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版网站入口

站内搜索

清代《仪礼》学史

2021年08月26日09:42

井冈山大学邓声国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仪礼〉学史》(项目批准号为:12BZS008),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王公山。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下中国社会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该成果研究,从本质上说,是为了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诸方面意义。

其一,从学术史建构角度看,有助于推进当前断代《仪礼》学史的学科建构进程。和历代《易经》、《尚书》、《诗经》、《春秋》等相关经学史研究相比,专门从事《仪礼》学史的研究还很单薄,清代《仪礼》学研究的参与者甚少,一些中国经学史研究专著很少讨论清代《仪礼》学的研究情况,如姜广辉先生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第四卷)专门讨论清代经学史,但也仅仅在第九十四章里头,专门讨论了“倡复古典礼学的凌廷堪”,而其他大量的清代《仪礼》研究成果,几乎阙如。至于专门讨论整个清代礼经研究状况的论著,则显得尤其甚少,除林存阳的《清初三礼学》、拙著《清代〈仪礼〉文献研究》、《清代“五服”文献概论》等少数几部外,真正意义上从整体学术史角度,把握清代《仪礼》学史的著作尚未出现,可谓拥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潜力,该成果即是从这一角度开展的学术研究。

其二,从方法论视角看。该成果尝试运用历史实证与逻辑推理相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阐释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清代《仪礼》学研究的生成和嬗变,力求改善定性研究的主观性与定量研究的机械性,提高结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充分占有和利用第一手原始材料的基础上,既要用简要的笔触勾勒出清代《仪礼》学发展的主要线索,而且要对各个历史阶段有代表性《仪礼》学著作进行较为深入的阐发,申论它们对《仪礼》学发展的重要创获与贡献。尤其强调结合清代《仪礼》学发展不同阶段的文化背景,将《仪礼》学研究与清代学术思潮联系起来,试图从礼制文化史、思想史、诠释史的多重视角认识和评价不同时期的礼经研究状况,借以揭示《仪礼》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其三,从实践意义角度看。当代文化建设,只有在本质上客观科学地审视此前的文化传统,并合理地吸引利用,才能真正地发展。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礼”乃是其核心要素,而以儒家为主导的礼乐文化称得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范式。以《周礼》《仪礼》《礼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三礼”之学,是中国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是中国古典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礼”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历来被看作我国古代礼制的渊薮,历代礼典的修订,亦无不以“三礼”为基础。“三礼”之学所蕴含的礼学思想,对古代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的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的“三礼”学既有学术意义,又有治术意义,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学者的普遍重视,在中国文化中扮演了基础伦理和制度资源的角色。通过该成果的研究,有助于凸显礼学在传播、整理和研究过程中的社会功能,还原其服务社会的功能,深层次认识和把握礼学在清代政治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以及清代礼学在当时社会中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及其在现代的文化意义。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该成果的内容,包括导论和主体部分两大块。导论部分一共分为四节,依次说明了该成果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内容,并从文献学、学术思想史、礼学个案、通论著作评述等四个层面,概括总结了相关研究的实际现状,剖析了其中的成就与不足。

该成果将清代《仪礼》诠释学术史置身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文化史的大背景下,分为清前期、清中期、清后期三个阶段,即礼经研究的萌发期、兴盛期、衰微期。每一阶段,依次根据学术流派的不同,逐一进行分类考察和研究,力求在充分释读清代《仪礼》文献和相关背景文献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约270年礼经学史上众多流派的代表性研究者和代表性礼经文献进行一次较全面、系统的剖析和总结。据此,该成果主体部分共分为三章,依次为:清前期的《仪礼》学研究、清中期的《仪礼》学研究、清后期的《仪礼》学研究。

成果第一章基于清初《仪礼》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朴实穷经的学术潮流分析,指出在顾炎武、黄宗羲等晚明遗老的倡导之下,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姚际恒《仪礼通论》的礼经研究揭开了清代《仪礼》学复兴的萌芽状态;著述将清初的礼经研究划分为创发新说派、淹通汉宋派、张扬朱学派、经俗互贯派等四大主要学术流派,每一派各列举3~5个代表人物加以细致深入的分析,并分别概括其流派特征。同时,又剖析了三礼馆设置情况、《仪礼义疏》纂修的体例、学术取向等方面内容,以及这一官修之作对当时礼经研究的影响。上述两方面,尽可能兼顾官方倡导和民间诠释实践的全方位考察。在上述个案剖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思想史、礼经学、诠释学、地域学四个层面总结了这一时期礼经研究的旨趣与特色等。每一层面的讨论,往往又从几个分支层面加以研讨,如从礼经学层面讨论清代前期的《仪礼》学史,细分为《仪礼》本经认知和《仪礼》诠释实践两个层面;诠释学层面的礼经文献考察,主要从文献诠释与整理体式概况、礼经诠释策略、礼经诠释方式方法三方面进行探究。凡此之类,要皆强调从不同视角全方位考索清前期礼经研究的旨趣与特色,形成可信的认知结论。

成果第二章通过研讨清中期《仪礼》学兴盛的社会文化背景,尤其是张扬一时的汉学考据之风的独特治学风尚,论述了乾隆朝四库馆的诏开及其官修《四库全书》对乾嘉时期礼经研究的重大影响,剖析了《四库总目》在《仪礼》文献纂修方面彰显出来的学术思想;同时,根据学者们的治学旨趣和诠释风格,将这一时期的礼经研究分为汉学考据派、淹通汉宋派、尊尚郑学派、张扬朱学派、专事校勘派等学术流派,并逐一列举各家代表人物的礼经研究状况,总结其流派治学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概述这一时期礼经文献传播与接受情况,并从思想史、礼经学、诠释学、地域学四个层面概括总结了这一时期礼经研究的旨趣与特色等。此外,本章还立足于文化传承视角,从书院讲学与礼学人才培养、家塾教育与礼学读物普及、文献刊刻与《仪礼》传播三个方面,粗略考察了清中期《仪礼》文献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成果第三章立足于晚清动荡岁月下新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对调和汉宋的礼学思潮之揭示,根据学者们的治学旨趣和诠释风格之异同,将这一时期的个案礼经研究分为汉学考据派、折中旧说派、尊尚郑学派、考经证俗派、礼今文学派等学术流派,剖析其个案代表研究情况,总结其流派之礼经诠释特征及治学取向。在此基础上,同样从思想史、礼经学、诠释学、地域学四个层面概括总结了这一时期礼经研究的旨趣与特色等。在此基础上,概述这一时期礼经文献传播与接受情况,并从思想史、礼经学、诠释学、地域学四个层面概括总结了这一时期礼经研究的旨趣与特色等。和第二章一样,这一部分同样立足于文化传承视角,具体探讨了晚晴时期《仪礼》文献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依次从文献刊刻与礼学传播、书院讲学与礼学授受、礼学读物的编纂与普及三方面,逐一加以分析说明。

三 成果的价值和影响

其一,“礼”在我国传统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仪礼》学在内的“三礼学”在我国古代也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蕴藏着丰富的人文资源。因而,在现代语境下对清代《仪礼》学术史重新论证与阐释,有助于深层次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礼文化的价值。汉代以来,从经学的角度诠释和训解《仪礼》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大大充实和丰富了礼经学的诠释内容,特别是在清代,出现了大量的礼经诠释之作,在礼经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该成果通过学者们在文献中体现的对《仪礼》经文的认识和诠解的挖掘,有助于彰显清代礼学家的哲学观念、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有助于体现出“礼”对于中国清代社会和思想观念的深刻作用和影响。

其二,清代是《仪礼》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该成果立足于礼经文献释读这一研究基础,以学术流派的流变为切入剖析视角,系统梳理了有清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礼经诠释的基本轨迹和发展脉络,特别是对各个阶段不同流派的重点礼学家及其相关著述进行了重点考察和探析,探讨分析了各个阶段礼经研究的不同学术旨趣、特点,进而从整体上准确把握清代《仪礼》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文化演进轨迹。这一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为探寻礼经学史、挖掘礼学的影响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其三,该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兼采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和文献学史研究的通行做法,强调采用多维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力求始终将清代不同历史时期的礼经研究状况,置身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关注相关历史事件及时代思潮对礼经研究的影响考察的同时,更主张和践行从多角度、多层面来分析学术的演进轨迹,并结合针对若干相关文献学论题展开深入探讨,力求做到历史实证与逻辑推理相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阐释相结合,有助于为各类断代经学史著作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

其四,关于清代《仪礼》学断代学术史的研究,目前学界基本上处于大量个案研究的层面,除了林存阳的《清初三礼学》、拙著《清代〈仪礼〉文献研究》等几家著作稍有涉猎外,系统全面的专门性论著较少出现。林存阳的《清初三礼学》更多从学术思想史层面进行考察清初礼学思想史的状况,清中期、后期并未涉略。项目主持人所著《清代〈仪礼〉文献研究》,即便是涉及清代《仪礼》研究的流派问题,但并非是研究的重点,该书更多的是从历史文献学所涉诸方面专题角度进行考察,诸如辨伪、辑佚、校勘、文献整理体式、训诂方法等方面。该成果将这一时期众多个案综合在一起写成一部综合性学术史研究专著,有助于深化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内容。

(责编:王小林、黄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