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与古典幸福论研究

浙江大学包利民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柏拉图与古典幸福论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BZX050），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孙仲、金建伟、林志猛、包大为、张波波、陈郑双。

该成果是对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幸福论的一个研究，重点放在柏拉图的幸福论上，同时考察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化罗马主要三派新哲学的幸福论。本课题力图立足当代视野和有关学术研究传统，做到在问题意识上、思路上和成果上都有所创新和深化。课题组利用了大量古典文献和中外文最新研究资料，在立足文本的基础上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不断精练理论框架和更新核心概念。

首先，成果将柏拉图的幸福论的主题定位在幸福论上。传统以来，柏拉图幸福论被归入柏拉图的伦理学。然而成果在研究的开始就确定，“幸福论”与“伦理学”既密切相关又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古典幸福论确实属于广义伦理学，甚至被用于命名伦理学的一个派别，与道义论和后果论并列。但是同时，幸福论的内涵外延又超出了狭义的道德学，它有自己的主题：即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过，个人的人生终极目的是什么，历史有没有最终任务要完成，以至于完成后可以宣布历史的终结。如果说现代幸福论往往和伦理学紧密融合，那么古典幸福论的独立性就更为明显，它属于某种“为己之学”，而不是仅仅服务于“利他主义”。希腊化罗马哲学虽然被称为“伦理学中心的”，其实都是“治疗型哲学”，即关心的是个体自己的心灵健康。这种区分引导我们考察柏拉图及古典幸福论。成果一方面小心分析柏拉图幸福论与正义论（狭义伦理学主题）的紧密纠缠，另一方面又仔细梳理他的独立的幸福论关切，后者并非他解决前者的工具而已。这有助于解释柏拉图的幸福论的许多特色或独特缺陷，这也有助于人们理解柏拉图伦理学和幸福论的研究传统。

其次，成果系统梳理了各种关于柏拉图的幸福论的研究传统。古代的中期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就强调柏拉图幸福论的超越性乃至宗教性一面，从哲学或神学的角度论述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让许多现代民主派古典学家感到尴尬和不满（比如Vlastos和Cooper），但是有的学者比如Annas认为不必避讳，因为这些古人离柏拉图更近、态度更虔诚，所以也许认识得更为准确。到了基督教时代早期，奥古斯丁受到新柏拉图主义大师普罗提诺的深刻影响。然而同时，基督教教父认为幸福之事属于信仰，哲学只应该承担准备工作。这可能导致了古代热闹的哲学人生学说的消逝（Cooper）。在近代，施莱尔马赫对柏拉图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解：（1）将柏拉图作品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思想上的内在关联确定各篇对话的先后时序并剔除伪篇；（2）柏拉图的全部思想皆可在其对话作品中得知。也就是说，不存在口头内传和书面外传之间的差别；（3）柏拉图哲学是一种处于转变过程中的哲学，而不是一种到达终点的哲学，“爱智慧”不等同于“智慧”，哲学乃是对智慧的永恒追求。

在现代，许多学者对古典幸福论做出了有益的探讨，分析哲学的古典学研究成果累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纳斯鲍姆的《善的脆弱性》详细探讨了哲学家包括柏拉图对消灭生活中的悲剧性的努力，在此当中的得失。此外的分析哲学派古典研究代表比如Vlastos、安娜思、弗雷德、Cooper、安东尼·郎等也都提出了有益问题和研究。之外，施特劳斯派，包括施特劳斯、伯纳德特和布鲁姆、Bolotin等人，也对柏拉图幸福论做过非常富于启发的研究。他们强调展现在对话录和古代人物的真实生活中的价值观。此外，海德格尔、阿伦特和沃格林的古典学研究也从宏观角度出发让我们看到了柏拉图幸福论的历史意义。

再次，该成果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时代敏感性强。今天人类面对的是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是一次以人为中心或主题的革命。它对人类的自我理解和实践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是学理上的自然主义，另一个是更为重要的技术上的突破。它对人类的幸福论的影响的最终形态，因为还是进行时，所以并无确定答案，但是一些主要的方向却很明确：从手段上说，新科技革命很可能带来无法想象的物质富裕，这意味着人们将从必然性劳作中彻底脱身，人的作为与能力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被彻底“代工”。于是，如何在不必从事谋生劳动之后追求和享受终极幸福的问题，可能很快会来到每个人的面前。换句话说，古典幸福论即将复兴。从终极目的上说，新科技可能直接介入“终极目的”，通过无法想象的新技术大规模、全方位制造地球上从未出现的“超级幸福”。这包括通过基因增强术、脑科学增强术和人机接口技术等造出超人，也包括通过VR和刺激下丘脑技术制造闻所未闻的高强度快乐。此时此刻，是否接受这样的“幸福”，是否认可这是“历史的终结”，是一个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

最后，该成果研究的特色是积极进行理论建设。为了使得研究深入，课题组首先提出了几个理论模式。第一个是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的区分，第二个是强者政治学和弱者政治学的异同，第三个是价值ABC维度（自我-行动-对象）的展开。在建模阶段，我们探究的主要古典思想主要是柏拉图的《吕西斯》、《尤昔底莫斯》、《菲丽布》和《理想国》等对话录，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克伦理学》。

在这些理论模式的指导下，课题组分别深入考察了柏拉图幸福论中的三个维度。

首先，课题组用了专门的一章探讨柏拉图对于自我（主体、行动者、位格）的“好”是怎么看的，这主要涉及他的“德性”（人的卓越）和“内在正义”（理性主导欲望，形成真正的内在强者）学说。为此课题组主要考察了《理想国》前面4卷以及“苏格拉底对话”诸篇对话录，包括《高尔吉亚》。在此当中，讨论了柏拉图的灵魂学说。

其次，课题组还专门用第四章考察柏拉图的哲学爱欲学说，即他的对象好之学说。这涉及柏拉图的客观价值本位即理念论和至善学说怎么理解，也涉及他对一种独特的对象好即快乐的系统批判是如何进行的，以及是否有道理。课题组主要分析的是《理想国》第5-7卷、《会饮》、《吕西斯》、《高尔吉亚》、《菲德罗》等对话录。

最后，第五章讨论了柏拉图是怎样看待“行动”和个体生活的价值的。作为一位客观价值信仰者，柏拉图能接受行动作为他的幸福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吗？课题组主要考察了《理想国》第8-10卷、《会饮》、《普罗泰格拉》和《高尔吉亚》等篇对话录。在考察中，课题组分析并处理了思辨与行动的对立，哲学生活与其他生活的关系，并指出了以安东尼·阿多和Cooper等人为代表的哲学生活论在今天是如何试图复兴古典幸福论的。

在第六章中，课题组对柏拉图三个维度的价值论进行了一个综观式的总结。研究结论是：柏拉图是一个非常丰富复杂的思想家，他的“幸福”图景是一个打开的存在论和价值论世界，他既严肃对待主体自我的价值，又认真重视客观世界的价值，他不回避不同的价值维度必然带来的内在张力。同时，在每个维度上，他都尽量升华、向上、超越，开出了全新的客观价值大序。他一方面建立了堪与现代浪漫派抗衡的“古典主义”价值范式，比如《菲丽布》，但是同时又论证了相当成熟和美好的浪漫主义价值理念，比如《菲德罗》。

课题组研究了柏拉图之后古代幸福论哲学的发展。随着晚期希腊现实政治的失败，“晚期希腊－罗马哲学家”如伊壁鸠鲁、斯多亚派和怀疑论纷纷指出“公共大序”的幸福论路径完全错了。以“自足强悍”为核心的幸福不能依靠政治技艺达到。新的哲人通过开掘内心的力量和哲学认识的力量对抗命运，在更高的层次上回答“强者政治学”的经典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强者，什么是终极幸福？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足’”？希腊各种幸福论沿着对柏拉图的批评建构自己的新理论，但是其实也可以视为是集中地、极端地发展柏拉图思想中的某个维度，比如亚里士多德集中发展了柏拉图的行动论，反对柏拉图对于理念幸福论的过分强调；晚期希腊哲学更是发展了柏拉图的主体内部自足幸福论，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客观价值论。这种西方古典幸福论的发展逻辑，与中国古典幸福论的发展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许多有意义的差异。另外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希腊化罗马时期的“伦理学”非常清晰地、毫不动摇地以个体幸福或治疗哲学为第一重要的主题，但是它们也都同时认为自己的个人幸福论与人际道德不矛盾；或者说，能够更稳妥地帮助建立人际关系的德性，只不过后者是第二性的关切。比如伊壁鸠鲁虽然否认古典哲学的“内在正义”或“正义自身”的存在，但是认为根据自己所观察到的快乐与痛苦与人类行为动机的关系，可以采取严密法制来达到本来靠德性和知识达到的人际互不伤害的效果。

课题组在第八章回到时代问题上，强调今天对柏拉图幸福论的研究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刻不容缓的现实意义。古典学者应该积极利用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缘，充分展开古典哲学家已经展开的人类自我认识和了解的历程。其实，古典幸福论是当时的哲人对人的存在方式、生活形式、价值性存在和目的论存在等的认识。因为这些研究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它们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在本章当中，从自我价值、行动价值、对象价值等三个维度考察了新科技革命的可能影响和柏拉图幸福论对于回应这些变化的各种可能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