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义”的形成——汉代经学的思想与话语

南京大学徐兴无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五经总义’类文献与经学史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BZX047），最终成果为论文集《“通义”的形成——汉代经学的思想与话语》。课题组成员有：张宗友。

经学文献是中国思想文化典籍文献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五经总义”类的文献对考察经学史、思想史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对这类文献进行思想史和经学史意义上的研讨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五经总义”类文献大多以“通经释义”为主要内容，肇始于《礼记·经解》，其后有《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孝经类”中的《五经杂议》类的杂说。受汉代今古之学、章句之学辩难等因素的影响，东汉通论经义和辩论异同的经学文献层出不穷，如班固《白虎通义》、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沛王辅《五经通论》、许慎《五经异义》等，《隋书·经籍志》总称为“五经总义”，附于《论语》类之末。至《旧唐书·经籍志》列“七经杂解”，此类文献始著录为“经解类”文献，为后世诸多书目沿用。清代纳兰成德、徐乾学编《通志堂经解》、朱彝尊《经义考》等又分别名为“总经解”和“群经”类；《四库全书总目》仍以“五经总义”为目；民国孙殿起《贩书偶记》于“诸经总义”之内别立“诸经目录”“诸经授受源流”“诸经文字音义”等子目。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立“群经总义”之目，内分“传说”“图”“文字音义”“群经授受源流”“序录”“摘句”“石经”等7小类，目录的细化说明“五经总义”文献的发展过程。

清初朱彝尊《经义考》中著录“群经”类著作达400多种，其中自注存者仅90多种；《四库全书提要》“五经总义类”，著录东汉至清代著作31部，存目43部。由于清代经学和文献学极为发达，考辑诸多亡佚古书，至《中国丛书综录》“群经总义”类已著录约360种。其中或为原帙，或为辑佚，蔚为大观。自宋代郑樵《通志》、王应麟《玉海》、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至清代朱彝尊《经义考》《四库总目》等均对此类文献在著录时加以辑考，一些公私书目亦对其版本加以著录，奠定了目录版本研究的基础。清代的辑佚和校注成果丰富，如《玉函山房辑佚书》《黄氏逸书考》等清代辑佚丛书皆对“五经总义”类文献加以钩稽；陈立《白虎通疏证》、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等皆是在辑佚的基础上再加校注的力作，为进一步整理此类文献树立了范式。近年来，台湾编译馆主持编纂出版了“十三经著述考”丛书，其中《群经总义著述考》（上、下册，季旭昇编著，2003）著录先秦至民国初年此类存、佚文献2082部并汇辑、考辨相关著录与考证文字，堪称此类文献目录和叙录的集大成。但分类过宽，如将一些群经的注疏汇刻和纬书一并纳入，且著录既有繁多又有遗漏。

“五经总义”类文献的研究大多处于文献整理阶段，经学史与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尚待深入，缺乏系统的描述与阐论，是一个亟待进行整体或深入考察的文献类别。

该成果集中对汉代“五经总义”类文献与经学制度和思想史展开了研究。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五经总义”与经学制度关系的研究，涉及五经通义类文献与经籍制度、学官制度、讲习制度、选举制度等方面，属于该项目的外部研究，由《东汉古学与许慎〈五经异义〉》（约21000多字）、《议郎与汉代经学》（约28000多字）两篇论文组成。《东汉古学与许慎〈五经异义〉》一文发明了经学目录学中“通义”一词在汉代经学中的定义，指出通行的、由《隋志》发明的“五经总义”的文献概念受到佛教的影响；分析了“通义”类文献在东汉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东汉经学辩论的兴盛，进而从汉代经学“求同存异”的文献学原则出发，考察了官方博士经学与古学等学官体系外的民间经学之间通过比较“异同”而并存的现象；基于对《五经异义》这样的东汉“五经总义”类文献的归纳分析，纠正了自清代以来，经学史认为今、古学互相排斥，古文不讲章句、专守学术的观点；指出今、古之学多数经义皆相同，且古文为争得学术话语权，亦多效仿博士经学的学术制度，撰写章句，建构师法。《议郎与汉代经学》一文在归纳两汉史料的基础上，讨论了汉代中央职官的郎官系统内的议郎制度，以此展示了汉代经学史研究中从未涉及的经学团体，分析了这个博士经学体系之外的经学特征，特别是其中不拘守师法家法的风格，揭示了汉代经学古、今之学融合辩论并形成通义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

第二方面是“五经总义”与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属于该项目的内部研究，由六篇既独立又相互呼应的论文组成，结为书稿《“通义”的形成——汉代经学的思想与话语》，约14万字。在细绎传统经学解释的前提下，通过选取具体的问题与角度，运用文本分析、话语分析，知识归纳等思想史研究方法，深入讨论汉代经学的“通义”，发掘汉代经学的“公共话语”体系及其生成机制。六篇论文既有关于整个经典体系中义理结构的剖析，又有关于贯通五经的通义的研究，还有对“五经通义”的形成做出的开创性讨论，为推进“五经总义”类文献的研究提供了创新性的尝试与示范。

第一篇《从“六经”到“七经”——先秦两汉经学文献体系的思想史考察》，对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首列的经学纲目——“六经次第”进行了历史与逻辑的分析，认为其中“以《诗》为首”的次第是早期经学的“六经次第”，代表着先秦君子教育传统中的《诗》《书》《礼》《乐》之学与巫史系统中的《易》与《春秋》在先秦儒学中的结合，反映了先秦儒学基于自身的思想体系吸纳其他文化资源，建构适应时代变化的天人之学的努力；“用《易》居前”的次第是汉代经学以《易》与《春秋》作为主轴建构得更加体系化、抽象化的“六经次第”，其中包含着汉代阴阳五行学说的宇宙论框架，是汉代经学整合统一学术文化的话语体系；“《孝经》为初”则是东汉以《孝经》和《春秋》为主轴的“六经次第”，其中反映出东汉士族兴起，经学重视社会伦理秩序建构的趋势。在这样的思潮当中，《孝经》上升为经典，与“六经”合称“七经”。三种形式既是先秦、西汉、东汉三个时期经学思想建构的过程，又充分表明了先秦两汉经学所特别具备的建构经典体系中义理结构的自觉意识，体现了经学文献体系和思想纲领形成的历史脉络与逻辑层次。“六经次第”是中国历代经学通论、经学历史首先要论述的内容，也是中国经学的第一通义。该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首次揭示了“六经次第”观念中的历史场景及其作为经学“通义”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篇《〈春秋繁露〉的文本与话语——“三统”“文质”诸说新论》，对有关《春秋繁露》文献与作者真伪的考证工作进行了反思，指出这部被认为由西汉《公羊春秋》学的开创者、最具创发性的思想家董仲舒撰写的通论《春秋》经传的文献是经过不同时代编辑的文本，只有在清儒的学术工作基础上，将扎实细致的文献疏证的工作转化为文本与话语研究，考察文本的历史语境，确定话语特征与时代归属。通过与《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天人三策》以及汉代诸多思想文献的比较，分析了《春秋繁露》运用六经和数术两套话语体系进一步建构了“《春秋》之道”，其中的“三统”“文质”等历史周期说主张变革与损益前代制度，以孔子作《春秋》寄托的“王道”作为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王之法”，以汉代周；而西汉中后期兴起的新“三统”说，以《春秋左传》为根据，主张天、地、人“三统”递相继承，主张继承传统礼乐文化，以汉继周，这标志着西汉中后期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自东汉《白虎通义》即以“三统”说与“文质”说为两说，但是通过对《春秋繁露》的分析，揭示出“文质”说的礼制结构，与“三统”说相辅相成，并非两说，从而由话语的特征确定了《春秋繁露》的思想与时代归属。“三统”“文质”是由西汉《公羊春秋》学创发的，贯穿于汉代各家经说中的“微言大义”，历代经学歧说纷纭，该文运用史料比较与话语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说。

第三篇《释“诗者天地之心”》，深入考察贯穿于汉代齐《诗》和《诗纬》中的通义。汉儒自董仲舒起，改造战国以来道家等诸子学说中的“天心”“天地之心”等宇宙观念，赋予宇宙以道德禀性，开创了用儒家经典配合阴阳五行等思想与数术知识推算天道、占测天心、言说灾异，使六经转变为政治、道德与文化的数术话语。传统的《诗经》学主张“《诗》言志”，是人内心情感的抒发，而汉代齐《诗》与《诗纬》创发出“诗者天地之心”的宇宙论命题，赋予《诗经》三百篇以天道的内涵；在此命题下建构了“四始”“五际”“六情”等贯通《诗经》中的“通义”，其方法依仿孟京《易》学，将《诗经》三百篇作为律历中的一年日数周期，占测《诗》中的“天心”，推测社会风俗和人民的性情。在经学的影响下，“天心”“天地之心”渐而流为两汉以降政治、学术、宗教的话语，而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又以“天地之心”作为“道心”，建构起“文心”之观念，汉儒提出的命题转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形上学理论提供了资源。齐《诗》与《诗纬》的经说已经不存，清儒做过文献辑佚与解释工作，该文首次对其做了经学思想史和文学思想史的综合研究。

第四篇《“三科之条，五家之教”诸说辨析》，从唐代《尚书正义》中寻求汉代《尚书》学的思想的纲领；从解释史的角度推考、分析东汉经学家郑玄提出的《尚书》家“三科之条，五家之教”的经义内容。此说自汉唐至清代，诸说分歧，含混不清。清儒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始创新说，认为是汉代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判教纲领，所谓“‘三科’者，古文家说；‘五家’者，今文家说”。段说影响甚大，至现当代经学史研究多以此为定说。但清代、民国以来，也有学者表示反对，诸家的考辨和结论体现出不同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立场。本文综合汉代经学史料与诸家之说，在一一辨析诸家解释的背景、方法的基础上，指出清代今文经学家魏源的考释最接近汉代经学的历史语境，郑玄之说当为汉代今文学派，即博士经学的《尚书》学观点，体现了董仲舒《公羊春秋》的经义，因此成为汉代《尚书》学的“通义”。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解释史的结论与语境分析结合起来，还原汉代经学通义的内涵。

第五篇《论汉儒“太平乃制礼作乐”的思想》，以《白虎通义》中“太平乃制礼乐”作为透视汉代经学与汉代政治制度关系的角度，梳理源自先秦道家、法家的“太平”思想以及战国秦汉间逐步儒学化的过程，进而辨析董仲舒《公羊春秋》提出的“改制作乐”与“制礼作乐”观念的历史语境和二者之间的界限与差异，总结出儒家实现政治理想的条件与规定：新的王朝应该改正朔以应天命，但不可制礼作乐；必须首先运用以人性为基础的先王之乐教化人民，等到政治太平、天下大治之后，才能兴作一代礼乐。兴作新的王朝礼乐，乐须更新创作，而礼只能损益前代，不可更新。制礼作乐的重心，汉儒专注于兴文教、移风俗，将明堂、辟雍、庠序三事作为“制礼”的主要内容；而以雅乐作为“作乐”的主要内容。与儒家的理想不同，秦汉王朝现实政治中的制礼作乐则专注于封禅、巡狩等国家典礼建构，宣示权威和帝王统治的长久。两汉经学凭此经义与汉制之间形成了既合作又紧张的关系，经义在汉代政治现实中得以创发，形成汉代奏议与经说两种表达思想的话语形式。该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历史语境与文本语境进行比较，揭示了汉代经学“通义”的时代特征。

第六篇《通义的形成——〈白虎通义〉的话语机制》，回顾了东汉“五经通义”类文献中的代表性文献《白虎通义》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就思想史研究与文献学研究两方面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提出应该研究经学“通义”的历史含义及其话语生成的问题。通过分析、回顾清代今文经学从礼制入手研究汉代《公羊春秋》学，又从《白虎通义》的礼制结构入手通治五经的现象，借鉴、回归他们的治学方法，从三个角度归纳出《白虎通义》文本的历史语境和“通义”形成的话语机制。首先是汉代经学内部存在的求同存异的学术制度，包括校雠学的原则和经学融合制度。通过分析，总结出汉代民间古学与博士今学大同小异的现象，并在《白虎通义》的文本中得到印证。其次是礼制结构下的话语场域，包括礼学在传统经学中的意识形态化倾向、《王制》的礼乐政教体系、《公羊春秋》学寻求礼义的思想倾向、《礼记》类文献的通论形式、《通义》《异义》的文本形式皆以礼制为纲等因素。最后是宇宙论框架下的数术知识构成的话语权威和常识证明，指出《白虎通义》中缺乏儒家经典依据的经义多运用数术知识加以阐说的现象，由此分析《白虎通义》援引谶纬文献证成经义的历史原因。该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五经通义”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经学研究视域，在方法上既吸收传统经学的解释方法，又运用文本和话语解读的方式深化了经典解释中的问题意识，从而深化了《白虎通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