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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背景下中国美学的发生研究

2022年02月25日09:03

东北师范大学王确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亚背景下中国美学的发生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0BZW016),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刘悦笛、赵禹冰、王丽、鄂霞、郑德、李英歌。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首先,美学学术史的研究意义。中国现代美学起源是一个复杂的跨际过程,美学又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知识的一部分,所以有必要深入调查,深入研究。

其次,中国现代美学的发生、演变的历史,与中国现代文明存在非常微妙的关系,在研究它的时候,可能会对我们认识中国文明道路有所启发。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美学”一词,在具体的实际交际语境中,可以被使用和理解为多种意义,有时指美,有时指感性,有时指美感,有时指美论思想,有时指美学。几乎每一种理解都意味着对于美学研究对象的独特认识。这诸多认识的背后,又都屹立着一套庞大的理论和观念体系。而这些理论和观念体系之所以建构起来,实则因应了不同时空语境的问题意识。18世纪中叶,美学作为一门聚焦于人类感性的“科学”被创立之初,它所展现出来的是鲍姆加登对那个“把信仰完全从属于理性”的时代所做的深切反省,他高呼着“我是人,无论有什么人性的东西都不会同我格格不入”,来为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辩护。这本是值得铭刻于西方乃至人类学术和思想史上的伟大创举,然而,仅仅过了半个多世纪,黑格尔就不再关注鲍姆加登在将感性纳入科学研究视野的深切忧思了。我们都知道,在黑格尔看来,“伊斯特惕克”(?sthetik)这个命名很不“恰当”,甚至“很肤浅”,因为它的内涵是指“研究感觉和情感的科学”,而这种界定是不“精确”的。按照他的理解,美学的对象是“广大的美的领域,说得更精确一点,它的范围就是艺术,或者毋宁说,就是美的艺术”。换言之,黑格尔眼中的美学的问题意识应该聚焦于“美”,鲍姆加登的“错误”则在于没有找到问题的焦点,而是“从艺术作品所应引起的愉快、惊赞、恐惧、哀怜之类情感去看艺术作品”———此时,鲍姆加登为感性正名的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勇气,在黑格尔眼里却变成了一种由错误的看待艺术的方式而导致的对美学的错误理解,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误读。

然而,正是在黑格尔这样的思想巨人那里都难免出现的误读告诫我们,美学这一学科既非先天的,在其创立以后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美学这个概念,固然可以保留它的开放性和丰富性,但也会失之笼统,进而遮蔽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的针对性。所以我们为了区别这些理解,尤其是与本来是美论思想的所谓中国古代美学区分开来,我们还是选择使用“中国现代美学”这一名称。如果是科学领域的现代学科,我们连中国都不必使用,如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由于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都具有某种区域或国族文化的影响,也就有了如美学中中国美学、东方美学等必要的说法。

那么,所谓中国现代美学,到底有怎样的边界呢?首先,现代美学所强调的是具有系统性的知识。其次,伸张个性自由或启发人的自觉,实现美学的启蒙和启蒙的美学。再次,承认人的感性的合法性,为人的感受和情感辩护。最后,中国现代美学必须确认审美无利害的超功利美学观。

就研究内容而言,本课题在研究视野上突破了原本局限于国别和学科界限的研究模式,立足于具有共同文化背景和近代历史转型经验以及西学输入渴求的东亚语境,讨论中国美学的发生问题,补充了已有研究中存在的重要史料缺失,纠正了通常学术史研究中有关“西学东渐”之“单向输入”的叙述模式,还原了不知名美学文本和美学工作者以及“学科外”文

本在中国美学学科发生中的作用,将这一话题的研究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具体而言,本课题研究内容和观点上的创新程度、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如下。

描述了中国美学在东亚文化交流史中发生的历史过程。在东亚语境中来讨论和叙述中国美学的发生和形成才具有学术和历史的合法性(日本美学也有同样问题),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作为学科意义的美学实际情况就是发生和形成在东亚与汉字文化双重语境之下的。美学作为一种西学,它成为中国的现代知识,并非是本土原创的结果,而是一种引进。由于东亚传承的汉字文化传统,以及东亚对西方现代知识的同步需要,美学走进东亚的过程,伴随着东亚尤其是中日之间的互动和共同努力。本课题在东亚特别是中日的文化交流关系中,通过大量的原始文献来还原和描述了中国美学的发生。

中国的前现代没有“美学”这门知识的名称,它不是从民族文化的时间之流中直接延伸出来的,而是借助空间管道连接到我们的时间之流上的结果。不仅如此,因为日本汉学在美学发生的那些年代里,十分发达,他们的知识精英懂得汉语,能够用汉语写作是一种显赫的荣耀。日本人稍早于中国开始关注美学,在现在的有美学相关的言说里,好像美学只有一个名字。其实最初的命名并非一个,这许多种命名共同参与了中国美学起源史的积累。它们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均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力度和广度传播着一个新学科的知识和思想。这里所说的多种命名,择其要者如“审美之理”,“佳美之理”(罗布存德:《英华字典》),“善美学”(西周:《百一新论》),“佳趣论”(西周:《百学连环》),“入妙之法”(花之安:《泰西学校论略》),“美妙学说”(西周:《美妙学说》),“美学”(中江兆民:《维氏美学》、花之安:《教化仪》),“审美学”(《东京大学百年史》;蔡元培:《哲学通论》),“艳丽之学”(颜永京:《心灵学》),等等。

有关“美学”这个译名,日本美学家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认为是1883~1884年中江兆民翻译的《维氏美学》中首次使用,但有值得怀疑之处。

提出了中国美学的来源是多起点和多渠道的观点。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感性的学说,早在18世纪中叶就被西方哲学家确立下来,但它被中国人知道已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了。在中国美学的形成期,一方面是国门已经被迫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则是本土以外能够提供系统美学知识的欧美各国乃至日本均已知道了美学,因而,中国美学的发生史不像史学家们习惯假设的那样,是一个单一起点的线性过程,而是在事实上呈现了多起点、多轨迹的发生过程。这是该成果所展现出来的中国美学发生和成长的多源头、多起点、多线索、多谱系的独特逻辑。

确认了中国美学作为应对生存危机挑战之回应的学术品格。美学作为中国知识现代性的成果,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种镜像,是时代历史的晴雨表。作为学科的中国美学,因救亡图存的某种信念,曾作为生存技术(建筑学)的附属被引进;因相遇于自我苦寂的他者“知己”,曾作为悲观人生信念的方法论被挪用(王国维);因西方现代知识对宗教的质疑,曾作为实现人格理想途径的“陶养感情之术”或宗教的替代品被推崇(蔡元培);因现代学校的出现,曾作为课程体系中一个被设定的科目被规划。该成果细致地还原了中国现代美学发生进程中,因应生存危机的“在世的”内在学术品格与外在诸多面向之间所呈现出的“一”与“多”的互动与博弈。

实现了对中国美学文化身份的确认,揭示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学术殖民地无意识现象。我们说中国美学是舶来品,多数人大概不会反对,但我们如果说中国美学是殖民地学术、殖民地知识,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因为这里引入了某种政治话语,因为人们对美学的感受和判断是从开始的不得不接受,倒觉得应该接受,再到后来的几乎不知道它的本质是本土学术,还是外来学术了。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已经模糊了所谓中国美学的文化身份,以为美学就是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学术,这是一种学术殖民地无意识。其实美学在中国从作为西学的附属知识到自律性理论,从学科的不自觉到自觉所走过的路程,并没有提供美学是本土知识这种观点的支撑。该成果在考察中国现代美学发生与中国传统思想、西方美学理论观念之关系的基础上,清理了中国美学的知识构成,重新确认了中国美学的文化身份,这对于重构中国美学的未来走向,是非常必要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围绕着中国美学知识的现代形成及其学科发生这一核心问题,该成果立足于“方法是对象的类似物”的方法论认识,针对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学科和问题视角,以实证方法为主,采取多种学科视野和方法交叉、融合的方法,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总结和归纳出中国美学现代发生的过程和规律。主要实现了以下方法上的创新与学术特色。

成果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史料钩沉索隐。我们反对在研究中有意无意地忽视、遮蔽甚至歧视基本史料,不因史料主体的身份、声望高低选择史料,而是对名声显赫的史料主体与名不见经传的史料主体一视同仁,力图在已经掌握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发现更加丰富的证据,进一步接近历史真相。在研究中,课题组不放过任何史料线索,不因遭遇巨大史料调查困难而失望和放弃调查。课题组负责人及部分参加者对本课题的基础史料调查工作已经持续了近十年,充分掌握了历史信息的完整性,努力使一切结论均出自史料的表达,努力不让事实向任何现成的结论妥协,重构了中国美学现代发生的历史过程。通过跨文化和学科综合方法,对中国现代美学和日本现代美学形成过程中的互相借鉴、来往频繁的状况展开了细致梳理,厘清了中日两国以东亚文化身份共同面对西方美学的引进、消化、吸收之动机、经验的异同。

三 成果的价值

成果可以为人们认识中国现代美学史提供帮助。(1)关注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立足美学自身的历史,发现中国美学现代发生的真正过程;努力搜集被遮蔽、忽略、悬置的史料,广泛吸纳新的研究成果,提高了美学史书写的真实度;(3)在中、日史料关联和互证中,把中国美学的现代发生过程安置在中国、日本、西方的关联构架中来认识,丰富了中国美学现代起源的认识;(4)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洞察西方美学的本土化进程与中国现代美学的价值取向。

(责编:王小林、黄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