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分配与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方福前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与梯次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1AZD037），最终成果为同名论文集。课题组成员有：俞剑、詹新宇、祝灵敏、邢炜、陈光兴、武文琪。

合理、有弹性的经济结构是经济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市场经济下，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调整是由供求两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供给一方来看，技术变化和制度变迁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力量；从需求一方来看，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变化和结构升级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力量，投资需求只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在供求对比关系不同的经济背景下，供求力量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或重要性是不同的。

该成果侧重于从需求方来研究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因、机制、路径和梯次等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供给短缺性经济转变成供给相对过剩型或需求相对不足型经济，该成果研究了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变化不能引导供给结构变化以及生产或供给结构变化对需求结构变化反应滞后甚至阻滞的原因。该成果也从供给方，主要是从体制因素对经济结构调整进行了相应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结构一直在“失衡—调整—再失衡—再调整—……”的怪圈中循环往复，如何打破这个怪圈，如何使我国经济结构在供求两方力量不断变化中得到动态调整和优化是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该成果的主要发现和观点有六个方面。

1.关于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对经济结构变化的传导机制和弹性大小

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通过三次产业的投资结构变动来影响经济增长。理论和经验数据表明，由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引起的产品结构升级和三次产业的投资结构变动推动了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又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

该成果的实证研究结论如下。（1）从全国加总的回归结果来看，当产品结构优化提升1个百分点，农业增长率将降低约17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率将增加约9个百分点。当产业结构升级1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率将降低0.15个百分点，而农业增长率基本不受影响。（2）当第三产业投资额与第二产业投资额之比提升1个百分点，农业增长率将增加0.46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率将降低0.91个百分点。（3）当城乡居民消费的产品结构升级提高1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的农业增长率将降低约2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农业增长率降低约14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农业增长率变化并不显著。当第二产业投资额与第一产业投资额之比提高1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的农业增长率不受影响，中部地区的农业增长率将降低2.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农业增长率将提高0.12个百分点。当产业结构升级提高1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农业增长率几乎不受影响，而西部地区的农业增长率将降低0.4个百分点。（4）当产品结构优化提高1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农业增长率降低4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的农业增长率会提高约1.7个百分点。

2.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

家庭决定消费、储蓄和人力资本投资。父母对孩子通用性知识资本投资的多少决定了孩子能够获得高收入的概率，而孩子获得高收入会对其退休后的消费产生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受到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即厂商结构的影响，同时家庭的生育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会影响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而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又会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厂商会根据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选择成为白领厂商还是蓝领厂商，蓝领厂商属于跟随型，只有平均利润没有创新（或超额）利润，白领厂商可以获得创新（或超额）利润。但是白领厂商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高，需要支付较高的工资，而蓝领厂商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低，需要支付的工资也较低。当一个经济社会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存量时，尤其是通用性知识资本存量较少时，蓝领厂商就会发展迅速。蓝领厂商对人力资本的要求比较简单，只要体能资本较高就行，而衡量体能资本最简单最直接的指标就是年龄，所以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出现了中老年下岗职工较多（包括很多买断工龄的职工），并且再就业困难的局面；另外，当时很多没有上过几年学的农村年轻人到城市很容易找到工作。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白领厂商发展速度较慢，原因是当时的通用性知识资本存量不足，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短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发展，家庭调整了生育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尤其是通用性知识资本投资增加，经济中同时出现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减少和拥有符合白领厂商要求的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增加的现象。由于物质资本存量绝大多数在蓝领厂商的控制下，蓝领厂商转化为白领厂商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市场又暂时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并存的现象。随着物质资本向白领厂商不断转移，上述现象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同时由于白领厂商对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的要求不同于蓝领厂商，所谓“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年龄结构老化”等人口学家担忧的问题不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多大的不利影响，只要我们适当地提高退休年龄就可以化解这种影响，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引擎。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要把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外延）型转变成质量（内涵）型，我们在继续重视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增加通用性知识资本积累的同时，需要更加重视专用性知识资本的积累。通过深化改革和政策支持，大力发展白领厂商，不断提高白领厂商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

3.中国经济结构正在进行的五个转换

当前中国经济正经历着五个转换，即经济格局由“供给短缺型”向“需求不足型”转换，生产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转换，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换，发展动力由投资驱动向技术和创新驱动转换，经济体制由“半市场经济”向“全市场经济”转换。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局皆是这些转换的“阵痛”，但这些转换一旦完成，中国经济将迎来又一个稳定发展的春天。

4.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的影响

该成果使用可加模型实证研究了1978～2006年中国政府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挤出了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则挤入了城乡居民消费支出；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支出对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在一定范围内有挤入效应，但超过该范围则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国防费支出在一定范围内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挤入作用，但对农村居民消费则有挤出作用。这个经验研究结果为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提升居民消费及扩大内需，提供了明确的启示。

我们通过比较分税制前后的税种设置和税收变化，发现分税制改革之后的税收结构一方面不利于居民收入的相对增长，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的能力，从而导致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降。计量结果表明，随着由分权指标代表的分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降，二者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

5.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

通过研究中国经济实践和调控经验，我们发现，就总量调整来说，市场调节的力度、起效速度不如政府调节；就结构调整来说，政府干预是滞后的，被动的，判断不准的，难以到位的。从我国经验来看，政府调整过头的时候较多；市场调节是同步的，主动的，自动识别的，比较到位的。从经济结构调整来看，市场调节比政府调节更有优势，但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起主导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市场体制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有力，消费者的偏好变化和需求结构变化通过价格信号及时并正确地显示出来，并传导给生产者，而供给方能够对这些信号做出灵敏的反应，随之调整自己的投资决策和生产决策。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说明，仅仅依靠政府实施有保有压的政策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一方面继续推进市场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自动清除和自我修复的功能，另一方面加快体制改革，把政府转变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这就是服务性政府和有限政府，才能建立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长效机制。因此，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应当选择双重路径：一方面继续推进市场化，另一方面加快政府转型。

6.深化体制改革促进结构调整的三个着力点

这三个着力点是：（1）通过深化改革提高个人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2）地方政府逐步淡出经济发展的主角作用；（3）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特别应当重视财富再分配改革。这三个着力点是完善和强化市场机制的重要举措，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必修课，是建立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长效机制的必由之路。

该成果丰富了我国经济学研究中的居民消费需求理论和经济结构理论，可以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方法和路径上的指导，为改革我国的宏观调控方式和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