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地名集证

天津师范大学杜勇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周金文地名集证”（项目批准号为：14AZD112），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陈絜、赵庆淼、孔华、雷鹄宇、王伟、李晶、白国红、周宝宏、叶先闯、王凯。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商周金文地理作为中华民族早期历史发展的重要空间要素，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展示出商周历史文化的不同剖面，一直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以地名考订为中心的金文地理研究，原属于金石学研究的范畴，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近代以降，随着现代地名学、考古学的引入与发展，以及古文字学的不断进步，从而使新旧学科相互激荡，有力地推动了金文地名研究的深入。王国维《周时天子行幸征伐考》对周天子亲自行幸征伐之事略加统计，发现见于彝铭者“凡二十有五，而为地凡十有九”，凸显出地名对考索铭文史实的重要性，初步奠定了金文地名研究的基础。

近百年以来，商周金文地名研究业已取得可喜成绩，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在充分运用传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考古材料和其他类型的古文字材料来解决金文地名问题，每有新的发现与突破。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也明显存在一定的不足，诸如研究内容单一，未解难题较多，综合研究薄弱。这既不利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科本身的发展，也有碍中国地名学研究水平的提升。

有鉴于此，加强金文地名研究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其一，现有金文地名研究缺少宏观考察与系统整合，碎片化倾向较为突出，以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本课题对金文地名进行全面梳理和综合研究，有助于适应学科阶段性发展的需要，改变金文地名研究分散、零碎的局面，弥补综合性研究性专著的缺失。其二，金文地名不仅具有地理层面的属性，同时也是商周时期历史的载体。金文地名的考释与研究，有助于正确理解金文史料透露的重要历史内涵、更深刻地把握商周时期的有关史实，从而推进先秦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其三，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来源，和这个民族的发祥地以及其迁徙的路线有着重大的关系。因此，对商周金文的系统整理和研究，无疑有益于全面认识商周古国、古族分布的地理背景，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和源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该成果分为上下两编，着力对西周金文地名的现代地理方位及相关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上编《西周金文地名汇考》，以西周金文中的地名为主线，以王畿、东土、南土、西土、北土为分域，对域内123个人文地名和自然地名系统加以考订，先作区域概述，次摘学者已有研究成果，以时间先后集中编排，最后通过按语形式加以分析总结，明辨是非得失，就其地名的现代地理位置提出结论性或倾向性意见。

卷一《西周王畿金文地名汇考》，主要针对西周王畿地区出现在金文中的国族、都邑、聚落、山川等27个地名，就其现代地理方位及其变迁进行考索。如关于京的地望，旧有镐京说、蒲坂说、丰京说、豳地说、岐周说、近镐说等不同意见，经过对文献和新出金文的深入研究，提出京位于镐京南郊即今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以南一带的新看法，认为京是一个特殊的王家之邑，是一个行政副中心，具有文化教育中心、观赏游乐中心的功能和地位。再如井氏家族的居邑，过去有散北、凤翔、扶风等不同说法，经过对相关文献、铜器铭文和“井”字陶文及其出土地的深入考察，进一步肯定了井氏家族的封邑在今陕西扶风县东北一带。又如毕地，古有渭北毕陌和渭南毕郢（或曰毕原）二说。结合文献与新出金文全面考析，认为渭北毕陌说把秦武王冢说成周武王冢，为传闻之误。而渭南毕郢说不仅有《孟子》《古本竹书纪年》《史记》等文献材料支持，而且与新出吴虎鼎铭的地理指示相应，故把毕地定在丰镐一带（今西安长安区）应属可信。

卷二《西周东土金文地名汇考》，主要针对西周东土地区出现在金文中的国族、都邑、聚落、山川等51个地名，就其现代地理方位及其变迁进行考索。如齐国始封地营丘的地望，历来有山东临菑和昌乐二说，今据临菑故城新出土的西周中期铜器看，知此故城在西周中期以前即已存在并具重要地位，是营丘的可能性很大。又如杞国，作为夏禹的苗裔，周初封于雍丘（今河南杞县）。从分析相关出土铜器可知，杞国在西周晚期即已迁往今山东新泰，而不是通常认为在春秋时期才迁至山东地区。又如西周金文中的“伊”为族氏之名，当系商代伊尹之后，为王族支裔，而非通常所说的有莘氏。但伊族与有莘氏关系密切，其居地应相距不远，大体活动在今山东曹县一带。

卷三《西周南土金文地名汇考》，主要针对西周南土地区出现在金文中的国族、都邑、聚落、山川等17个地名，就其地望及变迁加以考索。如鄂国的都邑，由于近年随州安居镇羊子山和南阳夏响铺鄂国墓葬的发现，证明西周早中期的鄂国都邑不在山西，应在安居镇羊子山一带。周厉王时期，鄂侯驭方发动反叛，被周王朝的军队伐灭，少量鄂遗民迁往南阳夏响铺一带，得以续其宗祀，清华简《系年》称之“少（小鄂）”，后世亦称“西鄂”。再如曾国，西周初年即立国于汉东，两周之际西迁枣阳郭家庙一带，在文献中显示为拥嫡叛周的南阳申缯之缯。后来缯（曾）国又迁回老家随州一带，直至战国中期被楚国灭亡。但相关铜器铭文和竹简资料显示，这个缯（曾）国与同地存立的随国并不能等视齐观，实际各别为国。又如宗周钟铭中的“南国服子”，有可能指的就是当时淮夷东夷二十六邦的宗主徐子国，其时徐子国定都于大徐城（今安徽泗县北），是淮夷诸邦的主脑国。

卷四《西周西土金文地名汇考》，主要针对西周西土地区出现在金文中的都邑、国族、聚落、山川等17个地名，就其现代地理方位及其变迁进行考索。如豳为周人先公刘迁居之地，在先周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豳之地望多有歧义，古今大体有五种不同说法：陕西旬邑说、武功说、彬县说，山西新绛说，甘肃宁县说。经考察，除彬县说外，余皆有误，即使影响最大的旬邑说亦非确当。根据杜预、徐广旧注，结合多友鼎、克钟铭文和《诗·公刘》《绵》加以综合考察，可知豳邑不在泾东而在泾西，即与漆县县治（今陕西彬州市）相距不远的东北方向。再如，京师屡见于铜器铭文及近出清华简《系年》篇，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然其所指则异说纷纭。实际上不同出处的京师是不能当作同一地名来对待的。金文克钟、克鎛和多友鼎铭文中的京师因有泾水的地标限定所指必为周人故地豳邑，晋公和晋姜鼎铭中的“京师”是指称晋国境内之地，清华简《系年》中的两处“京师”是指晋人的龙兴之地，三者不可混为一谈。又如，霸国是文献失载的西周封国，从霸国铜器集中出土于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来看，霸国当族居此地。

卷五《西周北土金文地名汇考》，主要针对西周北土地区出现在金文中的国族、都邑、聚落、山川等11个地名，就其现代地理方位及其变迁进行考索。如北燕始封地旧说在蓟，然周初蓟为黄帝之后的封邑，而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的董家林城址为周初城邑，遗址1193号大墓又发现“命克侯于匽（燕）”的铜器铭文，证明所谓召公封燕最初应即此地。《汉书·地理志》谓蓟为燕国始封地，是以后来著名的燕上都言说其事，致使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略有出入。再如，孤竹是商周时期北方的一个古老方国。晚商孤竹族居于辽西喀左地区，西周成康以后迁至今河北卢龙县西北，但《括地志》却说位于卢龙县南十二里，原因是作者误将唐代的卢龙县和北魏的肥如县当成了同一个地方，以至产生歧说。又如，商周之际国族的居地距周初的燕国不远，为燕国的附庸。两周之际，国族为避戎祸将都邑迁徙到山东黄县一带，过去认为居莒县北部并不可信。此类地名方位的落实，对于正确认识相关历史事实大有禆益。

下编《西周金文地名专题研究》，主要汇集西周金文地名研究的专题论文。内容涉及王畿与四土出现在金文中的众多国族与地名，除了考订具体地望外，还对当时国家结构、政治体制、族群变迁、生态环境、交通路线等相关史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Z. 1~Z. 2两篇文章属于总论性质，前者论述金文地名的语言学特点，后者说明四国即四域，与四土、四方、天下同义，是周王在法理上的统治区域。

1. 1~1. 4四篇文章属于分域研究，主要考察西周王畿地区出现在金文中的京、井、棫林、康等地名的地理位置，兼及京的性质与地位，以及采邑制所体现的世卿制度的尊贤功能。

2. 1~2. 12十二篇文章主要研究商周时期出现在甲骨金文中的东土地名，诸如商、滴水、京、鸿、榆、黎、谢、莱、郳、鄫、铸等地方位，以及东土生态环境、交通路线和族群交流。

3. 1~3. 4四篇文章主要要研究西周南土地名及相关历史问题，如昭王南征荆楚的史事与交通路线，曾、随、鄂的空间位置及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以及伯诸器地名的释读与定位。

4. 1~4. 3三篇文章主要涉及西土国族、地名及相关史事的研究，如不其簋铭中秦与周的关系，秦地西俞、西、略、高陶等地名方位，吴、虞、夨、芮等国族的封邑及其地理位置的考订。

5. 1~5. 5五篇文章主要研究西周北土地区出现在金文中的有关国族和地名，如北国、孤竹、国等国族的来历、都邑变迁及与中央王朝的关系，邶、鄘、卫、沬作为地名的具体方位。上下两编前后呼应、相得益彰，共同构成本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过程中，既注意吸取已有成果的学术营养，又大胆突破传统或旧说的藩篱，力求提出自己的创新见解，看法未必都对，但体现了作者对探索古代文明真谛所做的不懈努力。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该成果除作金文地名方位考订外，实已扩展到政治地理、生态环境、交通路线、民族迁徙以及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探索，从不同角度深入揭示各区域文明在中国上古文明整体演进过程中的发展脉络和历史地位。与过去同类论著相比，本成果的系统性、创新性、集成性更为突出，更好地适应了学科阶段性发展的需要，改变了金文地名研究分散、零碎的局面，弥补了综合性研究专著的缺失。金文地名也是商周历史的载体，正确考订金文地名的地理位置，有助于正确理解金文史料透露的重要历史内涵，深刻把握商周时期的有关史实，全面认识商周古国、古族分布的地理背景，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和源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