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图像论

南京大学赵宪章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图像论》（项目批准号为：12AZW005），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文学图像论”这一课题名称援自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论”，即认为文学既然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就应当经由图像和世界发生逻辑联系。于是，探讨文学与世界的图像性关系也就成了该成果的主题。

文学与世界的图像性关系一方面表现为文学对世界的“语象”展示，而不是通过“概念”说明世界，另一方面也表现为语象文本向视觉图像的外化和延宕，诗意画、文学插图、文学作品之影像改编等，就是这种外化和延宕的结果。关于这方面的学术资源可谓古今有之、中外有之，而该成果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面向“文学遭遇图像时代”的现实立意，借鉴“语图符号学”的方法阐释二者的学理关系，试图在基础理论和图像分体研究两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一 基础理论研究

该成果基于语言和图像的关系（简称“语图关系”）讨论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简称“文图关系”），讨论建构的基础理论包括“语图互仿论”、“语图指称论”、“语图传播论”、“语图叙事论”、“文学成像论”五个专题，现分述如下。

1.语图互仿论

文学既然是语言的艺术，那么，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说到底就应当是语言与图像的关系。该成果认为，只有基于后者，才能对前者做出有深度的学理阐发，进而避免情绪层面的浮泛与打滑。将这一观念落实到文学和艺术的关系史，就可以发现二者的互相模仿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另外，它们之间互相模仿的效果又是非常之不同。以诗画互仿为例：大凡模仿诗歌的绘画作品，即“诗意画”，很多都成了画史上的精品；反之，模仿绘画的诗歌作品，即“题画诗”，在诗史上的地位则很难和前者在画史上的地位相匹配。那么，在这种“非对称”现象的背后，隐匿着怎样的审美规律呢？该成果发现，这是一种“顺势”和“逆势”的区别，包括“诗画互仿”在内的整个“语图互仿”、“文图互仿”，在艺术效果方面普遍存在“非对称”态势，图像艺术对于语言艺术的模仿是“顺势而为”，所以成功者居多；反之，语言艺术对于图像艺术的模仿则是“逆势而上”，所以很难成功。对这一现象展开进一步研究，将有益于认识文学和图像的复杂关系。

2.语图指称论

首先，进一步研究发现，文学与图像的互相模仿之所以有“顺势”“逆势”之别，在于语言和图像两种符号具有不同的意指功能：前者是实指符号，后者是虚指符号，从而导致文学崇实、绘画尚虚的艺术风格，并产生了不同的评价标准。这就是锺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发现的千古之谜，究其原因，当然是两种符号的不同性质，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任意性”造就了语言的实指本性；与此不同，“相似性”原则决定了图像的隐喻本质和虚指体性。其次，人为的制作工艺及其对于视觉机制的迎合，使图像符号作为“假相”具有了合法性；但是，语言作为实指符号并不会“说谎”，所谓“谎言”源自语言的使用，“谎言”在语言系统内部并不具有合法性。另外，图像的本质是“隐喻”，语言隐喻则意味着语言的图像化、虚指化，即语言脱离实指而变身为图像（语象），从而滑向虚拟的想象空间。可见，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并行而不悖，语言实指和语象虚指的交互变体成就了文学的体性。

3.语图传播论

如果沿着上述思路继续追问，我们还可以发现语言和图像之所以有实指、虚指之别，就在于它们尽管都可以指称世界，但其指称中的“名实关系”却大不相同：语言作为实指符号，为世界命名是其本体属性（通过语言认识世界）；图像作为虚指符号，通过对身体（眼睛）的诱惑而使其愉悦是其本体属性。就此而言，可将二者的区别定义为“可名符号”与“可悦符号”。当然，语言作为实指的“可名”符号，也可以使人产生愉悦，但由语言产生的愉悦是理性的、有限的、可控的，图像愉悦则往往并非如此。同义反复，图像作为虚指的“可悦”符号，也可以为世界命名（指称世界），但其作为命名符号却难以像语言那样精准，为世界命名并非图像之所长。“可名”与“可悦”作为语言和图像两种符号各自之优长，使“图以载文”多介质组合的传播方式成为可能。图像作为愉悦符号助推了文学的大众传播，前提是虚化和卸载自身所承载的事理，以“轻装”换取游走速度是“文学图像化”必然的选项。

4.语图叙事论

语言和图像既然都可以为世界命名，那么，它们同样都可以用来叙事，都可以作为一种叙事符号。就此而言，“在场”与“不在场”是它们的主要区别。“在场”“不在场”不仅关涉到显露真理的可靠性，也关涉到文学叙事的真切性，即“不隔”或“隔”的问题。相对语言符号而言，图像叙事是一种在场的“图说”，因为视觉器官的观看之道是“陷入”世界并栖居其中，在“看”与“被看”的紧密相拥中自恋自乐，沉醉其中而物我两忘。但是，图像符号不过是“存在的薄皮”，“图说”之所“说”不过是一种“皮相之见”，而所谓“画外意”及其“比德”并非画之本有，因为我们已经将“在场”赋予了图说。言说的不在场不仅表现为符号表意的间接性，文字文本充任言说的“代用品”也是其重要表征。因此，口说的词能否在书写文本中被重新唤起，也就成了后者的在场理想。“音响”作为语言的“第一能指”决定了它的永远在场，也决定了语言艺术的音乐性本质，“形象性”并不能区隔文学与非文学的根本不同。在语言和图像“叙事共享”的场域，语言有可能穿越图像，使不透明的“薄皮”变得透明，“图说”也就被赋予了“言说”之意味深长。

5.文学成像论

“文学成像”，即文学生成图像、成为图像，它的前提当然是图像的生成。首先，图像的生成源于“一画”，意味着自我意识萌生之后人与自然的吻别和认同；天人揖别和天人际会之二律背反是其内在张力，从而结构了图像表意的动因和势能。其次，“画”即“话”，意味着语言与图像同源共生、彼此相间，语象肉身与外物的相似决定了言说的图像性，文字的出现则陡增了“以图言说”的在场诱惑，诱使文学变体为“图说”而在记忆深处扎根以保持它的久香。再次，文学成像的实践过程是基于“文心取意”，不同取意所形成的“语图漩涡”增添了文艺史的无限风景；践行文意的制图技艺有赖于“心手相应”，这一肢体动作过程表征为“言”在“行”中、“智”在“肢”中、“心”在“手”中，这是肉身的灵化和心灵的肉身化之浑然天成。于此，文学的图像之旅最终成为可能。

“文学成像论”一方面属于文学图像论的基础理论，就像前述四部分那样；另一方面它又引出了下述两章，即对具体的、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文学图像进行探讨。

二 图像分体研究

由于该成果不涉及以影视为代表的现代图像，所以，由诗歌和小说生成的图像，也就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两种文学图像。对这两种传统的文学图像展开体式研究，探讨它们“是什么”和“为什么”，也就构成了该成果的第二部分，现分述如下。

1.诗歌图像论

诗歌图像，俗称“诗意图”、“诗意画”，是文学生成图像、成为图像的主要体式之一。一方面，诗意图是对诗意的模仿和再现，也可名之为诗歌的图像修辞。从其诸种图式可知，这一另类修辞格主要表征为诗语空白的填补和诗歌意象的具体化；由此，文本所编织的诗意在图像中直接绽开而被“一目了然”。另一方面，诗意图所绽开的只是“诗眼”而非诗意的全部，因此，它的模仿不过是一种“例证”而非诗意的完整再现。于是，诗意图就像矗立在语义深邃中的屏风，在使诗眼绽开的同时也屏蔽了图像背后的世界。这就是诗意图的双重性相及其符号表征：“绽开”与“屏蔽”的二元组合形塑了它的格式塔特质，开阖有序的律动驱使语图符号之互文游戏，诗意在图像中的若隐若现撩拨视觉诱惑。

2.小说插图论

与前述诗意图一样，小说插图是文学图像的另一典型体式。该成果发现，小说插图起源于唐代以降的“立铺讲唱”，变文变相、话本插图等是目前可见的早期案头化存留，以明清白话小说为典范的插图艺术则是它的超越和复现。从现场讲唱到案头读本是小说叙事的折叠，“插图”就插在叙事册页的褶皱中，以其明见性召唤默存的事迹在读者心目中苏醒。故事图与人物图是小说插图的两大主要类型，它们逃逸册页而独立叙事之所以可能，在于唤起记忆中“象晕”的重新认同。就小说文体的纯粹性而言，图像的插入是符号异类的强制入侵，“图说”是“言说”的抵抗话语，是对沉浸式阅读的解构，“装饰”而非“再现”是小说插图的显在符号表征。

需要说明的是，该成果属于跨学科研究，所有命题（论题）都是在文学和艺术两个学科之间发现的，或者说只有在不同学科之间才有可能发现这些前人从未涉及的新问题。该成果的阶段性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3篇，在《文学评论》和《文艺研究》上发表了3篇，其中1篇先后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4）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015），另有1篇论文入选《〈文学评论〉六十周年纪念文选》。中国知网显示，该成果阶段性成果中的3篇论文都超过100篇次被引，8篇论文都超过1000篇次下载，受关注度较高。

但是，该成果尚有一些应该论及而未能论及的问题，诸如源自文学的静观图像与施为图像的关系，文学书写图像问题，年画、叶子等民间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曲本插图和连环画的文学改编，史传、诸子和蒙学等广义文学图像问题等。换言之，文学图像论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论域，该成果只能说是这一工作的开始，而更多、更有意义的工作尚有许多。就此而言，该成果只是抛砖引玉，“文学图像论”只在我们眼前展现出遥远的地平线。

一百年前，王国维曾经感叹“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充满了文学的自信与豪迈；一百年后的今天，整个文学的“模样”已经模糊不清，唯有和图像的关系密切，甚或是被图像符号咀嚼过了的作品才备受青睐。可以说，当今之时代，文学和图像的关系复杂多变前所未有，重要的还在于所谓“文学危机”背后的“符号危机”，即20世纪电视文化普及以来整个人类社会所面对的图像符号的挑战。就此而言，人文学术不能保持沉默，需要对“语言”和“图像”重新认识，而在文学图像论的视野中研究这一关系，也就成了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是，王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将在另外的意义上被改写，他的文学研究路径也将随之有所改变。例如，仅仅研究《屈子文学之精神》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屈子文学与图像的关系；仅仅言说《人间词话》是不够的，还要言说诗词和图像的关系理论；仅仅描述《宋元戏曲史》是不够的，还要描述戏曲戏剧的“语图关系史”；仅仅有《红楼梦评论》是不够的，还要对《红楼梦》和图像的关系进行评论……这样，文学研究的空间将被大大拓展，文学研究的路径将被另外分支，文学研究的学术理想将被重新定义。毫无疑问，这里所展现的是不同于王氏时代的新的学术地平线，可谓不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时，一代有一代之“新学”、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