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

复旦大学李剑鸣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早期政治文化的演变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ASS001），最终成果为专著《美国建国时政治文化的主流》。课题组成员有：董瑜、周学军、蔡萌。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20世纪6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引入政治文化的概念，拓展美国政治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在国内近期的美国史研究中，也有人开始尝试政治文化的路径，带来了富有生气的新气象。该成果即采用政治文化的研究路径，力图从美国建国一代的内在经验入手，描绘美国建国历程的复杂多样的图景。这种研究同一般的政治制度史或政治思想史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力图从政治行动者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情感态度着眼来理解政治行动，阐释政治制度和权力运作的思想逻辑。

美国革命史无疑是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已出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后来的研究者要独出机杼自然十分不易。不过，众多的研究和纷纭的解释，早已将过多的内涵和期待加之于美国革命，从而掩盖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美国的建立原本是一场独立战争的结果。该成果试图从历史当事人的观念和视角出发，把美国革命还原为一场以建国为核心目标的政治革命，并把由此建立的新国家体制视作现代民主的雏形，将民主的意识形态的形成看成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

以往关于民主的研究，经常带有某种“化约论”或“印象主义”的倾向，把现代民主的形成说成是某些民主理论指导下的产物，或视之为少数精英领导人的“丰功伟绩”。该成果基于丰富的材料，遵循严格的历史主义路径，试图说明现代民主是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是民众和精英博弈的产物；而且，民众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民主的形成方式和最初特征。该成果还提出，从政治文化着眼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现代民主的内涵和意义。目前国内已有多种版本以著名理论家为主角的欧美（西方）民主思想史，但还缺少从历史行动者的角度阐释民主的理念和意义的尝试。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美国革命初起之际，当时人们对于民主一词并不陌生。但是，民主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政体和国家治理方式，不仅已被历史的尘埃掩埋达两千余年之久，而且因历代精英的不断抨击而背负着可怕的恶名。现代第一批重新思考民主意义的人，是英国革命时期的“拉平派”和激进的辉格派。不过，他们倡导的以人民的权力来改造英国政治的努力，只是昙花一现。一百多年后，当北美殖民地决意脱离母国之际，一批激进的民众主义者重新发现了民主的价值和意义。他们高扬人民主权的旗帜，反对身份等级和各种特权，抨击君主制和贵族制，追求政治平等和自由，倡导建立简单易行、直接依赖于人民并受人民控制的政府，由此掀起一场席卷新大陆的民主运动。在1776年相继制定的各州宪法中，民主的诉求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在战争和革命的暴风疾雨中，民主身上的历史尘垢受到冲刷，初步完成了价值上的“翻身”。在此之前的千百年中，民主一直遭受诟病乃至咒骂，被贴上“最卑劣的政体”的标签，被当作动荡、无序和灾难的代名词。革命时期的激进主义者公开倡导民主，并力图以此建立各州的新政府，这首先意味着民主的“去污名化”。自此以后，民主逐渐由恶劣政体变成了优良政体，从必须消除的邪恶变成了值得争取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美国革命者在种种机缘的促成下，悄然不觉地改造和扩展了民主的定义。换句话说，美国革命者并不是简单地复活了古代的民主，而是力图在新的社会政治语境中重新界定民主。无论是激进主义者还是温和的共和派都承认，以美国幅员之广，人口之多，社会差异之大，公共事务之繁杂，绝无可能直接采用古代雅典那种公民大会决策的体制，而必须借助于代表制来落实人民主权。诚然，正是在代表制的问题上，激进主义者和温和的共和派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前者把代表制看成人民无法亲身集会的不得已的替代机制，力主在原则和制度上尽可能地接近古代民主；后者则宣称代表制极大地优越于公民大会，极力用贵族制和君主制的元素来改造民主，借助代表制来实现以人民主权为合法性基础的精英统治。尽管如此，当时政治文化的主流把代表制引入民主之中，相信人民的权力由人民亲自行使固然是民主，而人民的权力由人民选择的代表来行使也是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型民主。当时人们把这种新型民主称作“代表制民主”。他们进而宣称，代表制民主既继承了古代民主的原则和精神，又避免了它的不便和弊端，是一种更为可取的优良体制。他们倾向于把以公民大会为核心机制的古代民主称作“纯粹的民主”（puredemoc-racy）或“完全的民主”（perfect democracy），而把人民代表行使权力的民主叫作“代表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或“采用代表制的民主”（democracy by representation）。

不过，美国建国时期民主概念的这一转化和扩展，并不是少数思想家在书斋里用鹅毛笔来完成的，也没有呈现单线演化、同声和气的局面。民主概念的演变乃是多种社会政治力量追求民主的产物。在这个时期，多种多样的群体和个人起来反抗英国和殖民地时期留传的等级秩序和特权体制，长期通行的政治伦理和价值准则遭到颠覆。从基层社会到州乃至整个联盟，各级政府均建立在基于自由而经常的选举的代表制之上，世袭的、垄断性的权力大体上被逐出了公共政治领域。革命的政治文化普遍贬斥君主制和贵族制，把一切非共和主义的权力关系都视作奴役和压迫。迅速兴起和盛行的社会风气贬斥奢华，推崇朴实和节俭的生活方式，矮化贵族和精英，抬高普通人的地位。这种政治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构成重新“发现”民主的语境，也为民主在价值上的翻身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同时，革命一代对于民主有着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理解，大体上出现了精英主义和民众主义两种取向。那些看重权威、法律和秩序的精英共和主义者，普遍怀疑普通民众的政治素质和能力，以历史上民主的消亡来否定民主的意义，采用自由和平等的话语来阐释精英共和体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在不得不采用民主的语言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时，也十分精巧地把民主说成人民让渡权力的机制，刻意把代表制而非人民主权作为美国革命的最大政治创举。但是，那些更注重自由、平等和公共参与的民众主义者，则坚持从严格的人民主权出发来诠释民主的意义，强调以人民的权力为基石来构建新的统治体制，使政府依赖于人民并接受人民的控制，把代表制视为人民无法亲身决策的权宜之计，相信越接近民主本义（人民的统治）的体制就越具有合理性。这些激烈的观念分歧及其所反映的权力斗争，使得初步成形的现代民主带有精英和民众共治的特点。

在扩展和重构民主概念的过程中，美国建国一代在政治文化上取得了三方面的突破。首先，他们在观念、制度和运行方式上对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做了相对明确的区分。激进主义者虽然意识到古代民主必须经过改进才能适应当前的状况，但他们仍然坚信，一种政体只有在原则、制度和运行方式上尽可能接近古代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温和的共和派则认为，现代民主若要稳固长存和有效运行，就必须远离古代民主，因为古代民主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制度上是粗糙的，在实践上则是失败的。尽管有这种观念和态度的分歧，但是革命一代普遍意识到，在美国所能实行的民主，绝不可能是古代民主的简单翻版。在革命一代的观念中，把现代民主和古代民主区分开来的根本标志，就是代表制。无论对古代民主持何种态度，革命一代大体都能接受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以美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古代雅典那种人民亲身集会来治理的方式是绝不可行的，而必须借助于代表制这一中介。于是，在判断政体的民主性时，对代表制的理解就成为一个核心要素；在对民主化的追求中，改进代表制也就成了核心的目标。

其次，在民主的概念发生变化的同时，共和政体的概念也出现了现代转向，与古典共和主义的差别变得越来越显著。在观念的层面，这种新的共和政体的合法性来自人民主权，并以自由、平等和公共福祉为宗旨；在制度的层面，这种新的共和政体剔除了世袭和特权，把立法机构和执行机构完全建立在选举性的代表制的基础上，由此突破古典共和制只能行之于狭小国家的瓶颈，使之能用于治理大型国家。在无形中，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就与代表制民主趋于重合。那些坚持用共和主义来界定美国革命理想的人，同那些热切追求现代民主的人，在观念和话语上也就进入了一个大致相同的系统。于是，“民主”和“共和”这两个在渊源、脉络和含义上均有显著不同的概念，在美国建国时期的历史语境中变成了同义而可互换的词汇。

最后，美国建国时期的民众主义者致力于调和民主与自由的关系，力图把民主变成最有利于维护自由的体制。在多数精英领导人看来，唯有由具备美德、知识和理性的精英所主导的共和政体，才是最有利于维护自由与安全的体制。但是，激进主义者和民众代言人则认为，人民最了解自己的利益和需求，他们不会自己压迫自己，因而只有人民主导公共事务和控制政府权力，才能防范压迫，维护自由。这就无异于把自由和人民主权联系起来，把民主当作最有利于自由的体制。按照一般的见解，民主是一种多数人统治的政府形式，而多数人统治则往往带有沦为压迫少数人的暴政的风险。但是，在革命时期那种以自由和权利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文化中，任何侵害和压迫少数人的举措，无论由什么人所做出，也无论采用何种名义，都有可能受到防范，或至少能得到纠正。可见，后世学者所谓“民主与自由的悖论”或“民主的暴政”的命题，在美国早期激进主义的政治文化中是根本不成立的。

诚然，用当今民主的标准，特别是民主的规范性指标来衡量，在美国革命时期，公共政治中还存在多种多样的排斥性习惯、制度和机制，实际施政过程仍由少数精英所主导，普通民众的公共参与在规模、方式和程度上都存在限制，他们对公共政治和决策过程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局限。这就是说，美国建国时期形成的现代民主，还是一种有待“民主化”的民主。

三 成果的价值

该成果最大的学术价值，在于比较清晰地梳理了美国建国道路所依凭的政治价值和思想逻辑，拓展了考察现代民主形成史的视野，有助于提升国内美国早期史的研究水平，增强与美国史学界的学术对话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