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考论

清华大学解志熙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考论》（项目批准号为：12BZW078），最终成果为同名论文集。

一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成果包括8篇沈从文专题研究论文及4组30篇沈从文佚文的文献整理，总计22万字。从内容上分为上编“综论篇”和下编“考证篇”两大部分。

上编“综论篇”包括《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上中下三篇、长达九万余言的长篇论文。该文在此前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重新分析了沈从文在现代时期即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期的文学行为之特点及其得失，对延续多年的沈从文研究之“定论”做出了重要修正。按，过去的评论界和学术界对沈从文的研讨颇多积累，近三十年来尤其成就显著，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看法，其主导观点乃认为沈从文是一个站在文化守成主义立场上讴歌乡土人情、批判现代文明的乡土作家，一个始终坚持文艺自由主义因而迭遭政治迫害的文化悲剧英雄。这种观点自有相当的道理，但也不免把沈从文其人其文过于诗化了并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政治化了，因而也同样失之于简单化。本文作者多年努力从事沈从文文献的发掘整理，在充分掌握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沈从文的文与人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于是集中表达于本文中。文章力戒诗化的夸张和想当然的想象、努力回到沈从文的人与文之实际，认为在所谓“乡土作家沈从文”背后其实掩藏着一个更为复杂的“现代文人沈从文”，他是深受“五四”人性启蒙主义精神影响的现代作家，并不是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热情期望着人性的自由解放，尤其关注人的爱欲之压抑和解放的问题，希望通过爱欲的自由解放激发民族的生命活力，进而实现人的重造乃至民族的重造之宏愿———这是沈从文现代时期贯穿始终的“中心思想”，同样也贯穿于他现代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具体到文学上，二十年代的沈从文一方面深受经由鲁迅等翻译介绍的弗洛伊德主义“苦闷的象征”的文艺观之影响，另一方面则深受郁达夫发抒“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的自叙传小说之启发，由此起步的沈从文乃是一个典型的文学“新青年”，所作多为自曝苦闷的自叙传之作，虽然在艺术上不很成功，却也逐步积累了创作的经验；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沈从文受到周作人介绍的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情绪的体操”的文艺观之启发，更注意感性与理性的均衡、很看重文艺调适情与欲的作用，于是运用他所心仪的京派作家如周作人的节制抒写和废名的乡土抒情方式来转喻其对人性爱欲问题之关注，取得了独树一帜的成功。这一时期沈从文作品中颇多乡土与都市的对立现象，但并不具有真正对抗的文化意义，究其实，乡村与都市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过是沈从文借以表达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尤其是爱欲苦闷———的修辞手段或者说艺术风景。并且，沈从文30年代的人性抒写虽然以乡土为背景，却寄托着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性理想，或者说是一种以人性的自由与解放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种理想化的乡土抒写固然以“愉快的抒情美学”感人，但也有意淡化中国乡土社会的苦难与矛盾，暗含着与左翼文学相抗衡的企图，其美好的人性抒写也缺乏应有的丰富性。到30年代后期沈从文的乡土抒写已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优美愉快的理想人性加理想乡土之抒情，差不多已是写无可写、写了也是重复，而按照“文学的求真标准”来开展对乡土社会的批判性写实，则又有着主观上的不忍心及不善于驾驭长篇体裁之困难。于是40年代的沈从文再次转回到对知识者爱欲体验之抒写，创作了系列中篇《看虹摘星录》等，其中既溶注了他切身的爱欲苦乐之体验，也融入了浪漫诗意的想象和梦想。文章最后一部分考察了沈从文40年代末的“疯与死”问题，依据切实的文献祛除了笼罩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迷雾、还原了事实的真相。应该说，这篇长文以扎实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揭示出“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细微变化”，乃是沈从文从20年代到40年代文学行为的中心情结，这个中心情结同时也体现于他的人生行为中，所以沈从文的爱欲抒写既基于他切身的经验和体验，也寄托着他由衷的想象和理想———这也是他所理想的“人性”和所抽象的“生命”的基本内涵，不论用什么概念术语，其精神一以贯之；至其在文学上的表现形态，也同样地“变”而不失其“常”，有时偏于真实体验的自叙抒写，有时偏于象征转喻的诗化抒写。沈从文如此执着专一的探索，显然使他的创作特色鲜明、独树一帜，但他也为此付出了偏至一端以至于偏执成病的代价。

下编“考证篇”是4组沈从文佚文整理和5篇沈从文文献生平考证文章。先后共计整理发表了沈从文佚文佚简30篇（封），这些新发现的文献相当重要，填补了沈从文生平和创作的若干疑莫能明的环节，受到沈从文家属和学术界的欢迎、被广泛援引。同时配套发表的5篇文献与生平考证文章，对沈从文的相关佚文佚简之真伪与意义、对其不为人知的笔名和生平行为以及与文坛其他作家的互动行为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进而联系文坛的背景和作者的整体情况，对沈从文文学行为的一些重要关节及其症结，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比如《“乡下人”的经验与“自由派”的立场之窘困———沈从文佚文废邮校读札记》一文，依据新发现的沈从文佚文《〈七色魇〉题记》、佚简《新废邮存底·四十二·经验不同隔绝了理解》，以及一个署名“友松”的友人的古体诗《述行踪———孟实从文》所谓“寄语上官碧，可忧下民红？”的询问，分析了沈从文在40年代中期既已肯认了“文学的求真标准”、决心如实揭示农村社会的黑暗现实和农民的悲惨命运却又在40年代末放弃之而重回“乡村神话”的老调之前后矛盾，指出沈从文欲进还退的表现并不费解，究其实，沈从文不是不知、不忧下民之苦，而是更忧“下民红”即怕他们起来闹革命。他之所以逡巡不前、欲进还退，即在于他虽然认识到了占中国人民大多数的农民的悲惨命运及其现实根源，但他随即就发现倘若他如实地去揭露和表现这一切，那必然会在客观上带来动摇现存社会秩序、呼应“人民革命”的效应，而动摇现存社会秩序乃是他的根深蒂固的“农民的保守性”所不能赞同的，“人民革命”则是他所秉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保守性”所深为忧虑而且难以接受的。所以，沈从文在激昂地为农民请命之后，终于悄然放弃了激昂的诺言而未能在创作上“有以自见”，归根结底就是为此。再如《感时忧国有“狂论”———〈战国策〉派时期的沈从文及其杂文》一文，依据新发现的文献确证了沈从文与《战国策》派的关系，进而揭示了沈从文在抗战时期痛批自由主义而转向民族主义的事实，纠正了以往把沈从文看成始终如一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之片面。

二 成果的主要价值

该成果所探讨的问题复杂繁多，凡所探讨都提出了新的见解，而一切从文献出发、体贴分析，比较成功地运用了作者所首倡的“文学行为分析”的方法，努力把作家的人生行为与文学行为打通分析，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