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资本化结构错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郑州大学李燕燕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资本化结构错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7BJY050），最终成果为同名研究报告。课题组成员有：刘涛、曹阳、杜晓帆、朱消非、李琴英、杨昊天、宋辰豪。

就城市本身而言与结构错配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无关，但城市作为一国经济增长最有力的支撑，也是各种资本最活跃的空间区域，使得各种问题在城市的平台上也是表现得最为直接。纵观我国城镇化发展路径，首先面临空间拓展，着眼于如何解决城市基础设施资金短缺问题，迫使我国城镇化从一开始建构了一条以土地为核心的城市资本化路径。城市资本化是使纳入城市的资产以货币化形式进行运作，应是土地资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以及公共服务资本等高度耦合健康循环发展的模式。以土地资本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资本引致的资本扩张的冲动，直接表现出来的土地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虚高，尤其是在新常态下势必对产业资本、公共服务资本等产生极大的挤出效应，不利于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同时也给宏观政策调控造成困境，增加难度。本研究重在分析资本结构错配的逻辑机理，目的在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政策调控更加有效，以便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

该成果本着拨开纷繁复杂的现象看本质，对研究对象所涉及的资本、城市、货币、金融等基础性核心概念首先进行了深入分析，明晰其本源的性质和功能，然后基于各类资本的演变轨迹，衍生出不同的经济业态，各类资本之间的影响和作用，引致资源重新配置及财富结构调整，在此基础上，构建多目标多因素影响下的最优城市资本结构模型，最终根据结构错配状况，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

导论部分讨论了资本的功能和形成机制。资本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一部分，具有社会属性。资本流通是为卖而买，目的是要得到增殖了的价值。而城市，究其根源，城市是与乡村相对的概念，城市提供了农村所没有的多种公共服务和大规模的非农产业，而多种公共服务和大规模的非农产业需要实实在在地落在地上，需要城市物理空间的拓展，以此引致出城市化初期需要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城市资本化前面已提到是使纳入城市的资产以货币化形式进行运作，文中分别研究了土地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及公共服务资本在城镇化进程中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结构上的变化。

通常说，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不断将农业的积累转移到工业部门，但薄弱的农业基础无法持续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积累，同时，经济结构偏向于重化工业，使生产和消费无法实现有效的循环，国民收入无法支撑城市化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基础设施巨大的集中性投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城市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投融资平台应运而生，投融资平台可谓是中国城市化的附属品，土地资本帮助地方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无论城市化的速度还是规模，都超过了改革之初最大胆的想象。发展到今天，遇到了很多的问题，需要构建有效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城市融资渠道，解决城市运营及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产业资本无疑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动力。产业资本更多地表现为产业集聚而形成的产业资本规模效应，由于投入产业的资本很难衡量，文中用制造业的集聚水平来替代。该成果并没有停留在产业集聚对城市规模的一般影响分析上，而是试图通过比较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差异以及城市多样化程度，研究它们对城市规模及功能的影响。在城市发展初期，制造业分布通常会选择市辖区内，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城区的扩张，地租成本提高导致制造业向城市外围转移，可能会导致市辖区就业规模缩小。同时，城市专业化程度的高低，也会影响城市的人口数量。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虚高的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挤出效应更加凸显，产业结构优化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金融资本除了具有提高多元化消费资本的财富效应，目前主要面临着以房地产价格高企为代表的土地资本以及央行扩表带来的巨额货币量投放，导致的“脱实向虚”成为现阶段资本结构错配的集中表现。文中从资本结构的供需函数入手，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资本的生产周期、产品销售等环节相对稳定，其资金需求线相对平缓。土地资本在超额利润和刚需以及投资保值的追逐下，其需求量居高不下，对利率成本的敏感度相对产业资本要小，使土地资本的需求曲线在产业资本需求曲线的上方且较之陡峭。而金融资本，由于中国是一个以银行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银行体系本身对利率变动不像资本市场那么敏感，同时，在经济下行期，金融机构资金投放实体的安全性及利润压缩，往往通过多重的“类信贷”同业交易使大量资金沉淀在金融机构同业市场中，金融资本的总需求量反而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大打折扣。所以，金融资本的需求曲线在土地资本之上，甚至更加陡峭。结果导致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虽然可以冲销金融资本和土地资本的过度膨胀，但是，对产业资本的影响则更大，产业资本“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产业空心化”。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产业资本的增加效应，会被金融资本和土地资本进一步扩张的挤出效应所抵消，却能放大虚拟资本的乘数效应，导致城市资本的进一步错配。显然，无论是紧缩性还是扩张性调控，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受阻，无法解决实体经济的紧缩困境；特别是经济下行实体经济萎缩的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更加不适宜。目前面临的问题是迫切需要将淤积在银行同业间市场的巨量货币顺畅地传导到实体经济。针对货币传导机制不顺畅的关键症结，央行将定向结构性操作工具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抓手，改善资本对银行投放信贷的实质性约束，真正起到定向调控、精准滴灌的作用。同时，配合资管新规，压缩商业银行在同业市场追逐流动性的空间。此外，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分担央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重担。总之，这种结构失衡要求产业资本必须要与多重资本耦合，培育新兴产业，文中还专门分析了发展新经济带来的投资潮涌效应，实现资本运营和产业经营的互动融合、双轮驱动，积极推动产城融合共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和完善产业资本运营平台运作机制和配套制度，培育和壮大优势产业，推动快速轨道交通连接，提供高水平公共服务均衡配置，促使聚集效应和要素生产率得到进一步提高，土地资本、产业资本与公共服务资本更加融合。

在探讨城市公共服务产品供给机制时，根据财政资金收入与支出状况，科学评估和测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资本的正溢出效应。同时，理顺各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划分责任，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政府体系和现代财政制度。最后，本研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作为主攻方向。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力于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引领新经济发展。第二，激发新动力，提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三，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改革。第四，培育创新主体，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在分析方法上，从理论层面，基于宏观层面的制度演进、微观层面的交易机制，分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构配置状况以及错配的逻辑机理；然后再通过实证数据计量测算结构错配程度，加以分析原因和结果。基于城市资本结构是一个受到多因素交互影响的复杂问题，文中利用随机森林多目标粒子群优化算法，构建多目标多因素影响下的城市最优资本结构模型。在分析经济问题上借鉴工科的优化算法并不多见。首先利用随机森林的拟合回归特性，对历史数据进行拟合，从中找到历史数据特征之间的关系，随后采用多目标粒子群优化算法，根据已有的关系特征去寻找使目标同时达到最好效果的特征值，再根据这些效果最好的特征值从历史数据中寻找相关性最高的数据，从而分析出资本结构配置相对较优的城市以及年份。通过不断学习这些较优的结构配置，可以对各个城市的发展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

综上所述，城镇化过程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缩影，而且透视了中国社会的变迁。该成果从资本的角度，以城市作为研究平台，以探讨城市结构变迁中资本有效配置为主线，贯穿城市空间拓展以及内部结构调整和功能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问题的产生都已无法从单一因素的线性关系中得以很好的解释。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演化脉络是不断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加入生产函数中去，该成果将投融资平台、产业资本、土地资本、金融资本以及公共服务资本纳入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但又不局限于经济增长理论演化过程中分别侧重于某一特定因素的贡献，试图通过资本耦合，探究城市资本化结构错配的根源及解决办法，这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同时，将城市资本化置于中国整个宏观经济背景下去研究，对探讨中国经济社会演进的路径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