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视阈下国家环境义务研究

宁波大学钭晓东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本视阈下国家环境义务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3AFX023），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及相关研究报告。课题组成员有：黄秀蓉、田红星、刘静静、龚向和、蒋银华、肖雪珍、蒋金坤、刘晓华。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将国家环境义务纳入视野，以“民本为视阈、国家环境义务为基点”，借力民本的内涵层次梳理，研究国家环境义务的类型化、层次化、体系化问题，既开拓了民本与国家环境义务的研究领域，也促进了跨学科互动研究，更为国家义务理论研究提供了样本。

（2）以更为合理与顺畅的“国家环境义务—公民环境权利”逻辑，走出“权力—权利”视角桎梏，破解环境治理中的权利制约权力难题；更从应用层面，经由国家环境义务研究，为环境公共产品的国家供给探索可行性方案。

（3）以中国环境问题的国家义务研究为主线，可以缓减以往我国过于依赖权力的命令控制，而导致的环境行政的合法性危机与合理性压力；也试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法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提供研究切入点。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一）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思路框架图图1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思路框架图

（二）国家环境义务：当代中国环境问题治理的新“增长点”

（1）“环境问题的公害性、环境利益的公益性、环境危机的复杂性、环境权利保护的急切性、快速中国式发展的环境问题叠加与压缩性”已将国家环境义务推至最前线。“十面霾伏”等危机使国家的新型问题及时应对能力更受关注。但权利制约权力的视角惯性却使国家环境义务的重大命题被弱化，也使相应的政府环境职责制度设计存在诸多缺陷：重政府权力轻政府义务、重追责企业轻政府问责、重追责环保部门轻地方领导问责、重追责地方轻中央问责、重经济处罚轻环境责任、重行政强制轻其他方式等。导致国家环境职责不对等与不到位，职能配置不均衡、不合理而导致缺位、越位、错位，亟须从国家环境义务视角寻求破解。

（2）与环境权利对应的是权力而非国家义务，环境权利由具侵略性的国家权力来保障，非由国家义务履行来实现，这是一个悖论，实践中可能是“善意的谎言”。无疑，环境义务源于环境权利并以其为目的，是最有效的权利保障手段：①国家权力须借国家义务中介才能服务于环境权利；②保障环境权利，技术上主要通过义务性而非权力性规范。③权力运用不当易侵害环境权利，而国家环境义务履行反而是限定权力的重要手段。

（3）将“国家=权力”，受限于“权利—权力”视角，欠缺“权利—国家义务”视角研究，是理论界长期陷于权力制约困局的原因之一。国家的价值不仅仅是权力，以国家义务为发力点，可开拓理论增长点。

（三）民本：国家环境义务生成的土壤与归宿

（1）从民本到民权。“民惟邦本，关注民生、保障民权、发展民主和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等民本思想，表达了“物本—人本—民本”的社会发展价值取向演进。在当下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中，民本可分解为民权（归根而言，民之所本者，乃民权，需要确立民众之环境民生保障的主体地位）、民享（公平分担风险与分享环境民生成果）、民富（合力提升环境品质，增进环境民生，走向共同富裕）三层次状态。基于此，民权可分为三类：基于权利让渡国家而形成的环境公共权力，基于环境私益诉求的环境私权利，基于环境公益诉求的环境公权利。

（2）保障民权、展现民享、增进民富：国家环境义务的类型化、层次化及归宿。①民本需求与民权生成决定国家环境义务构造。针对当下复杂环境问题、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公众需求层次、履行难易梯度，国家环境义务可分为三个递进层次：监管、给付、增进。②监管义务：采取预防、制止、惩罚措施，规制不当环境利用行为，限制不当环境利益追求。该义务应不分层级全面配置。给付义务：倾斜保护环境利益（尤其经济与环境利益选择矛盾时），推进生态脆弱区、为环保作特别牺牲区的生态补偿，公平提供环境公共产品与分配责任。该义务应分层次差别配置。增进义务：从“三生共融”（生态—生产—生活）视角，借政府—社会—市场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共进的路径，增进环境公共产品。其与规制性义务的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助成而非制约，侧重于直接增进而非防御性间接维护，侧重于多中心互动而非仅限国家单方意愿强加；从而实现“除弊+兴利”。该义务应立体共生式配置。③权利让渡而形成环境公共权力，要求国家履行监管义务，保障民权。环境私益需求促进环境私权利诉求，要求国家倾斜保护弱势环境利益及主体，矫正失衡，公平提供环境公共产品与分配责任，展现民享。环境公益需求促进环境公权利诉求，需要国家推进多中心共生治理，增进民富。

（四）“民权—环境公共权力—监管义务”的对接：推进监管义务的高效履行

（1）推进大部制改革，理顺部门之间（横向）、中央与地方、区域之间（纵向）的监管体制。（2）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与行政问责，将环境成本及生态效益纳入评价，根除地方保护主义、短期政绩行为影响；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及考核体系、奖惩与司法监督机制，健全环境责任追究与损害赔偿制度，进而在权责一致基础上，推进监管义务的高效履行。

（五）“民享—环境私权利—给付义务”的对接：促进给付义务的公平履行

（1）重整环境责任，重视环境恢复与再生。（2）优化专家辅助、举证责任倒置、诉讼费用减免等机制，提升公众权利自卫能力。（3）提升生态补偿的“输血+造血”功能，实现生态脆弱区、作特别牺牲区的发展权补偿。（4）填补环境保险、风险及互助基金等社会连带机制，促进利益均沾与风险分担，进而在特别牺牲补偿与公共负担平等基础上，促进给付义务的公平履行。

（六）“民富—环境公权利—增进义务”的对接：带动增进义务的深度履行

（1）培育环境公权利意识，推进公益诉讼等机制，助成“利他型”环境公益集体行动，形成环境友好型社会风尚。（2）引入市场机制，推进资源有偿使用、排污权与资源产权交易、产业环保化与环保产业化、环境公共事务民营化等变革，进而在主体共生、利益共进基础上，带动增进义务的深度履行。

（七）“三维联动机制”建构：美丽中国引领中的国家环境义务推进

（1）国强民富是不息夙愿，生态危机呼唤强义务政府，实现“限制权力大小—推进国家义务履行”的转变。党的十八大对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做了顶层设计。注重“前生、今生、来生的三生有幸”，促进“生态、生产、生活的三生融合”是美丽中国的核心内涵，为国家环境义务履行指明方向。（2）构造国家环境义务的“三维联动机制”：通过三组范畴（民本—环境权利—国家义务）、三级状态（民权—民享—民富）、三层义务（监管—给付—增进）、三类民权（环境公共权力—环境私权利—环境公权利）、三种场域（政府—社会—市场）、三元方式（强制—激励—志愿），促进彼此对接与联动，推进民本视阈下、中国语境中国家环境义务，建设美丽中国。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1）研究思路打破传统框架。以“民本为视阈、国家环境义务为基点、国家环境义务—公民环境权利为关系主轴与范畴逻辑”，打破以往“权力—权利”思维桎梏，经由国家环境义务，拓展传统的研究范式与思路框架，为跨领域研究提供新增长点，提升对策设计的科学性，为可行性方案探索奠定坚实基础。将研究引向深入，及时回应社会。

（2）研究体系体现优化。从功能结构出发，通过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设计“3-3-3-3-3-3”的研究体系结构开展研究：借助三组范畴（民本—环境权利—国家义务）、三级状态（民权—民享—民富）、三层义务（监管—给付—增进）、三类民权（环境公共权力—环境私权利—环境公权利）、三种场域（政府—社会—市场）、三元方式（强制—激励—志愿），促进彼此对接与联动，从而在研究体系优化基础上，推进民本视阈下国家环境义务研究，深化生态文明演进的中国方案探索。

（3）研究成果实现填补。就国家环境义务而言，目前前期研究成果甚少，国家环境义务则更为缺乏。该成果以“民本思想与国家环境义务”为研究切入点，对该薄弱的研究领域做了系统研究，是对涉入未深的国家环境义务命题研究的一个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