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霍新宾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民初广州劳资关系变动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1BZS046),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何文平、冯夏根、孙诗锦、肖际唐。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该成果主要立足于清末民初广州社会转型背景,以工人、商人两大群体的互动关系为视点,试图通过对大量原生态相关档案文献的发掘与分析,来探寻广州劳资关系由传统行会特质向近代转型的变动轨迹及特点,以及隐匿于其变动过程背后的诸多复杂关联。
传统行会作为“旧时工商业劳资间共同的组织”,是中国近代劳资关系发育的土壤和原始起点,而清末民初则是中国劳资关系由传统行会特质向近代转轨的重要阶段。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这一社会剧变时期的劳资关系,虽以工运史、劳资双方与国家政权互动等视角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多侧重于劳资对抗而甚少论其合作,特别是对劳资关系由行会特质向近代转轨的复杂样态的关注尚付阙如。而广州则提供了典型的考察样本。清末民初的广州不仅是当时国内最具传统行会色彩的典型城市,也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这里不但素有中国工人运动“发端最早”和“最发达”之誉,而且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错综交融的策源地,辛亥革命、护法运动与国民革命相继于此接合更替。以上这种传统与现代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共生,与政治革命造成的社会剧变交织,共同演绎着清末民初广州劳资关系由传统行会特质向近代的转轨。那么,这一时期广州劳资关系是如何变动的?其所呈现的演进特点及动因是什么?特别是针对来自国共两党的政治形塑,劳资双方是怎样因应的?而国共两党又是如何应对的?其应对有何差异?这些问题的明晰,可以丰富我们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曲折性的认知和评析,从而梳理出工人、商人与诸多政治势力,尤其是国共两党间微妙而复杂的利益博弈,进而透视传统行会近代转型时劳资阶级意识分野的诸多关联。这不但能为重新审视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向“自为”转化、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等课题提供新的视点和典型案例,而且可弥补目前学界在考察中国传统行会近代转型时甚少从劳资关系视角探讨的缺憾,进而推动中国工运史、革命史、行会史及劳资关系史等相关专题研究趋向深入。同时,还可为当前新型劳动关系创构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与启示。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成果主要由绪论、正文、结语、附录等部分构成,其主要内容分为如下六章。
第一章,劳资合行:传统劳资关系的行会特质及功能。通过分析广州传统行会“劳资合行”的组织机制与功能,来论证“浑然相处”而“完全无阶级之观念”的劳资关系的行会特质。“劳资合行”即劳资双方共生于同一行会,这是中国传统行会作为“劳资共同体”组织结构的基本特点,也是广州早期劳资关系的主要组织形态。根据五四前后时人对广州手工业行会的相关调查不难发现,“劳资合行”的行会制度仍根深蒂固并依然支配着广州劳资双方的日常生活:它不仅通过行规惯例的约束机制以强化劳资的会籍管理及其生产经营,同时还借助团结互助的激励机制来固结人心,弥缝劳资纷争,借以维系行会在城市社会经济中的垄断地位与作用。际此“劳资合行”的行会制度与理念的长期浸润下,劳资阶级意识的萌生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章,劳资分离:清末至五四前后行会工会化演进。以清末至五四前后广州行会组织向近代工会的艰难蜕变,来透视“劳资合行”模式是如何在组织形态上向“劳资分离”演进的。“劳资合行”的组织运行机制,尽管阻碍着广州行会成员阶级意识的萌生,但随着清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呈现衰微的态势,这是行会工会化的内驱动力。加之五四前后社会新思潮和世界革命潮流的浸润与激荡,尤其孙中山政权的扶植,直接催化了广州工人阶级意识的萌生,这主要表现在广州行会“劳资合行”的组织结构向“劳资分离”演进,而这种“劳资分离”则以劳方建立脱离行会的近代新式工会最为典型。不过,这种由行会孕育出来的工会组织的肌体上不可避免地附着“劳资合行”的深深烙印,尽管如此,但随着无政府党、国共两党等政治势力的渗入,广州行会工会化进程的“劳资分离”态势毕竟为大势所趋。
第三章,阶级觉醒:正式政府时期劳资关系的新态势。重点探讨此时期广州劳资阶级意识觉醒的动因及表现,来审视劳资关系是如何突破“劳资合行”的行会藩篱而向劳资相争演化的。1921年5月,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其后,以此为契机,在国共两党、无政府党等政治势力的推动下,广州工人率先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工运高潮。这些工潮虽多以加薪减时的经济性为主,貌似与传统行会时代发生的劳资纠纷并无二致,但实际上已蕴含新的因素:组织工会、同盟罢工、“跨行”互助遂为此时劳方筹谋工潮而与资本家抗争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国共两党、无政府党等政治势力的初步介入,更是开启近代中国劳资关系与党派政治结合的先例。正是这些新因素催生了正式政府时期劳资阶级意识的觉醒。于是,广州“劳资合行”的传统劳资关系模式遂向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党派政治属性演进,从而加速了行会衰败及其近代转型,但好景不长。至1922年6月陈炯明兵变倒孙后,昙花一现的广州工会运动遂偃旗息鼓,劳资相争格局亦因之趋于沉寂。
第四章,双重变奏:大元帅府时期劳资间的合作与冲突。通过广州劳资两界在捐税风潮、劳资纠纷、商团事件中以“劳资合行”与阶级斗争两种理念的不同应对,来揭示国共合作前后政治经济变动与劳资阶级意识分野的内在关联。1923年3月,孙中山借粤、湘、滇、桂等联军驱逐陈炯明后,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为了满足军事优先的战略行动,大元帅府不惜滥征捐税,使社会经济生态急剧恶化。这严重危及广州劳资两界的生存,并制约了劳资关系走向。针对政府滥征捐税,广州劳资两界多借行会集体力量同盟抗争,传统行会互助合作理念遂为其应对生存危机的主要价值取向。与之相应,劳资纠纷多呈温和态势发展,且其调解亦循劳资协调模式运作。然而,随着国共合作的兴起,尤其是国民党扶助农工政策的实施及中共政治革命的宣传,无疑复使迟滞缓慢的劳资阶级意识分野渐趋凸显,而商团事件则是考察这种劳资阶级意识分野的绝好素材。不过,这种因商团事件引发的劳资阶级意识凸显,在相当程度上是孙中山政权为挽救危局而有意促成的,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已认同阶级斗争。由于中共领导的工人积极参与,孙中山政权在应对商团军事威胁的同时,也认识到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性。其后,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导向日渐明显。
第五章,民族主义:省港罢工期间劳资两界的利益博弈。以广州劳资两界在省港罢工中如何走向联合的史实分析,来审视作为阶级利益矛盾统一体的双方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迥异心态及行为,并探寻其演变动因,借此解析民族主义观念与劳资关系的互动关联。省港罢工伊始,广州商人基于反帝爱国的民族情感,多能牺牲“私利”而积极参加经济抵制运动。然而,随着运动的开展,“私利”的严重受损和趋利的本性却使其“爱国”热情骤减,且对罢工亦由初时同情而渐冷漠,甚或持对立姿态。对此,中共领导的罢工委员会正确执行和运用反帝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尤其是“特许证”取消后,商人更以合作的姿态积极投身于这场民族主义的爱国运动,从而使“工商联合”由可能变为现实。此种在阶级、民族利益博弈中形成的工商联合,不仅与中共民族主义运动统一战线策略的成熟、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商人国民革命性的提高不无关联。更重要的是,罢工促进了广州经济发展,使商人深受其惠。正是“爱国”与“私利”的双重动机,共同谱奏着民族主义运动中劳资关系绵延跌宕交响乐章的主题曲。
第六章,党派政治:国民政府时期劳资关系的格局演变。重点考察国共党派政治对广州劳资关系所形成的“劳资合行”与阶级斗争两种主题的不同影响,来揭示国民革命时期劳资关系格局由劳方至资方权势转移的新旧交融的复杂面相。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国民党“袒工抑商”政策的推行及中共阶级斗争理念的输入,广州劳资关系遂呈现“劳强资弱”态势,并由“劳资合行”的行会特质演进至以国共党争为基调的党派政治模式。这一党派政治模式主要表现为中共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对商界的阶级对抗,而深具行会制度渊源的广东总工会、广东机器工会等国民党右派工团则依旧践行劳资合作。当然,针对因党派政治影响所带来的日趋激化的劳资阶级纷争有可能造成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分裂的威胁,此时国共两党也并非一味固守其阶级政策的固有理念,而是根据各自利益进行了适时调整,尤其1926年7月出师北伐后国民政府由“袒工抑商”至“袒商抑工”劳资政策的转向,无疑催化了国民革命后期劳资关系格局由“劳强资弱”向“资强劳弱”的权势转移,而“无情鸡”事件的发生正是此典型的最佳印证。至1927年4月国民党在广州清党后,中共领导的工会运动惨遭镇压,此后,类似传统行会时期资方主导型劳资关系格局复现广州,一直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该成果的重要观点:(1)清末民初是广州劳资关系由传统行会特质向近代转轨的关键时期,主要表现为由清末传统行会的社会经济属性向国民革命时期的党派政治属性演进,且呈现“变”与“不变”、“新旧杂糅”的变动特点,这是清末民初广州社会转型缩影的直接反映。(2)与清末民初广州劳资关系由“劳资合行”特质向党派政治属性转轨相适应,协商合作与阶级斗争构成此时劳资群体互动的双重主题。但这两种主题并非固化,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发生波动。不过,就总的趋势来看,劳资协商合作是主要的,对抗则是次要的。(3)清末民初广州劳资关系主题变动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一是“促变”因素。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劳工神圣”新思潮和世界革命潮流的熏染与刺激,以及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国民革命等民主革命的催化与激荡,尤其是国共党派政治的渗透是其变动的直接推力;二是“滞变”因素。如劳资双方经济利益的共生性,国民党阶级协调的劳资政策,广州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顽强延续而潜存的行会理念和农业社会习俗,传统手工业工人为主体的工界社会构成,以及中共阶级动员能力的不足,皆制约着广州工人的阶级觉悟,并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劳资间的阶级意识分野。以上两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实为清末民初广州传统与现代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共生,与政治革命造成的社会剧变合力交织的产物。(4)从“劳资合行”与阶级斗争两种理念演绎所致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劳资关系格局由劳方至资方权势转移的事实中,可知国共两党围绕劳资问题的复杂利益博弈,以及传统行会近代转型时劳资阶级意识分野的有限。事实上,国民革命时期广州工人阶级并未完全脱离资方成为一个独立的“自为阶级”。
三 成果的价值
该成果学术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①研究视角的创新。将广州劳资关系演变与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互动结合起来考察,既可充实中国近代劳资关系研究的路径,又能为深化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社会群体互动研究提供新的视点。②研究材料的创新。深入发掘大量前人研究甚少利用的原生态档案是该项目文献搜集的重心,这些档案资料既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广州国民政府档案,也有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的粤海关、革命历史档案,还有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典藏的五部档案和汉口档案,以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典藏的相关档案。③研究方法的创新。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借鉴博弈论、社会控制论等相关理论,注重将劳资双方与各方政治势力的互动置于清末民初社会转型背景下考察。④研究内容的创新。既有研究多强调劳资对立而甚少论其合作。该成果在关注劳资相争的同时,也重视对劳资合作尤其是对“劳资合行”理念的考察,以便全面透视清末民初广州劳资关系变动的复杂本相。
该成果不仅可供我国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进行中国工运史、革命史、行会史、劳资关系史的相关专题研究提供学术参考和借鉴,同时还能为当前社会转型劳资矛盾凸显期新型劳动关系及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决策参照与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