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抄古文整理与研究

吉林大学李春桃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传抄古文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5CYY039），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刘传宾、张丽娜。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该成果以传抄古文为主要的整理与研究对象。传抄古文是指经过后人辗转传写而得以保存的古文字资料，主体是战国文字，又称传世古文或简称为“古文”。如“也”字古文作、“说”字古文作、“曲”字古文作，等等，皆是其例。成果在全面整理古文材料的基础上，对古文的源流、价值、文本问题、形体特点、考释方法、书籍版本、时代特征、国别性质进行综合研究，同时设有专题研究部分，对相关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并编写了古文形体检索表、古文印章辑录表、传抄古文与古文字形体对照表等。通过对古文的整理与研究，使学界能够更好地利用古文资料，并力求推进传抄古文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进展。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成果首先按照时代的顺序，对古文的发现、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结合典籍记载讨论了古文的来源及发现，对孔壁竹书及历史上古文经的几次发现予以介绍，也对传抄古文的研究概况进行了综述。探讨古文的价值，主要是结合前人及本人自己的成果，讨论古文对出土文献及传世典籍的作用。出土文献方面的价值包括据古文形体考释古文字、据古文中的用字习惯解决出土文献中疑难问题。关于前者，成果考释了左塚漆梮中的“触”字、“息”字、邾公托钟铭文中的“穆”字；关于后者，成果解释了何簋铭文中的“乱”与番生簋盖铭文中的“靷”字。至于古文对传世文献的价值方面，成果从传统的音韵、字形、训诂等角度入手，按音、形、义不同角度来讨论古文对传世典籍研究的重要性，笔者曾撰有一篇小文《浅谈古文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谈这一问题。古文文本问题比较突出，因为传抄古文屡经抄写，所以自身存在很多问题，包括误植现象、伪造古文现象等，成果第三章第一部分专门对《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误植现象进行了清理，共找出古文误植现象147组，其中很多都是前人未指出的。本章第二部分对古文其他的文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古文偏旁的改造与拼合、伪造古文等现象，等等。

以往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出土古文字考释方法，没有专门讨论传抄古文释读方法的。成果第四部分，主要讨论了考释古文的方法问题，此章分别从破解通假关系、注意古文形体讹变、了解古文体系中的误植现象、注意古文自身系统的联系性、重视古书中特殊用字现象、利用出土文献考释古文、注意古文与后世俗字之间的联系等七个方面展开论述，结合的都是本人自己的研究成果，包括考释了“迩” “先” “殷” “曲” “说” “髻” “虹” “矢” “斯” “媟” “敦” “赩” “押” “也”等数十个字的古文形体，通过这些形体的考释，总结出一套古文的释读方法。成果中第五部分主要讨论的是《古文四声韵》一书的版本问题，成果将目前能见到的汪启淑刻本、宋刻配抄本、罗氏石印本、碧琳琅馆丛书本等都做了细致的比对，以便能确定各个版本之间的异同以及优缺点；同时还对《集古文韵》一书做了全面研究。以往学界并不重视该书，就连专门研究传抄古文的学者都不将该书列为研究对象，成果对其价值，以及其与《古文四声韵》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第六部分则专门研究隶定古文，鉴于已有学者对隶定古文做过专门的整理与研究，所以这一章仅仅对以往未能解决或释读存在争议的形体进行考释，分别从隶定形体和隶定规律两个方面展开讨论，考释了“列” “仆” “与” “涂” “鞠” “纲” “惄” “顺” “噫”等字的隶定古文。

    古文的时代问题是该成果的重点内容之一，成果第七章专门讨论了古文的时代特征。早在民国时期王国维便提出古文来源于孔壁竹书，与六国文字为“一家之属”，此说确不可移，也屡次被后来的出土资料所证实。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传抄古文是由汉代人整理，并辗转流传至今，所以里面含有明显的汉代文字特征。而汉代以后，人们已经不明白古文的性质，会把当时不熟悉的形体都当成古文，所以《汗简》《古文四声韵》等晚出的传抄古文书籍中还含有大量的后世俗字。本章第一部分讨论了古文与先秦时期古文字，包括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的关系，并对古文字中的“窥” “画” “邎” “树” “” “”等字进行新释，或对已有意见进行了补充。古文中也含有汉代文字，成果通过列举多个例子证明此点，并据此讨论了“闵” “盗” “流” “忧”等字的古文。在古文与俗字关系一节，揭示出传抄古文中也含有大量的俗字，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据俗字讨论了“象” “长” “龙” “居” “宁” “筓” “要” “叫” “六” “果”等字的古文，同时根据古文的写法考释了“” “” “”等以往没有解决的俗字。

关于传抄古文的国别，目前已经有几位学者论及，主要观点是古文属于齐系文字，这已为现今学界所接受。本人通过材料的比对发现，《说文》、三体石经等古文的性质比较接近；而《汗简》《古文四声韵》等晚出书籍中古文的性质呈现另一特点，在讨论古文的国别时应该将两者区分开来。该成果认为《说文》、三体石经古文确如学者所言，它们具有明显的齐系文字特征。至于《汗简》《古文四声韵》古文，成果通过“《汗简》《古文四声韵》中古文与古文字形体对照表”的数据统计，得出《汗简》《古文四声韵》中古文与齐、楚两系文字相合程度最高，在此基础上可对传抄古文的国别性质进行初步判断：传抄古文属于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文字，其中齐鲁文字应是主体，但也受到其他国家文字影响，尤其是楚系文字，《汗简》《古文四声韵》二书中所收古文体现出大量的楚系文字特征。

    成果的专题研究部分主要包括研究部分以及材料整理。研究部分共收录研究文章16篇，其中有3篇文章是据传抄古文考证古文字，分别考释了簋铭中的“”、师鼎铭文中“”、甲骨文中的“觞”等字；3篇文章据传抄古文校正传世典籍，包括校正《尚书》中的“敉”字、校正《尚书·金藤》中的“诮”字、校正《老子》篇中的“胜”字；5篇古文碑刻研究专论，包括宋代范氏家族墓地所出砖志研究，灵岩寺石壁文字考释，郑州黄岗寺北宋纪年壁画墓所出蔡氏古文墓志铭简论，山东龙泉庵古文楹联新考、跋古文石刻；另外还有2篇古文学术史及古文形体考释专论；2篇古文印章专题研究。

    整理部分，成果中收录了古文形体检索表。因为目前已有的各种古文工具书都不利于古文形体的检索。以现有的《传抄古文字编》为例，该书按《说文》体例排列，已经比较容易查检。但是该书只适合按照释文去查找古文形体，例如想找“李”字古文，直接翻到该书卷六木部即可。但若知道古文形体想查找释文却是相当不便。因传抄古文形体发生了较大的讹变，很多还使用了假借关系，难以识读，例如下一方古文印：（《学山堂印谱》），印文不易释读，其实该印释文为“死是老闲生也得”（语出唐元稹诗歌《放言》诗五首之第一），该印中“是” “老” “生” “也”几字都不易识别，若按照现在的传抄古文工具书籍，很难查找。但若按照本人新编写的形体检索表就十分容易查检，因为新检索表中都是按形体所含偏旁排列，查“穴旁”内为“是”字古文（《传抄古文字编》第149页收《古文四声韵》形体）、“山旁”内为“老”字古文（见于《订正六书通》第215页）、“宀旁”内为“生”字古文（见于《订正六书通》第130页）、“攴旁”内为“也”字古文（见于《订正六书通》第220页）），这些形体与印文一致，故印文释文便可解决。考虑到学界目前尚无这种古文检索类工具书，所以本人编订了古文形体检索表，学者若再遇到不认识的古文形体，翻检该表便可知晓，此表的编写对于查找古文形体是十分便捷的。

在整理的第二部分，成果对古文印章进行了辑录。以往的古文研究多注重《说文》《汗简》《古文四声韵》等古文书籍，很少有集中整理古文书写材料的，此次笔者还对古文印章进行了专门整理，共翻检印谱数十部，筛选出古文印章一千多方，有的印谱另附上释文；有的印谱释文存在问题，重新校释。为了直观呈现，在成果中编写了表格，节录其中200方古文印，并列出印章出处、刻印者、时代以及释文，可以说这是整个学界第一次对古文印章进行辑录与整理。

在整理的第三部分主要介绍“《汗简》《古文四声韵》中古文与古文字形体对照表”。表格收录可对应的古文及古文字形体，如此处理简单明了，也避免了逐条疏证形式所引起的堆砌材料的弊病。表格还列出了古文字的时代、国别，有助于了解古文的来源时代以及演变过程；且该表对古文的国别研究作用重大，成果第八章“国别问题研究”中做出的国别统计结果就是依据此表格。

三 成果的价值

该成果的学术价值及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于文字学。古文记录的是古文字形体，两者可相互印证，古文对于疑难古文字的考释，十分重要。同时古文自身反映的通假、同义换读现象，对出土文献中字、词解读也有很大裨益。而且古文中含有秦汉文字资料，还包括大量的俗字，对古文的整理无疑有利于这些文字材料的研究。2.对于艺术学。以古文刻写的碑刻及玺印材料很多是艺术佳品，碑刻材料如碧落文、阳华岩铭、宋代魏闲墓志、党怀英古诗石刻、元代古文大风歌碑；玺印材料如《飞鸿堂印谱》《谷园印谱》《养正楼印存》《学山堂印谱》等都收录了大量古文印章。可以说，该成果为艺术学提供了材料。3.对于历史学。古文碑刻材料本身便是一种史料，以蔡氏古文墓志为例，志文一共四百余字均以古文刻写，是一篇难得的史料。又如范氏墓群所出古文砖所反映出范氏一家的情况对研究范氏家族，探讨宋代官制、丧葬习俗以及方城地区文化均有重要作用。还有很多以古文刻写的碑刻材料，对于研究古代的民俗、宗教都有重要的价值。4.对于文献学。很多古文的出处是传世典籍，如三体石经古文出自《春秋》《尚书》；《汗简》《古文四声韵》所采录的文献达数十部。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存在很多讹误，现在学界多利用出土资料来校释传世典籍，其实利用传抄古文也可校订典籍，成果中古文的价值一章笔者曾专门举例讨论此点。至于出土文献，上文已论述颇多，出土资料尤其是战国文字与传抄古文实为一家之属，这也是王国维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