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赋学文献考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踪训国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代赋学文献考》（项目批准号为：10BZW06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方利侠、孙晨、景晶。

一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涌现出近百部赋学研究专著和数千篇学术论文，赋学研究呈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但是同诗、词、戏曲、小说等其他文体相比，赋的研究又远远落在后面。尤其是2万余篇的明清赋，几乎无人问津，各种文学史也常常只字不提，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判断和有效继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思想观念的偏差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赋学基本文献的清点和整理工作过于薄弱，致使不少研究者对于历代赋学的产生数量、基本内容、存佚状况都不甚清楚，更不用说研究了。世纪之交，已有不少学者认识到这一点。在赋作、赋话的汇辑、整理方面，出现了费振刚等《全汉赋》（1993）、王冠《赋话广聚》（2006）、曾枣庄等《宋代辞赋全编》（2008）的编纂；在赋学基本文献的介绍方面，有何新文《中国赋论史稿》（1993）中的《历代赋学要籍叙录》，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2001）中的《辞赋要籍叙录》，台湾林振兴的博士论文《清代赋话述评》（2001）等。诸书筚路蓝缕，功勋卓著，但只涉及历代赋学文献的很少一部分，并且大都因体例限制，未能展开讨论。目前研究中国古代赋学的学者，仍然主要查阅《文心雕龙》《文选》《全唐文》《历代赋汇》等少数常见的诗文总集和诗文评著作，而对于大量的作家别集、史书、类书、公私目录、笔记信札、地方志、域外汉籍中的文献资料则十分忽略。尤其是清代所产生的赋集、赋论、赋话著作，实际数量有数百种，大都静静地躺在全国各大图书馆的古籍部，至今鲜有问津。

马积高先生于20世纪末编纂而成的大型赋集《历代辞赋总汇》一书，已经于2013年底出版。该书收录先秦至清末7391位作者的辞赋30789篇，全书共26册，2800多万字，嘉惠学人，其功至伟。根据该书《前言》的交代，马先生掌握清代赋总集（包括选集）50余种，真正被利用的则仅限于“有代表性的总集数种”。而笔者查阅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所藏之清代赋总集就有60余种；加上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地所藏，今日可见之清代赋总集多达100余种，可以大大弥补《历代辞赋总汇》之阙漏和不足。所以，尽管《历代辞赋总汇》已经面世，但目前仍然迫切需要一部全面揭示古代赋学文献面貌的目录提要著作，为赋学研究提供最基本的文献信息。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该成果将历代赋学文献划分为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含辽金）、元明、清代五个历史时期，考察、介绍赋学文献600余种。研究者稽查大量目录学著作和各大图书馆网站，数年来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陕西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首师大等高校图书馆查阅大量珍贵赋学文献（含孤本、善本文献），获取了许多重要文献信息。

该成果介绍历代赋学文献650种，实际字数为111.5万字，内容比较丰富。其中亡佚文献大约280种，主要钩稽佚文，征引前人的考证和评论，努力还原其在赋体文学发展史上曾经起到的重要作用，并为下一步的辑佚工作提供线索。又有180种文献没有校点本或影印本，深藏在全国各地图书馆的古籍书库中，该成果第一次将这些“久居深阁”、散在全国各地、长期被赋学研究者忽略的文献公布于众，抉发其各自的特点和价值，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和依据。

该成果在体例上有鲜明特色：以时代为纲，以类别为目。将历代赋学文献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每一历史时期的赋学文献又划分为赋总集、赋别集、赋评、赋注四大类，每一类皆分为正、外编。正编辑录“专门性”赋学文献，外编介绍“兼容性”赋学文献。“专门性”赋学文献价值最高，故无论存佚，皆加以著录、考证和介绍，还辑录其序跋，介绍研究状况，内容比较翔实；“兼容性”赋学文献价值次之，只简单介绍作者和内容，不辑录序跋。如此处理，正变兼收，内容该备，努力做到详略有别，重点突出。

在考证、评述数百部赋学文献时，该成果不仅系统梳理了赋体文献编辑、注释、评论的历史，也对一些重要赋学文献提出了个人见解。比如对《文心雕龙》赋学观的讨论，对《艺文类聚》赋学文献价值的揭示，对《事类赋》《古赋辩体》《历代赋汇》版本的梳理，对《会稽三赋》不同注本的介绍，对《赋海补遗》《辞赋标义》《赋海大观》诸书编者的考证，对《宋金元明赋选》题跋的解读等，这些前期研究成果，皆曾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在重要期刊上发表。当然，由于体例限制，该成果对某些问题只能陈述观点，无法展开讨论。比如对于《历代赋汇》《赋海大观》之阙误，在介绍其内容时一语带过，但笔者亦曾发表专文，读者可自行参阅。

此外，该成果还挖掘出一些被埋没的赋学著述，发现了一些被遮蔽的学术现象。比如汉代的文学注释，一般认为始于毛亨的《毛诗故训传》，并以郑玄《毛诗传笺》、王逸《楚辞章句》为代表，而对于汉代赋注却无人关注。清王芑孙《读赋卮言·注例》以来，学人一直以为：“赋注兴起于晋、宋时期，有同时人注与后人注之分，及自注与他注之别。”而笔者从《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汉书》萧该音义、《文选》李善注中钩沉出汉代赋注584条，发现汉代赋注家有曹大家（班昭）、延笃、胡广、服虔、应劭、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等12位，其中曹大家《幽通赋注》大量征引前代典籍，以补充或佐证词、句之诠释，实开后世征引训诂体式之先声，对李善注《文选》有一定影响。这一发现令人振奋，说明汉代赋注作为汉代学术史的一部分，对中国古代的文学传播和注释学发展有重要贡献，其地位和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又如清代黄承吉《梦陔堂文说》11卷，因书名冠以“文说”二字，而一直为赋学研究者所忽略。其实该书收文10篇，有9篇研讨扬雄生平及其赋作，堪称是一部内容翔实的扬雄专论。作者读史论赋，往往能够另具只眼，洞察秋毫，于不疑处生疑，寻绎历史记载背后的隐情。例如《汉书·扬雄传》载，《甘泉赋》的创作缘由是“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似乎其作赋目的是批评汉成帝好色荒淫、宠幸赵飞燕一事。但是黄承吉发现赋中有“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卢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一段，认为扬雄此处把赵昭仪比作了西王母；又因昆仑系西王母所居，赋中所用故实皆出自昆仑，其献媚于赵昭仪之心，显然可见！序与正文之所以产生矛盾，乃在于扬雄自序其赋。赋作在先（汉成帝时），序作在后（汉哀帝或平帝时）。原赋旨在献媚，讨好赵飞燕，但其晚年作序时，赵飞燕已失位，于是扬雄自托于讽谏，以掩盖其谄媚之心。最终得出扬雄“巧于作伪”的结论。此说另辟蹊径，振聋发聩，虽不能成为定论，却颇能新人耳目，具有启示意义。又如，明代谭贞默撰有《小虫赋》2卷（《四库全书总目》称为《谭子雕虫》），以31段的篇幅依次描写蜘蛛、壁蟢、螲蟷、蟏蛸、壁虎等65种小虫。每段先以“赋”的语言对小虫的特点进行铺陈，笔墨生动形象；然后再以“传”的形式介绍小虫的形状、动作、习性、食物、繁殖等方面的常识，十分细致。该书内容系统，刻画生动，具有重要的动物学价值和赋学价值，但却为历代赋学研究者所忽略。

该成果旨在提供全面而准确的赋学文献信息，因而对前贤时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皆予以充分吸收。例如，对于先唐时期赋总集、赋别集的考论，即大量征引了王应麟、姚振宗、顾实、张舜徽等古贤今彦的文字；对唐佚名《赋谱》的论述，则吸收了伯夷、张伯伟、詹杭伦、何新文等先生的研究成果；对宋人郑起潜《声律关键》的介绍，即吸收了许结、詹杭伦先生的论述；对清代赋集《历朝赋楷》《同馆赋钞》《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等书的介绍，又吸收了潘务正、孙福轩等先生的观点。凡有借鉴，皆加以注明。当然，笔者并不盲目信从成说，而是有所取舍、辨析。例如唐曹宪《文选音义》一书，早已散佚，日本广岛大学陈翀博士《曹宪籍贯行历新证及其〈文选〉佚注考》钩稽佚文85条，令人振奋。但笔者经过分析发现，陈氏所钩稽的佚注大都有问题，比如菩萨、算计、文艺、得攀、导御等词语，《文选》所收诗文中并没有出现，那么曹宪对这些词语的解释，当然亦不可能出自其《文选音义》，而可能是其他著述。又如宋林埛（林德颂）《赋文精义》是一部重要的赋学论著，惜已散佚，何新文先生《中国赋论史》从宋孙奕《示儿编》中钩稽出三段文字，凡430字。笔者经过分析，认为其中230字为林埛所撰，而“予按”“予稽”之下，皆为孙奕的按语，并不出自林埛。又如明代著名赋集《赋苑》，《四库全书总目》只说是“李君”，字号不详；当代学人认为是“李鸿”，但生平难考。饶福婷博士《明代〈赋苑〉及其编者考》（《语文建设》2015年第2期）一文考证出李鸿的生平、仕履、交游情况，很有价值，笔者完全同意。但饶博士根据李鸿岳父申时行（1535～1614）的生卒年加以估算，得出李鸿的生卒年为“1565～1640”，恐怕并不准确，故笔者不取。

三 成果的价值

该成果旨在全面介绍中国古代赋学文献，包括已经佚失或者残缺的文献，也包括地理赋、方术赋、科技赋等“非文学赋”文献，梳理赋体文学发展、流播、编纂、评论、注释的历史脉络，揭示赋体文学的文学史价值和科学史意义，希望能够为赋体文学研究提供全面翔实的第一手参考资料，并且弥补古代文学研究的若干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