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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学长江三峡发展研究院曹大明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元以来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1CMZ013），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葛政委、刘兴亮、黄柏权、刘雪梅、肖竹、蒋文艳。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该成果，一是跳出“就民族论民族”的框架，从区域社会的角度分析探讨区域族群关系与区域社会发展变迁。二是丰富、充实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学说。三是以“土/客”关系为主线，对历史上政治控制方式、经济文化多元、多样的武陵地区族群关系与区域社会变迁进行研究，从而为我国制定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该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是纠正了土家族族源研究中将“土丁”“土军”“土人”“土民”“土家”“土司”与土家族、客民与汉族等同的认识，为土家族形成研究提供新的路径，有利于推动土家族研究的进程。二是有利于进一步厘清这一地区的族群关系，从宏观、整体上研究我国的民族问题，丰富和发展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三是对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深刻认识历史上这一地区族群关系的主流和特点，而且可为当下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更加科学的民族政策提供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该成果将历时与共时、理论与实证、面与点研究相结合，在综合运用了历史人类学与定性、定量研究等方法的基础上，全面、深入探讨了宋元以来武陵地区土客的构成、土客边界的流动和族群的变迁以及与之同步展开的区域社会转型，对深刻认识武陵地区族群关系的主流和特点，加强土家族研究，丰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推动当下武陵地区的区域开发以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创建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该成果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共分七章，其中正文共五章。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选题的缘起、研究的意义、相关理论、相关概念的说明、学术史回顾、主要研究方法、研究主要内容、研究的基本思路以及武陵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区域特征。
正文分区域早期、两宋、元明、清代、民国五个历史时期展开。武陵地区的早期包括远古先秦、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五代四个时段。这一时期，历史跨度非常大，土客关系复杂。第二章“武陵地区早期的土客及其关系”主要运用考古资料和部分文献资料，在考察武陵地区从远古、先秦、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时期土客族群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其活动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国家视野下他们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情况。
历经唐末五代时期的社会动荡和土客融合，两宋时期的武陵地区逐步稳定。这一时期，赵宋王朝沿袭唐制，以澧州、辰州、沅州、黔州、施州为据点，继续推行羁縻政策管理武陵地区，但管理的效度较之于李唐已有所加强。随着王朝统治力量的加强和更多客民的进入，武陵地区经济文化在两宋时期得到较大程度地开发。第三章“两宋时期武陵地区的土客及其关系”在考察两宋土著构成的基础上，分析了土著与“土户”“主户”“土人”“土军”的关系以及客民的成分、迁入动因、原籍地等，探讨了赵宋王朝对武陵地区的治理以及土客的“互化”。
元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大一统时期之一。这一时期，随着地方行政建置和军事体制的完善，特别是土司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武陵地区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得到加强。同时，受元末明初“江西填湖广”移民浪潮兴起等因素的影响，江西等地的人口大量迁入武陵地区。第四章“元明时期的土客及其关系”在概述元明对两宋土著承和变迁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家的统治、经营、“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与客民迁入之间的关系以及客民族属的问题，探讨了土客之间族群边界以及他们从冲突走向融合的变迁过程。
清代武陵地区的资源继续得到开发，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水陆交通更为便捷。交通的改善，促进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客民的进入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受明末农民起义军余部转战、吴三桂叛乱、“改土归流”、白莲教起义等历史事件的影响，大批客民迁入武陵地区。这些客民与“土人”“土民”“土蛮”“红苗”“花苗”“苗人”“苗民”“生苗”“蛮苗”“徭”“徭峒”“峒民”“峒人”“峒蛮”“峒僚”以及元明时期“反客为土”的“回”“缠回”“蒙古人”“民家人”汉人一道，构成了清代武陵地区的土著居民与客民。第五章“清代武陵地区的土客及其关系”在考察土著构成、分布以及进入客民类型等问题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客民的族性，土客之间制度、文化、地理上的边界，土客之间的冲突、融合以及区域社会从“化外之区”到“内地的边缘”、从“土流并治”到“宗族社会”的变迁。
民国时期土著“苗瑶”“苗”“土人”“土家”等“边民”“土著民族”经历了称呼上的从“蛮夷”到“少数民族”的转变。他们的风俗发生了特别显著的变化，甚至被官方视为“已经同化了的”民族或者汉族之宗支，但仍是客观存在的族群实体。伴随着各种外来军事力量的进驻、国民政府的治理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武陵地区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后一批客民。这些客民，既有新兴的地主，也有交战的军阀及其带来的将士，还有抗日期间被迫西迁的各类科教人才以及追随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群众。他们的到来，带来的更多的是新知识和观念。特别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部分机关、企业、学校的迁入，更是推动了武陵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第六章“民国时期武陵地区的土客及其关系”在考察民国时期土著构成的基础上，分析了民国时期迁入武陵地区客民的特殊类型，探讨了民国政府的土客政策对土客族群意识、族群边界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七章“结语”通过总结全文，得出了三点结论性的认识。该成果认为，武陵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区域。该区域承东启西，是江汉、洞庭湖平原向云贵高原和西南的过渡地带。历史上，该区域一方面是东中部以及北部客民进入西南地区的廊道，另一方面也吸纳了大量的客民。不同历史时期的客民迁入武陵地区后，与是时的土著居民在交往交流中涵化、融合，使武陵地区实现了从“化外之区”到“内地边缘”、从“豪酋统治”“土流并治”社会到“宗族社会”的结构转型。
三 成果的重要观点
作为“内地的边缘”，武陵地区区域特征明显。表现在政治上是历史上国家权力相对缺失，政治控制方式多元；表现在经济上是耕地资源匮乏，山林及生物资源、水利及矿产资源相对丰富，生计模式多样；表现在文化上则是该区域自古系多民族迁徙融合的通道和文化交融的场所，文化多样性十分突出，既表现出较强的非汉特征，又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武陵地区的土著与客民不能简单以时间、户籍或者文化等标准划分，而应结合时空场域展开具体的分析。总体而言，武陵地区土客族群是变迁的，其族群意识与边界也因社会情境而流动。面对主流的以汉民为主的客民，土著可以根据“我群”的文化图式、根据情境和自我需要学习汉文化从而实现“客化”，将自己纳入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的体系之中；同时，早期迁入武陵地区的汉族客民，面对“蛮烟瘴雨”，也可以入乡随俗地“蛮化”，从而使自己成为习于“土人”“峒民”“苗蛮”的土著。正是在客民持续迁入、土著与客民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以华夏文化为主的主流、强势的客民文化得以传播，区域多元、多样的文化也得以逐步整合，催生并推动了土客族群中华民族认同的产生和形成。
武陵地区区域历史上的“土人”“土民”“土丁”“土兵”“土家”“土官”“土司”与土家族、客民与汉民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他们不能等同。土家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识别的结果，“土人”“土家”“土民”一定程度上是华夏在“华/夷”族群分类观念主导下对不同历史时期“他者”的称呼与表述；“土丁”“土军”“土兵”“土官”“土司”的构成虽以“土人”“土民”“土家”为主，但他们本质上是兵种或统治地方“豪酋”、首领的称呼；客民虽然以汉民为主，但也包含其他的一些族群。
客民的进入以及土客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武陵地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武陵地区土客族群名称或实体的继替以及关系的变迁，是国家/地方交互作用下的族群分类意识的传续。与之同步展开的是武陵地区从“化外之区”到“内地边缘”、从“豪酋统治”“土流并治”到“宗族社会”的结构转型。
武陵地区土客互动存在土著的“客化”与客民的“土化”两个方面。客民的“土化”只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土著的“客化”则是武陵地区土客互动的主流。自荆楚文化进入民国时期东中部民众的避难西迁，武陵地区自其文明发端开始，就在持续不断地吸收以华夏文化为主的客民文化。这种吸收，不仅包括衣食住行，也包括哲学观念、宗教信仰等。不同历史时期武陵地区土著“蛮夷”不胜枚举的文化事项变迁就是明证。除此之外，武陵地区土著有关宗族祖源记忆的建构也是重要的表现。不管是与中原华夏接触较早的土官、土司，还是普通的土著，他们大都宣称来自中原或者汉文化的核心区域。这种祖源记忆一方面是客民迁入武陵地区历史的隐喻或者表述，另一方面又与土著“蛮夷”独特的盘瓠、廪君、白帝天王、八部大王等祖源传说自相矛盾。这种矛盾，既体现土著“蛮夷”在与客民的交往过程中对客民祖源记忆的吸收，也反映了他们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土著“蛮夷”族群意识的存在。不管是土官、土司，还是普通土著“蛮夷”，学习吸收汉族客民的祖源记忆，虽然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但主要是对“我群”祖源记忆的一种“为我所用”的建构。这种建构，既是土著“蛮夷”在吸收汉族客民祖源记忆的过程中保留特色祖先传说的重要原因，也是其作为边缘族群适应或者不被王朝国家完全统治的一种策略。
四 成果的价值
（一）学术价值
武陵地区族群关系复杂。该成果以“土/客”关系为主线，运用历史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分析探讨武陵地区的族群关系的演变以及区域社会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是该成果对“土丁”“土军”“土民”“土家”“土官”“土人”构成与土家族关系的分析为土家族族源以及形成研究提供新的路径，推动土家族研究的进程；二是该成果以“土/客”关系为主线，在强调土客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对武陵地区族群关系的演变以及区域社会的转型进行研究，为研究我国中部民族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拓展了武陵地区民族史与移民史研究的视野；三是成果对土客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区域从“化外之区”到“内地边缘”、从“豪酋统治”“土流并治”到“宗族社会”的结构转型的研究，丰富发展了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二）应用价值
该成果对武陵地区土客关系与区域社会变迁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历史上这一地区族群关系的主流和特点，而且可为当下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更加科学的民族政策提供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