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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国家财富性质和原因进行深刻剖析后,经济发展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由此引发世纪之问——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迅速,有的国家发展缓慢?为破解这一谜题,世界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诸多解答,但难求共识。《荣衰互鉴:中国、俄罗斯以及西方的经济史》([俄]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著、孙梁译,格致出版社2018年1月版)从俄罗斯学者角度出发,认为在西方话语权占主导的经济发展领域,中国与众不同的一揽子改革路径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是个具有相当吸引力的话题。
西方创富:储蓄、投资和不平等
通过挖掘历史数据、梳理传统理论观点,该书作者从制度、储蓄和不平等角度解密“西方富裕之谜”。首先,西方生产力增长首当其冲的原因,并非如传统观点所说是由于市场竞争、企业家精神或技术创新,而是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资本/劳动比的增长以及储蓄和投资的增加。同时,作者指出西方国家为跳出马尔萨斯陷阱付出了巨大代价。其次,强调了储蓄的重要性,阐明了储蓄对科技进步的催化作用以及储蓄使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成为可能的机制。最后,表明了不平等因素在经济增长机制中与制度、储蓄相互作用带来的后果:一方面,引发收入不平等,进而提高储蓄与投资以及资本与劳动之比,促进生产力增长;另一方面,不平等加剧导致富人拥有更多储蓄,一旦储蓄上升就意味着具备增长的前提条件。
作者从三大因素对不同国家的增长路径作出解释。第一,消除集体主义制度的西方国家,由于制度原因,不平等加剧(大部分人口在贫困线以下),但同时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生产力增长更快。因此,西方国家克服马尔萨斯陷阱之路,靠的是高投资导致的高生产力增长,以此来补偿人口低增长和制度恶化。但早期尝试这一路径的国家,如希腊、罗马和拜占庭却由于不平等加剧,人口减少、军队规模缩减,最终在战争中被击败。第二,保留集体主义制度,如东亚、南亚、中东以及北非的一些非西方国家,尽管遭到殖民统治,但设法保留传统社会制度,并抵制西方价值观和拒绝西化,保持了低不平等,从而产生低储蓄率,但制度能力强。第三,集体主义制度遭到毁灭的非西方国家,如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拉丁美洲、俄罗斯这些西化国家,由于殖民主义破坏了集体主义制度加剧不平等,从而导致高储蓄率,但制度能力低。这也是拉丁美洲和俄罗斯随后的经济增长并未赶超西方的原因。
中俄改革:制度发展轨迹决定不同结果
中央计划经济是中国和俄罗斯曾经实行的一种经济体制,但在经历了向市场经济转型后,中俄经济发展结局出现了巨大反差。作者指出,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有助于中俄两国集体主义制度的修复:收入不平等缓解,国家制度能力提升。基于俄罗斯的历史发展经验,作者认为,在众多导致苏联20世纪60—80年代增长率降低的原因中,最根本的是中央计划经济无法确保适量投资流入,以替代报废的固定资本存量。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市场导向改革,旨在处理20世纪60—80年代中央计划经济下所经受的发展停滞,由于国家制度能力的衰落,采用了不良的经济政策,诸如宏观经济民粹主义、产业政策缺失、彻底私有化等,随之而来的是不平等与腐败、犯罪与影子经济急速增加,导致了更严重的转型衰退。而中国发展成功的必要前提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高效政府,建立了强大的制度和人力资本。不同于1991年后的俄罗斯,中国在1979年以后成功且更好地保护了强大的国家制度,中国的独特性在于有强大的国家制度能力。按照书中定义,国家制度能力狭义上指政府执行法律法规的能力,国家制度能力的客观自然测量标准是谋杀率和影子经济。中国在这两个标准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发展中国家中指标最低的国家之一。因此,强大的国家制度能力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
同样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为什么在中国带来的是近40年的高速增长,在俄罗斯导致的却是巨大的经济衰退?作者为这一现象寻找到合理术语:“俄罗斯的转型性衰退”与“中国的加速性增长”。
作者认为,市场化改革后中俄经济结果之所以表现迥异,主要是由国家制度能力所导致的。事实上,中俄经济市场化改革分别采用了两种不同模式:“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中国在市场化改革期间成功保有稳固的社会制度,而俄罗斯国家制度却瓦解了。市场化改革后,中俄经济结果表现迥异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两国制度发展的长期轨迹导致的。1917年之前俄国已被西化,十月革命带来的集体主义体制与之前的长期制度发展严重背道而驰。1991年后,俄罗斯在从传统集体主义制度向现代个人责任制度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又处于“无人之地”——集体主义制度被摧毁,而西方的法律和秩序制度却未扎根。与1991年后的俄罗斯不同,中国始终致力于保持以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根基的制度,保留了传统“亚洲价值观”制度的延续性。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后在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并未导致制度崩溃。总之,在作者看来,无论是解释计划经济时期或是更近时期中俄经济的表现,两国不同的制度发展轨迹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结论启示:勿入“南橘北枳”陷阱
通过上述对中俄经济的对比分析,该书得出结论:经济奇迹必要非充分的先决条件,是低收入不平等和强大的制度能力,而良好的政策——宏观经济和产业政策将是其他先决条件。通常情况下,好的政策和好的制度形影不离。经验表明,拥有更低收入不平等和更强大的制度(更高效的政府效力、较低的犯罪和影子经济)的国家有较低的通货膨胀、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少有高估的汇率,并在短时间的进口替代后切换到出口导向。以上就是实现经济增长各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者还从中俄经济改革效果的比较中,得出对于发展经济学的一些启示:第一,国家制度能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它能解释国家间长期表现的差异。第二,调动国内储蓄是发展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仅凭国外融资的发展不可取。这取决于国家政府要有正确的政策和适当的制度能力。第三,最优的产业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有前途的产业政策是对出口导向型中、高技术产业的支持政策,最好的方式是通过积累外汇储备来降低本国货币汇率以推动经济增长。外汇储备的积累、国内货币的贬值以及出口导向,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奇迹至关重要的因素,发展中国家应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去使用这些方法以实现赶超式发展。第四,渐进式改革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自由、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路径。第五,欠发达国家实现超越式发展,不能仅靠发达国家的援助来“输血”,而是要发展“造血”机制。作者告诫人们,不要陷入“南橘北枳”的陷阱,增长中经济体的实践呼吁新范式——新兴的关于发展阶段的理论。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