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省科举与贵州地域社会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院王力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边省科举与地域社会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1XZS035），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王凤杰、张乡里、袁洪流。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该成果以贵州科举为例，研究边省科举与国家认同、社会流动、地域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探讨边省科举的独特影响，拓展科举学研究的空间。在科举学渐成显学的今日，学界对科举制度及活动本身、科举与相关外部环境的关系的研究都已广泛展开，但就科举与地域文化关系而言，研究兴趣点多在科举昌盛之“人文渊薮”，少及边省。然探讨文化弱势区域的科举成就及其劣势、科举对其文化的推动与阻滞、地方社会与科举的互动关系，当更有助于透视科举与地方社会之关系。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对策建议

第一部分为边省贵州的地理认知与文化认同。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明代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贵州具有特殊的历史人文背景，地处边远，又在明永乐十一年才建省，其与中心地带的关系如何？其国家认同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该成果从文化与地理两角度进行了探析，追溯了贵州这片土地历代的归属，认为它虽然地处边远，但始终是中央政府的辖区，不曾拥有独立的政权与中央政府并列或对峙，因而从地缘上提供了国家认同的基础。明代朝廷实行“儒学政治化、科举儒学化”的政策，在科举活动中强化国家意志，为边省提供了一个通过科举活动体现国家认同的文化入口，成为贵州以争取开科纳入科举版图而达到文化认同的契机。通过不懈努力，贵州从附试他省而独立开科，在文化上保持了与中心地带的联系。“边远”始终是贵州抹不去的文化烙印，“京黔里程认知与边省印象的强化”一节通过对史籍中贵州省城到京师距离数据的考证，指出部分史籍将原本“四千余里”的数据表述成了“七千余里”，夸大了距离的遥远程度，影响了黔人的空间认知，加剧了贵州的“边省”心态，因此贵州的科举活动是在“认同”与“边远”两种认知中发展的。

第二部分“贵州进士、举人数量与时空分布”。首先对贵州科举成绩进行统计与辨析，长期以来贵州科举成绩数据不清，外人以为边省无人，黔人则以为其认识是一种蔑视，缺乏数据支持，终难消争论，因此辨析科举成绩是研究边省贵州科举的重要基础。本部分以方志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试录、题名录、实录、档案等史料进行分析考证，厘清数据，还原事实，得出明清两代共有进士709人（明代99人、清代610人）、举人5825人（明1716人、清4109人）的数据，并与一些省份进行了简略对比。本部分另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是探索明清贵州科举人才的时空分布，设立时空坐标，通过各行政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段的进士、举人数量进行细致数理统计，为贵州各政区进行成绩排序，并从历史人文地理角度分析其原因。同时，还对贵州进士、举人中式的年龄进行了初步分析。

第三部分“贵州科举考务组织与管理”。作为边远省份，贵州科举考试的组织与管理状况如何？与他省有何异同？这需要用大量历史细节去复原。本部分从“考场”“考官”“考务”三个角度展开，涉及贵州贡院、考棚的建设、使用、维修；考官的简派、分工、执事、赴任离任；考试的入闱、阅卷、录取诸环节，系统梳理了明清贵州地方科举考务问题。

第四部分“科举人物与地方文教”。边省科举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文教的积累，影响文教发展的社会主导力量是地方官员，尤其是专管文教的学政，明代贵州设学政较晚，又有人因遥远而不愿赴任，清代学政的简派工作规范化后，派往边省的依然是各省中资历最低者，更兼贵州学政鱼龙混杂，既有洪亮吉、程恩泽、严修等目光宏远、锐意开拓的佼佼者，也有嗜抽鸦片、强索红案银两的庸常懈怠之徒，该成果从多方面分析了不同学政对贵州文教与科举的深刻影响。优秀科举人物则是边省形象的重要象征，该成果选取了两类人为研究对象，一种是解元，另一种是巍科人物，前者是省内竞争的优胜者，其分布情况是区分省内文教强弱区域的依据之一，后者是全国竞争的优胜者，可据以进行全国范围的对比。向来被视为文教弱区的边省贵州能在12年内产生两位状元，是对科举惯性认识的一种打破，不仅是个人实力的彰显，也是地方文教的大事件。而尤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边省会在朝代末期取得科举的重大突破？其中是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该成果亦从文教发展规律的角度进行了阐释。

第五部分是“贵州科举与社会流动”，包括“进士户籍、乡贯与明代贵州社会流动”，“清代贵州科举家族与社会流动”两大方面。几十年来学界一直认为科举是社会流动的重要力量，社会流动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两种，地域间的流动属于水平流动，而身份的变化则属于垂直流动。贵州科举在水平流动方面有其特殊之处，明清持续的移民带来了大量水平流动的科举参与者，该成果以明代进士为例，一一考证每个人的户籍、乡贯，分析其宏观的社会流动情况。垂直流动往往能反映出家族代际身份变化与文化传递情况，这一研究以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对科举家族的分析为代表，其方法多为学界所借鉴，该成果以《清代硃卷集成》所收贵州士子会试、乡试、拔贡硃卷的履历信息为样本，对20个家族进行了代际身份变化的分析，得出成为科举家族所需的代际数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形成科举家族所需的诸处社会条件。

第六部分“贵州科举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贵州科举中的重要及特殊的影响因素。边远省份的自然、人文条件均有别于他省，影响因素也带有边省特色。此处从六个方面切入：地理交通、宾兴助学、冒籍、民族问题、书籍刻印。地理交通部分系统考察贵州各级别考试中交通条件的影响，解释交通因素对考生个人及边省地域的宏观作用，交通是边省科举的劣势，但同时也会带来政策的优惠，这也是该成果的内容之一。宾兴助学部分研究的是边省科举中的公益助考助学活动，深入考察明清两代贵州官方与民间互助两种类型的文教公益行为，对其资金来源、资助额度、管理方式一一剖析，最终落脚在其对地方科举的影响方面。冒籍是假冒籍贯以异地参加科举的行为，文化强区士子冒籍进入弱区往往会伤害后者利益，有违社会公平，历来为官方所不允，边远省份一直是冒籍的主要受害区域，明清两代贵州冒籍现象众多，且出过轰动一时的案例，而在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的清代，籍贯问题日益复杂，界定冒籍难度加大，成为打击冒籍的阻力，该成果通过大量事例剖析了冒籍对贵州文教的深刻影响。少数民族科举是民族众多的边远省份特有的现象，也是科举研究中的特殊话题。明代贵州有土官中乡试，清代则在改土归流后逐渐将少数民族纳入科举体系，却又未赋予其完全同等的权利，该成果结合具体案例分析贵州少数民族的科举权限、成绩及引起的社会问题，据以探索朝廷对边省少数族裔科举的态度和目的。

三 成果的突出特色

成果有三大突出特色，一是内容创新程度较高。为学界对“边省科举与地域社会”话题的首次系统探索，又以边省中赋予特殊性的贵州为例，多数内容此前未被研究过，大部分内容像“空间认知”“学政”“解元”“贡院”“宾兴与助学”“冒籍”“少数民族科举”“书籍刻印”等均系首次被纳入贵州科举研究视野。二是史料运用更为广泛。在贵州历史研究领域，史料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不像许多地方面临史料众多难以抉择的问题，贵州史料存在两大障碍，第一是文献总量小，第二是散佚严重，前者是因为建省晚，文化开发相对滞后，产生的文献绝对数量偏小，后者则是文献保存与整理不足造成的，四库馆臣在乾隆《贵州通志》的提要中就特别强调了贵州“文献难征”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许多贵州历史话题未能系统纳入史志，就是因为资料亡佚严重，搜集整理工作效果不佳，这种困难在当前依然存在，是制约贵州历史研究的巨大障碍，也是科举学研究较少关注贵州问题的原因之一。之前的贵州科举研究未能广泛展开，与史料的限制有关，研究者使用的史料从范围上以贵州地方史志为主，而且偏爱省志与简略型地情书（如《黔南识黔》《黔南职方纪略》等），对子部、集部书籍挖掘不够；从馆藏上以贵州省内馆藏为主，许多稀见书籍难以涉及。该成果有鉴于此，在史料使用上进行了大力开拓，在全面运用贵州省、府、州县、乡镇志基础上，广泛触及正史、实录、档案、谕旨、奏折、家乘、试录、硃卷、闱墨、题名录、齿录、年谱、碑刻、传状、日记、诗文集，尤其是与科举相关的各类政书，该成果研究中使用较多，对梳理科举制度中边省与普通省份的区别与联系，起到重要作用。像《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选刊》中的贵州乡试录，是了解明代贵州乡试考务最重要的史料，此前无人使用，通过系统分析，基本能够勾勒出明代贵州乡试考务脉络。项目前期对黔人及客籍人士著述均进行了充分调查，汇辑了大量细节性史料，为从人物角度认识贵州科举奠定良好基础。三是对历史细节的探索更为深入。以前的研究很少有边省视角，因而对贵州这样的文化弱区的科举关注层面较浅，常常只罗列进士举人数量以与他省对比，并不了解边省科举如何进行，其与他省有何区别与联系。该成果较为详细探索了各种历史细节，如边省科举考场如何建设、使用，边省士子如何赴试，边省如何组织考试，如何阅卷，经费如何使用，均为此前研究所未深入探讨。

四 成果的价值

该成果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如下。

一是研究范围的开拓与丰富。从制度文明角度研究科举文化的学术成果较多，地方科举的研究则更为繁荣，但对边缘区域的科举活动关注较少，该成果以贵州这样一个文化开发很晚的地区为样本，探析地域文化与制度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对科举学研究范围的开拓与丰富。

二是研究思路、角度的示范作用。科举涉及社会生活多个方面，切入的角度影响到研究效果。该成果广泛涉及自然、人文地理，并从个人、群体及地域互动角度，细致剖析各种影响边省科举的文化因素，对其他地域的科举学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该成果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如下。

研究边省科举，对今天边远地区的教育、人才选拔事业的建设均有借鉴意义。贵州文化历来为外界了解不足，厘清科举史实，研究科举活动与各种社会文化的关系，对于摸清文化家底、塑造地方文化形象具备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