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海洋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秦汉时期的海洋探索与早期海洋学”（项目批准号为：13AZS005），最终成果为专著《秦汉海洋文化》。

海疆问题、海权问题以及海洋交通保障、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生态保护等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的共同重视。尽管社会制度不同、文化渊源有异，面对海洋，人们的深切关注是大略一致的。

秦汉时期，社会政治观点、文化理念和地理知识系统中，“天下”与“海内”往往并说，体现出海洋意识的觉醒。考察古代中国社会的海洋观，应当破除中国是以内陆为发展重心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以内向为基本特征的文化这样的成见。通过认真的考察和研究，可以认识并理解秦汉海洋文化的丰富内涵。当时，对于海洋神力的崇拜，对于海洋奥秘的探索，对于海洋资源的开发，对于海洋知识的积累，都是表现出鲜明时代特征的值得特别重视的历史文化现象。

该成果初步考察并大略总结了秦汉时期海洋探索的努力以及早期海洋学成就，是第一部研究秦汉时期与海洋相关的历史文化问题的学术专著。对于中国古代海洋史研究的学术进步，秦汉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考察应当具有一定的提示性的作用。《秦汉海洋文化》提供的研究心得，对于中国古代海洋学史的总结，也可以有积极的推进。

《禹贡》称说“海物”对地方经济生活的意义。海洋资源的利用，长期成为经济进步的重要条件。先秦经济思想有重视“鱼盐之利”的明智观念。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使得海洋资源开发获得利益所惠区域得以扩展。社会经济创造总和中来自海洋“鱼盐”及其他因素的比重有所增强。社会生活逐渐增长的对“海物”的相关需求，又进一步作用于海洋资源的开发。除“鱼盐”外，“珠玑”“瑇瑁”生产的繁荣，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珠厓”“珠崖”名号以及合浦“珠官”的设置，说明了珍珠生产的区域重心。但是也有迹象表明，北中国海域也有珠产信息。

秦汉时期，近海航运与海外交通都取得重要的历史性进步。在中国古代海洋航运史研究这一学术主题中，秦汉海洋航运值得予以特别的关注。“海北”朝鲜航路的开通、闽越与南越航运优势，以及东洋航运、南洋航运的进步，表现出海洋航运历史性的进步。南洋“蛮夷贾船”的活跃，说明非中原出身的水手在南洋航线上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有关军事生活中“楼船军”战争实践的历史记录，描绘了海洋史光辉的页面。

与“北边”“西边”“南边”接近，秦汉有“濒海”之说。后人“缘海之边”的解说，则可以与“北边”“西边”“南边”大致并列。考察这一区域的文化联系与文化共性，对于认识秦汉海洋探索与海洋开发显然是必要的。秦统一的规模，并不限于兼并六国。进军岭南，征服南越之地，随即置桂林、南海、象郡，使得秦帝国的版图在南方超越了楚国原有疆域，岭南地方自此融汇入中原文化圈中。而中原政权控制的海岸线因此得以空前延长。秦始皇南海置郡，对于中国海疆史、南海资源开发史和海洋交通史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巡行海上，都有“并海”之行。当时，“濒海之观毕至”的驰道建设，营造了沿海的并海道。秦汉大一统政体成立之后，中央执政机构面临的行政任务包括对漫长的海岸的控制。汉景帝削藩，首先收夺沿海郡，即所谓“削之会稽”，“夺之东海”。陈寅恪曾经指出，天师道与滨海地域有密切关系，黄巾起义等反叛可以“用滨海地域一贯之观念以为解释”，“凡信仰天师道者，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与滨海地域有关。”可知沿海地域共同的文化特征，已经逐步形成。

通过对与“海”相关的地理知识的掌握，秦汉人形成了对世界的认知。“中土”与“四海”，“天下”与“海内”，“海内”与“海外”，这些概念体现的空间感觉，使得“海”在秦汉人世界观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出土汉锦可见“登高明望四海”织文。其中透露的开放胸怀体现出时代精神。这一时期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的胸襟，以及积极进取的意向，也得到生动鲜明的体现。文字内容涉及当时人对于“海”的认识，也值得我们关注。“海”与“晦”，“四海”与“四晦”的关系，也有值得深思的意味。

“海”在秦汉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在秦汉人的信仰世界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当时内地社会对于“海”的知识相当有限。“海”的广阔、深远、神异与雄奇，使得人们容易在面对“海”的时候产生敬畏心绪。“海”有待于探求的诸多特征，也往往使得人们习惯将“海”与一些神秘事物联系起来。“海上”“仙人”的传说，“东海黄公”的表演，都体现出“海”与秦汉人神秘信仰的关系。汉景帝阳陵陵园外藏坑出土作为食物的海产品，丰富了我们对于当时上层社会饮食内容的认识。西汉文献记录提示我们，蛤的食用与神仙追求的关系是当时海上方术文化关注的内容。阳陵外藏坑发现的海产品遗存，可以因此与社会意识史、社会精神生活史的考察联系起来。秦封泥“晦池”“每池”，其实就是“海池”。秦汉宫苑中营造象征“海”的模型“海池”“渐台”，是有神秘意义的。王莽人生与新朝政治史终止于“渐台”，相关故事可以从海洋文化视角予以认识。

对于海洋的探索与开发，有关海洋的经验的汇集与知识的积累，成就了秦汉时期的早期海洋学。秦汉有关海洋的知识积累涉及海洋生物学、海洋气象学、海洋水文学等。有关内容，保留了海洋史的珍贵记录。秦汉海洋学在中国海洋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汉书》可见渤海“出大鱼”的记录，应当是关于鲸鱼往往死于海滩这种海洋生物现象的最早的记载。这一记载有明确的时间、地点以及死亡鲸鱼的测量尺度，对于海洋史研究有重要的价值。秦汉灾异史中，除“鲸鱼死”而外，可以看到关于严重海洋灾难的记录。如“海溢”灾害。而“海中星占”书是早期海洋学的成就。有人称之为“海人之占”。确认这样的判断，可以纠正顾炎武的失误。与此相关，《淮南子》等文献所见以星象判定海上航行方向的情形，可以说明秦汉航海技术的进步。有关天文学史以及航海技术史的若干认识，或许因此应予更新。

“楼船将军”“横海将军”“伏波将军”等名号，标志汉代海上军事行为曾经影响甚至主导战争形势。海洋成为进军的交通条件，成为直接的战场，成为军事史进程的醒目的时代标志。这一历史现象，是以航运能力为条件的。由此我们读到了秦汉军事史的海上篇章。西汉初年，田横率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刘邦担心可能“为乱”。田横因刘邦追逼而自杀。西汉末年琅琊吕母起义也以“海上”作为活动基地。海上反政府武装，东汉以来，普遍称之为“海贼”。“海贼”以较强的机动性，形成了对“缘海”郡县即沿海地方正常行政秩序严重的威胁和破坏。航海能力的优越，使得“海贼”的活动区域幅面十分宽广。讨论“海贼”的活动与影响，居延汉简所见“临淮海贼”简文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秦汉时期社会意识中的海洋观，是认识当时文化形态与文化风格应当关注的对象。考察秦汉社会有关海洋理念，对于理解中国历史时期的海洋文化史，也是有意义的。秦汉社会对于海洋的认识，对于海洋的态度，对于海洋的情感，显现出积极探求的倾向。在中国海洋学史中，这一宝贵的片段，值得我们珍视。除了秦始皇、汉武帝的海洋意识之外，史学的海洋视角、汉赋的咏海章句，也都有分析研究的价值。

该成果分别论述了以上问题。后附三篇“附论”，对秦汉社会文化与海洋史有关的现象又有分析，特别是秦汉以后所见历史影响，也受到了关注。即：附论一：伏波将军马援的南国民间形象；附论二：“海”和“海子”：“北中”语言现象；附论三：中国古代文献记录的南海“泥油”发现。附论一分析了马援远征交址、九真所产生的深刻的历史影响。附论二总结了秦汉“四海”“天下”意识的社会影响以及“北海”“西海”空间方位，亦涉及“海子”这一地理符号出现所透露的历史文化信息。附论三虽然揭示的是年代较晚的海洋石油发现，即取得“猛火油”“泥油”的技术，但是以“技术史思考：对‘海底’的早期关注可以追溯至秦汉”一节，将相关发明的文化源头作了上溯至于秦汉时期的考察。

该成果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扩展学术视野。除主要依靠中国本土资料外，亦关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东南亚地区的相关学术信息。②更新研究方法。研究工作将以文献记载与考古收获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为主要方法，同时注意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资料。③试探使用多学科学术方式的综合考察。除传统历史学方式而外，也试用与史学手段彼此策应彼此证明的考古学、地理学、海洋水文学、海洋生物学，乃至心理学、军事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学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