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经学思想与近代儒学转型

四川大学杨世文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廖平经学思想与近代儒学转型”（项目批准号为：15BZX054），最终成果为专著《廖平经学思想与近代儒学转型》。课题组成员有：吴龙灿、黄俊棚。

（一）

廖平(1852~1932年)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大师，其经学思想以“六变”著称，久负盛名，被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称为“经学的终结”。廖平经学自成体系，自从其提出“今古学”主张以来，即引起学界的重视。不过迄今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廖平的早期经学思想（即今古学），可以说是局部的，或专注于某个方面，或侧重于某部经典，而对于廖平经学思想的整体建构、廖平经学思想与近代西学、廖平经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廖平经学与近代儒学转型等问题重视不够。课题组在开展研究之前，首先对廖平经学文献进行了搜集、点校和整理，出版了《廖平全集》，为课题的开展做了充分的文献准备。

对廖平经学思想的研究，需要着力挖掘其在经学史、哲学史、思想史上的意义。研究方法上应当注意提炼廖平经学思想的问题意识，以其早、中、晚期变化过程为纲，通过“知人论世”的方式，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关照。以廖平经学思想为个案，探讨近代“古今中西”之争背景下传统儒学面临的普遍问题及其应对方式，着力阐发其时代价值和在近代儒学转型过程中的意义，克服以往研究的片面性，以“同情理解”的立场，对其思想价值与时代意义做出符合实际的客观地评估。

（二）

廖平经学多变，时风与世风的影响不容忽视。近代思想文化上的争论，概而言之，其最大者无非“古今中西”之争。深入分析廖平所置身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背景，对于全面准确地认识其经学思想至关重要。廖平身处近代“古今中西”冲突的大时代中，他所浸润的学术传统，除了蜀学之外，还包括宋明理学、乾嘉汉学以及晚清今文经学。而他身处的学术背景，则是西学东渐及近代新学。廖平试图构建自己的孔经哲学思想体系，因此他对汉唐以来的学术多有针砭，在批评旧经学的同时，提出自己的新经学建构。他强调治经学的任务并不在于训诂、小学，也不在于考据、义理，而在于“明经例”“通制度”。正如王汎森所说：“（廖平经学）超越个别名物度数或一部一部经典，对各经之间相互关系作跨文本的综览与比较。”廖平特别强调：“经学之要在制度，不在名物。”对制度的重视，这是他揭橥的新经学与宋学、清代汉学的根本区别所在。这一点上，即使与他治经异趣的刘师培也承认，廖平“长于《春秋》，善说礼制。洞彻汉师经例,自魏晋以来未之有也”。廖平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致康有为信中说：“经学有经学之根柢门径，史学亦然。”如果说“明经例”是进入经学殿堂的钥匙，那么在廖平眼里，“通制度”无疑是经学的根柢与核心。尽管廖平经学多变，这一主旨则是他反复强调、始终坚持的。如果追溯近代“制度儒学”的源流，廖平无疑有“导夫先路”之功。

廖平经学思想在晚清独树一帜，还有一个重要标志是他建构了一套特有的话语体系。诸如“新经俟后”“空言垂教”“验小推大”“遗貌取神”“小统大统”“人学天学”“进化退化”，都是极具创新性的话语，对于理解廖平经学思想至关重要。随着西方新学术思想的传入，廖平也把西学中民主、人权、自由、宗教、信仰、地球等话语纳入自己的经学体系中，力图构建一个兼容古今、包罗中西、放之四海的经学新体系。廖平经学话语体系，既有传统汉学、宋学的影响，也有清代考据学的影响；既有对中国传统经学话语的继承，也有对西方传入新知识、新思想的吸收，表现出比较复杂的形态。廖平在建立其经学话语体系的同时，也形成了他所独有的经学诠释方法。

（三）

廖平经学思想经历“六变”。如果归纳“经学六变”，又可以浓缩为三个核心问题：今学与古学（今古学）、小统与大统（小大学）、天学与人学（天人学）。以往重视对廖平经学前两变的今古学研究，实际上是片面的。廖平经学思想层层转进，每变愈上，极富时代色彩，应当放在近代儒学转型的背景下来进行观照。相应地，对于廖平经学思想的演变脉络，需要做出新的诠释；对于廖平早期、中期、晚期的经学思想及其价值，应当重新加以评估。

综观廖平经学思想，可以用“今古、小大、天人”三大主题来加以概括。需要指出，廖平经学思想体系中这三大主题并非彼此孤立，而是互融涵摄、层层转进、每况愈上的，从而构成其尊孔尊经、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思想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中，“今古学”是对经学史的重新厘定，意在解决学术史上今古文之争的问题。“小大学”则通过化“古今”为“小大”，将历史上的“大九州”说与“地球”新义结合，探讨“大统”世界与孔子经制，以“王道”与“帝德”区分“小统”与“大统”，通过验小推大，以孔子经典规划全球治理。“天人学”则是面向未来的经学，将六经分天人，分别面向人类社会和未来宇宙。通过对“今古→小大→天人”三大主题的阐发，廖平不仅完成了经学史的重构，而且把整个世界、人类社会以及宇宙太空都纳入了孔经哲学的解释体系。孔经不仅适用于中土禹域，而且适用于瀛海全球；孔经不仅规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且也蕴含了宇宙未来的密码。“今古、小大、天人”三大主题，无疑是廖平经学思想体系的主干和经线。在这三大主题统摄之下，廖平广泛讨论了经学与史学、六艺与诸子、中学与西学等重大的学术与理论问题。

备受学界关注的“今古学”，其实只是廖平早期的经学主张，大体上不出传统经学学术研究范围，“今古学”不能代表廖平经学思想的全部。今学、古学之争，既与两汉经学学术史相关，也是乾嘉汉学与晚清今文学两大学术阵营论争的重点。廖平早期对“今古学”的考辨，将2000年前汉代经学史上的一段公案进行重新检视，提出以礼制分今、古，的确具有廓清迷雾之功。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廖平提出的这个区分标准，也存在不少需要检讨的地方，廖平本人也不能完全自坚其说，因此才有始而“平分今古”，继而“尊今抑古”的变化。究其原因，除了学界外来的质疑之外，其“今古学”本身也包含着一些无法弥合的矛盾，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到戊戌（1898）之后，廖平不得不放弃“今古学”，拟将“化同今古”，泯灭今、古界限，提出“大统小统”说替代“今古学”。这正是廖平经学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向，标志着他从传统经学的学术考辨转向着重阐发新经学思想的转折。然而吊诡的是，学界似乎对廖平早年的“今古学”情有独钟，而对三变之后的学说则关注不多，甚至以为其“无价值”而有意忽视或贬斥，这既有违“知人论世”的学术要求，也不符合廖平经学思想的实际。

事实上，廖平戊戌之后的经学思想，更能够体现出在“古今中西”之争这个大时代下他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认识和对儒学近代转型的探索。廖平经学的第三变、第四变，由“今古学”转向“小大”、“天人”之学，代表了其思想发展的中期阶段。这时他突破了传统经学的学术范式，阐发以政治哲学为主要内容的经学思想，从而由经学学者转型为经学思想家。通过对经典的重新诠释，他以进化史观为理论武器，将六经分小、大，“以《易》《诗》《书》《春秋》分配皇、帝、王、伯”，将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的适用范围，通过“验小推大”的方法，从中国拓展到全球，从而证明“孔子乃得为全球之神圣，六艺乃得为宇宙之公言”。

在当时“中西古今”之争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廖平关心的是以儒学（孔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命运及未来走向。他坚信孔经的价值，以孔子及六经（孔经）为核心，把中国文化各个领域融会贯通，统归孔门，认为无论中学、西学皆以孔经为源头，孔子不仅为中国立法，而且为全球立法、为宇宙立法，从而创立惊世骇俗的“大统小统”说和“天学人学”，确立了其思想家、哲学家的地位。廖平也是中国近代最早使用“哲学”一词来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学人之一。

辛亥革命之后，廖平经学思想发生第五变、第六变，标志着其经学思想进入晚期阶段。他在综合完善自己早、中期经学学术和思想成果基础上，将“大小”说与“天人”说做了新的综合，创立了“天人大小”说，以凸显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开出天人圆满的宇宙新境界。至此，廖平的孔经哲学思想体系得以圆成。

（四）

“经史之辨”是廖平讨论的一个重点，也是其建构孔经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基石。既然六经是孔子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伦理规划与制度安排，它就不是以往历史的真实记录，而是对于未来的设计。对于经典，廖平认为是神圣的，所谓“秦火经残”之说不可信，经典是完美自足的系统，孔经并没有残缺，每个字都有微言大义。基于这样的认识，廖平围绕经与史的分界问题，做了相当多的阐发，广泛讨论了尊经与知圣、旧史与新经、大义与微言、述古与俟圣、退化与进化等问题，并提出经学改良的主张。廖平非常认同进化论，认为人类文明“先野后文，进化公理，人事所必经，天道不能易”，因此他不赞成所谓尧舜三代“黄金时代”之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定遵循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规律，同时文明开化的疆域也会由小到大，由中国推向全球，由人类社会推向整个宇宙；孔子为后世所做的“立法”会在未来逐步实现。其进化的文明史观在当时具有先进性。

诸子学在廖平经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为以往研究者所忽视。事实上，廖平为了凸显孔子及六经的地位，用了许多篇幅论述六艺与诸子的关系问题。廖平的一个核心论述是，诸子源于六经，百家出自孔学。廖平以“九流”皆出于孔门“四科”：道家出于德行科，儒家出自文学科。诸子之学既然都出自孔学，当然也体现了孔子的制法。以此论述为前提，他建构起自己的诸子学理论体系。廖平认为，儒家只是诸子中的一派，孔学可以兼包儒家。至于道家，廖平给予其特殊的地位。在大统、小统学说中，道家的地位最为重要，儒家治中国，道家治全球。通过将道家收归孔门，廖平凸显了孔子的至圣地位，以为六艺、诸子，本来同源共贯，故善学者无论六经、诸子，皆可为治世之具。要对治当今世界之病，六经之外，还应当辅以诸子。将来世界大同，必然以学术大同为先导。学术大同之后，再推之于治法，才能“化不同为大同”。廖平的诸子学思想体现了其孔经哲学思想体系的包容性。

中学与西学，是廖平经学思想体系中的又一个重要话题。廖平与其他某些持保守立场对西方文明“深闭固拒”的儒生不同，他试图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去理解西方，诠释西学。这在其经学三变之后，尤其明显。廖平提倡“西书尤资讲习”，认为只有了解西学，才能知晓彼此的长短。甲午之后，他接触到大量介绍翻译西学、西教、西政的著作。所谓“新理”“新学”，是当时人们对西学的称呼，相对而言，中学则往往被看成“旧学”。在时人眼里，中学主要指“八比”（八股文），西学主要指“格致”（科学技术）。廖平认为不能以中外发展不同的阶段来区分新与旧；西学之新，未必非中国之旧，它有待我们的慧眼在中国的旧传统中去发现它，旧学中也有新思想，这个所谓“新思想”，正是他所提倡的孔经哲学。廖平认为，判断文明程度的标准在于伦理，而不在于物质；中西之间的差异，在于文明程度的不同。他告诫，对待西学，不能盲从，必须树立正确的态度。

（五）

由上述可见，廖平经学思想涵盖面极为广大，远非“今古学”所能范围。我们要重视廖平经学思想的问题意识，以及其在近代“古今中西”冲突中的价值意义，准确评估其在儒学转型中的作用。近代西学东渐，对廖平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冲击很大。面对真实存在的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廖平不像有些守旧派那样视而不见，或者深闭固拒。相反，他站在儒家文化主体的立场上，希望通过发掘儒家经典和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努力对其做出合乎经义的解释。廖平借助于古代经典、诸子百家文献(包括邹衍、《山海经》、《淮南子》、先秦诸子、谶纬、星宿分野等)和西方天文地理、历史知识(如《海国图志》《出使四国日记》《采风记》等)，倡言大统、小统，对传统的“天下”观作了重新诠释，希望证明中国不仅仍然是世界地理的中心，而且依然是人类文明的中心，从而从地理位置与文明程度两个方面解释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此，我们应当站在“同情理解”的立场，将廖平经学思想视为近代儒学面临内外挑战所发生的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面对当时“人才猥琐，受侮强邻”“守旧者空疏支离，维新者废经非圣”的现实以及儒学面临的危机，廖平主张必须“保教”，而“保教”必须尊孔、崇经。要达至此目的，就必须将孔子与普通著述家相区别，将六经与旧史相区别，尊孔子为全球圣人，六经为万世大法。廖平经学辨今古、别大小、分天人，屡变其说，其最终归宿，即在于是。

因此，廖平经学研究的新开展，需要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进行，克服以往的廖平研究仅仅注重其某一个方面、对其整个经学思想体系重视不足的短板，实现研究上的突破。廖平经学思想有其特有的变化的脉络，正如他本人所言，多变之中，有不变存焉。做孔经的守护者、儒学辩护人，是他一生的追求。本课题对廖平经学思想的演变提出了“分期新说”，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廖平经学思想进行了新的融合，提出廖平虽然“经学六变”，但其核心思想可以浓缩为三个问题：今学与古学、小统与大统、天学与人学。“平分今古”解决两汉经学的分派问题，学术意义自有定论；“尊今抑古”虽然说极力抬高了孔子的地位，但以古文为伪经，容易造成儒学内部今古文之间的争讼互斗，终有割裂六经、分裂儒学之嫌。故他另辟路径，最后泯灭今古界限，打通今学古学，实现了“群经大同”，将孔经看成统一的整体，尝试探寻孔学的世界意义及其未来价值，从而达到凸显儒学文化的主体性、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目的。通过对廖平经学思想发展演变的逻辑梳理，我们对廖平在经学思想上屡变其说，自有同情之理解。

与一些学者的判断不同，该成果发现廖平经学思想并非纯粹“书斋中的学问”，而有非常强烈的弘道意识和十分明确的“经世”倾向。“经世”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所谓“经世”，内涵非常丰富，其应有之义可含以下几个层面：一是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二是经邦治国的用世理想，三是的追求正义的批判意识，四是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五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儒者有一于此，即可谓有“经世”情怀。故我们不能仅仅把廖平看成是一位不通时务的腐儒，而是具有强烈经世意识的近代大儒。

冯友兰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以廖平为经学时代的殿军。事实上，即使廖平经学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表现形式之一的经学还将继续传承和延续。廖平生活于晚清、民国之际，这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最烈的时代，传统儒学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廖氏一生为孔经辩护，面对儒学的危机，希望通过自己的阐发，凸显儒学的价值，并努力使儒学与时代合拍。廖平经学思想的变迁实际上是儒学在近代转型的一个缩影。面对新的世局、新的时代，儒学如何走出困境寻求新生，当时许多像廖平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在探索，甚至在行动。廖氏经学，既是旧经学的终结，又未尝不是20世纪新儒学的先声。20世纪新儒学的崛起，与他们这些人的努力是一脉相承的。他所面对的问题，在当今依然存在。在“天下一家”的全球化时代，如何延续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珍视固有的传统资源，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而廖平所提出的解决之道，虽然“徒托空言”，也未尝不值得我们研究反思，这正是研究廖平经学思想的意义所在。

廖平经学思想比较复杂。廖平曾说：“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每变愈上，不可限量”；“变不贵在枝叶，而贵在主宰，但修饰整齐，无益也。若三年不变，已属庸才，十年不变，则更为弃才矣。然非苦心经营，力求上进者，固不能一变也。”廖平：《经话》甲编卷1。廖平经学以多变著称，这无疑增加了研究其经学思想的难度。如何从其复杂多变的经学思想中提炼出其一以贯之的核心，并对其经学变迁做出合乎逻辑的诠释，清理其与近代儒学转型之间的必然联系，这是一个难点，也是今后研究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