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浦摩尼教研究

敦煌研究院杨富学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霞浦摩尼教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4XZS00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杨富学、彭晓静、包朗。

一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2008年以来，福建霞浦上万村、屏南降龙村一带发现了大量摩尼教文献、文物与古遗迹。新材料的发现，促进了福建摩尼教的繁荣。陈进国、林鋆撰《明教的发现——福建霞浦县摩尼教事迹辨析》，探讨了摩尼教教主林瞪的身份及其与福建摩尼教的关系问题。元文琪《福建霞浦摩尼教科仪典籍重大发现论证》通过《摩尼光佛》与敦煌汉文摩尼教经典进行对比，确认霞浦科仪书与敦煌摩尼教汉文经典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林悟殊《明教五佛崇拜补说》指出，早期霞浦摩尼教主要依托佛教，到后期才逐步转而依托道教。林氏另文《霞浦科仪本〈下部赞〉祷文辨异》通过对《摩尼光佛》中《下部赞》诗文与敦煌所见《下部赞》进行比较，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异同。

不唯国内，霞浦摩尼教的发现，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旅美学者、哈佛大学马小鹤教授较早获得了霞浦最早发现的《奏申牒疏科册》，尽全力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福建霞浦县明教遗存》《摩尼教十天王考》《从“平等王”到“平等大帝”》等论文，对摩尼教神祇“明教五佛”尤其是夷数、耶俱孚等进行了探讨，对“十天王”“地狱”“平等王”“三常、四寂”“五明性”等术语做了新解释，并探讨了霞浦与中原摩尼教的渊源关系。

林悟殊、元文琪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摩尼光佛》的极少数章节，马小鹤的重要研究对象主要是《奏申牒疏科册》，吉田丰的术语解释，这些无疑都是研究摩尼教的有益借鉴。但是，由于霞浦摩尼教文献尚处于未公布的状态，而且仅有少数学者可看到照片，能够亲睹实物者更少。这一现状极大地制约了霞浦摩尼教的研究。霞浦文献与敦煌、吐鲁番摩尼教文献乃至与西方摩尼教的关系，摩尼教与佛教、道教的关系，摩尼教华化的完成，摩尼教在中国的流传，中外摩尼教文物文献的重新界定，摩尼教对中西文化交流史，尤其是中国、伊朗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甚至有重新定位的必要。以摩尼教与道教的关系为例，学界的研究多不深入，如福州福寿宫本为摩尼教，却被误认作道教寺院，原因就在于资料的匮乏。即使有些已引起重视的霞浦文献，录校常存在失当之处，以之为据进行研究，势必会存在各种问题。因此，系统整理研究并公刊霞浦摩尼教文献，成为当务之急。有幸的是，笔者蒙霞浦摩尼教文献发现者林鋆先生信任和厚爱，交付当今所获霞浦摩尼教文献照片并嘱托研究，是以笔者有便利的条件公布校注霞浦摩尼教文献，进而推进霞浦摩尼教的深入研究。

摩尼教产生于波斯，后来流行中国，会昌灭法后，摩尼教在中原遭到禁绝，唯在东南沿海一隅得以幸存。

对霞浦摩尼教历史、文化与文献进行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意义。一是霞浦摩尼教的华化非常彻底，而且史料记载清楚，对其研究，有利于揭橥外来宗教之华化进程；二是借助霞浦摩尼教文献有助于澄清摩尼教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争端，比如对福州福寿宫宗教属性的判别；三是摩尼教在福建地区的流行自古而今，传承不绝，已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全面认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四是宋元时代东南沿海农民起义多与民间宗教息息相关，通过对霞浦摩尼教研究，有利于深入揭示这一历史现象形成的深层原因；五是摩尼教形成于波斯，由回鹘高僧传播于福建，对于认识古代丝绸之路上宗教文化的传播，促进中国与伊朗间的文化交流，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该成果除绪论外，主要内容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上篇为霞浦摩尼教史论，下篇为文献研究。其中前者有八章，大体可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为霞浦摩尼教传播历史，含第一、二章。摩尼教自3世纪在波斯兴起，曾在波斯盛极一时，后因受波斯王瓦拉姆一世的残酷迫害，教徒流徙四方，于762~763年传入回纥，成为国教。843年，会昌灭法，摩尼教受到禁断，回鹘高僧呼禄法师潜入福建，继续传教，摩尼教遂由福清传入福州，再传入泉州，再传入霞浦，在林瞪时期及其以后，摩尼教得以发扬光大，形成了新的摩尼教体系——霞浦摩尼教。其传承系统为呼禄法师（胡天尊）→高佛日→西爽大师→陈诚庵→孙绵→林瞪。通过霞浦、屏南等地发现的摩尼教文献，结合福州、福清、泉州、莆田、霞浦、屏南、宁波等地发现的摩尼教遗物，探讨林瞪的活动及其在摩尼教史上的地位。按照霞浦摩尼教文献的记载，林瞪不仅精于武术，而且善于祈雨、护佑民众，故而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尊崇，被尊为霞浦摩尼教教主。依霞浦摩尼教传统，在有些情况下，林瞪的地位仅次于摩尼光佛，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林瞪则与摩尼光佛具有平等的地位。林瞪之善于祈雨，显然与粟特摩尼教、回鹘摩尼教善于祈雨的传统息息相关。

第二个方面为摩尼教神祇及其系统，首先论述福州福寿宫的摩尼教性质及其重要性。福州福寿宫，过去一直被认定为道教寺院，该成果通过霞浦摩尼教文献，结合寺院造像、主供神祇和配殿的布置与神祇，认为福寿宫应为摩尼教寺院。过去，学界一直把泉州草庵视作摩尼教寺院的唯一遗址，其实，福寿宫规模比之更大，内容更丰富，而且至今不绝，可视作古代摩尼教的活化石。其次探讨摩尼教的神祇谱系。在霞浦摩尼教文献中有“光明众”和“一切神众”之谓，佥指摩尼教神祇。摩尼教神祇众多，其中最受崇拜者为五佛，即印度教那罗延佛、火祆教苏路支佛、佛教释迦牟尼佛、基督教夷数和佛和摩尼光佛。后来，在霞浦摩尼教中演变为三佛，即夷数（耶稣）、电光王佛和摩尼光佛。可以看到，在这些变化中，未变的只有夷数（耶稣）和摩尼光佛。此外，还有众多来自道教的神祇，如真武大帝、许真君、马天君、贞明法院三十六员天将、七十二大吏兵等，也有佛教神祇，如观音菩萨、泗州大圣、四梵天王等，也有基督教神祇如俱孚元帅等，还有福建民间信奉的“三奶夫人”陈靖姑、林纱娘和李三娘等，甚至还有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孟子等，这些都体现出霞浦摩尼教不断走向“脱夷化”“民间化”乃至“中国化”的变化特征。继之论述摩尼光佛的造像艺术及其特征。摩尼光佛像过去仅在吐鲁番壁画和泉州草庵有所发现，课题组通过调查，在福建诸地找到了多件摩尼光佛造像，如晋江苏内村水尾宫（境主宫）和曾姓村民家中都有摩尼光佛像。在晋江市东石镇也保存有摩尼光佛木雕造像，在霞浦上万村、福州福寿宫也可见到。通过福建与吐鲁番所见摩尼光佛形象特征之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差异颇大。个中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三个方面在于探析霞浦摩尼教对闽浙一带民变的影响，包括第五至第七章。敦煌摩尼教多依托佛教，几乎没有道教成分的存在，霞浦早期摩尼教文献《摩尼光佛》中同样含有非常丰富的佛教成分，虽有些许道教因素，但相当稀少，符合宋代以后摩尼教开始依托道教这一史实。越靠后的霞浦文本，道化成分就越浓，如霞浦文献所见之摩尼教摩尼光佛、夷数和佛和电光王佛，明显是道教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老子）的借用。霞浦民间向摩尼教三清祈祷，无非是要祈求禾稼丰收、人民安康。霞浦文献中属于《奏三清》的抄本至少有五个。在《奏三清》诸本中，无一例外均将原本已佛化的摩尼教神名号又进行道化，两层“外衣”非常明显，即在佛化后又覆以道教的“外衣”，这与摩尼教华化轨迹吻合，也反映出摩尼教为了生存不得不逐步民间化，且亦佛亦道，逐步形成了华化摩尼教之多元文化品格。在明代以后形成的摩尼教科仪书《冥福请佛文》中，又增加了昭烈大帝（刘备）、梁武大帝（萧衍）、大成至圣文宣圣王（孔子）、颜回、孟亚（孟子）及汉传佛教特有的地狱十王等，名目繁多，统统被纳入摩尼教神祇系列。宋代闽浙地区，“吃菜事魔”之党风行一时，屡禁不止，它引领了方腊起义等几次大规模的民变，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从近期于福建霞浦、泉州和福州等地发现的摩尼教资料看，宋代摩尼教在遭受来自官府的种种打压后，开始由尚和戒斗而向尚武斗狠方向转变，以图自保，同时向帮会化转型，逐渐形成了严密的宗师体系和堂口组织，加上摩尼教崇尚光明，提倡禁欲崇俭和团结互助，对于贫苦农民很有吸引力。这些特征非常有利于农民起义的发动，应为宋代民变多与摩尼教相蟠结的历史原委。

第四个方面，即第八章。2008年10月以来，福建省霞浦县柏洋乡上万村周围发现了大量摩尼教遗物，接着，在福州、屏南等地相继发现摩尼教遗存，既有文献、文物，也有摩尼教庙宇，尤其是屏南降龙村，家家户户供摩尼光佛和林瞪。两次考察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可以看出，摩尼教是一种活态宗教，在福建省霞浦、福安、屏南、福州、晋江乃至浙江省南部都有存在，均可归入霞浦摩尼教系统。与原始摩尼教不同，霞浦摩尼教在流播过程中，因应形势的不同而逐步佛道化甚至民间化，这大概是霞浦摩尼教能够在福建、浙江一带绵延不绝的原因所在。

下篇十章，其中第九至十一章研究了霞浦摩尼教文献中比较典型的三篇文献，其一为《摩尼光佛》，此为产生年代最早的文献之一。通过研究可以看出，该文献对摩尼教术语的大量运用、对摩尼教神明的极力讴歌，夷词夷偈的大量援引等，可知其制作者对中古摩尼教十分熟悉，而其中“恾示”“末尸诃”等唐代特用语的零星出现，则将其制作时间推向唐末。而其中出现的“五佛崇拜”“弥勒崇拜”等现象则又瓜葛宋代，而其中并无常见于霞浦文献的林瞪崇拜现象，则将制作时间推向宋仁宗之前。综而言之，《摩尼光佛》科册当为会昌入闽之呼禄法师（胡天尊）等始修，历五代至宋初而成册。其二为《冥福请佛文》，一般作为法师在做道场时请佛之用，虽篇幅较小，但所请之神甚为庞杂，有摩尼教、佛教、道教、儒教和民间信仰的各种神祇，尤其是文书中所反映出来的佛教地狱十王思想，其内容与敦煌等地发现的《佛说十王经》《地藏十王图》有不少关联，堪称摩尼教在福建地区走向佛教化的典型代表。其三为《点灯七层科册》，“点灯七层”源于佛教法事，是与“悬五色幡”相匹配的佛教法事仪轨，祈请的对象为药师佛，然本册主要阐发的是摩尼教教义，内载神祇多为摩尼教和道教神佛，体现了摩尼教传入福建后依托佛道传播其思想的发展模式，也说明了摩尼教与佛教和道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对霞浦摩尼教文献中的比较重要的文献，如《冥福请佛文》《点灯七层科册》《兴福祖庆诞科》进行了录文与校注，对《贞明开正文科》《明门初传请本师》《乐山堂神记》进行了录文，以便为学界提供比较完善可信的原始资料和文献校注本。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摩尼教形成于波斯，兴盛于中国，对唐、宋、元时期中国历史影响不小，尤其在闽浙地区，更是影响巨大。霞浦摩尼教文献、遗物的发现，大大填补了中国宗教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同时，对于波斯宗教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研究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教由回鹘僧传入，故而对回鹘历史文化研究来说，其学术价值同样不容小觑。摩尼教史回鹘的国教，对回鹘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霞浦摩尼教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回鹘摩尼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