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朱红林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周礼〉注所见汉代史料辑证》(项目批准号为:14BZS098),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冯胜君、沈刚、孙瑞、张雁勇、李强、于洪涛。
该成果由前言、正文、参考文献三个部分组成,正文按照《周礼》体例,分天、地、春、夏、秋、冬(《考工记》)六个部分,配有百余幅图片。全书67万字,分365个条目,对《周礼》一书中郑玄、郑众(郑司农),也包括杜子春等注中所载汉代制度进行辑录,并搜集相关史料及研究成果进行集释和证明,涉及汉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星象、医药、卜筮、民俗等各个方面,对于全面研究汉代社会制度与思想文化有积极作用。
该成果具有以下特点。
一 运用二重证据法,通过全面搜集与《周礼》注所涉汉制相关的考古资料,与汉制相互印证,进行比较研究
(一)引用战国秦汉简牍与郑注所引汉制相互印证
大量引用秦汉简牍中的相关资料与郑注汉制作比较研究,是该成果的一大特色。该成果所引的材料既包括早期的秦汉简资料,如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敦煌悬泉汉简等,也包括近年来新出土或重新整理的秦汉简资料,如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北大秦简、甘肃简牍博物馆新整理的《居延新简集释》、台湾史语所新整理出版的《居延汉简》,等等,这些材料与《周礼》郑注作比较研究,使得原来很多悬而未决、难以索解的汉代典制问题迎刃而解或得到确证。如“计最”、“券书”、“伍籍”、“日计”、“违时令期会”、“赋冬夏衣”、“司空郡国舆地图”、“四时言事”、“八曰案比”、“课殿最”、“癃不可事”、“下手书”、“邮行有程”、“汉制坟高”、“读鞫”、“市买券书”、“户籍”、“计断九月”,等等,秦汉简牍中都有相关的明确记载,比较之下,问题便一目了然。如“计最”,作为秦汉时期考课上计的簿书,其表达形式古人虽多有描述,终究语焉不详,该成果引用了新出土里耶秦简中的计最文书原件记载作为论证资料,解决了这一问题。又如“读鞫”条,关于“鞫”究竟是汉代司法审判程序中的一个审判步骤,还是宣判文书,学界争论久而不决,该成果引用了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的十余个案例记录,证明“鞫”就是法庭对案件正式审判的过程,同时对这一过程的记录也叫作“鞫”。
(二)引用汉代画像石与郑注所涉汉制相互印证
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是汉代考古资料中的一个大宗,系统运用这些图像资料对《周礼》郑注进行研究,是该成果的特色。《周礼》郑注所记载的许多汉代典制,虽或多或少有文献描述可供了解,但终不如活生生地记录当时场景的图像资料来得直接和鲜明。如“戎盐”、“承尘”、“上计”、“宫阙门”、“圭衣”、“屠家悬肉格”、“市亭”、“踏鼓沓行”、“伍百缇衣”、“灵星祭祀”、“魌头”、“牛耦”、“羊車”、“汉耜岐头两金”诸条,都可以从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及壁画等图像资料中,找到可以相互印证的记载,许多原来处于推测和想象的结论,现在得到修正或最终的证明。如“屠家县(悬)肉格”条,汉唐学者虽有描述,然其制不详,清代四库全书中曾绘有想象图,是根据北京城中屠家悬肉用具所绘,不能算是确证。该成果这次在出土的各地汉代乃至魏晋的画像石、画像砖及壁画关于“庖厨图”的描绘中,搜集了大量有关悬肉格的图案,这些画像石、壁画分布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图像记述中,多数都是挂鸡、鸭、猪、鱼等肉食,也有挂炊具的,都是金属钩子,这些钩子有的置于两竖一横搭成的支架上,有的干脆直接挂在横梁上。其中两竖一横支架配以金属悬钩,属于典型的汉代悬肉格。郑玄注《周礼》以汉制比况,用的一般都是汉代最常见的物事或制度,因此“悬肉格”就是汉画像中置于横杆或屋梁上挂肉的钩子,可以说确证无疑。又如“踏鼓沓行”条,贾公彦以为是足踏地为节拍,孙诒让以为当如本义解,即足踏鼓而舞。该成果通过列举汉代画像石中大量踏鼓而舞的舞蹈形象,证明这是汉代一度非常流行的舞蹈,舞人在置于地上的盘子与鼓之上舞蹈的,称为盘鼓舞,专门在鼓上舞蹈的称为踏鼓舞。
(三)引用战国秦汉时期出土的青铜器、漆器、竹木器等实物图像与郑注汉制相印证
郑注《周礼》牵涉到很多汉代的器物典制,如“虎子”、“步摇”、“錞于”、“钲”、“铃”、“大铃”、“斗检封”、“铜虎符”、“绨素屏风”、“瓒槃”、“七空(孔)竹篪”、“天文之式”、“马大带”、“当胸与马鞅”、“軿车”、“句孑戟”、“漏刻计时”、“黄肠石与黄肠题凑”、“楬櫫”、“王杖”、“伏兔”、“书刀”、“三锋戟”、“匕首”等,该成果都提供了相应的实物图片以相印证。如“铜虎符”条,转引了杨桂梅所搜集的十余幅汉代虎符图片,形象地展示了汉代虎符的各种形制及演变过程。又如“七空(孔)竹篪”条,引用了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彩漆竹篪图片,表明战国时的七孔竹篪包括吹孔和出气孔在内,共有七孔。因此,郑司农所言汉代篪有七孔很可能也是包括所有孔在内的。孙诒让引诸家说七孔者,言“一孔上伏”,实包括在七孔之内,并非七孔之外,另有一孔。再如“王杖”条,除引用汉简中王杖制度的相关记载外,还提供了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的鸠杖实物图片及四川成都曾家包东汉墓出土养老图画像石和四川彭县养老图,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两汉时期养老者赐鸠杖的史实。
二 对与《周礼》注所涉汉制相关的各类研究成果的搜集与整理
这些成果不但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成果,也不乏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传统的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不一一举例,只举两例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具体如下。
医药方面,例如:“五毒之药”条。郑玄注《周礼·天官·疡医》“凡疗疡,以五毒攻之”时说:“五毒,五药之有毒者。今医方有五毒之药,作之,合黄堥,置石胆、丹沙、雄黄、礜石、慈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着,以鸡羽埽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则尽出。”孙诒让说:“郑据汉时疡医有此注药,即古五毒之遗法也。”为此引用了自然科学史研究者的成果予以解释和说明。如,赵匡华、张惠珍在《汉代疡科“五毒方”的源流与实验研究》一文中说:“我们认为《周礼》中所记载战国时代的五毒药,很可能就是郑玄所列举的药物或相差无几。当然,那时这五种矿物药还未必事先经过混合升炼再敷用,但应该说是东汉五毒方的起源。”“‘五毒方’自汉代以来,经过历代医家的反复临床实践,证明它确是一个疗疡的有效处方。经过上述模拟实验和测试确知了它的化学成分,从而可以判断它‘疗痈疽,蚀恶肉’的医疗效果主要是As2Q3所发挥的作用。因此,‘五毒方’的升炼,标志了中国医药化学的开端,在医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从化学史上看,它实际上也是我国人工制取砒霜(As2Q3)的最早记录。”
天文历法方面,如: “堪舆八会”条。郑玄注《周礼·春官·占梦》“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说:“此以日月星辰占梦者。其术则今八会其遗象也。用占梦则亡。”贾公彦疏:“云‘则今八会其遗象也’者,案《堪舆》,大会有八也,小会亦有八。”我们引用了卢央和王育武的研究成果。卢央在《中国古代星占学》一书中说:“后世风水家常称为堪舆家,但堪舆在古代实是占验家及日家,而非风水或形法家。”“自东汉郑玄注《周礼》,即有八会之目,唐代贾公彦疏《周礼》又谓堪舆大会有八,小会亦有八。故大小会由来久矣。”王育武在《汉代术式与堪舆》一文中说:“‘堪舆’实指北斗星辰及其神名,斗柄的旋转有如天车徐行,雄雌之分乃为斗柄所在之辰与以阴阳对应而虚拟之奇辰,故有五月雄雌合于午为凶,十一月又合于子为吉之说法。北斗为天地之车,观天车斗柄所指而定方位吉凶,实为历代天官的职守。”
三 以案语的形式,对部分条目下前贤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辨析
如“举孝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条,该成果案语认为:“《周礼》所谓良者,强调的是品行优秀;能者,强调的是能力出众;说的都是人才选拔的内容。郑司农所言‘举孝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说的是汉时人才选拔对象,亦不出品德与能力两个方面,只是具体科目更为细密而已,并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又如“灵星祭祀”条,诸家皆以德阳汉画像砖所绘农业生产的图像为“播种图”,唯有于豪亮先生认为是灵星祭祀的场景,该成果案语评论说:“这是很有见地的。《后汉书·祭祀志》说:‘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耘耨、驱爵及获刈、春簸之形,象其功也。’德阳画像砖所绘劳作图中播种收获同处一个场景,这显然不是现实劳作场景所能具有的,而且场中人物姿势优美,手持镰刀的三人动作一致,姿势流畅而夸张,其他三人,或作驱雀状,或作播种状,布局紧凑而有错落有致,与《祭祀志》所言灵星舞‘舞者象教田’的描述颇相吻合。”又如“书刀”条,收录了钱存训《汉代书刀考》的研究成果,该成果案语评论说:“先秦两汉时期的书刀至少存在着直刃和曲刃两种形式,《考工记》所说称曲刃者为削,只是书刀之一种,郑玄的解释并没有错。当然,正如钱存训先生所说,刀和削都是普通的利刃,不仅用于简牍,亦可作为其他用途。因此,我们在九连墩1号楚墓的梳妆盒里也发现了与铜镜、木篦共同保存的削刀。”
四 对所引资料及研究成果进行了必要的校勘
该成果在辑录相关的材料时,并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对其中断句有明显问题的,有明显错字、漏字的情况,会做出相应的校勘说明。刘善泽《三礼注汉制疏证》,经岳麓书社整理出版,刘氏关于《周礼》汉制度的疏证,要比《周礼正义》为多,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部书的标点断句较为粗糙,错字也不少,在收录其中《周礼》部分的成果时,基本上是重新做了一次标点,对于其中的错字、衍字,也尽可能地进行了校勘。
综上所述,《周礼》注所载汉代制度对于研究汉代社会典制与思想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不少内容已成为汉代制度的起点,也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的渊源,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和深入挖掘。该成果在这方面虽然已经进行了一部分工作,但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对于古人和现代学者与《周礼》注有关的成果还需要继续不断地搜集整理和消化,另一方面有关《周礼》注的考古学研究也还需要继续加强,随着新出秦汉考古资料的不断面世,这方面的研究将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