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鞍钢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城乡经济关系研究(1843~1937)》(项目批准号为:11AZS006),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该成果针对中外学术界以往缺乏对近代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城乡经济关系历史演进的专题研究成果,以及以往的研究即使论及近代中国城乡经济关系,大多仍属宏观层面,对诸如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当时曾发生直接影响的经济要素,尚少具体实在的深入剖析的状况,重点研究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城乡经济关系多方面的历史演进。在此基础上,探究其特点、局限和暴露的问题。对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的一些专题研究的相关论断,在各章节研究过程中,依据史实和自己的思考,有针对性地展开具体的讨论。
该成果重点考察在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上海开埠后迅速崛起,并以其为基点的近代贸易、工业、交通、金融、教育和科技的推进,所引发的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城乡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论证在近代上海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进程中,城乡之间多方面的互动关系,总结其历史作用、特点和局限,深化对国情的认识和对当代相关问题的思考。具体内容是以专题的方式分别研究论述以近代上海为基点的中外贸易的推进,对所波及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产品商品化及其重点产区形成的影响。以近代上海为基点的商品运销网络的伸展,对所涉及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集镇乡村传统交易贩销渠道的冲击和重组;城乡商品流通层级市场的衔接,对城市商贸业的促进。以近代上海为基点的进出口贸易品种需求及其变化,与长江三角洲农村传统家庭手工业的结构性演变和多元化选择。以近代上海为基点的近代工业的兴起,在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等方面与长江三角洲农村的联系;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的途径、方式,及其与城市工业和城区结构的关联。以近代上海为基点的近代交通业的拓展,对沿线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乃至生活方式变革的推动;农村经济状况与近代交通业的布局及交通线的走向。以近代上海为基点的近代金融业对长江三角洲农村金融市场的经营,城乡间的资金融通和实际效应。以近代上海为基点的新式教育的开展,对长江三角洲农村传统教育模式的冲击,新式教育在农村开展的坎坷;城市知识分子在农村的社会调查和改良举措。以近代上海为基点的科学技术在长江三角洲的传播,中外工商资本的介入与农产品改良、新品种引进、种植技术和经营方式的改进。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城乡经济关系良性互动的制约。
该成果除了充实中外学术界以往研究薄弱环节的学术价值,也有现实借鉴意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及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仍是亟待解决的主要难题。历史与现实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深入剖析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有助于加深对国情的认识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其中,重点研究近代以来居全国经济发展前列的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中心的城乡经济关系的历史演变尤为必要,该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也在于此。
该成果通过具体研究近代上海与长江三角洲之间主要由通商口岸城市经济引领的,在周围农村所呈现的城乡经济互动关系中,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运作轨迹,论证了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结构性变动,诸如农产品改良、经济作物产销、种植技术和经营方式改进的主要动因,得助于中外工商资本的介入,与此同时,后者也因此在原料供应及其优质化、进出口贸易品种和市场的拓展、涉农企业的规模化经营等方面受益。而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动,在减缓农民生存窘困、增加其谋生途径的同时,也为起步阶段的近代工业和城市提供了必要的人力支撑,也多少有助于近代文化科技知识和技能的传播。
总体而言,前近代的中国社会,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形态下,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并无质的差异,彼此之间的联系松散。鸦片战争后,这种局面被打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在主权遭受巨大损害的同时,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步分解,沿海沿江一批通商口岸城市相继增辟,以这些城市为基点,资本主义企业陆续兴办,轮船和铁路先后运行,市场贸易和商业资本日趋活跃,新式金融业次第崛起,科学技术渐有传播,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空间距离增大,这些都给中国农村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经济结构带来猛烈冲击,相当一部分受到通商口岸城市经济直接或间接辐射的农村经济开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而这种演变同时也支撑和推动了近代中国城市经济的变革。应该说,这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客观上符合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要求,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又明显制约了这种关系的地域范围和实际效应。这些在该成果研究的上海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关系各领域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已有清晰体现,其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也不应忽略。
近代长江三角洲城乡经济关系是由上海为首的通商口岸城市主导的,这些通商口岸城市的设立,主要是服务于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经济扩张的需要。通商口岸的基本格局,是由外国资本主义倚仗不平等条约强行开埠后逐渐形成的市场格局所决定的,这种市场发育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城市分布的偏在,如地处长江入海口和面向太平洋的上海开埠后所伴随的进出口贸易,及其不断增长所带动的交通业、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并由商业贸易中心逐渐发展成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经济中心,进而对毗连的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演进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主导这种演进的列强在华活动的主旨,是追逐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并因此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潜力大、水陆交通便捷、城乡人口相对密集的上海及毗连的苏南和浙东北即习称的长江三角洲;而同一时期,更广大地区的城乡经济的近代化进程则处于明显迟滞的状态,不属长江三角洲区域的苏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就呈现长期凋敝的状况。近代浙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也明显滞后于浙东北。可见对诸如上海这样的口岸城市与广大农村的经济关联度应有客观的认识。这种状况也导致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辐射力和向心力,主要反映在与其毗连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没有也不可能对更大范围的农村经济有直接和广泛的影响,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由列强主导的这种城乡经济关系的演进,当时历届政府的弱势和不作为,决定了上海与长江三角洲民众的生计,在得益于市场经济推进的同时,也常受到其冲击伤害。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农村的经济联系,主要表现为由进出口贸易维系的商品流通,以及与此相关的农产品商品化。这种商品流通和农产品的商品化,如经济作物种植种类的增多和面积的扩大,受制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市场需求;一些主要出口农副产品如茶叶和生丝的销量和价格乃至其盛衰,亦多受外商主导。进城谋生者在城乡间的颠沛流离,蚕农茶农等遭遇市场萧条时的窘困无助,都是鲜明的例证。因此,对受诸如上海这样的口岸城市促动的长江三角洲农副产品商品化进程给农家经济带来的实际效益,应有具体分析,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作泛泛之谈或过高的估计。
近代上海的崛起与长江三角洲城乡市场经济的明显推进,并没有撼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关系的演进,虽然在很多方面带来了新的积极的内容,但在总体上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城乡关系的良性互动如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其主要症结在于其主导方的通商口岸一直被外国列强所控制,而当时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根植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历届中国政府虽曾也有一些枝节的改良举措,但都没有也无意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