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汉语研究史稿——近代西方汉语研究方法及观念之嬗变

北京外国语大学姚小平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汉语研究史：16～20世纪西方汉语观之嬗变》（项目批准号为：11BYY003），最终成果为专著《西洋汉语研究史稿———近代西方汉语研究方法及观念之嬗变》。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西方人接触汉语，零星发生、记录可疑的不计，较成规模而又有案可查的活动盖始于晚明。晚明欧洲传教士来华，由学说话、写汉字、读中国书起步，逐渐认识汉语并展开研究。从那时候起，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妨谓之近代；这一段为期三百余年的近代西洋汉语研究史，便是该成果考察的对象。对于这段特殊的学术史，以往海内外学界并不缺乏关注，相关的论著也不少，但大多属于文献史的路子，即以探究作品的来源及著者生平、述介文本的内容并予评论为主。较少有人能把西方研究者真正关心的语言问题从诸多著述中提取出来，加以梳理、分析、对比，以见其方法的演进、思路的拓展和观念的变迁。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成果不同于文献史，是一部问题史。将三个多世纪里西方人在研究汉语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先按领域分为若干大端，每一大端之下再予细析，分成一些小问题，分别阐述而又相互观照，既前后呼应，又综合审视，以探明此门学术发展的来龙去脉，乃是一种新的尝试。这里说的问题，是指语言学上的问题，凡涉及文本来历、版本流转、著者真伪一类问题的讨论尽量从简，只在必要时略做交代。语言学上的问题，林林总总有许多，按所属领域可大致归为语音、语法、语义、方言、修辞、汉语史、汉字七个方面。该成果集中讨论了针对汉语本体的前四方面，所论依序分为语音、语法、语义、方言四篇，构成一部相对完整的专论；其余三个方面的问题，有待下一阶段探讨。

举凡学术问题，都有思索路径可探，有历史踪迹可寻。该成果讨论的一系列问题，大部分萌发于传教士来华之初，是中西语言文化接触早期阶段的产物。开首的引论篇，叙及克路士、拉达、门多萨、利玛窦、曾德昭五人，他们是第一代直面中国语言文化的西士；尤其利玛窦、曾德昭，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性状已有成段的描述。虽然只是凭借印象发论，他们论及的方方面面引发了后人的探讨，所以恰是我们这部问题史的起点。

语音篇谈及三个问题：声调，送气，单音节性。其中前两个问题属于技术层面，在此各设专节讨论，是因为在西方人眼里声调和送气是汉语音系的两大特征，也是外国学习者掌握汉语语音的两大难点。相比之下，声调问题更为复杂：吸引注意力更多：起初借用音阶和乐符描写声调，观察到声调不仅能别义，且能区别词性；继而探讨调类与自然调的关系，描写语流中的连读变调，复合词的轻声、儿化等现象；为四声或五声设计的调符，则有字角式、嵌入式、数字式三种。如今国人使用的汉语拼音，其源头便在传教士当年为汉语创制的注音。注音方案因创制者的母语背景而异，因著家的个人喜好而有别，种类之繁、差异之多令人咋舌。关于历史上各种注音方案的短长及其比较，学界已有大量讨论，不烦赘述。

至于第三个问题，即汉语的单音节性，因关乎基础理论，是语音篇阐述的重点。早期西方人认定汉语具有纯单音节性，这种性质致使汉语音节简陋，缺乏形态变化，以至词汇贫乏、语义含混，限制了中国人的表达力，束缚了科学的发展；进而以为汉语作为典型的孤立语，居于人类语言演进的低级阶段，大大落后于高上的印欧屈折语。19世纪上半叶生物演化论渐入人心，一时似乎更为这种说法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叶以后，始现反思，认为汉语并非纯单音节语，口语尤富多音节词；且近现代汉语不同于古汉语，白话有别于文言，凡此都应甄别，不可一概而论。汉语并不“缺乏”曲折变化，只是没有这种变化而已，犹如人没有翅膀，是一个事实，但并非人类的生理缺陷。理论一经颠覆，便促使研究者深入思考汉语的特性与机理究竟何在，探索其不借曲折形式而运作的奥秘。

单音节性看起来是语音问题，实则已牵涉到语法构造。西方人研究汉语语法，套用拉丁语法模式由来已久。该成果的语法篇，将套用史追踪至最早的两部西洋汉语语法印本———卫匡国的《中国语言文法》（1696年）和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1703年）。套用有弊有利：弊在名词变格、动词变位之类毫无用处，用于描写汉语语法纯系蛇足；利在欧语的词类划分及概念范畴大率可用，修补之后便能用来分析汉语词类，可以部分揭示语言逻辑，更能方便西方人学习汉语。修补工作包括增设量词，提升小词的地位，以及吸收中国本土文法的实字与虚字之分。小词大半可以划归虚词，《华语官话语法》上已有一章专门留给小词；后来的西洋汉语语法书，赋予虚词章的比重越来越大，重视的程度超过名词、动词等实词章。虚词研究细化的结果之一，是把否定词视为特殊的一小类做单独处理。另外，词类探讨逐渐让位于句法分析，词序的作用尤受关注；汉语语法的关键不在词法而在句法，这一观念至19世纪中后期已为多数语法研究家接受。甲柏连孜撰著古汉语语法《汉文经纬》（1881年），采用心理学视角剖析汉语句子，区分语法主谓语和心理主谓语，是句法研究领域的一项创新，开话题分析之先河，也意味着汉语语法研究超越传统，步入现代。

离开语音、语法，转入语义篇，面对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积攒起来的上百部西洋汉语词典，手写的或刻印的，残损的或完好的，我们会感到：词典编纂好像是语音语法研究的一大试验场，各种注音方案、声调符号，对词性的解析，对语法范畴的判别等，都在这里得到试用。翻译、解释汉语词目，为其寻求欧语的匹配词，既要考虑词义的对应，也须顾及词的语法性质和修辞色彩。这些方面的斟酌和处理，我们在《葡汉词典》手稿（1580年代）、《汉法词典》印本（1670年）等上面可以观察到。为认识一种语言，只记取语音、探析语法不够，还必须考察其语义，载录其词汇。所以有很多汉语研究者，把编写语法和编纂词典看作同一项事业配套的两个方面，如万济国另编有《官话词汇》（1679年）；艾约瑟既著《上海方言语法》（1853年），又编《上海方言词汇》（1869年）。西洋汉语词典的编纂路径，无非欧汉、汉欧两条；就汉欧词典说，其编法有三：义类法，部首法，音序法。前两种方法效仿了中国本土字典，后一种方法严格说来，有按韵类编排与按字母顺序排列之别，如卫三畏的《英华分韵撮要》（1856年）属于前者，不脱中国韵书模式的影子；真正采用西洋方法的是后者，比如卫三畏的另一部词典《汉英韵府》（1874年），但也照顾到汉语音节的特点，可视为日后中国人采用音序法编纂母语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的先声。

最后是方言篇。早期的西洋汉语语法和词典，描写记录的对象主要是通语，即官话，上述万济国的语法书和词汇书便是一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因为传教士游走各地播教，与各阶层的中国人打交道，首先要掌握官话。但在耶稣会士齐瑞诺1604年落款于马尼拉的《汉西词典》上，我们却观察到一种说方言、写通语的奇特现象。如字条“蝉”，记音为yampou chee，还原为汉字是“蝘蜅蛴”；字条“妻”，记音作simpu“新妇”。这样的例子成批出现，便提醒我们留意明末传教士来华的路线，必经南洋诸地，而那里当年已有福建侨民出没；然后继续东行，抵达华南沿岸，多由澳门入华，最早定居于粤闽二省。于是便可理解，何以早期的西洋汉语词典，即便以官话名，也会杂有闽粤方言表达。翻开该成果的方言篇，读者才会真正惊讶于汉语音义之丰富，地理变异之多样，无怪乎有些西方著者谈及汉语，会使用复数形式（Chinese languages）。仅官话就有北、南、西南之分，而官话本身也是方言之一，只不过分布地域最广，使用者最多。19世纪中后期方言研究勃兴，由编写方言语法、词典、课本深入定点踏勘，代表作如庄延龄的《川东方言》（1882年）、《扬州方言》（1883年）、《宁波方言》（1884年），其撰述的动机接近于今天的方言调查报告。当今中国方言学家划分的诸大方言片区，至世纪末叶多已被传教士、汉学家收纳于眼底。

近代西方人研究汉语，能以域外眼光发现对象的独异特征，从研究的视角到分析的方法均有可取处，然而也不免受到时代限制，囿于印欧认知立场，故而其著述有得有失，有精华有糟粕。综观16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西洋汉语研究史，梳理其脉络并予批判分析，以供中国学界借镜，应是该成果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