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文学语言因革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桐生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商周文学语言的演变》（项目批准号为：12BZW025），最终成果为专著《商周文学语言因革论》。课题组成员有：王群、刘奕华、沈逸莹、吴柳纯。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该成果的最大意义是揭示了商周文学语言的巨变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时期语言进步最大：一是在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在殷商起步并定型，形成了典诰巫卜语言艰深古奥的特色。西周一部分文学语言因袭殷商，另一部分文学作品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普通书面语，这是文学语言一次质的飞跃；二是在现代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取代文言。现代文学语言革命已广为人知，而商周文学语言巨变却无人论及。该成果可以弥补这个不足。

2.可以促进中国文学的语言研究

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多关注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方面的论题，文学语言研究是其中的薄弱环节，历年国家社科基金很少有此类项目立项，而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语言研究的缺位，显然是不完整的中国文学研究。

3.可以促进商周文学语言发展的宏观研究

迄今商周文学语言研究多为甲骨文、金文以及《尚书》、《诗经》、《国语》等作品个案探讨，缺乏纵向、宏观、整体、联系的研究，而商周文学语言最值得研究的恰恰在于它的宏观进展，要通过纵横比较才能揭示当时文学语言的巨变。

4.可以破译诸多商周文学语言之谜

商周文学语言尚有很多未解之谜，例如：中国最早的文学语言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尚书》所收28篇作品历时1500多年，为什么从中看不出语言的时代差异？《诗经》风雅颂语言为什么难易差别如此之大？为什么西周文学语言古奥与平易两种风格并存？为什么《国语》西周散文语言与《尚书·周书》语言深浅不一？等等。该成果试图破译这些商周文学语言之谜。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成果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中国文学语言早期形态———“殷商古语”的基本特征，揭示西周时期“殷商古语”与“文言”两种形态语言并存的情形，以及春秋时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历史趋势，展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语言因革的过程。具体地说，该成果内容有四大要点。

（1）研究中国文学语言的最早形态———“殷商古语”。以殷商作为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以殷商甲骨文、铜器铭文、《尚书·商书》作为研究殷商文学语言的文献载体，将这些文献语言称之为“殷商古语”，在分别探讨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文诰各类文体语言特色的基础上，提炼出“殷商古语”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共同形态特征。

（2）探讨西周文学语言的因革。该成果将西周文坛语言分为“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形态，“殷商古语”是从殷商沿袭而来，而“文言”则是周人自己的语言创新。该成果从文学语言自身继承性、西周初年周人文化心态、西周史官构成及其语言素养以及周人对殷商王朝看法几个方面，剖析西周沿袭“殷商古语”的原因，结合文献语言实例，重点阐述西周继承“殷商古语”及其两大新变。

（3）研讨西周“文言”创新的情形。该成果将“殷商古语”与“文言”两种书面语言进行多方面比较，说明“文言”是继“殷商古语”之后又一种新的语言形态。该成果选择《周易》卦爻辞、《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作为西周运用“文言”的文献范本，具体分析各种文体作品运用“文言”的特点，从中提炼“文言”的共同形态特征，指出“文言”优势及其取代“殷商古语”的可能性。

（4）研究春秋时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因革过程。为了揭示旧语言形态的消亡和新语言形态的兴盛，该成果选择以春秋铜器铭文作为“殷商古语”的范本，以《诗经·鲁颂》作为由“殷商古语”向“文言”转化的范本，以鲁国《春秋》作为“文言”的范本，通过这三个语言范本的分析，来展现“殷商古语”与“文言”此消彼长的大趋势。最后对“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原因作了全方位的剖析。

该成果提出八个重要观点。

（1）提出了“殷商古语”的概念。该成果将殷商文学语言以及西周时期仿古的文学语言称为“殷商古语”，以“殷商古语”作为中国文学语言最早形态。该成果具体分析了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文诰各类文体语言特色，从中提炼出“殷商古语”的形态特征。

（2）指出西周时期存在“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形态语言。西周铭文、周原甲骨文以及《周书》《周颂》《大雅》语言因袭“殷商古语”，而《易经》以及《国语》中西周散文、《诗经》西周风诗、西周史官格言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前者是沿袭殷商文学语言，后者则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新形态书面语言。这两种形态语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区分十分明显。

（3）具体分析了西周沿袭“殷商古语”的四点原因。第一，文学语言本身有它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不会因为商周鼎革而轻易改变；第二，在商周之际，有一批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的残暴统治而奔周，成为西周前期文坛的主力军，直接将“殷商古语”带到西周；第三，从西周初年历史来看，“小邦周”的文化水平远逊于“大邑商”，因此周人对殷商文化有一种仰慕心理，即使是在周人夺取天下政权之后仍然如此；第四，西周统治者将殷纣王与其他殷商先王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他们彻底否定的是殷纣王一人，而肯定从成汤至帝乙等殷商先王。由于以上诸种因素，西周前期主要文体都选用古奥的“殷商古语”。

（4）赋予“文言”概念以新的内涵。此前学术界所说的“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王力）。按照这一“文言”概念，“殷商古语”包含在“文言”之中。该成果则将“殷商古语”从传统所说的“文言”中区分开来，将殷商文献语言以及西周时期仿古的文献语言称为“殷商古语”，而将从周民族兴起并逐渐流行的书面语言称为“文言”。传统的中国文学语言形态是“文言”与“白话”“两段论”，该成果将“殷商古语”从“文言”划分出来之后，这样中国文学语言形态就由“两段论”变为“三段论”：“殷商古语”“文言”“白话”。这是该成果对中国文学语言形态的一个重要判断。

（5）探讨了西周“文言”的发生发展状况。该成果认为，《周易》卦爻辞、《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这几类作品是用“文言”创作的。“文言”与“殷商古语”的根本区别体现在词汇难易方面，此外在语音、文字、语法、修辞方面也有所差别。虽然“文言”在西周属于非主流文学语言，但它接近民众口语，作者易写，读者易懂。“文言”用语生动形象，自然灵活，长于叙述和描写，文学艺术性要远远高出于“殷商古语”作品，因而它比“殷商古语”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语”的优越条件。

（6）论证春秋时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历史过程。春秋时期，某些运用“殷商古语”的文体逐渐走向了式微或者消亡的道路，如甲骨卜辞不再有人写作，《尚书》文诰誓命也大幅度减少；某些文体（如《诗经·鲁颂》）本该用“殷商古语”创作，却改用“文言”创作；某些源于西周运用“文言”的文体（如《国语》春秋散文和《诗经》春秋风诗）在春秋时期得到继续发展，由此巩固并发展了西周“文言”的成就；“春秋”则是运用“文言”创作的新文体。春秋时期文学语言的总体发展大趋势，是“殷商古语”持续走向没落衰亡，而“文言”方兴未艾，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语言的因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基本上在此时宣告完成。

（7）具体剖析了“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原因。从宗教方面看，神学地位动摇直接导致甲骨卜辞刻写的终结；从政治方面看，随着西周王权由盛转衰，王朝颁布的文诰日趋减少，文诰的书写载体从简帛转移到彝器，供贵胄子孙赏玩。从平王东迁到春秋末年，东周王朝史官因对王室失望而重新演绎夏、商末年史官奔逃故事，这使“殷商古语”创作队伍趋于解体；从审美风尚来看，王侯卿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在春秋战国之际发生重大变化，他们竞相抛弃商周古艺术，喜爱新艺术；从创作和接受心理来看，春秋以后作家不愿再用“殷商古语”写作，读者也不愿读“殷商古语”。以上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最终促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次语言因革。

（8）提出中国文学语言两次解放的观点。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时期语言变化最大：一是在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在殷商起步并定型，形成了“殷商古语”艰深古奥的特色。西周时期，“殷商古语”继续占据文坛主流地位，但亦有部分作品尝试运用周人的“文言”。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周人“文言”逐渐取代具有七八百年历史的“殷商古语”，成为自春秋战国至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文学语言，这是中国文学语言第一次大变革；二是在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取代“文言”。第二次文学语言大变革是由当时文坛领袖胡适、陈独秀等人振臂提倡，它来得迅猛而剧烈，堪称是一种“断崖式”巨变，而第一次语言变革则呈现一个长期的、自然的、渐变的过程。唯其如此，第二次文学语言变革广为人知，而第一次文学语言巨变却少有人论及。因此，揭示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巨变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八点创新，完整地勾勒出商周文学语言因革的轨迹：“殷商古语”为中国最早文学语言形态，西周时期“殷商古语”与“文言”两种语言形态并存，春秋时期中国文学语言实现了由“殷商古语”向“文言”的变革，中国文学语言第一次因革就此宣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