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隋朝石窟美术史研究

敦煌研究院赵声良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敦煌隋朝石窟美术史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1BZS016），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马玉华、武琼芳、张艳梅。

一 选题意义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在经济、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美术史上，隋朝是一个富于创新的时代，在长安洛阳等地营建大量的佛教寺院，其中就有不少著名画家（如展子虔、杨契丹、郑法士等）绘制壁画。但由于中原地区屡经战乱影响，隋代的雕塑壁画等消失殆尽。现存可与历史文献记载相对应的美术作品极少（仅有后人临摹展子虔《游春图》），以往的中国美术史对隋朝的美术论述很少。而在敦煌，隋朝石窟保存了一百多个，包含了建筑、壁画、彩塑等丰富的内容。对敦煌隋朝石窟的研究，可以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内涵，补充以往对隋朝美术史研究、认识的不足。而壁画中的服饰、染织的研究，对中国服装史、染织史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 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成果是在对隋朝敦煌石窟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同时调查了中原隋朝石窟或遗迹，进行比较研究，深入分析探讨敦煌隋朝石窟形制、彩塑造像、壁画艺术诸方面，展示出隋朝敦煌石窟美术的发展历程及重要成就，同时对一些与美术发展相关的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分为两部分。

上卷为隋朝石窟美术综述，分别对建筑形制、彩塑艺术、壁画艺术进行全面的阐释。其中各项内容的发展演变中，反映出隋朝三个发展阶段的不同特色。隋朝洞窟的形制较丰富，除了北朝以来流行的中心柱窟和覆斗顶窟外，还出现了很多独特的形制。中心柱窟也改变了北朝以来的传统形式，出现了须弥山形的中心柱，或中心柱正面不开龛，而在柱前塑大型佛像与南北壁的佛像构成三佛形式。覆斗顶窟中也有一龛窟和三龛窟，还有不开龛的仅在正壁或南、西、北三龛前设佛坛塑像的。另外如方形窟，窟顶为人字披和平顶组合的，窟内或开龛或不开龛。多种形制的出现，反映了隋代佛教石窟营建处于一个急速演变发展的阶段。隋代彩塑也同样呈现风格多样的特点，传统的样式与从中原传来的新样式并存，又接受了印度笈多王朝雕塑风格的影响，形成了与同期中原雕塑不同的风格。壁画艺术中，北朝以来流行的故事画在隋代表现得更为细腻而生动。经变画开始流行，出现了8种经变主题，在经变画的构成、空间表现等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尝试，为唐代经变画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供养人像在隋朝也大量增加，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物，展示出那个时代的人物风貌。与人物相关联的服饰变化，也为隋朝的服装史、染织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隋朝的装饰图案也空前丰富，尤其是源自中亚、波斯等地的联珠纹、狩猎纹、三兔纹等独特的纹样，反映了隋朝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从绘画艺术上看，隋朝壁画在人物画方面融合了西域式和中原式的造型手法，逐步形成了以线描为骨干，加以色彩晕染，初步形成中国隋唐时代最具民族特色的绘画手法。山水画则在山峦、岩石以及树木的表现方面更进一步细致而生动。经变画则在空间构成关系方面进行了多种探索。以上几个方面全面展示了隋朝敦煌石窟建筑、雕塑、壁画的成就和风格特点。

下卷是对隋朝敦煌石窟中相关问题进行的专题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隋朝石窟形制研究

以中心柱窟为中心，揭示了中心柱窟这一形式在隋代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其中包含的三世十方诸佛信仰等宗教意义。从洞窟形体的改变，反映出隋代中原石窟寺形式和风格对敦煌的强大影响，艺术家们在努力改造源自印度和中亚的旧形制中，体现出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种洞窟样式。

（二）隋朝石窟造像研究

分别对佛像、菩萨像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佛像与菩萨像是一个洞窟的主要礼拜对象，佛、菩萨形象的细微变化，反映着一个时代宗教审美意识的变迁。隋朝融汇了南北文化，并大力促进了丝绸之路的交流与发展，这些政治举措的变化，从佛教造像的样式上也体现出来，从佛像的袈裟形式、菩萨的头冠、璎珞、服饰等方面的变化，反映出来自中原各地的影响，这是当时的大趋势。但同时，也有来自印度和西域的影响。而印度笈多艺术在北朝晚期至隋代对中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敦煌由于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在不断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在直接吸取印度和西域传来的造像风格。因此在佛像、菩萨像的风格上与华北样式或“青州样式”造像并不完全一致，与山西的天龙山石窟、宁夏的须弥山石窟也有一些相关联之处，但并不尽相同，敦煌彩塑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特点。

（三）隋朝壁画艺术的研究

主要对壁画中的故事画、山水画以及绘画技法做了专门研究。敦煌石窟北朝以来形成了长卷式连环画的样式，隋代把这一样式表现得更加细腻，甚至对大型经变画（如法华经变）的内容也采用长卷式的形式来表现。隋代画家通过故事画中建筑与山水树木的表现，特别是空间关系的探索，逐步走出故事画的模式，形成了大画面经变画的雏形。山水画在隋代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从北朝时期“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局面发展到人与山水景物协调，并对树木山岩作仔细刻画，尤其是对山水画空间表现的拓展，为唐代青绿山水画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隋代壁画的技法比起北朝时代丰富得多，敦煌壁画北凉北魏时代较多地受到西域式晕染法的影响，西魏北周时代，中原式晕染法影响越来越强，特别是中原式的绘画审美精神———对骨法用笔的追求，使画家们注重用笔，注重人物精神面貌的表现。到隋代，壁画中可看到西域式与中原式两种方法融汇在一起，人物的晕染变得厚重而丰富。色彩的使用也大大超过前代，包括对壁画底色的处理，不仅仅是如早期那种红底色与白底色，也有用蓝底色和绿底色的方法，显示出这个时代的鲜活精神。晕染厚重，用墨线定稿，墨线具有提神、传神的作用。这些方法表明了隋代壁画的绘制技法达到新的高度。

壁画研究中还对台北故宫所藏两幅被定为隋朝的绢画进行了探讨，通过敦煌壁画的考察，来印证两幅绢画源自敦煌壁画的临摹，并非隋代原作，从中也显示了敦煌壁画的研究在鉴定古代绘画真伪或时代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四）隋朝壁画中的染织服饰以及车图像研究

由于隋朝的服饰及相关文物存世极少，通过壁画形象来研究物质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以往的中国服饰史研究中，隋朝也是一个非常不足的部分。该成果通过对隋朝人物形象的大量调查，形成了丰富的资料，可以明确隋朝男供养人、女供养人的流行服饰。特别是其中男性的合欢帽、风帽、袴褶、襕袍、蹀躞带等名物以及女性的上衣下裳等都有了明确的考证和阐释。对纺织物的绫、缎、絁、织锦以及印花技术都进行了考察。

对车图像的考证，详细调查了出土文物和图像资料，展示出一部从先秦到隋朝为止车的演变史。尤其是隋朝壁画中的车分为五个类型，分别以相关的考古资料进行对比研究，得出可信的结论，对于中国物质文明史来说具有开拓意义。

三 研究方法

在把握隋朝历史文化大背景的基础上对隋朝石窟的美术样式进行详尽而透彻的分析，通过样式分析，探讨形式因素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从而推断出样式的渊源和演变过程。因此，在总结隋代艺术风格特点时有足够丰富的案例分析为基础。同时，通过细腻的样式分析，可以在纷繁的风格流变中找出某类样式源自何处，呈现来的隋朝石窟美术史就不是简单化的某种或某几种风格，而是交织前不同风格样式的十分丰富而真实的美术发展史。

四 创新之处

从美术史的角度对隋朝石窟艺术做全面的研究，是该成果的特色之一。虽然以前已有学者就隋朝石窟艺术的风格特点做过综述，但多侧重于介绍，并没有针对具体的彩塑或壁画做过分析研究，尤其缺乏从中国美术史发展的背景中来看隋朝石窟艺术的研究。该成果的某些专题研究有重要的突破：对隋朝洞窟建筑形制以及佛像样式演变的探讨，通过对洞窟结构和佛、菩萨造像特点的绵密分析，对一些有代表性的样式特征，追溯其溯源，从而探讨样式的源流，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2）对隋代壁画技法的研究，在长期临摹壁画的基础上，又对隋朝壁画做了全面的调查，从探讨古代画家是如何进行壁画创作这一思路入手，从壁画的表象进而分析其初始状态，揭示出在严重变色褪色的表象后面的历史真实。这项研究涉及隋代壁画技法（包括线描、敷色）、风格，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真实的隋朝壁画具有重要意义。（3）隋代是中国山水画的重要转变时期，由于隋朝山水画传世作品极少而在以往的中国绘画史中较少谈及。而敦煌隋朝壁画中的山水画保存较丰富，通过对这些山水画的样式、技法及空间表现思想的分析，明确了这一时期山水画的主要特征。（4）隋朝人物服饰及染织技术的研究，在全国的隋朝文物遗存中，只有敦煌石窟是最丰富和完整的。通过全面调查隋朝壁画中的人物服饰，搞清楚了隋朝男性的衣、帽、装饰等；女性的上衣下裳及相关配饰等。其中对袴褶的调查，通过大量的图像资料，不仅纠正了前人的误解，而且对袴褶的时代演变做了全面的诠释，对中国服装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此外，还对隋代壁画所反映的绫、锦、缎以及染缬等技术进行了分析，具有学术上的开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