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北运河区域农业开发研究

聊城大学运河文化研究中心李泉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京杭运河与明清时期区域农业开发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BZS082），最终成果为专著《京杭运河与明清时期区域农业开发研究———以江北运河区域为中心》。课题组成员有：王云、吴欣、郑民德、胡克诚、高元杰。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运河作为我国历史上的重大水利工程，尽管它只是为了改善交通条件而开挖，但客观上对农业水资源、区域水文环境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着作用，对区域土壤、植被、农业种植结构乃至农民的生活方式都产生过很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运河区域的农业开发，就是要研究运河开挖后农业水资源、农业生产环境的变化及运河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历来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防灾减灾，发展节水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大计，该成果旨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同时提醒人们关注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全面认真审视大型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及农业生产的影响，以避免不必要的决策失误。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明清江北运河对沿线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总结起来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运河是人工河道，它本身具备农业灌溉的机能，有些河段在灌溉和改善水环境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在里下河区域，除降雨及湖泊蓄水之外，农业灌溉用水几乎全部来自运河东排之水，明清时期尤其如此。在南运河沿线，虽然堤岸高耸，但是仍然有农民用河水浇灌农田园圃。郭守敬开通惠河，整理京畿地区的河道山泉，不仅为运河提供了水源，而且解决了北京城市供水与排水问题。明清时期京津许多地方出现过水田，与运河水利有直接关系。

明清时期，江北运河沿线出现了许多著名湖泊，有人工开辟的用于调节运河水量的水柜，有因为运河或其他河道下流不畅潴水而成的淀泊。湖泊的出现，使运河沿线水资源更为丰富，大量水产、湖产不仅使农作物种类多样化，而且为贫苦农民提供了乡村之外的生存空间。

南运河距海岸线较近，沿线土地沙碱瘠薄，但是靠近运河及其减河的区域土壤普遍肥沃，这是因为运河决口后，混浊的河水将上游土壤中的有机质带到这里，淤肥了沿线土地。运河沿线的其他地区也有土地淤肥的记载。明政府十分重视在运河沿线、相关水利设施周边及荒滩地种植柳树及其他林木，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林木种植和管理的制度。清代皇帝更是屡颁诏令，以植树多少考课地方官员，植树多者记录升迁，达不到规定数额的予以处罚。对于一般民众，也曾实行植树奖励的政策。清中期以前，运河沿线林木葱郁，运河成为绿色廊道，对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有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运河是南北交通动脉，沿线城市得交通之便利，工商业兴盛繁荣。运河沿线城镇工商业对区域农业的最大影响在于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拿山东运河区域来说吧，由于交通便利，明代许多商人从南方贩运棉布到山东，同时在这里收购棉花运往南方，由此刺激了山东运河沿线农民种植棉花的热情，其中不少州县，棉花成为主要农作物，粮食消费则完全依赖于市场。另外，农民大量种植烟草、林果等，改变了单一的粮食生产结构。运河沿线农民种植的粮食作物也大量进入交换领域，有的被贩运到外地，有的成为当地手工业生产的原料。

运河城镇商业对农业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重农轻商观念的变化。商业城镇的兴盛，为广大乡村贫苦农民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机遇。不只是乡村中破产的农民前往城市谋生，那些家境殷实的农民也来经营商业或手工业，“居民弃农趋贾，城市幅凑”（乾隆《馆陶县志》卷三，建置），“小农去而贩，大农去而贾”（光绪《清河县志》卷二，风俗），是江北运河沿线的普遍现象。清代有人说：“未有运以前其人朴而愿，有运之后其人文而靡。今则佻而诡。”[（清）狄敬：《夏镇漕渠纪略》卷下，风俗]没有运河以前，民众淳朴而恭谨，有了运河之后变得讲求文采而生活奢侈，到如今更变得轻佻而诡诈了。朴愿是农民的品格特点，而文、靡、佻、诡是商人的特质。运河区域民众由朴愿向文靡的转变，是传统农业社会发生变革的征兆，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

明清时期江北出现了不少经济发达的城市，商业繁荣的小镇分布更为密集。在传统社会中，城、镇和乡村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城市是商业和手工业部门集中的地方，这些商品和手工业产品不管是转运他乡还是在本地销售，最终大多流向乡村。在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往来中，出现了频繁的人口流动，其基本趋势是乡村人口流向城市，但这些流动人口时常回归乡村，并将自己的劳动所得带回乡村，也有些城市工商业者将利润投向乡村，回原籍或在经商地落籍，购买房产，成为经营地主，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凡靠近运河的乡村，农业发展水平均高于远离运河的地方。商业的繁荣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农业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投入，而再生产的投入是传统农业发展的关键。

明清江北运河对区域农业发展也有不少负面作用。

明清江北运河沿线的水灾比较普遍，成因也颇复杂。首先，运河决口成灾。中国北方年降雨量很不均衡，冬春降雨少，河道乏水，运河行船困难，不得不将许多自然河道引入运河。到夏秋雨季，洪水暴发，诸水汇入运河后，水势更大，容易引发水灾。明清时期大量山林被砍伐，植被遭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运河淤浅，泄洪能力降低，水灾加剧。其次，运河将自然河道截断，造成区域排水不畅而引发水灾。水灾最严重的是鲁西北运河以西地区。这一带原来有大清河（济水）、徒骇河、马颊河等自然河道排泄太行山水及上游坡水，运河将这几条大河拦腰斩断，运河以东的河道变成了运河的减河，运河以西的河道自生自灭，逐渐淤为平地，造成运西诸州县坡水无法东排，积水为灾。最后治黄通运引起的黄河决口成灾。明中期以前，黄河泛滥之水汇流至鲁西的张秋镇一带，不仅引起区域水灾，而且冲毁运河，造成漕运中断。弘治年间修太行堤后，黄河泛滥之水改为南流，引发济宁到徐州间水灾。明后期起，黄河下游河身淤高，入海口沙壅，时常决堤于苏北一带，徐州到淮安间，此堵彼决，年年不得安宁，沿线各地，无不波及。自然河道及湖泊被淤为平地，水系紊乱不堪，排水无路，水灾频繁。里下河区域地形如釜底，排水困难，明中期全淮入洪泽湖后，水漫高家堰后东溃，以建瓴之势，直趋里下河地区。后来黄河入海受阻，时常倒灌运河，更使水灾加剧。黄河泛滥之灾波及范围大，破坏力强，是运河区域最严重的水灾。

这里有一个问题要辨明，黄河泛滥成灾和运河有无关系，有什么关系？按地势来说，黄河应该北流由山东入海。元代贾鲁治水，确立了“南疏北堵”的导黄方略，入明后，继续贯彻此方略，弘治年间刘大夏筑太行堤，将黄河北流之道彻底堵塞，遏黄河全部南流夺泗夺淮入海。从此黄河决口渐次下移，祸及淮河南北。特别是清口附近，工程迭兴，数百年不得安宁。元代为何逼黄河南流？明清时期为什么又不遗余力地推行这一方略呢？早在元代，便有人讲得很明白：“南方之地本高于北，河之南徙难而北徙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议者虑河之北，则会通之漕废。当筑堤起曹南迄嘉祥东西三百里以障遏之，不使之北。”[（清）胡渭：《禹贡锥指》卷十三下《附论历代徙流》引余阙说]。之所以不让黄河北流，就是为了保全山东运河。相反，黄河一旦北流，漕路势必中断。明清时期，不少人反复申明这一观点。实际上，元、明、清三代黄河肆虐于淮泗流域，是治黄保漕政策的结果。

因运河水资源控制而引起的旱灾，有两个地区最为明显。一是会通河南部地区，将运河沿线十数州县数百处泉源全部引入运河，涓滴不使外流，这些泉源附近当初都是水田，此后农民只能改为旱作，庄稼能否收获，只能听天由命。另一地区是卫河上游的辉县百泉一带，在这里，中央直接掌控水源的分配权，在保证运河用水的情况下，只留少量泉水用来浇灌农田。

运河对农业的负面作用还突出表现在植被蜕化与土壤沙碱化。清中期始，因运河工程而引起的植被蜕化速度加剧。建设运河闸坝、堵塞黄河决口、修筑埽坝等工程逐年增多，桩、埽等物料需求量大，政府所植树林不敷所用，乃大量购买或征调于民间，造成农民所植树林大量砍伐，平原自不必说，滕峄山区林木也被砍伐殆尽。林木、芦草之外，高粱秸秆也被征调为河工用料，造成农民燃料短缺，盗伐林木的问题更为严重。日复一日地恶性循环，使得植被日益蜕化，农业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运河沿线土地沙化现象较为普遍，沙砾覆盖农田沃土达到一定厚度时，农田完全蜕变为沙丘，无法耕种。这种沙压地形成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河道决口后富含有机质的泥土随水下流，而质量较重的沙砾迅速沉淀，在决口处形成沙压地。二是废弃的旧河道，河床多为淤沙地。南运河馆陶至德州间有不少沙压地，河南、山东到苏北一带黄河泛滥形成的沙压地更多。运河沿线的盐碱地分布十分广泛，盐碱地和运河有何关系，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运河切断了不少自然河道，引起区域水系紊乱，很多地方出现积水洼地。这些地方时而积水，时而干涸，地下水矿化度升高，盐分积聚于土壤表面，从此形成盐碱地。明清时期经常在运河沿线修筑堤坝，开挖引河减河，背河洼地大量现出，也为盐碱地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黄淮河平原盐碱地的形成有许多种原因，但运河造成的水系紊乱是原因之一。

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夫役佥派是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运河一线工程种类多，每年需要从乡村中征调大量夫役。运河夫役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常设夫役，如闸夫、坝夫、泉夫、湖夫、驿夫等，他们除负责运河工程日常管理外，有些夫役还承担植树种草、协助挑挖河道等任务。另一类是临时征派的夫役，如挖河堵口的河工夫役及纤夫等。明代夫役主要由沿线州县向乡村征派，官府只发给生活费用，劳动工具等自备，是一种国家徭役。有些夫役名义上由政府雇募，但佣金微薄，仅够夫役本人的生活费用，而且劳动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所以农民不愿应募，地方官员则强行征派，历史文献中有大量关于运河沿线官府抓夫的记载。清代政府佥派的夫役人数大大减少，运河夫役多采取雇募的方式。但运河沿线夫役征发人数多，政府划拨的资金却很少。以极少的资金，支付大量的夫役雇值，加上地方官员胥吏层层克扣，结果是“有募之名，无募之实”（康熙《峄县志》卷五，募夫），强征、抓派夫役的现象普遍存在，农民不堪重负，只得流亡他乡，以致出现农田抛荒的现象。

三 成果的价值

研究运河与区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区域生态史学研究的尝试。该成果将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和环境史、农业史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希望能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有所突破。该成果所做结论，可以为目前运河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区域旅游规划制定及运河区域农业水利建设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