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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散文研究史

2021年12月23日15:07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江枰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苏轼散文研究史》(项目批准号为:11CZW034),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张细珍、陈晓红。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该项目希望通过考察历代研究苏轼散文的相关材料,能够较全面地展示苏文八百余年的研究历程,形成一部较完整的苏文研究史。这一目的的意义在于,从研究之研究的角度观照中国散文史上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苏轼的散文在历代被评论、刊刻和研读的大致情况,探析相关现象产生的原因,不但能得到一些知识性的结论,提供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还可以作为散文研究史领域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个案研究,为其他散文家的研究史写作提供参考,为整个散文研究史的构建提供例证。考察过去的苏文研究历程,探索其中的规律,也可以为今后的苏文研究提供参考和方向。另外,了解历代对苏文技巧的总结、风格的评判,也有助于今天的读者对传统散文阅读和欣赏能力的提高,对今天的散文创作应也有所裨益。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苏文的研究历程大致可以概括为两宋兴盛期、金元薄弱期、明代先抑后扬期、清代整体平淡期。每一个时期还有各自的起伏变化。其中又以两宋时期的变化最为复杂曲折,苏文在这两百多年间经历了差不多三次起伏,有的还是大起大落,似乎和苏轼的人生际遇有某种契合之处。在苏轼生前,苏文的研究就与科举确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机缘巧合,当苏轼踏上科举之途时,正遇上主考官欧阳修打算利用科举考试扭转文风而寻找范本的当口,而来自西南偏州未受太学文风熏染的三苏文章恰好符合了他的标准。于是二苏在科举场上连战连捷的同时,其科举文章也风行天下。欧阳修无疑是苏文名满天下的最大推手。

熙宁、元丰时期,王安石以《三经新义》《字说》等统治科场,考生转学王安石文章。在苏轼眼中,当时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苏文大概经历了第一次走弱的局面。“乌台诗案”同样也涉及其文章,司法人员也从苏文中找到苏轼不满新法、攻击朝政的证据,尤其是《湖州谢上表》。从这一点上说,“乌台诗案”的触发点是苏文而非苏诗。只是展开调查后,因苏诗包蕴更丰富和解读空间更大,坐实的证据遂更多。早年积极呼吁变革的策论文章又使如今极力反对新法的苏轼陷入被动境地,落入首鼠两端的口实。这时,苏轼开始不断否定自己的制科文章,苏辙也是如此。苏轼遭受了人生第一次困厄,其诗文虽未被禁止,但政治与学术从此开始介入苏文研究,成为决定其面貌的重要力量。

元祐时期,苏轼迎来仕途的顺遂期,又曾知贡举,其文章自然又成为士子们转相效仿的对象。这是两宋时期苏文的第二个研究高潮。这期间一方面士子们仍然积极效法苏轼的以策论为主的科举文章,另一方面作者本人则进一步明确将其摒弃。元祐六年苏轼自编《东坡集》,其余文集除《后集》《和陶诗》之外也于此时基本编成。却不收50篇策论文字。这无疑是这种摒弃态度的明白体现。此时苏门中人也渐有声望,他们对苏文的评价也颇值得重视。

苏轼晚年南迁岭海,经历了人生的第二个困厄期。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其文章的价值更为凸显。继续有追随者、仰慕者留心于他的文集编纂,如颇为重要的《东坡后集》就是由刘沔初编。在编集刻板之前,苏文大多是以单篇的形式传抄的。苏文的编集者不乏苏轼的仰慕者,而刻板者则可能多为书商。当然也有书商自编自刻,一般质量差劣,为苏轼所否定,这方面也少有线索留存。在苏轼生前,刊行于世的文集主要是《策论》、《东坡集》和《后集》几种。

苏轼去世后的北宋晚期,朝廷禁行元祐学术,苏集首当其冲,这是苏文研究史上唯一的一次遭到当局明令禁毁。然而效果并不理想,于是一再申禁,仍然愈禁愈多。这次禁毁的过程、禁毁的效果、禁毁失败的原因都值得认真分析,从中可以了解苏文深入人心的程度、民间力量对政府乱命的自发抵制、权贵们对苏文的维护,以及他们利用特权私刻苏集牟取暴利的行径带来的上行下效等现象。这种对禁令的突破甚至可以说首先来自徽宗本人,他寓禁于征,搜罗了大量苏轼的书画真迹。当然,这毕竟是反复全面的政府禁毁行为,对苏文研究的打击还是沉重的。因此,对此时期苏文研究的局面不宜高估。北宋灭亡前一年,宋廷为挽救亡国危局,宣布废除关于元祐学术的一切禁令,尽管已无济于事,实际上已开启了南宋苏文否极泰来的局面。

南宋前期,苏文研究迎来全面繁荣的时期。高宗、孝宗对苏轼其人的褒赠,对其文的推崇成为这一局面的政治保证。民间强大需求被长期压抑后的释放,科举考试内容上对元祐学术的提倡,文体上对论、策的重视,遂出现“家有眉山之书”的盛况。南宋前期笔记作家鲜有不论及苏文的,个人文集中也多见对苏文的评论或题跋。苏轼后代对苏集的刊刻为保存其原貌功不可没,至于书商编刻各种苏轼的全集、总集、选本,可谓比比皆是,质量也多不高。《外集》为搜集苏文遗落在民间的文章不遗余力,其中以题跋尺牍等为多,还出现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这部苏文研究史上最为重要的注释本。

南宋前期,朱熹已大肆抨击苏学苏文,但效果不明显。在光宗、宁宗时期几经反复,程朱之学最终胜出,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从此开始了程朱理学对苏文研究长期的负面影响。这时期,苏轼的政治地位虽不能和孝宗时相提并论,但官方并没有明确打压苏学苏文,理宗甚至还将苏轼列为从祀孔子的十人之一。不过这相比于对朱熹的追封和尊崇,就差距甚大。而当时科举考试的文章内容都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这实际上已经限制了士子们的阅读和参考范围,也为南宋后期的苏文研究归于平静提供了动因。这阶段,仍有笔记和别集文字评论苏文,但从其内容上看,对苏文已少了些热烈的激赏和称扬,多了些冷静的评析和辩驳,对苏轼的才情也不再一味仰视,而有了平交其人的角度。不过这时的学者们对苏轼的气节仍多称赞之词。程朱理学对苏文研究的负面影响从南宋后期开始的同时,也及于北方地区,经过元朝,明朝前、中期,持续三百多年。直到晚明因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的打击,苏文研究再次得到繁荣的机会,有约半个世纪的复炽局面。但随着明亡清兴,程朱之学再次得到尊奉,苏文研究又长期归于平静。

金元时期,苏学北行。但“苏学盛于北”只有从北宋文人中苏轼在金朝的影响最大这个角度理解才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同时的南宋前期,苏学才真正是全面盛行的局面,其深入人心的程度要远远超过北方。而程学在宁宗后期甚至理宗即位之前也并未盛于南。苏学行于北的局面中,苏诗、苏词的影响似又大于苏文。就苏文而言,因金国前、中期的科举一味重视辞赋,在后期才偶尔会重视文章,所以金国的苏文研究有前轻后重的趋势。随着理学的北行,金元交替,苏文研究更趋于衰落。现存苏文在金元刊板的资料也很少,仅金世宗完颜雍曾和大臣讨论过苏轼的为人并诏国子监刊《奏议集》等少数记载。而今存的元版苏集一般也都认为刻于宋末,大概元人对苏文的阅读需求仅宋人原刻就足以满足。而元朝又在一段时间内废除科举,恢复后也以程朱理学为标准,苏文研究缺乏有利的条件。

明朝建国,一以程朱之学为宗。朱棣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是天下人的必读书。科举进入八股文时代,内容也不能出程朱之外。因此明代前、中期两百多年中,苏文研究颇为平静。一部新编七集,从洪熙到成化才完成,距明建国已有百年,还是因刻欧阳修的全集而附带刻及。该书至嘉靖得到重刊,已是明代中期。阳明心学逐渐风行之后,社会思潮开始走向开放,苏轼旷达的人生态度和能给人极致阅读体验的小品文字逐渐广受欢迎。王世贞编《尺牍清裁》收大量苏轼的尺牍,又编《苏长公外纪》为读者提供了关于苏轼的逸闻趣事和谐趣文章的资料,为苏文研究的繁荣拉开了大幕。此后作家们对苏轼的仰慕、对苏文的赞扬,都可谓无以复加。而此期对苏文的整理编刻,成就更是斐然。文坛领袖吴伟业遂以“韩潮苏海”取代宋末李淦的“韩海苏潮”。这一顺应时势的改变赢得了纷纷响应,此后遂较“韩海苏潮”更为人所知。

晚明苏文研究有侧重其小品的特点,读者众多,但多追求阅读的愉悦感受,而少深刻的体悟解析,因此是不够全面深入的。而这种文人们自娱自乐的阅读风潮也是不能持久的。在明末实际上已有学者对此表示不满,加之亡国祸起,苏文研究的这种较为片面的繁荣局面几乎戛然而止。清初皇帝仍然回归程朱理学,重用理学中人,于是康熙时期理学名臣为数众多。他们学行多有刻观,政事之余,从事著述编纂,如熊赐履、张伯行等人,都力尊程朱为正统,相应的是文以韩欧为宗尚。而相继影响文坛的桐城、阳湖、湘乡等文派,也都在贯彻这些理念。因此有清一代,苏文研究都比较平淡,不但都局限于八家范围再无单独出头的机会,且在八家中也只居于韩欧之后,不复繁荣期可比了。

以上是北宋中期到清末八百余年苏文研究的大致面貌。这一面貌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持续始终的大概有政治、学理和科举这三个因素。因此分别考察这三个因素如何影响苏文研究的面貌也值得尝试。大致说来,政治因素对苏文研究的影响最为迅速,居于主导地位,但又是最不确定的。因为帝王或权臣的喜好因人而异,即便为相同的政治目的,手段也可能截然相反,而政局的变动也往往无甚规律可循。学理的因素对苏文的影响最为深刻而持久,王安石新学、苏氏蜀学、程朱理学、阳明心学都登上过政治舞台,它们都深刻影响着苏文研究的局面,其中程朱理学影响社会的时间最长,因而苏文研究处于相对低潮期的时间也最长。科举的因素往往是学理因素的表面体现,因最为功利,所以作为控制士人思想的手段最为有效。在诸因素中,科举与苏文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无论学理怎样变化,只要科举内容还以写文章为主,考生就必然要从苏文中借鉴作文的技巧,尤其是写作应试文章的技巧。所以,在科举时代,苏文总有其市场需求。但这需求只限于考取之前的士子。如果其他条件不利的话,苏文的日常的和普遍的阅读需求还是会受到限制,不可能出现繁荣的局面。当然这些因素往往是同时起作用的,虽在一定时期内有主次之分,但不可能截然分开。单独考察无非是为得出一个较清晰完整的印象,以作主体部分的补充。

三 成果的价值

该成果的学术价值无疑是第一次较全面完整地展示了苏文研究的历史。苏文是中国散文的代表之一。这个地位的获得固然是由于其本身的巨大价值,但同样取决于历代读者的认可。正是他们在不断阅读、阐释和借鉴中达成这种共识,才使其价值得到比较统一的评价。但这个过程是复杂曲折的。因此,探究苏文在各个时期产生影响的具体过程,厘清不同阶段读者对它们的评价,展示其被研读和接受的大致脉络,并分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探讨相关文化因素与苏文的相互作用,既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中国散文创作和理论的发展历程,也能对现在和将来的散文创作及研读提供借鉴,有其文学史和学术史的意义。这大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梳理各个历史阶段读者对苏文的评论以及他们的关注点,可以更准确地为苏文定位,也有助于发现一些被忽略的真相,修正基于笼统的或当下的印象而得出的似是而非的结论。其次,任何时段的苏文研究局面的形成固然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也有主次之分。梳理某些主要的文化因素对苏文研究发生作用的过程,可以呈现不同面貌的苏文研究史。将这些不同的研究史综合起来得出的总体概貌,可以和一个一个时期连接起来的总体印象互相补充。再次,苏轼创造的文化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但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对各部分的研究和接受还是呈现不同的特征。就文学方面而言,苏诗、苏词、苏文三者的地位和受欢迎的程度呈现此消彼长的特色。正是这种此起彼伏的不同步构成苏轼研究连绵不绝的面貌。那么,要准确地反映这种面貌,比较好的选择应是将各部分的研究历程做尽可能客观的分析和梳理,再全部呈现于读者面前,苏轼研究的整个面目则可以大致清楚。最后,本论题作为苏轼文化遗产研究的一部分,还可为建构现代意义的苏学准备条件。众所周知,学术界“龙学”“红学”等早已成为显学,而至今为止,“苏学”还未获得广泛认可。这或许与相关成果还不够丰富、体系还不完善有关。对苏文的研究历程加以考察、归纳和总结,形成相应的研究成果,可为将来更为系统性的苏学研究提供材料。

(责编:王小林、黄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