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唱和诗歌文化研究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吕肖奂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唱和诗歌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1BZW048），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张剑。

从文学、社会学、文化学三重维度对宋代唱和诗歌进行深度研究，是该项目的基本构想。文学维度力图论证酬唱诗歌的本质、功能与意义、审美取向与标准、文学艺术性，从而建立不同于独吟诗歌的酬唱诗歌理论；社会学维度考察的是酬唱主体之社会身份与关系、酬唱目的以及社交场合等唱和诗歌所涉及的多种社会学元素及其对评判和阐释酬唱诗歌的作用和价值，并由此建立酬唱社会学；文化学维度探讨的是诗歌酬唱形成的酬唱文化以及酬唱诗歌所负载的文化质感与厚度等相关问题，以便建立酬唱文化学。三重维度的相对独立及互补构建，将对主要建立在独吟诗歌基础上的传统诗学进行全面的补充、修正，甚至颠覆其中一部分观念。

该成果是对三重维度建构理论的初步实践。上编首先将酬唱主体所属的士人社会按诗人的社会身份分为士大夫（官员）、布衣（处士与游士）、宗教（僧人与道人）三个阶层，然后依次探讨三个阶层内部唱和的方式、内容与特性以及他们在唱和诗歌上所做出的不同贡献，凸显宋代唱和诗歌的社会层级特色。

每个阶层内部唱和时诗人会因为社会身份近似而产生近似的价值规范与话语系统。从现存的唱和诗歌数量及其质量、影响深广度等各方面衡量，各级官员即士大夫阶层无疑是宋代唱和的主力军，士大夫因为掌握管理权力、具有优越的政治地位而占据了士人社会的上层，掌握着社会话语权，尽管他们在整个社会中人数比例虽不高，但他们的言行举止引领着士人社会的风气。宋代士大夫继承先唐传统，将诗歌唱和发展成为士大夫社交生活的常态，其唱和的主题、规则、方式、风格等，无不引领士人社会的唱和风气，奠定了宋代诗歌唱和的基本形态，他们的唱和规范以及话语系统引领着整个社会唱和风气与方向。官员阶层特有的品阶、官职及政见，是影响官员诗人酬唱对象与酬唱圈层的三大身份要素，这令其诗歌酬唱无法脱离层级、功利与政治。官员的身份层级不同，其酬唱风貌及审美情态因而也不尽相同，高层与低层差异最为明显，而只有精神上超越了世俗层级制约的官员诗人，才可能成为官员诗歌乃至宋代诗歌的审美主流。官员通过立朝、外任与贬谪等方式，驻足或行走于两宋的各个地域，并通过诗歌酬唱创建全国性的诗歌网络，使每个地域的文化活动都尽可能进入公共领域或公众的视野。他们的酬唱塑造出宋代诗歌酬唱的主流形态与基本风貌。尽管北宋后期处士、南宋中后期游士崛起，但士大夫一直是唱和主力军。

布衣诗人即非官员、非宗教人士的诗人，主要指处士和游士。处士与游士在生活方式行为上分别以居处与游移为基本特征，二者在人生理念追求上也有很大区别。作为政治权利体系中的弱势群体，布衣诗人并没有特别有意识或自觉地构建自己阶层的价值规范和话语系统，而他们似乎在无意中形成或被构建出的隐士文化与江湖文化，构成官员、僧道体系之外的第三体系，反过来影响了官员的价值规范和话语系统。处士、游士在唱和中都会有意无意强调布衣相对自由独立洒脱的生活优势，其相对自由与散漫的生活给官员提供了向往的空间，其平视或傲视王侯的语调在表示布衣节操的同时也造成等级社会中官民精神平等的错觉。处士与游士共同建立了下层士人唱和形态观念与话语系统，尽管其唱和方式与话语系统并没有完全超越士大夫而存在。

北宋众多的处士诗人们通过各种联络方式，曾经建立过一个被官员诗人遮蔽而不为古今人熟知的唱和网络。处士创作总体实力在北宋各个时段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随着处士诗人数量增加与创作实力增长，到徽宗党禁时期，蛰伏民间的江西“派家”与“乡里诸君子”唱和往来，俨然形成了超过当时官员唱和网络的态势，诗坛至此渐非“士大夫的专场”，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处士及其他非士大夫诗人的天下。北宋诗人队伍中官员与非官员结构比例，实际上一直在发生着变化。

北宋游士虽数量不少且引起了官方关注，但尚未形成一个足以影响其他社会阶层生活的新阶层。南宋孝宗以后，“什百为群”的游士，已然成为士大夫乃至朝廷官方的对立面，成为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科举等社会问题的参与者与评议者。当时游士们通过各种方式特别是利用舆论手段到达威慑朝廷、官员的目的，甚至能够动摇一点官方立场、影响官方决策，产生了其他非官员阶层从未发挥出的社会能量，在当时可谓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这无疑意味着游士阶层在南宋中后期的崛起。游士自视为士人阶级并努力向士大夫靠近，但其社会身份却更接近庶民。游士阶层介乎士大夫与庶民之间的中间游移性质，使其诗歌成为传统文体大幅度变革的载体，成为南宋文化转型以及文学转型时期一个士庶交接、雅俗杂糅的文学形态，成为俗文学冲击下雅文体之俗化达到临界点的标本。尽管没有游士之间群体唱和的诗歌保存，但这并不能说明游士之间从未发生过群体唱和。故乡与他乡的里中诗社，以及各地的养士纳士之所，都是游士的聚集地及交往唱和平台。这些非虚拟空间的存在，曾为游士群体唱和提供了充足的可能。就现存文献考察游士们交游唱和方式基本属于一对一式的个体联系，但是他们在游走各地中不断交游唱和，个体唱和圈又彼此交叉错综，联结成一个游士唱和网络。在遭到士大夫乃至整个社会比较普遍的歧视之时，交游唱和就成为游士之间社会身份相互认同的有效手段，他们在唱和中认同彼此的“湖海气”与游谒生活方式，寻求到集体归属感，并为自身所属的阶层定位，甚至有意识建立与士大夫不同的“山家”礼仪文化。

与俗众相比，方外之士是士人社会中颇为特殊的阶层。在宋代宗教政策下，方外也像方内一样具有管理等级系统，参与唱和的僧众既有僧官也有普通僧人，僧众的诗歌唱和多数是俗众的翻版，但随着僧众创作实力及自信心增强，僧众的内部唱和越来越有个性，最后形成了教禅唱和规模形态。宋代僧众的诗歌创作远比道流的诗歌创作兴盛，僧众之间的酬唱也比道流之间的酬唱兴盛。僧众之间唱和频率提高，规模也逐渐扩大，到南宋后期基本形成了他们自己唱和方式与话语系统，这个系统附着或结合着自足的佛禅思想，足以与士大夫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话语系统抗衡。《无象照公梦游天台石桥颂轴》就展现了僧众唱和的力量与特性。

两宋道流将道教文化与民间口诀歌谣结合产生的歌诀作为师徒传道、后辈释道、同辈论道的酬唱载体，丰富了酬唱的话语和形态；道流是极具想象力和灵异能力的群体，他们创撰的故事性众仙真唱和，其过程仪式与方式既是对现实世界唱和的模仿，又是富有创造性趣味性的虚拟唱和，点缀了两宋日益理性化的唱和世界；道流之间的赠答联句，在保留传统“仙真化”的同时，更展示出道流生活与形象日渐俗世化、现实化的一面，在交际对话间再现了两宋道流较为真实的生存与生活状态，而且显现出他们的方外个性、才能与精神境界。道流之间的唱和相对薄弱，尤其是从现存文献看，道流之间唱和没有形成较大规模，但道流的仙真化以及世俗化唱和，呈现最大化的内部交流信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道流的想象世界与世俗生活。

与布衣诗人相比，方外之士在社会地位特别是在精神上与士大夫更为平等，他们的作品留存也较多，他们的诗歌唱和为宋代诗歌酬唱增添了宗教思维方式、价值规范与话语系统。尤其是禅宗的论辩式唱和，为官员布衣以联谊颂赞式为主要基调的唱和增添新的范式。

每个阶层的唱和都以具体唱和的实绩来展示其形态与特色，布衣阶层与宗教阶层的唱和实例分析都在本阶层章节之内，而官员唱和的实绩则由下编四章论证，以显示唱和主力军引领风尚的概貌。

下编四章主要从三个维度对具体唱和作品进行研究。两宋丰富的唱和资源使得唱和诗学有辽阔无垠的开发探索空间，本编选择小型主题唱和、唱和方式规则、较大型唱和集、个人唱和之个体对象以及个人唱和圈为关注点，不仅多维度而且多焦点地展现宋代唱和诗歌多姿多彩的风貌及其丰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

唱和主题的选择显现出的是士人的视点与视野，唱和者对某一内容的频繁关注以及各种互涉而差异性表达，会拓展深化此内容及其相关的文化内涵，诗歌唱和不仅要将已有文化浓缩在唱和之中，而且会通过唱和者的互相激发深化其相关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咏物唱和，唱和者们的博学以及才识、诗歌竞技创变追求，聚焦在自然界的微物之上，每个诗人都见微知著地以各自的性情书写，在多重而差异性表达中层层深入细细呈现，引人入胜地将读者导入相关现场以及文化情境，比独吟诗歌更具有文化厚度与质感。

从普通的不同韵赠答，到和韵再到次韵、分题、分韵，这些看似形式、规则、技术的变化，表面上是诗歌唱和方式规则的精细化，实质上反映的是唱和诗歌的发展以及诗人社交生活的精致化。分题分韵是宋代唱和诗歌方式的代表。分题之“题”，反映的是集会者们的表达情趣与群体时尚变化；分韵之“韵”，从齐梁的随意无序走向宋代的有意有序；以题为韵，是唐宋诗人们寻找出的内容与形式契合点；以韵点题，即以分韵之韵句点明集会之主题，无疑是宋代诗人们发掘出的最有意味、有意义的题韵结合形式，这一形式既有文化意蕴又有点睛之用，可以说是将分题分韵的游戏规则提升到最高级别。

宋代自编或他编的大中小型唱和集颇多，但全集留存下来的并不太多。该项目选择保存较为完好的《同文馆唱和诗》进行全方位考察，尽力展现这个大中型唱和集的内涵及其存在价值。与僧人们论辩禅理式的唱和不同，《同文馆唱和诗》充满了世俗的气味。品鉴描绘唱和对象，谈谈彼此之间的各种关系，互相褒扬而自谦，是试官们次韵唱和的重心。三个月的锁院几乎是强制性地拉近了唱和者彼此的距离，锁院唱和可以说是“关系本位”社会形态的浓缩体现。这次品鉴联谊式唱和，是汉末品鉴人物之风在元祐更化时期的全面回潮，有着浓厚的时代气息。此次唱和是试官们在长时间、狭窄封闭空间中特殊的工作生活与精神活动重现与提升。试官们不仅用次韵唱和将单调重复的较艺衡文劳动诗意化，而且把唱和当作是与清谈、朗诵一样的娱乐消遣方式。每个诗人对锁院生活现状的喜忧态度不同，而他们的精神也都会超越锁院而延伸到过去和未来。

对某一诗人个人唱和对象以及唱和圈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诗人的社会交往态度和沟通能力，而且能够了解诗人的视野和个性。欧阳修与致仕官员杜衍短时期的唱和，表现出欧阳修积极的社交态度和极强的社交能力，这种态度和能力，是欧阳修能够成为高层官员以及诗坛盟主的重要因素。从现存陆游的多数人际关系诗歌考察，陆游可以算作是个交往困难症患者。陆游一生不善于与人交往，多数人际关系诗歌在情绪表达上因为缺少分寸感而显得不那么“得体”。与官场中官员交往唱和散发着自傲自负又自卑气息；与同类朋侪交往唱和不像士人那样彬彬有礼，而如同江湖游士一样亢奋使气；退居乡下后陆游基本断绝与士人阶层往来，像个反智主义者一样向无法进行更深精神层面对话的乡邻宣示个人的精神世界。然而正是这一切礼仪上的“不得体”，让陆游的社交唱和诗歌脱离了一般人际关系诗歌的应酬乏味，而显得个性十足且真诚有味。陆游的唱和圈及其人际关系诗歌，表现出与欧阳修完全不同的社交态度与鲜明个性。这的确是个有趣的对比。

尽管该成果偏重具体文本分析，还不够全面系统，理论提升也比较欠缺，但论者正是在分析多种具体文本过程中，得出了翔实而可信的结论，上下编以及每个章节的“大小序”其实都是从具体分析中总结出的论点。看似不相联结的论文，在整体构架下考察，实际上是一个整体。

无论在整体构架、审视维度、关注点或着眼点，还是思辨、论证方式上，都力求不囿于以往对唱和诗歌的传统观念与成见，以求全面创新。而观念、维度、方式的全面创新之后，我们发现或者说挖掘出宋代唱和诗歌更多的文学价值、社会学价值、文化学价值。颠覆人们对唱和诗歌的偏见与成见，重新认知、评估唱和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建构酬唱诗学，正是该成果的主要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