4）敦煌藏学学术史是以敦煌古藏文文献、敦煌吐蕃史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学术史，同时也是敦煌学的分支学科发展史；（5）敦煌藏学学术史与敦煌藏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发展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敦煌藏学学术史与该学科本身的发生、发展同时并进；而另一方面，从学术史角度分析，敦煌藏学学术史是属于敦煌古藏文文献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内在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

同时，成果也全面梳理了敦煌藏学学术研究的各个环节，通过文献回顾，探讨敦煌藏学的学术基础及研究历程，尤其注重敦煌藏学的学术源流。另外，利用纵横向并重的研究方法，把社会文化思潮对学术研究理念的影响等纳入研究视野。注重历史地、客观地认识敦煌藏学学术问题，并运用逻辑的发展的观点来发掘其学术发展规律，注重藏学与敦煌学或史学的理论方法的互补性研究，历史地对待敦煌藏学学术的发展历程。具体讲，一是对敦煌藏学文献类、史志书目类等“前”研究著作进行撰写体例和研究方法上的总结；二是对百多年来敦煌藏学学术史研究类论著的理论贡献、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进行梳理总结；三是在此基础上，从多角度对已有学术成果进行简要评骘，把百多年来敦煌藏学学术史进行分类总结，对某些研究类论著的理论方法进行简要分析。

研究方法上，采取学术的纵向与横向研究方法，并以文献资料的调查追踪为重，注重敦煌学研究的整个学术发展过程，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充分运用学术史研究方法及文献学、史料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手段，灵活运用调查研究方法、分析方法、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方法对敦煌藏学学术发展史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客观、深入的梳理概括研究。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该成果是对敦煌藏学学术史所做的理论性研究著作，本身具有较大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对整个敦煌藏学及古藏文文献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均会起到推动作用，直接产生社会效益。

（1）通过对敦煌藏学学术进行梳理和概括研究，系统地罗列和评述了敦煌藏学学术的历史发展线索，从而了解敦煌藏学的学术思想，找到敦煌藏学学术体系的基本框架，进而深入认识和了解敦煌藏学研究者在对待学术研究时所显示的理论观念和智慧。这对深化我国敦煌学学术史及民族学术史基础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2）敦煌藏学学术研究遗产，大多散见于由文字记载下来的文献资料里。其中有古藏文文献，也有后弘期的古籍文献及汉文古籍文献和其他古代民族古籍文献，还有大量的近代以来留存下来的敦煌藏学各类研究成果；有较为系统、完整的学术论著，也有零散的学术史资料。本研究对这些丰富的学术成果遗产进行了综合发掘和梳理研究，在整体上努力解释敦煌藏学学术史的本来面目，这对弄清历史上汉藏学术的交流与相互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3）直到目前，对于敦煌藏学学术的研究主要依靠着已出版或发表的单一文字资料，如只顾藏文类敦煌藏学研究成果或汉文类敦煌藏学研究成果，故对敦煌藏学学术研究的叙述是不全面的。该成果通过对藏汉英三种不同语系的学术研究系统，从学术史角度做多角度、多方位、互补性研究，重构敦煌藏学学术史体系的历史发展脉络，改写一些已有的学术定论。这一做法对我国敦煌学学术研究、藏族学术发展史研究乃至中国传统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仍有大量富有敦煌藏学学术思想内容的藏文学术著作及外文学术成果待整理和系统梳理，近年来一些标志性敦煌藏学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这要求我们对敦煌藏学学术史的研究进行重新审视和理论阐释。本研究从这一需求出发，对敦煌藏学尤其是近期主要的学术成果按时间排序进行学术史梳理，撰写出一本较为全面的敦煌藏学学术发展史。

（5）该成果在实施过程中产出的主要阶段性论著，对敦煌藏学以及敦煌学的发展具有较大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如《古藏文文献学导论》，不仅是本成果理论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同时也是敦煌藏学研究领域重要的理论创新，并先后被西北民族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确定为藏族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参考书。其他发表的阶段性学术论文，也是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论述有关敦煌藏学，被藏学界所应用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