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星：提升公众史学的专业性和公众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对公众史学的理论探讨与史学实践均取得可观成果，但在专业性与公众性的统一上仍需进一步提升。公众史学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联合史学界和社会中有志于公众史学的力量，突破发展瓶颈，公众史学发展前景可期。

公众史学诞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其初衷是为了解决史学毕业生的就业危机和高校史学危机。20世纪80年代，罗荣渠最早将美国公众史学介绍到国内。同一时期，国内史学界也曾对史学的普及和应用加以讨论。近年来，公众史学在国内日益受到关注。随着社会大众对历史的兴趣愈加浓厚，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自媒体的兴起，对史学公共性的要求和需求日渐增长，公众史学在中国蔚为潮流。但是，公众史学也一直面临着史学界的质疑和挑战：一是公共史学家的身份认同问题，即他们是“专家”还是“外行”；二是公众史学作品的专业性问题，即它们是否达到了业内认可的学术水平。近年来，关于公众史学的质疑和争论越发凸显。

专业性与公众性的不统一

公众史学在国内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公众历史实践中商业化和娱乐化倾向严重，有些所谓的“公众历史”流于庸俗、浅薄，甚至扭曲、失真。相较于公众对高质量历史作品的需求，史学界所做的努力还不够，不少专业史家轻视通俗历史写作。有的学者认为，公众历史研究者局限于既有的学院派路径，注重学术概念的辨析而轻视实践。另有学者认为，公众史学缺乏原创性、系统性的基础理论框架，以至于公众史学研究呈现出散兵游勇式的状态。还有学者认为，目前公众史学领域内跨学科的交流和合作尚未展开，缺乏群体思考和坦诚对话。

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专业性与公众性的不统一，要么专业性不足，要么公众性不足。一些博人眼球、似是而非的公众号文章、影视作品等，具有相当的市场和受众以及一定的公众性，但历史专业性却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甚至个别学术文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有些跨界学者做出了某些尝试，但囿于自身的专业训练和惯有思维，难免有些成见和偏差，致使其作品的专业性受到影响。至于说公众史学缺乏原创性、系统性的基础理论框架，同样是专业性不足的问题。这是针对历史学界内部、将公众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谋其长远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

关于公众性不足的问题，陈新认为由于史学家大多无意介入公众史学领域以获取声名，“最终导致历史知识与真实性、价值取向的传统关联在公众层面渐被忽略，公众历史作品中呈现出‘劣币驱逐良币’、重感官愉悦轻陶冶情操的倾向”。这是在批评史学界对公众史学的参与度不够，其实也是批评一些历史学者过于专注于书斋里的学问而忽视了主动走向公众、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而李娜则针对从事公众史学研究的学者，指出公众历史研究者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这其实也是忽视了公众史学中公众性的面相。

“圈内圈外”的区隔

公众史学应是连接史学和社会的桥梁，以史学研究的成果服务社会，从而使史学的学术价值在社会应用层面上得以呈现。这不仅是公众史学的使命和意义，也是社会和公众的期待。然而，就公众史学在国内发展的现状而言，显然还未达到专业性和公众性的统一。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学术体制和个人意愿的原因，史学家缺乏介入公众史学领域的动力。例如，赵冬梅认为技术并非问题，除了现场讲座以外，通俗历史写作、电视讲座、网络讲座、纪录片、微博、微信等诸多公共媒体和自媒体都是可以利用的方式。关键在于态度，而态度取决于认识，也受制于体制，但归根结底取决于个人对于史学功能的认识、个人的史学理想。有的学者认为，史学的专业化和社会科学化使得学术研究越来越专精、越来越细分，反倒失去了某些生动活泼的故事性和趣味性。有学者认为，某些被资本激励和裹挟的外行人滥竽充数，利用公众对历史的兴趣，制造了大量劣质的历史文化产品。还有学者认为，公众史学的复杂性和挑战性给学者参与其中设置了障碍。

其实，公众史学专业性和公众性的不统一是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之间的藩篱和隔阂，或者说是“圈内圈外”的区隔。这不是公众史学本身特有的问题，而是史学发展中存在的一般问题。

历史作为承载着民族共同记忆的载体和对先民智慧文化的传承，公众对历史的兴趣是自然而然的。而历史作为一切社会学科的基础，以及史学作为学术领域的一门重要学科，其发展必然有专业化的要求和趋势。只要史学追求“求真致用”，这其中的双重性就有一定的张力；只要史学作为一门专业学术研究的学科而存在、发展，那么横在史学界和公众间的区隔就必然存在，而公众史学的诞生正是史学界尝试“跨出圈外”的努力。可以说，史学“求真致用”的追求和公众对历史的关注对公众史学提出了专业性和公众性的双重要求。“圈内圈外”的区隔真实存在，无法消除，也不必消除，需要的是双方进行真诚而有益的沟通、交流，这需要学界和社会共同努力，特别是学界要负起更多的责任。

公众史学家和公众的责任

是否从事公众史学研究和实践，则出于史学家的个人意愿和选择，有志于此的史学家已开始行动。首先，要保证公众史学的专业性，这至少包括以下两点。一是做好本职的专业研究，以专业性滋养公众性，有价值的专业研究是公众史学的基础。公众史学不是要使历史庸俗化、娱乐化、浅薄化，而是要使历史在信息时代和市场时代仍保持其影响力，为公众提供正确的历史知识和优质的历史文化产品。二是通过理论方法和实践探索创新来提升公众史学的专业性，推动公众史学长远发展。王希指出，“无论我们如何界定，公共史学必须首先是一门学问，需要取得同行认可的学术地位，在史学研究和教学的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公共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或一种学术领域获得发展的必备条件（除非专业史学界拒绝承认它有存在的必要）”。同时，公众史学家要有全球视野和比较意识，对域外与本土的理论方法兼收并蓄，取长补短，深入辨析，创建理论，指导实践，对史学的整体认知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其次，保证公众史学的公众性，真正走向社会、走向公众，这包括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充分处理好普及和提高之间的张力，在保证历史真实性和思想性的同时，兼顾可读性和趣味性，将艰深晦涩的专业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汇，将复杂幽微的历史讲得生动有趣，并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充分利用各种网络平台，以丰富多元的形式记录历史、传播历史、分享历史。二是培育公众的历史感，促使公众形成对历史更严肃的态度和更敏锐的意识，具备对历史基本的反思能力和体验能力，使“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成为可能。历史学家不能放弃自己的公众责任，要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对公众参与公众历史提供帮助。

公众历史除了是一个学术领域、一门学科以外，也是一种公众实践。公众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史学界的参与，更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公众史学不仅是面向公众的历史知识的传播和宣讲、讲述和记录公众生活的社会民间历史和情感记忆，也包括公众参与的历史书写。公众不单单是被动的历史“接收者”，也是主动的历史“生产者”。公众参与本身就具有公众性，这里强调的是公众也可以对专业性有所贡献，具有认知、审美、思辨能力的公众能极大地推动公众史学的发展。作为公众历史的参与者，公众需要主动学习、提升自己的历史感和鉴别力。历史这门学问是“关于理性与良知的训练”，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公众，或许可以超越把历史当作娱乐、消遣或谈资的境界，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理性和良知，从历史中获取更多智慧和养分。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对公众史学的理论探讨与史学实践均取得可观成果，但在专业性与公众性的统一上仍需进一步提升。公众史学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联合史学界和社会中有志于公众史学的力量，突破发展瓶颈，公众史学发展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