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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业大学曾维忠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推进西南民族地区森林碳汇扶贫的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5BJY093），最终成果为同名研究报告及论文集。课题组成员有：杨帆、庄天慧、杨浩、程荣竺、龚荣发、漆雁斌、戴小文、邱玲玲、胡原。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森林碳汇源于国际间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其典型特征是通过经济激励，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减贫的共赢。然而，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尽管我国当前森林碳汇项目开展主要集中在边远贫困地区，但作为市场机制主导的项目开发，其核心目标与关键是实现碳交易，很难自动关注和达成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机会创造的社会扶贫目标。因此，发挥政策的支持和干预作用，促进森林碳汇项目在规划设计、组织建设、持续经营、监测评估等环节中突出扶贫的内容和行动，确保目标减贫农户能够真正从项目开发中受益，防止出现贫困地区自然资源外部化和去贫困农户化的现象就显得极为重要，对更好地发挥西南民族地区开发森林碳汇项目得天独厚的优势，推进绿水青山“变现”金山银山，实现新时代生态文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乡村振兴等均具有特殊、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该成果立足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扶贫双赢的战略高度，主旨是从项目实施社区农户视角揭示其参与意愿、参与障碍、行为选择、扶贫效应感知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定量测评典型项目开发的阶段性综合扶贫绩效，提出立足西南民族地区，强调以关注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机会创造为核心理念的森林碳汇扶贫发展思路、政策框架及其政策建议。主要观点或对策建议如下。
第一，森林碳汇扶贫是以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机会创造为宗旨的森林碳汇产业发展方式。森林碳汇扶贫是中国在参与和引领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催生的一种新兴开发式、参与式、造血式扶贫形式，具有扶贫客体明确性、主体多元性、效应多维性以及鲜明的政策性等典型特征，形成的内生动力包括减排义务驱使、经济利益牵动和企业公共形象提升，外生动力包括减排标准约束、政府政策推动和社会需求拉动。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应对气候变化及其森林碳汇产业政策自身的引导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政府的适度干预，尤其是与各种产业扶贫、生态建设等政策相互融合，促进森林碳汇扶贫主体协同、扶贫资源整合、扶贫方式集成，才能为达成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机会创造注入新动力与新活力。应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农户参与、第三方评估”的基本原则，不断建立和完善以贫困农户获益为核心的益贫机制，在推进森林碳汇市场繁荣、产业可持续发展及其项目可持续经营的进程中，以政府政策推动下的市场化路径，达成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机会创造的扶贫目标。
第二，制定和推广凸显“扶真贫、真扶贫”的中国森林碳汇自愿减排规则是森林碳汇扶贫转型发展的基础。与森林碳汇项目试点相伴而行的森林碳汇扶贫获得了长足发展，但简单地将在贫困地区实施森林碳汇项目等同于森林碳汇扶贫、片面地将森林碳汇项目等同于一般产业扶贫项目的认识仍普遍存在。把贫困人口受益和发展机会创造扶贫目标纳入森林碳汇项目规划设计、认证注册、组织建设、监测评估等各个环节的格局尚未形成，局部以“扶真贫、真扶贫”为导向的森林碳汇扶贫实践尚处于政府主导下的探索性试验阶段，政策出台更多是地方政府为契合当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紧迫要求、破解森林碳汇开发实践难题而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安排具有典型的短期性、突击性、碎片化特征，实践的延续性、可持续性不强。推动森林碳汇扶贫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管理制度供给不足，具有决定性作用、凸显扶贫功能的森林碳汇标准和方法学等规范性制度，及其与之关系重大的碳税、碳汇权抵押贴息贷款、碳汇林保险、碳汇林间伐采伐等特惠性政策亟待建立，与产业扶贫、生态建设相关的财税、金融、投资、森林生态补偿、技术援助等普惠性政策亟待整合。如何因地制宜制定和推广凸显“扶真贫、真扶贫”的中国森林碳汇自愿减排规则，不断强化森林碳汇扶贫配套政策供给侧改革，是推动森林碳汇扶贫由瞄准贫困地区的“单轮驱动”型向既瞄准区域整体又更加锚定贫困人口的“双轮驱动”型变革与转型的基础。
第三，强化扶贫功能应成为中国森林碳汇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选择。在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实施的大规模碳汇造林再造林项目开发已经取得了多重客观扶贫效应，随着时间推移，扶贫绩效呈上升趋势，但即便是同一森林碳汇项目在不同实施区域的扶贫绩效也存在显著差异。7256%的样本农户认为森林碳汇扶贫开发利大于弊，利大于弊的森林碳汇项目开发扶贫效应感知价值对农户支持项目后期可持续运营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影响路径系数为061。表明强化森林碳汇扶贫功能，不仅是提升森林碳汇市场吸引力、降低森林碳汇产业发展不确定性的客观要求，更是降低项目交易成本和实践风险，赢得项目社区农户广泛合作、长期支持，确保森林碳汇项目可持续经营的重要保障。因此，强化扶贫功能应成为中国森林碳汇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选择。
第四，切实提高贫困人口参与度和获得感是推进森林碳汇项目可持续运营的有效路径。研究结果显示，社区农户持续参与森林碳汇项目开发的意愿不强，4635%的样本农户持中立态度，2469%的样本农户不愿意继续参与项目运营，其中，年龄、参与土地面积、家庭收入水平、兼业化程度、项目组织模式、前期收益满意度、后期收益预期、政府扶持力度、林业信息获取难易度、道路交通状况等因素对农户持续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表明在林地相对细碎化的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实施大规模碳汇造林再造林项目，密切关注收入水平低、参与林地面积小、更加依赖传统农业生计的贫困家庭的参与机会、参与程度和参与风险，扶助其公平合理地获得参与收益，有利于降低农户退出项目开发风险、巩固前期造林成果，对实现项目长期可持续运营及其固碳量的建设目标至关重要。
第五，尽管森林碳汇项目扶贫开发存在精英俘获现象，但社区精英参与森林碳汇项目的组织意愿依然不高。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的森林碳汇项目开发过程存在精英俘获现象，精英俘获程度总体为02544，其中，经济精英>体制内精英>传统精英，经济精英俘获程度占比最大。与此同时，仅有五成以上（553%）的社区精英愿意动员组织、示范带动农户参与森林碳汇项目扶贫开发，其中，年龄、是否从事（过）林业相关工作、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对森林碳汇项目的收益认知、对项目建设的难易认知、与村民的关系、对森林碳汇政策的认知、精英类别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村精英的组织意愿。表明推进森林碳汇扶贫实践，不仅取决于体制内精英的担当作为，而且与社区德高望重的老者、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宗族头人等体制外精英作用发挥程度密切相关。森林碳汇扶贫开发既要注意避免和防范精英俘获，但也不能把社区经济精英个人合理、合情、合规的利益排除在外。
第六，发挥非正式制度和村民自治的作用是推动西南民族地区森林碳汇扶贫开发的重要策略。实证结果显示，四川凉山彝族聚居项目实施区农户对传统文化认同显著高于以森林碳汇项目为载体的现代商业文化认同。整合和分离是农户对待传统文化和商业文化采取的两种主要适应策略，其中，女性、中年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项目土地面积越大的农户的文化适应程度越强。这表明在边远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实施市场机制主导下的森林碳汇项目，仅仅依靠合同规范、经济激励和行政手段等是不明智的，应充分关注项目社区本土文化、传统习俗，尤其是传统农耕文化中朴素的生态理念、生态意识，发挥非正式制度和村民自治的作用，不断强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效融合。
第七，降低情境风险是推进西南民族地区森林碳汇扶贫开发的重要抓手。研究结果显示，农户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直接影响其森林碳汇扶贫效应感知价值。其中，感知经济、社会和生态利益对感知价值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为感知经济利益>感知社会利益>感知生态利益；感知经济、心理和情境风险对感知价值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为感知情境风险>感知心理风险>感知经济风险。由此可见，保障项目社区农户经济利益最大化，积极降低林业生态建设所带来的衍生负面影响，是提高农户参与项目开发获得感，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贫双赢的重要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