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复旦大学吴震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3AZD024），最终成果为专著《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课题组成员有：黄俊杰、蔡振丰、杨儒宾、陈立胜、东方朔、郭晓东、土田健次郎、山本正身、藤井伦明、傅锡洪、吾妻重二、永富青地、张崑将、崔英辰、李红军、井上厚史、邢丽菊、崔在穆、蔡家和、谢晓东、林月惠、李明辉、川原秀城、吴伟明、金培懿、韩东育、杨祖汉、艾文贺、陈佳铭、洪军、陈晓杰。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儒学研究的国际化。课题组成员包括中日韩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开拓了跨学科、跨地域的协同创新研究的新方向，使研究具有国际化和开放性的特色，打破朱子学作为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的固有分支的局限。该成果在朱子学研究领域具有学术创新性。该成果突破了以往就朱子学而谈朱子学的模式，而将朱子学放在东亚儒学的视域中进行了多方位、多视角的立体考察，并推动了东亚地域的儒学资源、研究资源的积极互动。该成果的学术意义还表现为：对于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韩两国儒学文献资料的开拓性运用，从而使得本项目研究在理论与文献两个方面得到了有机的结合。相信该成果对于中国学界乃至东亚学术共同体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该成果分为四篇：“东亚儒学与中国朱子学”“日本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韩国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比较研究与回顾综述”。

第一篇“东亚儒学与中国朱子学”。其中关于东亚儒学的两章以特殊性与普遍性、视野与方法为中心，对“东亚儒学”这一研究新领域的各种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指出东亚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而是指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文化东亚”，其内部带有民族性及地域性等多元特征，故有必要打破前近代或近代帝国时期的“中心一元论”的自我设限，并将东亚儒学视作“文化认同”意义上的一种文化传统，而儒学作为一套文化价值系统也必然具有普遍性价值，例如“仁心”与“良知”、“王道”与“仁政”等。东亚儒学又有“多元一体论”的特征，从理论上看，这也符合中国哲学的“理一分殊”观念。我们主张以中国“原生态”的朱子学为审视坐标，去考察经本土化转向或思想再生产而形成的日韩朱子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故“中国朱子学”各章分别从朱子的仁学思想、功夫论系统、“德性之知”、“真知”理论、慎独思想、气学论述等视角出发，以朱子哲学内部的某些关键问题为导向，进行了深入而有创见的思想考察和理论阐发，代表了近年来朱子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就。

日韩朱子学的开展虽不能游离于朱子学之外，然不必受中国本土朱子学的局限，相反，经过日韩本土文化的汲取与转化，朱子学在异域的发展便会展露出异彩纷呈的景象。朱子学东传日本大致在13世纪镰仓末期，但在日本社会各界开始广受关注则是在17世纪以后德川幕府的江户时代（1603~1868）。第二篇“日本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中“近世日本朱子学与反朱子学”一章，指出日本朱子学的开山祖师藤原惺窝其实“并非纯粹的朱子学者”，其思想不免有儒释道三教合流之趋向；而其大弟子林罗山虽深受幕府赏识，被委以“大学头”重任，似乎意味着朱子学在德川时代占有主流地位，然而他对朱子学是否有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却受到后世的质疑，更为重要的是，就在江户初期，朱子学开始流行之初，几乎同时就出现了一股“反朱子学”的思想运动，这就表明江户儒学呈现出多元、交错的样态，朱子学也难以被认定为德川幕府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与日本社会是武士阶层构成的特殊形态以及缺乏中国和韩国的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仁斋学的‘天人合一’理论”一章则深入探讨了仁斋学“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其正是通过对“天人合一”的独到理解和重新定义，将“天人合一”转化为实践命题，认为“天”的世界就是“人伦世界”而不是权力阶层独占的“政治世界”。再看“徂徕学对形上学的颠覆”讨论了古学派重要人物荻生徂徕对朱子学的批判及其独特的经典诠释方法，指出徂徕学思想内部所存在的问题可能比仁斋学更为严重，因为在其所谓的“以古言征古义”这套方法论的促使下，反而导致“以今言视古言”的相反结果，走向“以古言视今言”的另一极端，因此，徂徕学竭力复归原典、重现孔子之道，实质上，却有非常浓厚的价值判断，不免忽视了历史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此外，“崎门学的‘智藏’论”关注崎门学的独家密义——“智藏”说，“智藏”一说虽源自朱子，然在中韩两国朱子学的传统中却从未引起朱子后学的足够重视，日本崎门学却对此展开了独特的诠释，构成了崎门学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日本朱子学的重要特色之一。

第三篇“韩国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分量较大。其中“高丽末期韩国对朱子学的吸收”一章指出高丽朝末期由朝鲜儒者安珦自元朝携带朱子书籍回国，成为朱子学传入朝鲜的重要标志。及至高丽朝末期李穑的出现，对朱子学的思想义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理论研究的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升，并在新旧两派的政治势力当中，朱子学成为两派共同的思想基础。关于韩国的朱子学史，“韩国儒学史上的退溪学与栗谷学”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16世纪李退溪与奇高峰的“四端七情”之争、17~18世纪栗谷学派内部的“未发论争”以及19世纪退溪学派与栗谷学派的“心说论争”的三大思想辩论。“栗谷学派的儒家‘图像学’构想”探讨李退溪撰《圣学十图》进呈宣祖，宣祖命儒臣进行注释而出现了“圣学”之图的解释学动向以及韩国儒林编写“圣学”图说的新潮流，构成了韩国朱子学“图像学”的奇特现象，这是不同于中国朱子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宋时烈的方法论及四七之辩”“栗谷后学田愚的四端七情论”两章为李退溪与奇高峰、李栗谷与成牛溪之间发生的两场“四七之辩”，进而对17及18世纪末两位大儒宋时烈与田愚进行思想考察，为我们揭示出“四七之辩”的丰富哲学意涵以及韩国朱子学在理论上的独特发展。此外，“韩儒实学思想与朱子学”关注朝鲜朝后期出现的“朱子学相对化”这一新现象，具体表现为朝鲜实学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李瀷与洪大容的思想缠斗，出现了“宗朱与攻朱的奇妙混合”，发人深思。“韩儒崔象龙的经学思想”探讨18~19世纪之交的韩儒崔象龙的独特经学思想，揭示了岭南退溪学派四书注释学的面相，同时也提醒我们有必要重视研究韩国性理学传统中的经学思想。

东亚文化的多元性决定其研究内在地具有比较视野，在研究韩国或日本朱子学的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中国本土进行比较，展示出朱子学在东亚地域的理论新发展。第四篇“比较研究与回顾综述”中“近世中日儒者的‘制心’问题”一章通过跨文化比较，对近世中日儒学史上如何应对“制心”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考察，其中涉及朱子学对“制心”问题的独特思考，并对江户时代“以礼制心”说的思想特色及其理论盲点进行了仔细缜密的考察与剖析，富有创见。“田艮斋的朱子学理解与牟宗三”通过对田愚与牟宗三有关朱子学理解的比较，发现牟宗三对朱子学的两项基本判定竟在19世纪韩儒田愚及其上几代祖师栗谷当中可以找到异国的“知音”，但田愚等栗谷学派却坚持认为，他们的理解是符合朱子学之本意的，由此推论，则朱子不但不是别子，反而是儒家的正宗，这就与牟宗三的判断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值得深思。“仁斋、戴震与茶山的比较研究”一章将中日韩的三位重要儒者置于同台竞争的比较平台，18世纪互不相识的三位儒者却不约而同地对朱子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的多数批评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自洽性，展示了儒学发展的“独特面向”，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儒学传统在当代的丰富性、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四章，则从不同的角度对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大陆的儒学与朱子学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方法论的反思，进而对朱子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期望。附录两篇则是有关近十年来日本和韩国朱子学研究著述的简目，可为学界提供必要的参考。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首先，从总体上看，推动东亚儒学或东亚朱子学的研究是以中国为“主体”，以东亚为“视角”，因为“东亚”并不是一个实体存在，而是一个文化交涉的“场”，在当今多元文化的世界，我们的研究立场为：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既要厘清朱子学在东亚的历史脉络，又要展示朱子学在逻辑上的发展可能性，通过回顾东亚儒学历史来思考儒学的当下性，这是本项研究不同于以往研究的问题意识之所在。

其次，具体而言，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大致有三点：其一，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在中国朱子学研究的基础上，推动东亚朱子学的协同创新研究；其二，以日本朱子学和韩国朱子学作为问题的切入点，对朱子学在东亚地域文化传统的历史“承传”及思想“创新”做一番多视野、多方位的跨文化考察；其三，对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东亚朱子学研究成果做一番综述，也即目录索引学的工作。

再次，历史上存在将朱子学视作一种书本知识的倾向，而与社会实践完全脱节，这在当今日本学界尤其明显。我们的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关怀并不在于单纯的传统知识追求，而在于运用知识以进一步思考和展示如何将传统文化落实为实践的可能性，因为“回顾”传统的目的正在于“展望”未来，通过探讨儒学价值在当今社会的当代转化以便使其重新获得符合新时代的社会意义。

最后，儒学是中国的，曾经是东亚的，今后则是世界的，“世界儒学”也完全可能从学理上进行多方位、跨国界的探讨，由东亚出发来审视朱子学则是为了达此目标而跨出的重要一步。通过东亚朱子学研究，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中国儒学其实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系统，进而增进东亚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我们这项研究的社会影响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