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军事制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军事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3BZS027），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段真子、李淑、蒲宣伊、何亦凡、文悦、陈宸。

唐代军事制度的演变，与唐朝整体的发展衰落紧密相关。此题经过欧阳修《新唐书·兵志》的揭示，成为史家认识唐朝的一个重要思路。但是，宋朝以后，珍惜唐朝前期兵制即府兵制的情绪和言辞占据主流，《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影响巨大的历史著作，几乎都持相同的观点，不仅把府兵制看作是唐朝崛起的原因和表现，也把府兵制的衰落与唐朝的衰落等量齐观，他们确信，如果没有府兵制的衰败，就不会有唐朝的盛极而衰，就不会发生安史之乱。后来学者，都认同欧阳修的观点，认为军制与国家的总体走向，大有关系，因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特别是中日学者，从陈寅恪到滨口重国、日野开三郎、菊池英夫等多有研究。

那么，既然前贤研究多有成就，该成果的创新之处何在？

第一，对于府兵制的问题，有了研究新推进。府兵制度下，从《新唐书》开始，认为全国府兵都有“番上”或“上番”问题，并明确指出番上就是“宿卫京师”。不管府兵的地团何在，每年都要定期到京师值班。番上，体现府兵士兵的“卫士”特点，是皇帝安全的保卫者。唐朝幅员辽阔，交通条件有限，如果全国卫士都上番京师，那么主要的时间都会消耗在路上，这很不合理。此前学者，也有对此表示怀疑者，但没有发现关键资料，怀疑停留在表面，无法论证。在吐鲁番文书的整理过程中，笔者发现了关键资料。今吐鲁番是唐朝的西州，当地设有前庭、岸头府、天山和蒲昌等四个折冲府，属于府兵体制毫无问题。在唐高宗时期，发现西州折冲府的军官在农忙的时候向西州都督府请假，另外雇人替在“上番”，自己要回家去收割等。而这类请假，无一不被批准。唐朝前期，制度化严格，制度执行也很严格。那么，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给出的信息证明，西州折冲府的军官在当地轮流值班也被称作“上番”。新资料是出土资料，史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与《新唐书》的说法全然不同。这时，再反思《新唐书》的说法，问题确然，以前的怀疑，终于落到实处。番上问题的新解释，是一个前一发动全身的问题。此前，学者们讨论府兵制的衰落，其中一点引人重视，就是府兵士兵的负担问题。府兵的折冲府，并不是全国的所有州都有，这样全国的军事负担就有不同，军府州自然负担更重。在府兵的各种负担中，番上是重要的一个。想到千里赶往京师，然后再返回本地，这路上的艰辛苦难，自然是沉重负担。有学者甚至仔细考证士兵的负担，甚至有专门的著作研究这个问题。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情况看，此前的理解都是不正确的，府兵在当地值班，也是番上。番上并不是仅指宿卫京师。这是一个重要突破，对于唐代府兵制度的理解，产生推动作用。

第二，边州府兵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强调府兵的中央军性质，认为府兵都隶属于十六卫，是中央军的体现。从表面的关系看，所有折冲府都隶属于十六卫，折冲府的名号和印章，都能证明这一点。那么，边州（唐朝特有行政概念）的折冲府，在日常的管理、指挥、调度方面，是否在十六卫的直接管辖之下呢？从西州的折冲府情况看，四个折冲府的指挥者，是西州都督。折冲府的日常管理向都督府汇报，折冲府官员请假对象也是西州都督，军队垦田事务要向都督府报告，当地军事调度权力，也在西州都督。比较其都督府的实际权力，所谓十六卫的隶属关系，其实是表面的，只有名义的价值，没有实质意义。府兵制的发展，最终使得唐朝的军力向两个方向收缩，一是守卫京师和皇宫的禁卫军，二是边疆军镇。尤其后者，节度使军制的发展，最初就来自边州的军事力量，即边州府兵。强调边州府兵与后来军镇制度的渊源关系，是此前学界较少注意的。

第三，府兵制度下的军马问题。也是得益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许多事关军马的资料，深入研究之后，对于府兵制下的军马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除了骑兵之外，唐朝府兵制时代，后勤保障是离不开马匹等畜力的。那么，唐朝的军马之制如何呢？本课题在“六驮”制度、承直马制度、丝绸之路上的绢马贸易等方面进行探讨，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都有所推进。安史之乱，丝绸之路的贸易中断，尤其对于唐朝而言，遭遇巨大困难。唐后期回纥之所以对唐朝为所欲为，就是因为他们垄断了丝路贸易，让唐朝丧失了对军马来源的掌控，不得不接受回纥的要价。

第四，军镇的发展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与府兵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是截然不同的关系。从唐朝边疆实际情况看，府兵制度的衰落，是因为不能适应边疆形势的需要。所以，传统史书把唐代军制变化看作是人为乱政的结果，是不公允的，也不符合历史实际。唐朝的政府，在军制演变过程中，并非无所作为，调整始终在进行中。比如团结兵和彍骑，最初的设立，都有探索的意义，最后并没有成为独立的军事力量，团结兵成为军镇的一部分，彍骑则成为中央卫戍部队。边疆新形势，主要是吐蕃崛起，而吐蕃对于各种土地都有野心，与来自草原的政治力量完全不同。同时，吐蕃力量的核心深居高原，唐朝传统的战略无法克服吐蕃，于是边疆大规模驻军成为必然选择。行军体制与边疆的都督制度结合，于是逐渐发展为节度使体制。边疆形势是必须应对的，传统的府兵体制是必须改革的，军镇最初在解决边疆问题上是有力的，所以才有军镇的普及发展。

第五，节度使体制是边防军体制，产生并在边疆发展起来。节度使体制确实不利于中央集权，对于后来发生的安史之乱确实具有联系性。节度使体制有利于边疆利益集团化，而在盛唐财政状况良好的背景下，这种集团化倾向有加剧的趋势。各个节度使内部，都有强烈的向心力，而对于中央而言，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就会变成离心力。唐朝中央能够在充分利用节度使体制对外军事斗争中的有利，同时克服节度使内部的利益集团化的不利，显然是个难题。从杨国忠与安禄山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很容易地可以发现，杨国忠和唐玄宗，都没有意识到军队的变化，尤其是利益集团化的严重后果。唐朝最终上演安史之乱，迅速由盛而衰。制度的因素与政治的因素俱在，不可一言以断。

第六，该成果努力系统化讨论唐代兵制的演变，部分环节用“专论”的方式进行深入讨论，以保证重点的论证。系统性与专题性的结合，希望在完成专题研究上获得更佳效果。

府兵制度，有自身的弱点，所谓内重外轻的军事力量布局，完全是在静态思想的基础上设置的，无法应对后来边疆形势的剧变。在边疆的挑战日益严峻的条件下，军事力量向边疆集中，具有必然性。节度使体制也从府兵制度中吸取很多因素，除了战团的基本组织之外，依然利用府兵制度下的军官系统为节度使兵制提供营养，比如府兵在天宝时期不再征兵之后，各个折冲府的军官系统依然存在，而这个系统成为支持府兵体制的重要支撑。重视府兵制与军镇制度的联系性，发现这个演进过程中的必然性，是该成果最重视的视角。陈寅恪先生认为，史学研究中，同情之理解至关重要。该成果的这个研究视角，相信是学习前辈学者的一个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