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站内搜索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彭南生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研究（1919—1949）》（项目批准号为：10BZS030），最终成果为专著《民国时期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研究》。课题组成员有：何亚丽。
上海马路商联会是一个以中小商人为主体、以维护商人经济利益为基本目的、以商业街区为主要活动范围的民间社团群体。五四运动后，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共出现了75个马路商联会，其中既有单一马路商人组成的商联会，也有多条马路商人组成的区域性商联会，在此基础上还分别形成了三个商总联会，即公共租界商总联会，法租界商总联会和南市商总联会。上海商联会的兴起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多种合力驱动的结果。开埠通商以来，上海积聚了近代中国最为发达的民族工商业，人口快速增长，多元文化并存，到五四运动前夕，已经累积起了各类结社的经济社会基础。五四运动激发了上海商人的政治热情，“六三”罢市展现了上海商人的力量，从而为中、小商人的联合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自信。五四运动中上海商人国民意识的自觉为商联会的兴起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近代上海虽然商人团体众多，但无论是商会还是同业公会或同乡会，都难以满足同一街区内的大量中、小商人结社的主观需求。在上述显性与隐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中小商人为主体、以街区为活动范围的马路商联会已是呼之欲出，最后对商联会的出现产生“临门一脚”作用的是公共租界当局征收房捐令的出台，这为租界华商组建团体联合抗争提供了契机。
马路商联会是一个草根性社团，首先从它的构成来看，它是一个以中下层商人为主体的民间组织，其会员大多来自商业社区底层，遍布于马路、街巷、里弄，其中也有少量大商人，甚至还有一些社会名流，他们或居于商联会领导层，或被商联会延揽为名誉董事，但这并不改变商联会的结构性特点，他们的出现如果不是大商人或政治势力对底层商人社会的主动渗透，就是商联会为了借重他们的影响力、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被动加入，前者是为了利用中小商人的力量为其政治目标服务，后者无非是为了提高商联会的社会权威性。其次，从其产生方式看，它完全是在商人自愿基础上自发形成的民间社团，既非法律制度的安排，也没有来自政府的权力赋予，因此，商联会不是一个法人团体，对会员没有约束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商联会只不过是中小商人间的一种松散的聚合，它需要不断地强化自我建构，加强自身在商业社会中的责任担当，以此取得社会合法性，增强对商人的号召力和吸引力。但是，商联会数量众多，规模不一，实力参差不齐，并非所有商联会自我建构的努力都能如愿以偿，于是，胎死腹中者有之，难以为继者有之，有名无实者有之，惨淡经营者亦有之，对各路商联会不能等量齐观。再次，从它的运行过程来看，马路商联会体现了多样化与差异性，它没有统一的模式，有会长制、会长—干事长制、董事会制、委员会制，团体领袖一般由商人兼任，且为义务职，他们均由一定的选举程序产生，商联会的选举机制体现了民间社会的朴素民主原则，每一位会员均有选举权，但并非所有会员都重视自己手中的权力，较大的商联会选举较为规范，能够按时依章换届，少数商联会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多年不选、会员放弃参选、选后不履职等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导致部分商联会长期为少数商人所操控。
商联会也是一个经济性社团，虽然它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维护中小商人的经济利益始终是它的初衷，这不仅体现在商联会的章程条文上，更体现在它的实际行动中。从抵制公共租界当局增加房捐的斗争，到抗议北京政府征收租界华商印花税，从反对电话加价，到声援房客运动，从马路上的路灯、邮筒的设置与维护，到商业街区内的防疫防盗，其斗争与活动无一不与中小商人的利益息息相关。与传统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抗税抗捐斗争相比，其不同之处在于，商联会将抗捐与政治参与权联结起来，赋予了近代色彩，在这里，抗捐看似手段，是为了争取政治参与权，但参与政治的目的是更好地维护商人的利益。无论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商联会争取华顾问、华人董事的斗争，还是华界商联会争取城厢、闸北自治的努力，其基本目的都是维护商人的经济利益。为了坚持其初衷，商联会有时不惜借用租界当局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北京政府的征税行为，最典型者莫过于租界商联会反对北京政府征收租界华商印花税的斗争，而华界商联会为了达到抵制官方增税的目的，却常常以租界华商为参照，要求中外一律。从实际效果看，商联会维护经济权益的斗争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我们既不能因为商联会的政治色彩，或者政治势力的介入，或它的某些政治参与行为而否认其经济性，也不能由于几个大商人参与其间，而否认它代表了中小商人的利益。
商联会的政治色彩体现了一定的时代性与民族性，一方面，在西方自由、平等理念的长期浸润、熏陶下，上海商人的民主观念进一步增强，在他们看来，自由结社是天赋人权，争取租界制度下中外人民地位平等、待遇一致，何尝又不是人人生而平等的具体体现呢？西方租赋观念的传入，使上海商人有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武器———“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因此，在抗捐斗争中，租界华人不仅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商联会，而且将争取租界华人参政权作为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使得以民主相标榜的西方列强对商联会的正当诉求难以全然拒斥，任何反对与阻碍都显得苍白。市民权运动与商联会的创建、发展伴随始终，不仅使商联会涂上了一定的政治色彩，更使其赋予了民族性，租界制度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人民挥之不去的痛，租界里发生的“乔杨案”、“陈阿堂案”，看似一桩桩普通的刑事案件，但无不激起上海商人巨大的抗争，就是因为这样发生在租界里的案件犹如在中国人民的伤口里撒上盐，加剧了中国人民的伤痛，激起了上海商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五四运动中的“外争国权”，就是要争取废除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权运动实际上就是上海商人“国权”意识高涨的反映。另一方面，“朝小野大”是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基本格局，随着北京政府权威下降，对地方的控制力进一步削弱，国家无力强化基层社会治理，商人要求城市自治的呼声不断高涨，商联会乘势而起，北京政府对这些民间自发兴起的各种利益团体鞭长莫及，只能听之任之，商联会虽曾被官方认定为非法团体，但却不敢轻易取缔，这为民间社会开展政治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客观环境。偏偏“朝小”事多，从府院之争到曹锟贿选，政局频变，从直奉大战到江浙战争，混战连年，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导致市场恐慌，商联会的反梁士诒内阁、反曹锟贿选、反江浙战争，赞成淞沪自治、拥护国民革命，看似商联会政治热情的集中勃发，也使其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但是，仔细分析其政治参与行为，其背后的深层动机乃是商人的厌战、望治心理，在商人看来，稳定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经商环境，才是他们心中最大的政治，这是商人的精明之处，也是商人的政治经济学。
商联会的政治参与并未摆脱中下层商人政治性格的左右。与上海总商会等体制内的商人团体相比，商联会的政治言行更为直白，政治态度更加激进，无论是“六三”罢市时的坚持，还是“五卅”运动中与工人、学生的联合，都与上海总商会形成霄壤之别。尽管如此，商联会仍有别于工人、学生，当运动或斗争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时候，商联会总是表现出畏缩与退让，早期共产党人将此归结为小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可谓一语中的。这也正是商联会的难言之隐，罢市与抵制外货是商人手中最为锐利的武器，对锱铢必较的商人来说，也是最后一招，不到万不得已，商人不会轻易罢市抵货，因为无论是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也好，还是对西方列强进行反制也罢，罢市与抵货在打击对手的同时，商人自身也要承受巨大损失。因此，当“五卅”运动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后，商联会就立即结束罢市，并退出了工商学联合会，虽然在特定条件下，罢市还是开市具有策略意义，但策略背后隐藏的经济利益仍难以否认。在其他重大政治事件中，商联会也多以通电、宣言等形式，表明政治态度。实际上，隔空喊话是商联会政治参与的常态，是商联会作为草根性社团的合理反应，它可以不受既有体制的约束，站在官方对立面，在这一点上，恰与以推翻北京政府为目标的广州政府形成交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加强了对商联会的政治渗透，商联会也更加亲近广州政府，呈现日益明显的政治倾向。
但是，商联会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预示着它的行将结束，无论是从商联会对革命有功的自我评价来看，还是从国民党政权建立前对待商民运动的态度来观察，即便不赋予商联会以政治合法性，至少也应该听任其自我发展。但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在统一商人团体的名义下取消了马路商联会的独立生存发展权。在这一过程中，缺乏政治智慧的商联会有过申诉，也进行了抗争，但他们不明白随着国民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商人团体按照执政党的意愿加以改造实属必然，因此，1929年后，商联会在整体上是消失了，这种结局颇具悲剧色彩。部分商联会虽还有一些零星活动，似乎是一种没有结束的消失，但这些零星活动充其量也只能唤起人们对商联会的部分回忆，曾经有过的叱咤风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行渐远，以致被彻底尘封在历史的故纸堆中。
上海马路商联会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当我们扒开尘封已久的故纸堆、还原商联会的历史面貌时，仍不能不惊叹它曾经拥有的历史能量。客观地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历史舞台，乃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上海马路商联会扮演着一个特殊的历史角色。在深陷军阀混战、国际地位沉沦的近代中国这个大舞台上，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商联会的出现及其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中的表现，充分表达了中国商人的国民责任意识，进一步削弱了北京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动摇了其统治的社会根基，从而助长了国民革命的声势。在近代上海这个小舞台上，马路商联会的出现完善了上海商人团体的结构，织密了商人组织网络，在条状性的同业公会、传统地域性的同乡会之外，增添了以街区为单元的块状性团体，在主要是大商人才能参加的上海总商会、县商会之外，使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小商人有了自己的组织。在上海商人力量的动员与集结上，马路商联会发挥了商会、同业公会、同乡会所难以发挥的作用，从而壮大了上海商人阶层的力量，使得为租界华人争取平等参政权的市民权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城市经济社会秩序建构、街区市政建设与公益事业的发展、中小商人利益的维护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上海这个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造就了马路商联会这个特殊的商人团体群体，商联会则以自己的实践与逻辑书写了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