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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徐茂明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民初苏沪地区文化世族的转型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BZS053），最终成果为专著《近代苏湖地区文化世族转型研究》。课题组成员有：汪颖奇、杨桢、李志强、周志勇、陈媛媛、魏雅婷。
文化世族是江南区域史上特殊的社会现象，也是江南家族中一个特殊的亚群体。所谓文化世族，大致就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而言。自然属性指家族人口繁衍的规模与世系，社会属性则是家族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成就与声望。
从自然属性来看，宗族或家族的本义就是按照男性血缘世系形成的族人聚居群体。东汉《白虎通》解释说：“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奏高祖，下至元（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这种血缘群体，也是传统社会里的最基本的生活共同体。宗族绵延的世系长短和人口繁衍的规模成为判断望族的基本条件。潘光旦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中统计了91个嘉兴望族，平均每个家族的血系绵延达8.3世，约二百一二十年。该成果研究的苏沪地区洞泾吴氏绵延17世，皋庑吴氏18世，川沙黄氏10世（自19世雪谷公算起），吴中贝氏15世，唯亭顾氏16世，大阜潘氏11世（自第24世苏州支始迁祖算起），平均绵延11.7世。当然这6个家族只是苏沪地区著名的文化世族，因而其世系绵延平均值尚不足以代表全部。但总体而言，文化世族首先必须具有相当之历史与规模，唯其如此才能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
从社会属性而言，文化世族自然是以文化为显著特征。古人论及世家大族，多着眼于家族的文化特性。明清之际太仓吴伟业认为：“世家大族，邦之桢干，里之仪型，其有嘉好燕乐，国人于此观礼焉，四方于此问俗焉。”太仓大儒陆世仪说：“一邑之中有一二世家大族，以礼义廉耻治其家，则相观而善磨砺，而兴起者多矣。”今人陈寅恪论及中古士族时曾经指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江庆柏将明清江南望族的基本特征归结为文化型家族，具体表现在：“家族以实现本家族的文化性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家族成员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以文化型为主，或具有文化特征；家族具有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习惯，充满浓厚的文化气氛；家族具有相当的文化积累，并有一定的文献储存；家族内进行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基于此，该成果以为，狭义的文化世族，是指那些世代绵延，并在相关的文化领域取得了丰硕成就的家族，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文化世族的确认，主要还是立足于家族的文化特性，也就是说从家风与家学的角度来甄别，那些家风清白、尚文重教、家学源远流长、心怀乡里、积德行善，而且血脉世系绵延久远的家族都可以列为文化世族，包括一心向学的儒商或儒医世家。真正的文化世族是有着社会责任担当的群体，专注于一家一姓的繁衍与壮大的可以成为强宗豪族，并非“文化世族”。
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全方位急剧变化，苏沪地区传统的文化世族也与时俱进地不断嬗变转型，这种转型主要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族组织与家族观念的更新。根据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资料可知，早在清末人们就开始从政治和文化两种视角对家族制度进行批判，而对家族改造的态度也有激进的否定和温和的改良两种态度。通过对吴中贝氏和川沙黄氏的家谱编纂和家族组织深入考察，可以明显看到一些时代的新观念在家族改造的实践中是如何具体落实的，比如，民国贝氏家谱已经拒绝盲目攀附圣贤名人为祖先，对于异姓继入比较灵活务实，烈妇节女逐渐减少，妻妾都可以入谱，甚至还记载了“协议离婚”。黄氏家谱主张“善恶并书”，并编制了《男女双世系图》。黄氏家族的雪社不同于以往的家族组织，少了一些宗法性祭祀活动，多了一些联络族谊、培养国民素质、强调自立自治等内容，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自由平等、女权主义、民族主义等时代的进步观念。
第二，在地域社会中的精英身份开始转变。苏沪地区文化世族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家族，他们通过复杂的血缘关系、师生同年关系与同乡地缘的网络，共同形成了苏州文化世族群。他们作为社会上流阶层，或为朝廷权臣，或为地方大绅，或为文化领域的巨擘，在清末民初则是地方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绅商，他们兼跨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始终与国家和社会发生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发挥了古人所期待的“邦之桢干、里之仪型”的作用。如上海陈行秦氏家族，宋元时期就是簪缨旧族，到清代仍是科举文化世家，该家族始终恪守儒家士人“三不朽”之理念，积极参与地域社会与地域文化之活动。清末民初，秦荣光、秦锡田父子两代继承家学，殚心书史，同时也审时度势，关心时局，关注民生，体恤民困，为民请命，革除赋役积弊，举凡“罢科举、兴学校、禁鸦片、戒缠足、筑路、开矿、裁厘金、兴银行、改金币、务农重工”，无不参与。黄炎培曾对秦荣光给予高度评价，称“其眼光不拘拘于陈编，不规规于流俗，尽破新旧之成见，独以其明通正确之理解，判别是非，而揭橥以为的，则群疑释而众嚣息，而无形中之嘉惠地方也亦特厚”。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世族作为地方精英的身份也在发生转变，在传统时代，他们主要被称为与科举功名相关联的“士绅”，主要参与的地域社会活动是筹建善堂善会、义田义庄、会馆公所、书院义塾及编修方志等，到清末新政以后，文化世族又开始参与地方自治、地方商会、新式学堂教育等活动，科举的废除，实业救国的倡导，使得传统凭科举功名确定的士绅身份逐渐蜕变为以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为评价标准的新式精英，绅商成为新时代地域社会的主角，吴中贝氏（贝理太）、洞泾吴氏（吴本齐、无本善）以及苏州潘氏（潘祖谦）、苏州彭氏等世族都是苏州商会筹建和管理的主要力量。
第三，家族教育方正与择业观念的转变。清末废除科举，不仅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人才标准与教育方向，儒学遭遇首次全面危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成为时代的号角。在这一历史的转折过程中，文化世族与时俱进地改变着自己的教育方向，不少科举世家转变为新式教育制度下的院士、教授、工程师的世家，如苏州著名的大阜潘氏就是如此。除了西学传入的直接因素外，文化世族自身的实学传统，也使其在中西学术文化之间迅速找到契合点，从而在人才教育上得风气之先，继续保持其优越地位。此外，随着清末以来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与改革，家庭内部平等与重视个体的观念也逐渐成为世人的追求，由此也带来传统家庭教育中“严父慈母”身份与形象的一些变化，这在川沙黄氏家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四，血缘与地缘之间错动。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取代苏州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与国际化程度都是传统城市苏州所无法比拟的，因而对全国的工商金融和知识界都有着巨大吸引力。一些较为灵活的苏州世族子弟也与时俱进，离开世代居住的苏州，进入国际化的上海大都市，在这里，这些世家子弟不仅获得了谋生的机会，同时在上海调适自身，逐渐适应上海生活，从苏州吴湖帆在上海的生活与交游就可以看出苏州人对上海的倾慕。当然，苏州人始终没有抛弃故里的家族血缘网络与文化传统，他们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之间，并在新的都市空间建立起地缘性的同乡组织，以增强其在大都市的生存竞争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吴中贝氏家族的贝润生积极支持苏州旅沪同乡会，通过赈灾救济、创建学校医院、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为苏州同乡提供生活保障，这同时大大提高了贝氏家族的社会声望。不仅于此，这些往返于苏沪之间的苏州族人，也源源不断地将新的生活观念传输给家乡的族人，带动了苏州文化世族以及苏州其他人群观念的变化，到20世纪40年代，苏州的日常生活也已经“像上海”了。
第五，苏州文化世族的家学与近代传承。传统时代的苏州文化世族，除了应举考试而必须掌握的儒家经学之外，大多在文史艺术等领域各有专长，许多家族如吴江叶氏的诗学，沈氏的戏剧，苏州惠氏的经学、文氏的书画、潘氏的诗文、皋庑吴氏的金石书法，等等，都在各自领域大放异彩，往往形成某种学术流派。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特别是清末新政以后，立足传统而融汇西学的“新学”，开始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学者所积极追求的方向，这种求新求变的思潮后来几乎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新文化运动也可以说是这一思潮发展的升级版。在这种广泛的文化求新的思潮中，苏州文化世族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积极吸纳新观念，从而开创出新的局面。皋庑吴氏的吴湖帆就是因为到上海之后融汇中西绘画技法，才奠定其海派画坛盟主的地位。唯亭顾氏家族的顾颉刚也是在继承顾氏朴学求实、与时俱进的家风基础上，融汇西方进化论，由经学入史学，开创了近代史学史上的疑古派。
第六，功名和财富与家族血系绵延时间有着正相关联系。苏沪地区的文化世族的自然属性，即家族的血系延续也是世族形成的重要条件。该成果通过对洞泾吴氏和吴中贝氏家谱资料的量化统计发现，战乱、天灾是直接影响家族整体人口数量、家族人口平均寿命以及家族生育数量的重要因素，吴氏和贝氏家庭生子数量一般在1～3子，家庭规模以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世族生子多寡与个人的身份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6子以上），这一方面与妻妾数量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与家庭的经济条件有关。绝嗣者大多分布在平民中，而传统时代拥有功名者和民国时期的富商精英可以通过过继或者兼祧来解决绝嗣问题。
随着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文化世族与时俱进地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一些家族组织积极吸纳近代的社团理念而蜕变，族人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家门到大都市求学谋生，一些人还因此成就一番事业，但就家族整体而言，传统的文化世族在这种转型之中逐渐消逝。这种消逝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即家族组织的衰落和世族的社会担当意识逐渐淡化乃至消失。而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科举教育与现代科学教育有着根本区别，科举以儒家经典为读本与考试内容，关注的终极目标是人文教化，以儒学伦理为核心的世家大族，强调家族个体生存与家族的社会责任，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借助于国家民生利益的实现；而后科举时代，分科教育的精细化使得传统的人文关怀基本丧失，现代科学世家，虽然其个体的人也强调科学救国的责任，但更多追求的还是个人事业与生存价值。这些人不仅无视国家利益，对家族利益也更加关注小家庭，而淡化了大家族的整体利益。此外，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以及现代人口的剧烈流动等因素，也进一步瓦解了传统的家族组织。
该成果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如下。
一是学术价值。该成果属于开拓性选题，所有相关家族研究都是首次开展，文献资料基础扎实，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该成果研究方法大致有如下特色：第一，重视量化统计，增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主要体现于第一章家族人口研究。第二，重视文献基础，该成果研究基本都是根据第一手的原始档案、家谱、方志、文集、日记等资料，以保证研究基础的可信度。第三，重视历史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从家族自身出发，回到历史的场景去分析家族的发展，避免单一地从外部横向性的因素分析家族转型的原因，如对于家族教育和家学的嬗变，既要看到时代大环境的逼仄影响，也要看到江南家族的实学传统。第四，注重宏观与微观分析的结合，特别是对于家族改造的问题，该成果首先利用晚清民国报刊数据库的资料，对这一阶段家族改造的整体过程做了更加全面的分析，同时深入家族内部组织和家谱文本制造过程来分析时代的影响。第五，注重区域的比较研究。该成果从区域交往的角度将苏州、上海联系起来，将文化世族作为两个城市连接之媒介，从而探讨近代苏沪之间的文化比较与互动。
二是社会价值。发掘传统文化之精华为当今现实任务，是历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该成果研究的对象是在传统社会中曾经发挥“邦之桢干、里之仪型”作用的世家大族，总结这些家族的家风和家学特色，以及这些家族在地域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对现实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