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毕经纬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CKG004），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洪猛、齐耐心、卢中阳、王振、刘远晴、王迪。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该成果首先从器物层面构建起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时间框架，在此基础上考察海岱青铜器的区域特点、文化构成及铸造情况；之后从社会层面分析海岱青铜器的族别、国别与性别特征、摆放情境及其格局与演变情况；最后从制度与思想层面探讨海岱青铜器的器用制度、制器思想以及东周时期海岱思想文化格外繁荣的深层次原因。

该成果的研究意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海岱青铜文化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海岱青铜文化的构成、格局与演进情况，可为探讨海岱地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与互动情况提供依据，并可借此考察商周王朝在东土的经营情况，进而推动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二是东周时期的海岱地区尤其是南部地区，诞生了众多的先贤圣哲，成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星空中最为耀眼的银河地带。对海岱青铜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可为探讨该地思想文化繁荣的深层次原因提供实物依据。三是近年来，区域青铜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并呈现不断细化的趋势，但一直未见关于海岱青铜器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加快这一方面的研究已是海岱地区商周考古工作的当务之急。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与重要观点

该成果是在对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全面收集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内容基本涵盖了青铜器研究的各个方面。现将主要内容总结如下。

1.海岱青铜器的总体特征与文化属性

该成果以海岱地区出土的65类共7890件形制清楚的商周青铜器为研究对象，从类别、形制、纹饰、铭文、铸造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与研究，发现海岱铜器与中原铜器在面貌上有同有异，其中同是主体。具体而言，商至西周前期，海岱铜器基本与中原地区相同，仅少量器物较有特色；自西周后期开始，海岱东部和东南部涌现出一批具有本土因素的青铜器，并逐渐延及海岱全境及周边地区，这一现象至春秋晚期达到顶峰；战国早期以后，海岱铜器中的特色元素逐渐减少，与中原铜器的趋同性日益明显。总的来看，海岱地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多属于礼器，其中商代至西周前期以酒礼器为核心，西周后期至战国前期以食礼器为核心，战国后期开始由礼器转向日常实用器。这些皆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青铜器相同或相近，故而海岱青铜器在性质上属于中原铜器系统。

2.海岱青铜器的分期

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商代中期、商代后期至西周前期、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春秋后期至战国前期、战国后期。根据青铜器器类的更替情况，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大阶段：商代中期至西周前期是以酒器为核心的阶段，西周后期至战国前期是以食器为核心的阶段，战国后期是向日常实用器过渡的阶段。在此基础上，该成果提出了“中国青铜器中期质变论”的观点，指出青铜器与其他物质文化一样，不会随着朝代的更迭而遽然发生更迭，通常会在新朝代的中期前后才会发生明显变化。

3.海岱青铜文化的格局与演进

海岱青铜文化的格局与演进态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史前至商代早期，这一时期的海岱地区属于山东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时期，青铜器发现较少，属于海岱青铜文化的初始阶段，格局及演进情况尚不明晰。第二阶段为商代中期至西周中期，其特点是中原王朝青铜文化的东进，其进程随着中原王朝国力与策略的变化而不断变动，总的来看，商、周两代对北线的重视程度都明显高于中线和南线。第三阶段是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其特点是海岱青铜文化的勃兴及与中原青铜文化的合流，其格局随着海岱青铜文化内部的分化与整合而不断变化，其间伴随着齐国青铜文化的不断壮大而最终完成对海岱青铜文化的统一。

4.海岱青铜器的族别与国别特点

该成果对海岱地区商周时期主要国、族铜器的特征进行了简要分析，认为商代各族铜器与中原基本无差别，但两周列国铜器自西周后期开始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在春秋晚期达到顶峰，其中齐、莒两国的特色铜器最多，邿、小邾、薛、滥等国其次，其余诸侯国的特色铜器相对较少。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列国的姓氏、渊源、传统以及地望密切相关。

5.海岱青铜器的性别特征

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海岱地区男女墓葬随葬青铜器的类别及数量差别不大，而且在兵器随葬方面的差异也不明显。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男女墓葬在随葬铜器的数量上差别也不明显，但在类别上出现分化，比如部分女性墓葬有铜匮，而男性则无，而且女性随葬兵器的比例低于男性，此外女性一般没有编钟随葬。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女性墓基本不随葬兵器，而日常生活器具及饰品明显较多，如骨雕香熏、水晶环、耳坠、铜环等；男性墓中基本都有兵器或带钩随葬，女性墓开始随葬乐器编钟、编磬等。

6.海岱青铜器在墓葬中的摆放情境

海岱地区商周时期青铜器的摆放情况如下：铜容器多放在头部棺椁之间或器物箱内；乐器以置于二层台者居多，较大墓葬则专设盛放乐器的器物箱；兵器多放在棺内和棺椁之间，也有专设兵器箱的；车马器多在棺椁之间或二层台上；工具多放在棺椁之间；小件铜器多在身旁。从器物的摆放位置可知，铜容器在墓葬中最为重要，其次为乐器，最后是兵器（但战国时期兵器的地位可能不亚于铜容器和乐器）、工具、车马器等。总的来看与同期的爵觚制度、鼎簋制度以及编钟制度相比，墓葬中器物摆放的规范化程度较低，似乎未上升到制度的层面。

7.海岱青铜器的器用制度

海岱地区商代后期至西周前期主要推行以酒器为核心的爵觚制度，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主要流行以食器为核心的鼎簋制度，春秋后期至战国前期主要推行以礼乐器为核心的编钟制度以及作为鼎簋制度余续的套鼎制度（列鼎有多套）。海岱地区的爵觚制度及编钟随葬制度与中原地区基本无差别，但鼎簋制度区别较大。海岱地区除南部外，基本没有推行严格的鼎簋制度，如常有鼎无簋、列鼎呈偶数且体量相若等，与中原地区明显有别。此外，海岱地区的鼎簋制度早在春秋中期就出现瓦解迹象，从低级贵族很快蔓延至高级贵族，瓦解速度较快，瓦解得也较为彻底。究其原因，海岱地区本是殷夷故地，其文化习俗根深蒂固，加上海岱地区距中原较远，境内又多南北走向的丘陵山壑，与中原的交流不畅，鼎簋制度在海岱地区推行得不甚彻底。

8.海岱青铜器的世俗化进程及其制器思想

海岱青铜器的世俗化进程，自中原青铜文化进入海岱地区伊始（二里岗上层时期）就已开启，至商代晚期已十分明显，例如，作为生活实用器的车马器以及作为狗装饰品的铜项圈及铜铃的大量发现，铜器形制的明器化，纹饰的简化，非祭祀铭文的出现，以及铸造工艺粗劣等。青铜器的世俗化在西周时期明显加快，除了上述表现外，更为理性的纹饰取代了充满感性和神秘意味的装饰，祈福、婚嫁、宴飨宾客类铭文大大冲击了以往占据主流的祭祀类铭文，而且明器数量大增。至春秋晚期，铜器的世俗化全面展开，已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战国中期以后，铜器已基本脱离神圣领域，步入世俗世界，大量的生活实用器不断涌现，素面铜器大盛，少量精美的铜器纹饰及铭文已成为炫耀身份地位的工具，铜器的世俗化至此基本完成。海岱铜器的世俗化是时人制器思想不断祛魅和日益理性的产物。

9.海岱青铜文化的多元性及其蜕变

通过对海岱地区东周青铜文化复杂性和多元性的分析，该成果发现海岱青铜文化内部及与周边青铜文化经过长期的碰撞之后，逐渐形成融合趋势，并于东周时期完成了蜕变，形成了繁荣的局面。这一过程在海岱南部最为明显，该地是海岱青铜文化与中原及江淮青铜文化碰撞、交流的前沿地带，各种文化因素相互交织，使得该地成为当时中国青铜文化面貌最为复杂、多元的地区之一。这些文化在经过长期的碰撞与融合之后，于春秋晚期完成了蜕变，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文化沃土，孕育出了孔子、墨子、左氏、鲁班等众多的宗师圣哲，对中国“轴心时代”的形成，尤其是中国轴心文化———儒家文化的形成，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东周时期的海岱南部，是海岱地区乃至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重心，这一重心的光芒还辐射至周边地区，并诞生了孙子、老子等一批著名思想家，成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星空中最为灿烂的银河地带。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该成果属于基础性研究，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术方面。

（1）丰富了中国青铜器区域性研究成果。在此之前，尚未有关于海岱青铜器全境、全时段的系统研究成果，该成果无论资料整理，还是学术研究，均有助于丰富中国青铜器的区域研究成果。

（2）海岱青铜器研究的新台阶。该成果从“器物、现象、社会、思想”四个维度，由浅入深，分析讨论了海岱铜器的各个方面，是海岱青铜器研究的集大成者，为中国的区域青铜器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资参考的范例。

（3）深化了对中国青铜器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该成果提出了“中国青铜器中期质变”之观点，并引入了文化选择、文化漂变等社会学概念，分析了中国青铜器“中期质变”的发生机制。

（4）拓展了中国青铜器的研究领域。该成果第十四章引入了哲学、社会学领域的“祛魅”概念，探讨了海岱青铜器的世俗化进程及其制器思想。这两个方面均是以往青铜器研究较少或尚未涉及的领域。

（5）改变了学界流行的“女性一般不随葬兵器”之观点。这一认识对于研究商周时期的社会结构及性别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6）解析了海岱青铜文化的多元性特点。指出文化的多元性正是海岱地区东周思想文化格外繁荣的深层次原因。这是以往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所忽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