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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制转轨

2024年03月07日16:47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东北财经大学张凤林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不同学派的体制转轨理论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4AJL004),最终成果为专著《论体制转轨》。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该研究的主题是体制转轨,主要研究当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运动。这场制度大变迁运动是20世纪后半期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事件,也堪称自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制度变迁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该项目旨在综合吸收和借鉴各派经济学家的长期学术思想积淀,对此一主题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当代的体制转轨进程复杂多样,不同国家遵循着不同的转轨路线,也产生了具有显著差异的社会经济后果。这就为经济学特别是其制度分析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科学地揭示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已成为当代经济学亟待解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国内外诸多学者虽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解说,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依然众说纷纭,有待于深入。因此,进一步探讨体制转轨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

中国是当代最先启动体制转轨的国家,也是近40年来所有转轨国家中社会经济绩效最显著、同时也颇引争议的国家。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思路丰富了人们对于体制变革的复杂多样性的认识,也展示了发展中的大国体制转型的若干特点。紧密结合中国改革与开放的经验来探讨体制转轨的规律,将有助于系统地揭示中国的实践及其特点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另外,中国的转轨仍处于进行时态,当前在“改革的深水区”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困难,如何依据严谨的理论分析解剖现实矛盾,明确改革思路,预测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前景,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在有分析地吸收、有批判地借鉴以往各种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上,尝试对制度以及体制转轨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探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制度的本质与功能的重新阐述。根据马克思关于经济关系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们社会关系的基本思想,借鉴现代经济学关于人性假定以及人际关系矛盾的各种观点,从人际关系内在矛盾及其治理的角度,系统阐述了人类社会为什么要有制度、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制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等问题。指出制度乃是源自人际关系治理的社会要求,其本质属于一种社会建构,基本的功能就在于调节人际关系矛盾以实现互利合作。无论是微观的治理结构安排还是社会的基本制度框架,无论是柔性约束的非正规制度还是强制约束的正规制度,都是如此。

第二,关于制度形成内在机制的重新解释。主要从人的意识与制度形成之关系以及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在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两个方面,解释制度生成与发展的机理。强调指出,人们的自发意识活动与自觉的刻意行为都对社会的制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前者主要决定了非正规制度,后者主要决定了正规的制度,并且二者在历史的长河中又总是相互产生着影响。在制度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个体行为与集体行动也是相互关联的,虽然微小的治理可以通过个体的互动行为来实现,但社会中大多数重要的制度安排主要是集体行动的结果。上述分析,超出了现代制度经济文献经常出现的或者强调自发主义或者强调理性建构的偏颇倾向,也较好地将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融合起来。

第三,关于制度变迁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继承马克思经济学对经济制度进行动态分析的科学遗产,并借鉴诺斯等人关于制度变迁的若干理论,进一步深入探讨制度变迁的动因、过程、路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宏大历史分析框架,置于现代经济学关于社会经济绩效要求实现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总和最小化的微观基础之上,进而从资源稀缺程度、要素相对重要程度、生产工具技术能量、交通通信与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变化,阐述导致制度非均衡从而形成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同时采用动态分析方法揭示制度变迁过程中几种可能的非均衡状态及其相应的成本,以及制度变迁路径的多样性。关于制度变迁多样性问题,跳出了单纯拘泥于形式逻辑分析的狭窄方法,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着重从不同国家的制度体系内部各种制度构成要素或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中,来考察其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差异性。

第二部分,对经济学有史以来重要的制度经济思想特别是当代的制度经济学及其制度变迁与转轨经济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综合比较的分析,勾勒出经济思想史上制度经济分析发展的主要脉络,概括出不同时期标志性人物的主要思想成就,厘清不同学派若干观点纷争的学术症结及其理论模糊之处。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古典与早期制度经济思想的评析。主要对亚当·斯密、JS穆勒、马克思以及凡勃伦、康芒斯的制度经济思想进行发掘、梳理与重新解释。系统地阐发了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制度经济思想遗产,进一步肯定了马克思宏观动态制度分析的巨大历史价值,并对凡勃伦与康芒斯等人在制度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历史地位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总体来看,早期的制度经济分析虽然失之于微观精细化分析,但是却奠定了宏观动态分析的重要基础。

第二,对于当代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理论与方法的评析。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制度与制度变迁等问题的研究可谓成果众多、纷繁复杂,既取得了突出成就,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本部分紧密围绕体制转轨的主线,对新制度经济学各主要理论分支与分析范式进行全面的重新审视与深入的比较分析,充分肯定其在理论分析方面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指出其若干欠缺之处。具体来说,明确肯定了交易成本研究范式对于经济学制度分析的重大意义,但同时也指出交易成本概念在解释企业产生以及比较制度分析中的局限性;深入评析了产权与合约经济学的理论实质及其在经济制度分析中的核心地位;深入评析了公共选择理论关于社会政治体制形成机制分析的重要意义及其面临的理论困局;深入评析了诺斯等人近年来新发展的国家理论以及阿西莫格鲁等人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出了这些理论对于揭示有关国家政治体制形成与发展的复杂机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全面梳理并深入评析了诺斯等人的制度变迁理论,指出了这一理论与马克思的动态历史性分析的某种相似之处,充分肯定了其超越新古典静态均衡分析范式去探讨真实世界的制度变迁过程内涵规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第三,对于当代转轨经济研究的不同学派的比较分析。转轨经济学作为当代制度研究在体制转轨领域的延伸,是伴随转轨运动兴起而出现的一个新经济学分支,其发展虽然异常活跃,但转轨过程尚未完成,客观实践并未充分展开,理论的积累自然难免相对薄弱。因此,如何将不同学者之间纷争激烈且繁杂散乱的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加以科学的提炼,梳理成有逻辑层次的、条理化的思想发展脉络,既是准确把握转轨经济学的发展现状、所面临的难点与挑战的需要,也是推进当代转轨经济研究的需要。本项目结合当代不同国家体制转轨的多样化经验,在占有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不同学派的转轨理论与政策主张进行了较深入的开掘、较系统的比较分析与评价。具体来说,分析比较当代体制转轨研究中的两大基本范式——新古典主义(华盛顿共识)与制度-演化主义,详细考察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在理论基础、分析方法、政策主张等方面的基本差别,以及每种范式内部不同学者之间在具体理论观点与转轨战略方面的异同点;深入解析当代不同学派或学者之间关于体制转轨的若干重要问题的纷争,诸如如何理解市场经济制度,如何理解体制变革过程中制度构件的协调与互补关系,如何理解体制转轨过程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如何理解政府在转轨过程中的作用等,并挖掘这些争论的深层理论与方法论原因;尝试提炼转轨经济学对于当代制度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贡献的新成果、提供的新启示。

第三部分,关于转轨国家实践经验的探讨,主要在与苏联和东欧等普遍实行体制转轨的国家参照与对比的背景下,对中国近40年来波澜壮阔的改革与开放历史进程进行经验实证分析,从理论上系统地解读中国体制转轨的成功经验,展示中国体制转轨过程的若干特点及其社会历史原因,揭示中国的体制转轨方式可能包含的缺陷、矛盾,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具体包括四方面内容。

第一,通过分析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功能的嬗变,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系统论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某种历史必然性,以及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通过全面回顾与反思中国近40年改革与开放的历程,从制度博弈的视角将中国的体制转轨视为共产党领导与广大群众上下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过程导致中国的体制变迁基本上是在政府指导下,按照由点到面、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展开,使得中国能够在转轨期间较好地保持改革与发展的关系,维系了转轨期基本的社会利益关系平衡与社会运行秩序稳定。

第三,结合经验数据,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发育程度给予客观的分析和判定。分别从非国有经济占比、价格开放度、要素市场开放度、资本与货币市场发展程度、政府直接干预度等方面,充分肯定中国市场化调节已经达到较高程度;同时又根据公平竞争程度、市场信用状况、行政权力越位、社会泛市场化等,明确指出中国市场体制发育质量仍然不够高,与理想的市场体制形态还有较大差距。

第四,尝试对中国体制转轨的实践加以理论概括,旨在阐明中国的改革实践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要求的基本原理,证明了现代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其关于制度变迁以及政治经济分析的若干原理,而基本证伪了现代西方曾经流行的极端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市场理论”。

(二)重要观点

第一,从更一般的意义上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源自人际关系治理的社会需求。制度作为适应这一需求的社会结构,是在人类集体行动的过程中由自发意识与自觉行为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二,从动态非均衡角度看,体制变革与转轨过程本是人类对于不适宜人际关系治理的旧体制的调整过程。体制转轨过程必然涉及利益关系变动,从而引发新的矛盾,因此转轨既是对于原有制度非均衡的调整,本身也将处于非均衡状态。

第三,历史上与现实中,不同学派关于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学说在其特定的分析视角下都包含某些科学因素,需要在有关制度分析的不同具体场合恰当地予以吸收和应用,避免以偏概全。对不同学派的学说总体上应当坚持有分析地借鉴和兼容并蓄的态度。

第四,交易费用研究范式既具有重要的经济学开拓意义,也存在某些明显的理论瑕疵,需要更为精细化的发展。

第五,总体来看,基于静态均衡与严格理性假说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在考察社会经济体制变迁问题上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马克思的历史性分析以及其他超越新古典传统的制度变迁或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则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第六,中国在转轨期所形成的经济体制,具有行政垄断型市场体制的重要特征。这种体制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但显然还是一种不够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于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功不可没,但是也孕育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故亟待向公平竞争型的市场体制目标全面推进和深化改革。

(责编:金一、刘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