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史学批评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刘开军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中期史学批评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6BZS004），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清代中期史学批评研究》旨在对有清一代自康熙朝中期以后至于道光朝约160年间史学批评的现象、重点、特点、成就与不足做出合乎事实的梳理和评判，着力探究史学家争论什么、为什么而批评、批评背后的理论意蕴与方法、批评的诉求等问题。史学批评因其具有明确的指向性、鲜明的导向性和强烈的反思性，能够体现中国古代史学家所秉持的史学精神、概念、理论。它是连接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学术纽带，也是通往史家精神世界的桥梁。明乎此，对于从一个新的视角推进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探索价值；对于充分而理性地继承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对于当前的史学发展、史学评论、营造健康活跃的史学氛围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史学体系有多方面的启示。

《清代中期史学批评研究》包括绪论、正文和余论。诸部分各自承担着撰述上的任务，各有明确的范围，同时又彼此联系、紧密配合，较为集中地回答了清中期史学批评的基本问题和重要问题。

绪论是对清中期历史与史学的扼要介绍，为该成果研究的开展做一个引子。第一章讨论的是自先秦以来至于清初两千多年来的史学批评传统对于清中期批评家的影响，刘知几的作用不可小觑，而仅有悠久的传统并不一定能产出史学批评的硕果，所以，还需落脚于清中期批评家的学术素养，他们学通文史，毕生治史，胸怀学术公心，这一切都为史学批评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章是从专文、专书、提要、序跋、书信、读史札记和考史著作等七种史学文献，辨析史学批评的气象、思想性和资料的隐蔽性。总的来看，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出现的主要史学批评载体在清代中期的史学批评发展中都有所反映，甚至还出现了集大成的趋势，如在史学批评专书方面，出现的《文史通义》，在目录提要方面出现的《四库全书总目》，在考史论著方面，有《廿二史考异》。从上述举例述略中也大致可以看出，清代中期史学批评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第三章与第四章是本课题中的重头戏。回顾《史通》的传布和研究史可知，至明中后期，《史通》愈发紧密地与彼时的史学理论发展相关联。在前代《史通》研究的基础上，清中期形成了《史通》研究的浓厚风气，把“《史通》学”推向了高峰，也随之将史学批评引向深入。黄叔琳、汪由敦、章学诚、钱大昕、王鸣盛、纪昀、崔述等人均发表过有关《史通》的评论。我们认为尽管批评家对《史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指摘，但清代官方与私家都不得不承认《史通》的学术价值。《史通》已深度参与到了史学理论与史学批评的实践中。

这一时期出现的《史通》研究专书中，浦起龙的《史通通释》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史学批评见解。浦起龙为刘知几“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作了辩解，并为“阴用其言，而显訾其书”鸣不平，为刘知几的《疑古》《惑经》提出了一家之言，凡此为清代史学批评开一生面。纪昀的《史通削繁》则以选本的形式展现了清代汉学家的史学批评兴味和见识。史钞之风至晚明甚盛，清初流风未歇。但像《史通削繁》这样，以一部史学批评专书为对象的史钞，却不多见。节选与评点交融，隐性与显性相辅，构成了《史通削繁》独特的批评方式。纪昀与刘知几颇多学术共鸣之处，但纪昀毕竟是一位从汉学家，不同的学术眼光，决定了纪昀与刘知几的异趣。共鸣也好，异趣也罢，说到底，纪昀都在表彰《史通》的批评之学，也借此成就了纪昀的史学选评事业。

书目提要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重要载体。史书提要的对象虽是一部一部的典籍，但它涉及史学的方方面面，举凡史家才学、心术、编纂体裁、体例、史学思潮和时代烙印等，都有所反映。如果说“考镜源流”主要是知识层面的考辨与梳理的话，那么“辨章学术”则侧重于思想文化层面的讨论。《四库全书总目》虽由纪昀最终删改润色而成，但纪昀也有所凭借，这便是来自多个渠道的四库提要稿。现存四库史部提要稿主要包括：邵晋涵、翁方纲和姚鼐等人所撰提要稿和《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江苏采辑遗书目录》等。尽管每一种提要稿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被采纳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四库全书总目》对四库提要稿都做了一定的剪裁。首先，在批评语言上，追求准确简明，避免冗杂歧义。其次，在批评分寸上，讲究恰到好处，力戒过分抑扬。再次，在批评空间上，有意扩充，强化评骘学术的功能。最后，在批评方向上，做了一定的修正与调适。作为乾隆年间官修的大部头目录书，《四库全书总目》重视解题，举凡史书分类、文献考辨、史文繁简、体例纯驳、史家微言等，皆有所涵括，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琳琅满目的史学世界。《四库全书总目》与清代一般史学批评文献（尤其是目录书）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它的官方角色。它意在彰显正史的“钦定”属性；把皇帝旨意转换为史学批评的标准；在宋、辽、金、元史的评价中，驳斥独尊宋朝的正统论。《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品评古今史籍的优劣与是非，有干预、引领当时史学发展方向之意图。为了实现这一使命，馆臣又极力展示宽和、公允的批评姿态。应该说，《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自身学术形象的塑造是比较成功的。但代表官方立场的史学批评毕竟禁忌太多，须代朝廷立言，考虑朝廷的文化策略，为学林表率。因此，在史学批评上难有大的突破和创造。

此后，阮元和周中孚都以各自的方式延续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批评精神。尤当注意者，是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周中孚看重史书的资政意义，关注史书的考证水准及其史料价值。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断限等问题，虽也论及，却不是他论史的重点。周中孚虽也肯定一些明代学人著述，间或批评本朝著述，但总体倾向则是褒奖本朝史学而贬低明代史家，时不时地流露出对明代史学的不屑。周中孚的斥明与崇清，并不是皇朝易代在史学批评上的折射这么简单，而是汉宋之争在史学批评上的一次回响。

第五章《史论批评与历史评价》以批评家对史书论赞的评论为切入点，借此观察在考据占据主流的时代中，批评家对论赞的态度。事实表明，牛运震、王鸣盛、章学诚都比较重视论赞的品评，多重视史论的褒贬允当和是否得其要领，但他们在叙事与论断关系的认识上却存在一定的分歧。牛运震等个别史学家肯定史论的叙事功能，却摒弃叙事之中的论断精神，则显示出某种认识上的倒退。

第六章和第七章是有内在联系的篇章。第六章着重讨论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与以钱大昕为主将的考据学派在史学批评的学术分野。考据学派和浙东学派所秉持的优秀史家和史书的价值取向不同。考据学派更看重那些信而有征的著作，欣赏博学、考索之人。而浙东学派则更青睐于具有卓越史识和独创性贡献的史学家，以及义例独断的史书。本课题以两派对“三通”的不同评价为例，展示了浙东学派重独断之学，而考据学派偏好考索之功。但分歧并非两派史学批评比较的全部结论。浙东学派的史学批评妙悟于心，长于鉴赏；评点机巧，工于抽绎，善于说理。考据学派的史学批评贵在专精，言必有据，文辞虽不华美，但朴质可喜，精于纠谬。最终，两派在对道这个终极目标上的共同追求中，走向融合。这是清代中期史学批评的一大特色。章学诚无疑是清代史学批评史上最有成就的史学家。他深刻阐释了“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提出了“史德”“史意”“撰述”“记注”四个范畴，又继承了司马迁、郑樵以来的“通史家风”。“史德”论将古代的史家心术论提升到了历史哲学的高度。章学诚倡言史意，实有对抗乾嘉考据风潮之意，而“撰述”“记注”奠定了他史学批评的基本价值取向。

嘉道时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年代。以时代与史学的互动而论，道光年间已有时代先觉者发出“衰世”之“警言”，这就是汤鹏的“畏史”论和龚自珍的“尊史”论。“畏史”之“畏”不是生杀所致的恐惧，而是世人对史学的敬畏之心。“畏史”的思想符合逻辑地指向“史权”。而龚自珍的“尊史”论又与汤鹏的“畏史”论交相辉映。汤鹏与龚自珍最终都谈到了“道”的问题，清晰地表现出史学批评与政治、大道之间的联动关系。这也足以说明，古代史学从来没有自外于政治，甚至是士大夫参与政治、影响政治的重要方式。

该成果的余论部分，是对清中期史学批评的贡献与局限的总结。课题组认为，上自帝王下至一般士大夫，都扮演着史学批评家的角色，足见清代中期史学批评的广泛参与性。清中期的史学批评实践催生了相应的史学理论，并影响到了修史，贡献有目共睹。但它也有一些局限，包括史学批评中的武断、绝对化倾向；表现出意气之争，甚至还存在个别硬伤。小疵不足以掩大醇。清代中期史学批评家的这些局限，相对于浩繁的评论而言，实为白璧微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