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礼学的转型与建构研究

安徽大学徐道彬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徽州礼学的转型与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3BZX045），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王献松、许璐、苏正道、张文、杨哲、李富侠。

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中，礼制和礼仪是人伦道德水准的显著标志。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历代的礼学研究成果便是构成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包括国家治理层面的政治典章制度，也富含民众社会生活层面的行为规范。古人所谓“不学礼，无以立”，“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充分显示出儒家的“制礼作乐”对于维系华夏文明持续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

皖南的徽州为江南大郡，自古儒风独茂、人文荟萃，世称“东南邹鲁”。从宋代的朱熹、程大昌，到明代的朱升、程敏政，清代的江永、戴震，乃至民国的胡适和陶行知，清晰地显现着儒家主流思想发展的一脉相承。作为典范的宗法家族制基层社会，徽州其地“比屋诗书，衣冠鼎盛”，其民则“人习诗书，家崇礼让”，“动容周旋中礼”。乡贤的《朱子家礼》与村落的乡规民约，使徽州一地蔚然形成一种“村无稗俗，里存俭让”的普遍礼仪生态，处处显露着彬彬诗礼家风。可以说，千年徽州宗法制家族秩序的超稳定结构，与传统礼学思想在乡土社会的切实施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道光《徽州府志》和相关州县地方志所载，明清两代徽州地区的礼学著作和礼用类书达200种之多。众多的礼学士绅及其著述的出现，既可以反映先王制礼作乐与乡村礼仪习俗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窥见士大夫之学与民间世俗文化之间的诸多链节。这就为传统礼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留下了一片极为富庶的学术空间。有鉴于此，课题组从学术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选取明清时期徽州礼学思想由“理学”到“礼学”的嬗变作为切入点，通过发掘和梳理其中的学者、乡宦和士绅对于典章制度和地域礼仪风俗的研讨与推动，总结出地域社会礼制礼俗的施行、调整和变革，及其与整个明清时代礼学思想的转型与建构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借以考察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鉴古而知今，为构建现代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提供有益的历史参考和理论支持。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政权过程中，曾获得徽州大儒朱升“九字箴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切实指导。此后，朱明王朝在意识形态上即以儒家礼制和程朱理学为道统而治国安邦,深知“修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朱元璋语）。永乐年间，《文公家礼》被编入《性理大全》，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了明代礼学研究的关注点，也部分地随之下移至世俗礼仪的实践层面。作为朱熹的乡邦后学，明初休宁朱升与同郡学者歙县郑玉、祁门汪克宽、休宁赵汸等，以《三礼》原典和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为学理路径，而以朱子《家礼》为实践目标，在礼学研究的旨趣上完全承续了程朱一脉。朱升《三礼旁注》、汪克宽《经礼补逸》，就是承续《仪礼经传通解》之说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所作的经典诠释。赵汸的《葬书问对》依据《家礼》，化民成俗，摈斥佛道，欲“酌古今之谊，以礼救俗”，对濡染释道之学的世俗化礼仪予以纠谬补正。此外，祁门的汪褆、休宁的程敏政和汪循、歙县的吴士奇和汪道昆等乡绅仕宦的礼学思想，皆遵循朱子“礼即是理”的旨趣，恪守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的礼仪秩序，对世俗礼乐的混乱无序予以批判和改进，以此来坚守和维护儒家“天理人伦”礼制的纯正性。但是，在朱子“以理释礼”和“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覆盖下，明前期徽州的礼学研究多为因循理学路径而缺乏对经典文本的深度诠释，重在朝廷律令和乡村礼俗的实践，尤以“三纲五常”为礼用之核心，提升和加强了礼学的教化性，从而使“礼学的理学化”倾向变得十分明显。

明代中叶以后，因阳明心学的兴起及“大礼议”事件的触发等原因，朝廷更为重视礼仪研究与礼乐教化。徽州诸儒的礼学研究也与时俱进，既有维护和“皈依紫阳”的一面，也有染指“良知”和“内省”的成分。他们都有传承儒家礼仪的职责和焦虑，也有对新时代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诉求。从其学术著作的刊出角度来看，大多缺乏扎实的文献考证与阐释，在礼学思想上并无多少建树，而是撮抄、节录或沿袭宋元旧说而已，因而《明儒学案》中出现的徽州学者就极少。也正是因为在学术与思想层面上了无建树，无法突破程朱理学之囿，有些学者便另辟蹊径，倡言回归“求真是”和“索本真”，已然“透露出古学复兴的曙光”。其具体表现为以上溯先秦，考证礼经文本为突破点，“以古礼证今俗”为实践目的，陆续出现了金瑶《周礼述注》、程明哲《考工记纂注》、姚应仁《檀弓原》等考证礼学的萌动，“考经以求礼”，“循器以明礼”，借用经史典籍的文献梳理与礼义考证以“回归原典”，追溯古礼之本源。特别是明末黄生《三礼会龠》、《字诂》和《义府》诸书，专注于古代制度秩序与人伦规范的实物和故实的考证，对《三礼》经义从文字声韵训诂方面探索幽微、发掘新义，“稽之度数，制之礼仪”，充分显示出学术因“物极必反”而诉求“复古”的发展趋势，由此启导了百年之后如段玉裁《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之类礼学著述全新的方法与风格，拉开了清代考据学兴盛的序幕，徽州礼学的研究也由此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清初朝廷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推崇经术实学。徽州学者，无论本土或寄籍，都能得风气之先，顺应时事，确知“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笃信“圣人之道，惟礼存之”。于是有姚际恒、黄叔琳、汪基、潘继善、江永、程廷祚等，通过对儒家经典文本的探讨，从考证典章制度入手而汲取修齐治平的人伦道理，“以经典为法式”，重新思考和探索礼秩重建问题。如黄叔琳的《周礼节训》和《夏小正注》，荟萃先儒成说，旁采时贤新义，对礼经文字音训乃至于礼义诠释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显示出浓厚笃实的考证之风。姚际恒的《三礼通论》溯源古礼原本，剔除历代附会，既“崇古”又“疑古”，意在回归元典，重建礼学正统；江永的《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仪礼释例》《礼书纲目》等，则以文字声训手段阐释名物，复原先王制度，遵循朱子“道问学”之路而避而不谈“尊德性”，绕过宋明，“弃理言礼”，以此消解“天理人欲”思想，开启了从“理学”到“礼学”的过渡和转型。同时，汇编《三礼约编》的汪基和撰述《圣学辑要》的潘继善等乡村塾师及其门生弟子，皆究心于礼制礼仪的深度研究，专注于礼书的搜集、校勘与编次，蔚然形成了清初徽州礼学研究的一大群体。其他如程廷祚《礼说》和《禘祫辨误》皆博及乎经史，溯之于礼乐，“率天下以立人道”，上承颜李之实学，下开戴震新理学；汪绂《礼记章句》《读礼参志疑》《六礼或问》等皆以礼经为本、礼仪为用，视《五经》为本源、《家礼》为门户，传承乡贤，开拓新途。休宁士绅吴翟家族曾以一族之力，历时百年而成《茗洲吴氏家典》，以大量的文献理据及绘制礼图，诠释和贯通了《朱子家礼》“礼即是理”的内在理路与冠婚丧祭的礼仪秩序。如果说《家礼》是朱子实践儒家人伦的规划章程，那么《家典》则是明清底层社会“礼下庶人”的真实记录。

乾嘉时期徽州礼学研究的兴盛，江永当为居中执要的关键人物，其学以矫正理学和心学的空疏之弊，而溯求于典章制度的礼学考证，由虚理转向实证，由宋学转向汉学，有破有立，开创了“皖派”学术的一代新风。在江永的启示和引导下，徽州出现了一批杰出学者和礼学传世之作，如戴震、程瑶田、金榜、汪肇龙、洪榜、凌廷堪等前赴后继，显示出徽州传统礼学研究的深厚积淀和精深造诣。他们用“由词以通其道”的治学方略，建构起“理存于礼”和“以礼代理”的思想体系，深为后世学者所普遍接受和推崇。如戴震论礼，秉持“人伦日用行之无失，谓之礼”，认为理学和心学上所谓的“性与天道”，乃“舍圣人立言之本旨，而以己说为圣人所言”，是诬圣而欺学。故其主张“为学须先读《礼》，读《礼》要知得圣人礼意”，“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也”，“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考工记图》和《学礼篇》等，虽“稽之于典籍，证之以器数”，但意在从“器数之微”看“仪节之细”，以及“弥纶其间的精义”，进而论证“理存于礼”的哲理根本所在。由此而上承江永的“弃理言礼”，下启凌廷堪的“以礼代理”，在清代礼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程瑶田自号“让堂老人”，故其《宗法小记》《考工创物小记》《仪礼丧服文足征记》等著作，皆以“礼让”为核心，“非退让，无以言礼”，在深究古代宫室井田建制、冠婚丧祭制度、礼乐教化理念问题上，皆以类相求，阐述详明，充分体现出淹博、识断与精审的“皖派”风格。金榜所著《礼笺》，“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断”，既重视典制器物之考证，更以躬行践履革除释道之侵蚀，借“仪文器数”而“由器以明道”，重整儒家礼秩规范，不愧为“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尤其是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和《复礼》三篇，“以通例而明礼”，主张“舍礼而言道则空无所附，舍礼而复性则茫无所从”，从而阐释了“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的学术理念，极大地推进了清代礼学研究在文本体例考证和思想发展方面的进程。

清季，以胡培翚、程恩泽和俞正燮为代表的徽州礼学家，通过对“理欲之辨”的学理考证和“敦品正俗”的切实施行，从而将江、戴之学发扬光大。胡培翚出身于“绩溪金紫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礼学世家，祖父辈就有《仪礼释官》《周礼井田图考》《礼记官职考》等著作问世，加之其能涵濡先泽，博闻笃志，又秉承其师凌廷堪“礼之外，别无所谓学”的治学宗旨而矢志于礼学研究，历数十年而成《仪礼正义》《燕寝考》《禘祫问答》等。其中，《仪礼正义》四十卷对礼学经典加以补注、申注、附注、订注，“以古礼证今俗”，由研治古礼而倡导“立保甲以卫乡，建义仓以赡孤寡”，尊亲收族，恤党赒里。俞正燮长期坐馆或入幕，热心于国计民生，追求思想情感的解放，排斥烦琐的理学礼教束缚。其《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以经典考证为切入，意在“存古”而志在“开新”，引领了周围学者把目光由内在礼学思想和伦理道德的争论，逐渐转向对外在社会制度和人性优劣的密切关注，为晚清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支持。

综上所述可知，明清徽州礼学作为中华礼学在一定时期和特定地域内的特殊表现，首先反映出在两个朝代之间，徽州学者的礼学研究随着朝代的更替而逐步转型的脉络；及至乾嘉时代，则完成了从“新安理学”到“皖派礼学”的思想建构。其中，明代的特色比较复杂，既有恪守和传承程朱理学而以“理”代“礼”者，也有少部分“惩于主观的冥想而趋于客观的考实”，走向“道问学”，疏离“尊德性”。其次，随着徽商的四处经营，徽州学者能得风气之先。他们处在理学、心学与考证学三者齐头并进的复合状态中而各展才智，已清醒地意识到：欲取代宋明理学，必由形而上的“内省”，转向形而下的“外礼”，由上古典章制度的考证，来探求圣贤理气心性之学。清初，以潘继善、江永等为主体的本土学者，以其传世之作和躬行践履，建构起一个前后连贯而又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礼学研究群体。随着戴震、程瑶田等一批有思想有作为的中坚力量推波助澜，并带动了金榜、凌廷堪等旅外学者的学术传播和延伸，及至嘉道以后胡培翚、俞正燮等人的奋力前行，代代相传，先河后海，兴起一片内外相通而又彼此连贯的礼学研究思潮，既覆盖了徽州本土，也驱动了江浙及京师地区的考证礼学的兴起，终至成为一个时代学术的主旋律。故近世章太炎、刘师培、钱穆等对此现象皆有一致的评价，认为徽州学者于礼学素有专攻，黄生、姚际恒、江永、戴震等于礼经咸有著述，影响波及后学。至东原出而徽学遂大，一时学者多以治礼见称。而任大椿作《释缯》《弁服释例》，阮元作《车制考》，朱彬作《礼记训纂》，张惠言《仪礼图》颇精，也为徽州学派也（刘师培语）。

与明代徽州礼学的“少而空”不同，在有清一代则显著地表现出“多而实”。究其原因，是鉴于前朝的空疏学风而力求“回归原典”，加之礼学不擅空言玄谈，又与政治规范、社会秩序和民俗礼仪息息相关，故而清代的徽州学者以考证礼学为主体，努力回归传统，在考据实学的范式中重建新的礼学模式。若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言，这是“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破“理”而立“礼”，完成由“新安理学”向“皖派礼学”的学术转型，并建构起一种时代思潮与地域学风紧密联系的学术范式。若从社会生活层面而言，徽州礼学家也是深负经世致用的职责与使命，通过揭示由明至清的礼制礼仪在特定区域内的显著变迁轨迹，来促进礼学研究与当时社会协同发展的进程，引领一个时代的地域观念与民众的价值取向，并逐渐向周边地区扩展，进而对近代以来江浙和京师地区的社会生活和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若能够对此问题予以持续的关注与探索，这对当下社会重视传统人文修养、讲求礼仪之道、提倡道德廉政建设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