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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主要内容：
① 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目前进行得非常顺利。整个项目共计20卷，3000万字，其中，《吐鲁番文献合集?契约卷》、共计240万字，已经完成，并将提交国家社科规划办审核，然后出版。《吐鲁番文献合集?医药卷》也已经完成交稿，并正在审读之中。同时，《吐鲁番文献合集?书信卷》以及《吐鲁番文献合集?砖志衣物疏卷》完成了50%。《语言文字卷》《史部典籍卷》《律令格式卷》《诉状判牒卷》《官文书卷》《军事文献卷》《经济文献卷》《社会文献卷》《地理交通卷》《民族交流卷》《科技文献卷》《文学艺术卷》《宗教卷》《诸子典籍卷》《类书卷》等卷正在进行中。每卷的框架是：上篇—《总论》，属“研究篇”，主要是综合研究吐鲁番文献之后形成的专题总结性成果，比如第一卷《儒家经典卷》，上编是《吐鲁番经学史—国学在丝绸之路的传播》，涉及到儒家7部经典《尚书》《礼记》《诗经》《左传》《孝经》《论语》《尔雅》在吐鲁番地区以及整个西域的版本流传、传播路径以及语言文字特征，尤其是北魏经学对吐鲁番经学的深远影响；下编—《校注》，属于“整理篇”，比如《儒家经典卷》，对吐鲁番文献中的7部儒家经典及旧注写本（比如早已失传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进行细致的校注。又比如《契约社条卷》，上篇是《吐鲁番契约史》，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契约程式、语言文字特征进行全面论述；下篇是对海内外收藏420件吐鲁番契约进行穷尽式普查、缀合、定名、识读、校勘、注释，对前贤时彦的失误和遗漏进行补苴、辨正和充实。下篇的写作体例是：（一）《题解》（对本件文书的墓葬、年代及文体、内容进行论考），（二）《录文》（仔细识读文书原件或图版，非常忠实地录文，尽量保留文书原有语言文字信息，包括俗写字体），（三）《校注》（此部分内容篇幅最大，最见功力，首先由语言文字学者从文字音韵训诂角度讲“准”，然后由历史学者从典章制度角度讲“透”，最后由考古学者从实物墓葬角度讲“实”），（四）《研究文献》（汇总海内外学者对各件文书的研究成果，使其成为后来人研究此件文书的津梁）。
② 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2018年8月3日至7日，课题组在新疆吐鲁番调研五天，主要是洽谈图版购买事宜，同时与吐鲁番博物馆和吐鲁番学研究院的深度沟通。2018年8月21日至24日，课题组再赴新疆乌鲁木齐，去新疆博物馆评审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吐鲁番出土文献补编》，同时为《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洽谈全部图版事宜。2019年6月，课题组去呼和浩特参加“文献语言学”国际高峰论坛，提交论文《吐鲁番出土文献前缀研究》，2019年7月，去四川大学参加国际俗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王梵志诗“后衙”考》。同时，课题组邀请日本学者高田时雄、中国台湾学者郑阿财等学者来到西南民族大学讲学一周，就项目的进一步开展深入交换意见，课题组决定创办年刊《吐鲁番学刊》，于2020年1月交由古籍整理方面的专业出版社出版，同时创办微信公众号《吐鲁番学》。目前，公众号《吐鲁番学》已经推送本领域的多篇学术文章。
③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2018年11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发表专文报道，以下是全文：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段丹洁）丝路留遗珍，盛世著华章。11月4日，由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王启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语料库建设”开题报告会暨“走向未来的吐鲁番学”国际高峰论坛在四川成都举行。
新疆吐鲁番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吐鲁番出土了成千上万件文献，内容涉及律、令、格、式、诉状、判辞、案卷、官文书、公私籍帐、公私契约、公文档案、书信、砖志、典籍抄本、衣物疏等，是研究古代丝绸之路语言史、文字史、政治史、军事史、法律史、经济史、宗教史、社会史的第一手资料，更是研究民族交流史的珍稀史料。这些史料的出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学术史的面貌，如今，吐鲁番学与敦煌学一样，成为了一门国际显学。由王启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语料库建设”是目前为止丝绸之路西域段最大的一项文献整理与研究工程。该工程对十九世纪末以来我国新疆吐鲁番为代表的广袤西域地区出土的数量浩繁的文献进行全面普查、缀合、定名、识读、录文、分类、校勘、注释，最终形成一部3000万字的集大成工程《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王启涛介绍说，《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将通过建成海内外最为齐全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数据库和吐鲁番文献研究资料库，实现资料数据功能；建成海内外一流的吐鲁番文献整理和研究基地，实现学术研究功能；建成海内外最大的吐鲁番文献出版基地，实现文献出版功能；为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学术支撑、理论支撑和智库支撑，实现智库建设功能。同期举行的“走向未来的吐鲁番学”国际高峰论坛，与会学者对百年来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历史进行回顾，对吐鲁番学的发展趋势和美好未来进行展望，各抒己见，建言献策。西南民族大学校长曾明表示，“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语料库建设”对百年来海内外学者在吐鲁番学上的研究成果和经验进行全面回顾与总结，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海内外最大的吐鲁番出土文献语料库和研究文献语料库，为研究晋唐时期的汉语史、汉字史、政治史、军事史、法律史、经济史、宗教史、社会史，提供了第一手经过精心整理和研究的珍稀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吐鲁番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回顾、展望和规划，代表了吐鲁番学的最新、最高水平。回顾一百余年来，在以中国新疆吐鲁番为代表的西域地区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汉语和非汉语文献，这些文献广泛涉及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涉及丝绸之路诸多民族的风貌与脉动，它们在西域干燥的土壤里越千年而不朽，传今朝而犹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的研究状况与走向，并诞生了一门国际显学—吐鲁番学。如今，将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三者紧密结合，从立体的角度对每件吐鲁番文献进行深度而全面的专题研究，然后将全部吐鲁番文献整体观照，同时，对百余年来的吐鲁番学术史进行全面的回顾与总结，对未来的吐鲁番学蓝图进行科学的绘制，并为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学术支撑、理论支撑和智库支撑，就成为当代学人的光荣使命。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巴蜀书社、西南民族大学等单位领导以及来自海内外从事吐鲁番文献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据悉，在该重大项目申报前，此项工程已经开展多年，巴蜀书社于2017年出版了《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第一卷《儒家经典卷》，荣获2018年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合集》第二卷《契约卷》目前正在紧张编校中，即将面世。
另需要说明的是，在本项目申报之前，一些前期工作已经开始，并进行宣传，以下是2017年1月13日新华文轩官网的宣传报道：国学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吐鲁番文献合集·儒家经典卷》（试用本）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1月12日上午，在2017年北京图书订货会四川出版展区，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巴蜀书社“国学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吐鲁番文献合集·儒家经典卷》新书（试用本）发布会”主题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参加活动的领导有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张晋藩，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雷，《光明日报》梁枢先生，《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主编、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王启涛，文轩董事长何志勇、总经理杨杪，以及巴蜀书社林建、侯安国等。 上午10点，四川出版展厅首场新书发布会举行，在古籍整理领域享有盛誉的专业出版社——巴蜀书社，推出的古代丝绸之路西域段最大的一项文化整理工程、国家级重点出版项目《吐鲁番文献合集?儒家经典卷》与读者见面，该书由吐鲁番学专家王启涛教授编著，是《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的第一卷，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系统收录吐鲁番出土儒家经典文献并予以校注的一部总集，由此也揭开了对吐鲁番出土文献进行穷尽式整理和校注的序幕。 该书主编王启涛为大家介绍了这本书的情况。《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将吐鲁番文献共分为20类，包括儒家经典类、语言文字类、史部典籍类、契约社条类、诸子典籍类等，巴蜀书社将按照这20部类，在5年内分卷陆续出版。目前推出的这部《吐鲁番文献合集儒家经典卷》由主编王启涛亲自编撰，分为上下两编，共计100万字，上编为《吐鲁番经学史》，回顾国学在西域的传播发展史，本身就是具有开创性质的研究成果;下编对吐鲁番出土的《尚书》《诗经》《礼记》《左传》《孝经》《论语》《尔雅》等七部经典的写本残卷进行介绍性题解和精准的录文识读，并将之与传世刊本进行校勘，对写卷中特有的字形、词汇进行注释。 朱雷教授从吐鲁番学专业的角度对这套书做评介，他在发言中盛赞了《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认为这是一部“学界很需要的、集大成的、收录全面、识读准确、校注精审的吐鲁番文献总集。”
2018年，《吐鲁番文献合集?儒家经典卷》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
④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首先是图版问题，包括图版的购买、印刷与出版
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图版极为重要，一是方便读者核对图版，二是对作者录文进行监督。但是，吐鲁番出土文献的图版分布海内外，这就存在普查、购买、印刷出版等问题。首先是普查，吐鲁番文献保存在中国、日本、德国、英国、俄罗斯等世界近20个国家，需要课题组进行实地普查。其次，图版的购买，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特别是吐鲁番文献数量达数万卷，遍布全世界。
其次是研究过程中跨学科的合作。该项目需要文献、历史、考古三个方面专家学者的密切合作。一是注重整体研究和综合研究。也就是将公元三世纪至十三世纪各类体裁的吐鲁番文献打通，综合分析其在一千年间的历史流变和相互影响，从而完全打破过去分散的、孤立的、碎片式的、挖宝式的研究，彻底盘活吐鲁番文献研究格局（比如契约社条就必须与律令格式及官文书、经济文书联合观照，才能彻底解决有关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以吐鲁番为中心的古代丝绸之路语言文字史、政治经济史、军事史、法制史；二是全面普查、缀合、定名、断代和识录。这一方面的条件尚好，特别是国际敦煌项目（IDP）网站大量收录和公开了日本和德国藏吐鲁番文献，再加上我们的现场普查，基本上可以摸清家底，弄清根底。同时，文献的缀合也很重要（特别是日本藏大谷文书之间的缀合、大谷文书与我国国内所藏文书的缀合），而文献的重新定名也非常必要，我们在撰写《契约社条》卷时，就更正了前贤的失误并重新定名的契约达数十件之多，而识读和录文这一部分极见功力，目前学界在识录吐鲁番文献中的失误有六：不核原卷而误录、不明俗体而误录、不明术语而误录、不明古义而漏录、不明方言俗语而误录、不明写本习惯而误录；三是撰写详尽的校注。以前学界的吐鲁番文献整理成果中几乎没有详尽的注释，这也是老一辈学者如唐长孺等先生的最大遗憾。我们认为校注吐鲁番文献时最好做到“十明”，即：明俗体、明俗语、明通假、明符号、明体例、明典章、明制度、明术语、明语法、明修辞；四是建成语料库，实现数字化。包括建成吐鲁番文献逐字逐句逐件索引，录入文书图版，录入文书原文、录入文书研究文献以奉献学界；五是推出具有智库性质的研究成果。比如我们在研究吐鲁番文献的基础上，已经推出并发表《古代丝绸之路的灾害与疾病防治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启示—以吐鲁番文献为中心》等系列研究成果，学术反响尚好。
本课题的最终目标是：形成海内外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收录最全、断代最准、缀合最佳、定名最细、校勘最精、注释最详、研究最透、质量最高的吐鲁番文献总集，为海内外学人研究和利用吐鲁番文献提供一部经过精心整理的定本。
⑤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第一卷《儒家经典卷》在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之前已经出版。
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总书记的一番话，为我们提出了崭新的要求，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我是从事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学者，尤其侧重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以下简称《合集》），这个项目是响应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而申报获批的项目，是目前丝绸之路西域段最大的文献整理项目，我深感责任重大。我们知道，敦煌吐鲁番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是全世界四大文明唯一汇流的地带，近一百年来，在敦煌吐鲁番发现了成千上万卷文献，这些文献堪称古代丝绸之路各个民族、各种文明的百科全书和精神图谱，文献的发现震惊了国际学术界，同时改变了中国学术史和世界学术史的面貌和走向，敦煌吐鲁番学也由此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但是，一百年来，特别是在旧中国贫穷落后的时代背景下，不少敦煌吐鲁番文献被西方考古学家劫掠到国外，永远留存在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博物馆或图书馆里，加之西方学者长期掌握着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收藏话语权、整理与研究话语权，所以，国际学术界有学者发出“敦煌吐鲁番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在国外”的声音，而一部敦煌吐鲁番学史，也是近代中国的学术伤心史。然而在今天，这一页已经彻底翻过去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本土的学者奋起直追，在敦煌吐鲁番学的不少领域已经赶上和超越了国际普遍水平。就拿我们正在从事的《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来说，《合集》共计20卷，分为《儒家经典卷》《契约卷》《语言文字卷》《史部典籍卷》《律令格式卷》《诉讼卷》《官文书卷》《砖志衣物疏卷》《书信卷》《经济卷》《医药卷》《文学卷》《宗教卷》《诸子卷》《科技卷》《民族交流卷》《地理交通卷》《军事卷》《社会文献卷》《类书卷》，总字数3000万字，这一项目汇聚海内外考古、历史、文献三方面的精锐力量，对全世界收藏的全部吐鲁番文献进行拉网式普查、整理和研究，力争成为迄今为止收录最全、识读最准、断代最细、缀合最佳、定名最精、录文最优、断句最好、校勘最善、注释最详、研究最透的传世集大成之作，为海内外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同仁提供吐鲁番文献的定本，全方位推动多学科的发展。
2007年8月，《合集》第一卷《儒家经典卷》已经出版，并获得全国优秀古籍整理一等奖。在以后各卷撰写过程中，我们会始终牢记总书记倡导的精品意识，坚持文化自信，把《合集》做成一部具有中国气派的里程碑学术著作。在整理与研究丝绸之路文献的同时，我们会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明德引领风尚”，“明德”，即光明之德，是我们这个民族传播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在整理与研究丝路文化的过程中，反复思考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传承古代丝路文化，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一直坚持学以致用，以敦煌吐鲁番学作为今天“一带一路”建设的学术支撑、理论支撑和智库支撑。由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出生地——敦煌吐鲁番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我国古代中央王朝在治理绵长广袤的丝路沿线时，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古代中央王朝军民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丝路远方，华夏文化与来自东西方的各种文化进行全面互动与深度交流，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为此，我先后撰写了《古代丝绸之路的灾害与疾病治理及其对我国一带一路的启示》，主要从敦煌吐鲁番文献入手，结合传世文献，包括玄奘《大唐西域记》以及岑参等人的边塞诗，将古代丝绸之路的灾害分为八类，风灾、虫灾、旱灾、水灾、雪灾、暑灾、旱灾、匪灾，阐述了古人对丝绸之路及其沿线灾害治理的宝贵经验，并指出对今天的启示有六：一是建立强大的国防，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确保“一带一路”商贸畅通，人员安全和秩序稳定；二是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友好国家和民族的力量，群策群力，确保丝路平安；三是机动灵活，建立快速反映的国防和治安力量，确保丝路国防、交通和商贸安全；四是保障水利，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和完善水利设施管理制度，实现人水和谐；五是治理风沙，重视生态，防治荒漠扩大化；六是平等互利，实现共赢。我还总结古代丝路的疾病有八：传染病、热病、冻伤、眼病、肛肠疾病、肺病、风病、外伤。而古人对丝路疾病的防治对今天的启示有四：一是培养大批医药人才，二是建立有效的疾病救护管理和服务机构，三是建立民族平等的疾病防治政策，四是海纳百川的医药引进技术。我还全面研究了古代丝绸之路的教育状况，考察了古代丝绸之路教育体系中所使用的教材，所聘请的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分析了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通过教育途径在丝路的深远传播和影响，将古代丝绸之路的教育分为七个方面：经典教育、知识教育、普法教育、生活教育、道德教育、艺术教育、趣味教育，并揭示以上传统做法对今天的教育所具有的重要启发意义。同时，我还对古代丝绸之路的法制文献进行了全面研究，将其分为法典文献、执法文献、控辩文献三类，并基于传统的法学研究注重成文法规的条文，而忽视判词、习惯以及各种民间契约、规范等“活的法律”的做法，单独对敦煌吐鲁番的社条和契约进行了全面研究，在对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进行系统整理的同时，挖掘了中国古代的法治理念和优良传统，展示了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法制文化，对当今中国的法制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所具有的重要参考价值。我们生逢盛世，美好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机会，搭建了攀登学术高峰的平台。正是处于美好的新时代，我们有责任用学术精品回报这个时代，用中国传统文化为时代培根铸魂，为时代明德，让丝路文化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其当代价值。
另一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6月24日，题目是《百年来吐鲁番文献整理与研究》，全文是：
一百年来，在我国新疆吐鲁番为代表的西域地区，出土了成千上万件文献，震惊了世界学术界，吐鲁番文献与敦煌文献一起，催生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吐鲁番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术史的面貌和走向。
具有更加鲜明的特点。学术界所言“吐鲁番文献”，不只是吐鲁番盆地出土的文献，还可以指整个西域出土的文献。与敦煌文献相比，吐鲁番文献具有更加鲜明的特点。一是吐鲁番文献发掘更早。早在1890年，英国的鲍威尔就在新疆库车获得了一件写于6世纪早期的梵文医方写本。从1893年起，俄国、瑞典、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考古学家和汉学家来到西域考察。可见，吐鲁番文献很早就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注意，这一领域拥有非常深厚的学术人脉和研究基础。二是吐鲁番文献所记载的时代更早，绵延的时段更长。吐鲁番出土了写有“元康六年（296）三月十八日写已”题记的《诸佛要集经》，吐鲁番盆地所出文献以十六国至唐前期为大宗，而敦煌文献以唐五代居多，吐鲁番文献与敦煌文献恰好在时代上形成互补。
三是文献种类更多。吐鲁番文献从出土地看，有佛教洞窟遗址、故城遗址、墓葬遗址，出土地域广袤，且有各种类型的出土文物与文献相映证；从文献载体看，有纸质、砖质、石质、木质、帛质、麻质；从文献色彩看，有墨色、蓝色、朱色；从文献内容看，与当时的现实生活结合更加紧密，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四是吐鲁番文献的精华有不少保存在国内。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考古队对吐鲁番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直到今天，吐鲁番文献还在不断出土，并保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吐鲁番博物馆。
五是吐鲁番文献还会不断出土，在广袤的西域地区，不知还有多少考古发现值得我们期待，不知还有多少出土文献等待大家整理。
摸清吐鲁番文献家底
百年来，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呢？今后的吐鲁番学之路应该怎么走呢？我们可以从普查、识读、缀合谈起。
首先是普查。要从事吐鲁番文献整理与研究，必须将所有吐鲁番文献进行逐一阅读和比较，将不同体裁的文献进行全面观照和打通。因此，摸清吐鲁番文献的家底非常重要。目前，学者们对国外所藏吐鲁番文献的普查做得较好，有关《总目》已问世，特别是《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依据二书，再借助国际敦煌网站，可以基本了解国外吐鲁番文献的收藏情况。但是，对国内所藏的吐鲁番文献，目前还没有类似的《总目》出版，我们主要依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2年）这样的著作进行了解。对吐鲁番文献进行普查之后，还需要进行统计，我们在撰写《吐鲁番文献合集·儒家经典卷》时，统计目前收藏于海内外公私机构的吐鲁番出土儒家经典共7部113件，它们是：《尚书》7件、《诗经》24件、《礼记》4件、《春秋左氏传》14件、《论语》31件、《孝经》9件、《尔雅》24件。
其次是识读。吐鲁番文献的识读，特别是汉文献的识读，国内学者比国外学者做得好。比如，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和《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就比《大谷文书集成》（法藏馆1984—2010年）识读更为精审。长期以来，由于语言文字学家的缺位，或者由于整理者忽略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以及近代汉字、写本标识符号以及特殊格式对吐鲁番文献识读的重要性，吐鲁番文献的整理不免在识读方面出现失误，导致郢书燕说。比如，大谷1036《唐刘□达于某人边举麦契》误将“杂物”录为“难勿”，大谷8056《唐大历十六年（781）六月米十四举钱契》误将“代纳”录为“钱纳”，大谷1505《残契》误将“史 娘”录为“史屯娘”（“ ”其实是“三”的俗写）。如果我们再去翻翻日本老一辈学者仁井田陞的著作，比如《中国法制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年）、《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就会发现在识读吐鲁番出土契约时出现的失误更多，又比如，OR.8212/1515M.Tagh.0124《唐遊（？）素岩辩辞》之“仰答”，《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误录为“仰鉴”，由于该著将此字识读错误，从而导致将文书定名为《唐遊素岩残文书》，文书的真实性质被掩盖。因此，我们整理吐鲁番文献，一定要把俗语言和俗文字的基本功打牢实。
再次是缀合。吐鲁番出土文献大多来自墓葬，不少文书已经高度碎片化。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下葬时文书二次剪裁所致。由于埋葬时将文书剪成各种形状，如纸靴、纸帽，致使完整文书变得支离破碎。二是受墓葬内遗体和随葬品的腐蚀所致。三是出土后搬迁等人为损坏。如果散落的碎片出于同一墓葬，内容又相关，纸张、书法、字型规格、行距又一致，文书断裂的茬口也相吻合，我们就可以将其缀合。我们曾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将大谷3101、3103、3104残片进行缀合，再现《唐张某租陶契》之风采，又将69TAM140∶17/3与69TAM140∶17/5-1缀合，从而让《唐张信受雇上烽契》破镜重圆。
最后是断代。文献作为史料，如果年代不明，此件文书几乎无法使用。吐鲁番文献中，像券契、砖志、官文书这样的体裁，往往标明年代、月份、日期，史料价值极强，但由于不少文献高度碎片化，从而失去年代方面的确切信息，这就需要从语言文字学、史学、考古学角度以及文献的载体、书法等角度，对之进行断代，比如69TAM117∶57/2文书，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定名为《某人买葡萄园契》，没有标明具体时代。我们认为这是典型的高昌契券，而且极有可能是高昌延寿时期的，因为文书中“何（河、诃）盗（道）”“依旧通”一类词只出现在这一时期，只要将其与69TAM135∶2《高昌延寿五年（628）赵善众买舍地券》相比较便可得知。
对文献准确定名并校勘断句
定名就是定性，体现了作者对本件文书最全面、最本质的认识，同时涉及对文书的体裁分类。比如60TAM322:7/4（b）文书：“ [于]□□[乡]人[张] 取银钱□ ”又：60TAM322:7/3-2（b）文书：“ □□□ 赵。若赵须钱之[日] 若延[引]□□□□取（？）”又：60TAM322∶7/3-1文书：“若其延引[不] 若身[东][西] ”。以上三件文书，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只载图版，未见录文，且未定名，只标记为“文书残片”。我们认为以上是三件契约，根据内容及用语均可定名为“唐某人举钱契”。
然后是校勘。吐鲁番文献的书写者来自各个阶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加之多为写本，千人千面，误写、别写、俗写在所难免，所以特别需要校勘。比如97TSYM1∶12古写本《论语·尧曰》注：“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沛。”此处的“沛”，查阮元刊刻《十三经注疏》本作“慢”，又查此件文书第6行注有“沛然自矜庄”语，所以我们认为写本“无敢沛”是涉注而误。
最后是断句。断句就是加上新式标点，它体现了断句者对于正文文意的准确理解。72TAM169∶26（b）之一、之二、之三《高昌书仪》有“题云某省告某唯夏感恩深得去汝言疏慰怀微热汝比信不”，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识读和断句为：“题云某省告：某唯夏感恩（思）深得去，汝言疏慰怀。微热汝巧（引者按：本应为‘比’，图录本误录为‘巧’）信不？”我们认为应断句为：“题云：某省告：某唯夏感恩（思）深，得去汝言疏，慰怀，微热，汝比信不？”
值得大力传承和借鉴
注释体现了文献整理的综合水平，因此，首先需要注释者从语言文字学角度讲准、从历史学角度讲透、从考古学角度讲实。比如64TAM37∶21《唐□□二年曹忠敏租田契》有“曹忠敏于知田朱进明处租取 思廉等上件地”一语，此件文书中的“知”即“管理”，“知田”即管理、勘问管内田亩地段虚实的杂任或杂执掌人员，有时由官府委派当地勋官担任，吐鲁番文献中又有“知埊（地）”（与“知田”义同）、“知镇”“知水”“知冰”“知桥道”，均可资比较。
其次是研究。文献学家的全部工作应该包括文献整理、文献研究、文献传承三个方面，将微观考证、中观比较、宏观研究三结合，在吐鲁番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力争写出《丝绸之路文化史》《丝绸之路军事史》《丝绸之路商贸史》《丝绸之路民族史》。比如64TAM35∶15《武周长安三年（703）曹保保举钱契》，这件契约讲述了一名叫“曹保保”的人，与其“目”姓母亲一起，母子二人向“史玄政”借贷铜钱叁佰贰拾文。曹、目、史三姓均为粟特姓氏，如果撰写《丝绸之路民族史》，此件文书是很重要的史料。最后是传承。成千上万卷吐鲁番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古人治理吐鲁番和经营丝绸之路的宝贵经验，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撑。比如，中古时期儒家文化在吐鲁番为代表的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为我们今天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借鉴；又比如，吐鲁番文献中有大量关于疾病和灾害防治的内容、唐王朝为丝绸之路上的各界人士提供法律诉讼语言服务的记载，这些都值得我们传承借鉴。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主要内容：
谨录首席专家申报成功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后完成的阶段性成果：
1、吐鲁番文献释读中的几个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C刊、核心期刊。近一百年来，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了成千上万卷文书，对我们研究中古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丝绸之路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吐鲁番文献的释录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不核原卷而误录、不明俗体而误录、不明术语而误录、不明古义而漏录、不明方言俗语而误注、不明写本习惯而误录。释录一错，全盘皆错。作者结合自己多年来整理吐鲁番文献的感受和经验，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
2、“目”“翟”二姓与粟特关系新证，《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C刊、核心期刊。“目”、“翟”二姓的族属如何？一直是学术史上未解或未结的公案。本文以吐鲁番出土文献为史料，对之进行了深入考释并得出结论：这两姓往往是粟特人，从敦煌到吐鲁番，都有他们的记载。“目”“翟”二姓从中亚进入华夏边地和内地，从事商贸、医药、工艺、翻译、农业、军事等工作，在唐代，他们承担唐帝国的课役、征镇等责任和义务，接受官方的授田和其他福利，受到一视同仁的法律保护，他们得到了唐帝国高度的包容、接纳和认可，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古代吐鲁番的兴旺，为大唐盛世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他们是中古丝绸之路上多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典型缩影。
3、古代丝绸之路的疾病治理及其对“一带一路”的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7年第14期转载。C刊、核心期刊。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面对和防治疾病的历史。古代丝绸之路的疾病主要有八：传染病、热病、冻伤、眼病、肛肠疾病、肺病、风病、外伤。古代丝绸之路的人们防治疾病的措施及其对今天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启示有四：（一）培养大批医药人才，（二）建立有效的疾病救护管理和服务机构，（三）建立民族平等的疾病防治政策，（四）海纳百川的医药引进技术。研究千百年来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先民如何在当时条件下实施有效的防病治病措施，对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儒学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光明日报》2017年6月3日“国学版”。《新华文摘》2017年第17期全文转载。C刊、核心期刊。全书梳理了儒学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内容、路径和重大影响。
5、吐鲁番出土前秦韩瓫自期召弟应见事笺证，《文献语言学》第四辑，中华书局2017年。对此件文书从语言史、法制史角度进行了全面考证。
6、儒学在丝绸之路流传写本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8期。转载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8年第1期第137-138页。C刊、核心期刊。古代丝绸之路西域段出土的儒家经典写本至少有7部，它们是：《尚书》《诗经》《礼记》《左传》《论语》《孝经》《尔雅》。现在结合前贤时彦和自己长期的普查和研究，对这些儒家经典写本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
7、晋唐丝绸之路的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丝路文明》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语言多彩之路。活跃在这条丝路上的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密切交往中相互学习和掌握对方的语言文字，不少人是双语人或多语人；晋唐中央王朝和高昌等丝路绿洲国家的各级政府和民间还有为数不少的翻译队伍，这支队伍以粟特人居多；唐王朝还为来自异邦异族的各界人士提供法律诉讼的语言服务，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从事诉讼翻译的人士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晋唐王朝在西域奉行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互利，在对于基层行政组织和行政职务的命名上，官方往往采用本地民族的语言形式，通过音译得以完成，而对于中高层行政组织和行政职务的命名，则来自汉语和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一言以蔽之：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语言习得之路、语言翻译之路、语言平等之路、语言互利之路。
8、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C刊、核心期刊。本文所言“天府之国”，专指四川。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一直保持着联系和畅通，从丝路而来的商旅、僧尼、官宦、文士、艺人络绎不绝地在天府之国扎根，而天府之国的富饶物产特别是蜀锦、蜀绣、药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丝绸之路，更为宝贵的是，天府之国吸取丝路文化的各类元素，将其与本地特色融会贯通，开拓创新，然后反哺于大唐长安和河西敦煌等丝路重镇，天府之国成为丝绸之路的支撑点、后花园，储备库，避难所，文化源。从天府之国到帝都长安、河西走廊，再到西域丝路，形成了一个互动的经济文化带。不仅如此，天府之国还是中古时代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从西域、河西、长安到建康，往往以天府之国为必经之地。本文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尤其是敦煌吐鲁番文献，从语言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商贸史等角度全面而科学地论述了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的深层关系，深刻指出丝绸之路虽然以长安为起点，但是这个起点还有很多的支点，而天府之国长期以来就是大唐长安的支点。研究丝绸之路，必须研究这些支点，否则，丝绸之路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丝绸之路向四周延伸扩散，其对周边的影响具有波浪式形态和网络状特征。从天府之国到丝绸之路，本身也是一条丝绸之路、商贸之路、文学之路、艺术之路、宗教之路。
9、《颜氏家训·终制》新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1期。C刊、核心期刊。《颜氏家训》被称为古今第一家训，作者是北朝最博学的学者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终制》篇是颜之推的遗嘱，主要涉及身后丧事的安排，在中国礼制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一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视野主要放在南朝和南方地区，对北朝和北方地区丧制鲜有措意，致使该篇不少重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本文另辟蹊径，以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随葬衣物疏》《功德疏》和《砖志》等为《颜氏家训?终制》作笺证，从而还原历史的真实细节。一方面，《颜氏家训?终制》与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高昌国时期及唐西州时期的文献时代较近，另一方面，中古时期的吐鲁番文化受北朝的影响甚深，文章最后得出结论：《颜氏家训?终制》是中古时期中国北方地区丧葬礼制的纲领性文献，而吐鲁番出土文献则是这一时期丧葬细节的第一手资料。经过研究，我们发现《颜氏家训?终制》所载葬俗通行于南北，故王利器所言“之推葬所言随品皆南朝人习俗”有误。
10、从乾嘉之学到义宁之学-唐长孺先生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贡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开题报告会及《走向未来的吐鲁番学》国际高峰论坛提交论文（2018年11月，四川成都）。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舞台上，唐长孺先生无疑是一位大师。他在历史学上的杰出贡献早有定评，但在语言文字学上的成就却鲜有论及。本文将唐先生在语言文字学上的论著进行全面考察，从七个方面论述其杰出贡献：一、将语言史和政治史相互观照；二、将词的本义、引申义和术语义综合考察；三、将俗字与写本符号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四、将名物训诂视为文献整理的重要一环；五、将通假作为探究字义的重要手段；六、将方音考察与古音音演变研究相结合；七、将语言文字作为史料断代的证据。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唐先生继承了干嘉之学和义宁之学的优良传统，毕生学术以语言文字学为根底，善于从词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角度考察语义脉络，善于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考论史实真相。唐先生擅长从语言学角度把史料讲准，从历史学角度把史料讲透，从考古学角度把史料讲明。唐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中古史研究的诸多领域树立起一座丰碑，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古汉语研究和中古汉字研究领域。如今，先生已逝，风范长存，唐先生以语言文字学为中古史研究利器的方法，依然值得后学者学习和继承。
11、汉传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C刊、核心期刊。此处所言“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地区为代表，古代吐鲁番地区流行的是汉传佛教，它是中原佛教回传的结果，与北方其他地区的佛教一样，带有浓郁的世俗性。北方佛教重功德，这一点在丝路汉传佛教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就其个人而言，主要体现在平生捐资造寺、弥留之际做公德、僧人对民间俗事的深度介入；就群体而言，其佛寺拥有发达的寺院经济，有土地、作人、奴婢、房产，还有发达的土地租赁。汉传佛教（特别是北方佛教）之所以具有世俗性，可能与儒家文化的深入人心有关，在华夏儒家文化的大背景下，信佛的目的无非是尽孝报恩、祈求国家和民族的安康，祝愿家人和自身的平安，所以，汉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体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传佛教在丝路的传播，与儒家文化在丝路的传播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12、从汉语史角度为吐鲁番契约断代和定名新探，《新疆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C刊、核心期刊。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定名及断代极为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文书的使用价值。但是，直到目前，这一方面还有一些疑难公案没有解决。文章从汉语史角度切入，通过语言文字学手段，对迄今为止尚存疑惑的吐鲁番出土契券进行重新定名和断代，同时归纳出四种方法：一、根据文书的普通词语进行断代；二、根据文书的术语、套语和句式进行定名和断代；三、根据文书的人名和地名进行定名和断代；四、根据文书的书法风格进行定名和断代。
13、吐鲁番出土文书疑难字词新考，《吐鲁番学研究》2018年第2期。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些疑难字词至今未得其解，今拈出数词并进行训释。“耒牛”乃“耒”和“牛”的合称，指“耒”这种耕作农具（可以依靠人力进行）和牛；“秋”指秋天成熟收获的粮食，包括 粟及小麦。从高昌租佃券可知，当时每亩常田租额是麦（包括大麦）、秋（ 或粟）各5斛。秋天收获粮食，往往是比较好的土地，可以一年两熟，而有的土地往往只能春种夏收，一年一熟。在吐鲁番契券中，涉及到有偿租借田地时，偿还租价往往是“麦秋”或“麦 ”连在一起说，一般是夏天大小麦（还有青麦）成熟时，还“麦”，秋天秋麦（小麦）或 成熟时，还“秋（麦）”或“ ，而且“麦”与“秋”等量支付、“麦”与“ ”等量支付，但如果是“粟”，就不是等量，而要稍多支付。总之，“秋麦”是偏正词组，指秋天成熟的小麦；“麦秋”是联合词组，指夏天收获的大麦(青麦)和秋天收获的 、粟或小麦。“秋菜”即秋天成熟收割的蔬菜；“秋田”即秋天收获粮食的田地；“秋苗”、“秋青苗”即唐代赋税名，根据《唐六典》卷三仓部郎官条，每年户别“具所种苗顷亩，造青苗簿”，为地税徵收依据，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佃人文书”和“堰头牒”，青苗簿往往按照灌溉系统的渠堰编制，由管理水利的堰头向上级申报，簿中记载该堰头所管渠水灌溉系统诸户青苗亩数，自佃人和佃人姓名，以及田亩四至和作物种类，以徵收地税；“秋青苗”即秋天徵收的青苗税，北方秋粮数额大于夏粮，故而夏税少于秋税；“秋苗”即官府徵收的秋熟粮食赋税，也称秋税；“仁”即“儿”，常常见于人名的最后一字；“ ”即“三”。
14、吐鲁番出土文献标识符号研究，《汉语史研究辑刊》2019年，巴蜀书社。吐鲁番出土文书绝大多数是写本文献，时代从晋至唐居多，其中有大量的标识符号，这些符号有的承自前代，有的是当时新创，它们与写本文字一起，传达着重要的信息，如果忽视或者误读它们，往往不得文书之真意，故不可不辨。本文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标识符号分为7类：画指符号、核对符号、提示符号、填充符号、删除符号、倒乙符号、重文符号，并加以全面研究，同时对前贤时彦在识读这些标识符号的过程中留下的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提出我们的看法，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15、《以精品奉献时代，以明德引领风尚》，《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3月11日头版。强调吐鲁番学研究的精品意识。
16、《百年来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6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6月24日《史学纵横》版。对一百年来的吐鲁番学史进行了全面总结。
17、《道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唐代，唐高祖李渊奉道教为皇家宗教。在中古时期，道教传播到以吐鲁番为代表的西域地区。现在我们通过考察十六国时期、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的吐鲁番道教，窥见中古时期道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状况。
18、《吐鲁番出土文献“子”“儿”“头”研究》，第五届文献语言学国际论坛参会论文（2019年6月，呼和浩特）。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后缀“子”“儿”“头”极富特色。作为名词后缀的“子”，主要有以下用法：1、表示从事某一具体工作的人，往往与劳役有关，这种情况下“子”的实词色彩相当浓郁，绝不能省去，否则意义大变；2、起名词标识作用，“子”往往可以省去，而意义基本不变，这种情况下的“子”带有昵称色彩。作为名词后缀的“儿”，主要有以下用法：1、从事较为底层的工作，比如受雇于人的劳工等，此等情况下，“儿”不是可有可无的，其实义色彩很浓；2、起名词标识作用，此时的“儿”往往可以省去，意义基本不变，这种情况下的“儿”带有昵称色彩。“头”作为后缀，指具体负责某项事务的人。唐代西州出现各类“某头”称谓，有些是有官品的官吏，如“队头”“团头”；有些则是一般的平民，如“刺头”“作头”“马头”“匠头”“甲头”“槽头”“保头”“ 头”“堰头”等，这些无官品的“头”是为了完成某些具体任务而选出的负责人，如“作头”“匠头”和“保头”是从有平民身份的作夫、匠、保选出的，这种泛称倾向颇与中古和近代另一词语“官”类似。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子”“儿”“头”的后缀用法，带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倾向，“子”用于高昌国时代和唐西州（初唐、盛唐）的文书中，相当于汉语史分期中的中古汉语与近代汉语交会过渡期，“儿”主要用于高昌国时期，到了唐西州之后，往往以“仁”的形式出现，同时，在高昌国与唐西州时期，还有一个与“子”“儿”功能较近的名词后缀“奴”。“头”的后缀用法，主要出现在唐西州时期。如果将吐鲁番文献中的三个后缀“子”“儿（仁）”“奴”“头”再细分，“子”“儿（仁）”“奴”应该属一类，“头”应该单独分为一类，前者成为后缀，往往与小称、昵称、贱称有关，后者与此无关。由于吐鲁番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当地的汉语受其他民族语言影响较大，所以，研究吐鲁番出土文献的词缀，最好考虑到语言的相互影响因素。同时，吐鲁番出土文献的词缀往往反复出现在人名上，人名最接地气，最能反映当时语言的真实面貌，综观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人名，在表现昵称时，既可以在尾部附上“子”“儿”“仁”“奴”等后缀（还可以在名字前加上前缀“阿”），也可以将名字的音节重迭，这与现代汉语的昵称表达方式可以相互观照，对我们研究汉语称谓史极有帮助。因此，人名在汉语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19、《王梵志诗“后衙”考—兼论唐代里正的职掌》。“中国俗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2019年7月，成都）。王梵志诗中有一些法制史料和行政史料，这是与寒山诗和拾得诗不同的地方。本文以吐鲁番文献相比较，对王梵志诗中的法制和行政术语“后衙”进行重新考证，认为“后衙”即“后一班上衙”，时间段包括晡时，也就是下午三时至五时。“后衙”还可与“晚衙”“暮衙”联系起来考察。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唐国风法，官人政理，一日两衙：朝衙晚衙。”本文同时以王梵志诗和吐鲁番文献为语料，厘清唐代“里正”的职掌，并尝试从术语的运用角度对王梵志诗进行断代。从此角度看，王梵志诗中有一些篇章应该成于初唐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一、全面开展全世界公私机构收藏的吐鲁番文献普查、缀合、识读、断代、录文、校勘、注释等工作。从文献收藏地角度论，主要涉及中国（内地及香港）、日本、德国、美国、瑞典、英国、俄罗斯、芬兰、土耳其的公私机构；从文献所属时代角度论，主要包括公元三世纪至十三世纪，也就是西晋至元代；从文献所属语种角度论，主要是汉文献，同时涉及民族文献；从文献所属领域和体裁角度论，几乎涉及所有体裁（共计20类）；从文献载体角度论，包括简质（比如楼兰简）、纸质（吐鲁番墓葬文书）、石质（碑刻砖志）文献；从文献记载方法角度论，包括写本和刻本；从文献来源角度论，包括墓葬、佛窟及各类遗址；从文献产生地角度论，既包括吐鲁番本地出土的文献，也包括西域其它地方比如和阗、库车、图木舒克、焉耆等地出土的文献，实际上就是整个新疆以及中亚地区出土的文献。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有一些来自长安、洛阳、伊州和敦煌，也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具体工作方案是：（一）从文献整理的角度，对海内外吐鲁番文献进行科学普查、缀合、定名、识录和校注。充分吸纳前贤时彦的成果而又有所辨正，从而推出目前为止代表吐鲁番文献整理最新水平的精品。（二）从文献研究的角度，对海内外吐鲁番文献进行系统的注释和研究。详尽而精到的注释，是该项工程的一大亮点，也是该项工程继承前贤又超越前贤的价值所在。课题组对每件文书都有重要的宏观、中观、微观研究专论，既有描写又有解释，既重联系又重区别，同时，对一百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每件文书的研究得失、经验教训进行理性思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三）从文献传承的角度，对海内外吐鲁番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为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系统的决策咨询。本项工程将对吐鲁番文献进行深层挖掘和提炼，从中归纳出唐王朝的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并从语言、行政、经济、军事、法制、商贸、交通、医药、天文、科技、宗教等方面，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供一揽子建议和意见。
本课题研究的具体研究方法是（一）将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三结合。鉴于吐鲁番文献多出自墓葬，又多是历史类史料，所以我们首先从文字音韵训诂的角度，求其俗字、俗语、术语、套语的“词典意义”，然后，将其放在当时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求其“语境意义”，再与同墓葬出土的实物（如果有实物的话）进行比较，求其“具象意义”。（二）将微观、中观、宏观三结合。我们首先对其中的字词进行精到的校注，然后扩大到对整件文书进行考察，再扩大到对同体裁的文书（如契约）进行综述，再扩大到对整个吐鲁番文献进行总论，既有个案研究又有整体洞察，既有归纳又有演绎。（三）将材料、观点、理论相结合。清人戴震言做学问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淹博”即广泛地占有材料,“识断”即具有正确的观点,“精审”即掌握科学的方法。我们在研究吐鲁番文献的语言文字系统时，既穷尽式占有广博的吐鲁番文献语料，又以中外语言学理论如“语法化”理论和社会语言学理论诸观点与方法做指导，对吐鲁番文献所反映的汉语史和汉字史风貌及其形成原因有更深入准确的研究和把握。
本课题共计20卷，3000万字。此项工作前后已经进行了15个年头，直到2017年才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所以准备比较充分，其中的第一卷《儒家经典卷》已经在申报重大项目前出版，反响甚好，2017年1月12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已经连续四篇文章进行报道。另两卷——《契约》卷和《医药卷》已经完成，现在课题组成员正忙于完成另外17卷，课题组共计9人，每人分配两卷左右的撰写工作，由于课题组汇集了目前国内吐鲁番文书整理和研究的骨干力量，成员都是吐鲁番文献这一领域的优秀学者，他们在吐鲁番文献语言文字研究、法制史研究、官文书研究、契约研究、诉讼文书研究、军事及经济文书研究、道经文献研究、碑刻墓志研究、蒙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所以大家所承担的各分卷写作任务，好多内容实际上已经是半成品了，完全可以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此项目。
本项目在学术思想上，坚守三个传统：一是朴实考信，二是重视俗语，三是文史打通。章太炎《说林（下）》有言：“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收入章太炎、刘师培等撰、罗志田导读、徐亮公编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5页）郭在贻先生也倡导继承章太炎的朴学研究风格。他在《训诂学》第七章《学习和研究训诂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中提出三条原则：“务平实，忌好奇；重证据，戒臆断；宁阙疑，勿强解。”（郭在贻《训诂学》修订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1-88页。方一新整理）我们坚守这一传统，比如，在72TAM169：42《高昌延昌十六年（576年）信女某甲随葬衣物疏》有“剪刀、尺一具”，86TAM386：23《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张师儿妻王氏随葬衣物疏》有“箭刀、尺一具”，在59TAM302：35/5《高昌缺名（女）随葬衣物疏》有“箭刃、钗疏具”，类似的记录在敦煌文献中也有，请比较斯5381《康大娘遗书一道》：“日落西山昏，孤男流一群。剪共（刀）共柳尺，贱接（妾）□随身。合今残妆粉，流且与后人。”我们认为“剪（箭）刀（刃）、尺”是女性随身劳作用品，恰好，1979年4月，在阿斯塔那383号墓出土了“铅尺”、“铅剪刀”（相关实物照片刊登于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157页），可资对照。（二）在学术观点上，坚持海纳百川，真理至上的原则。陈寅恪先生言：“夫考证之业，但必发见确实之证据，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张，不敢固执，亦不敢轻改，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6页）我们所撰写的《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带有浓郁的“集解集释”性质，对于前贤时彦的研究并不只是罗列和介绍，而是能够表态和定夺，并把自己的考证过程全部展示出来，今兹举一例：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反复出现“手抓、手抓囊、脚抓囊、脚爪囊、手爪囊、手脚爪囊、指抓囊”，究竟何义？或以为当为御寒之物，或以为乃装随葬手指甲、脚趾甲的小包，我们认为以后者为是，并补《新唐书》卷二十《礼乐十》之用例以证之，同时还指出“直到今天，在甘肃武威等地，依然有此丧葬习俗”。我们对吐鲁番出土文书每一个词条的训释，尽量做到从形音义角度探源溯流，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角度综观词义的真谛，同时尽量广泛利用敦煌文献、汉译佛典、诗歌、散文、小说、史书、子书、类书、墓志碑刻等语料，把词条训释置于当时广阔的人文、历史、地理、宗教、民族背景之中，从微观到宏观、从共时到历时的不同角度进行诠释。（三）在研究方法上：由语言文字学入文献学、由文献学入史学，由史学入考古学。也就是以文字、音韵、训诂三者互求，将语言、文字、史实互证；以古说、今说、己说互明，以图版、识读、诠释互观。比如吐鲁番文献中有“羇人”一词，我们训释为“羁拘、羁留之人”，首先提供语言文字学上的证据：《玉篇·网部》：“羇，羁旅也，寄止也。”“羇”同“羁”，《篇海类编·器用类·网部》：“羇，通作羁。”然后从历史学上进行论证：原来，唐击败突厥以后，原先逃往突厥或被突厥掳掠的汉人返回唐朝，道经高昌，被麴文泰扣留，并进行奴役。我们引用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三十《蕃夷》“讨伐”所收《讨高昌王麴文泰诏》以及《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高昌”等史料为证，把这一史实讲清楚了。
本项目预期社会效益是实现三个功能：1、资料数据功能。建成海内外最为权威的吐鲁番文献数据库和吐鲁番文献研究资料库；2、学术研究功能。建成海内外最为全面的、权威的吐鲁番文献整理和研究基地，以项目组建团队，以任务带动队伍，以进度调整人员，以质量决定去留；3、智库建设功能。为今天的“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学术研究和出版之精品、理论和智慧之宝库。
二、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丝绸之路语言新探》《丝绸之路文史新探》（已经签约）
三、在巴蜀书社出版年刊《吐鲁番学刊》、办好公众号《吐鲁番学》。
四、建成海内外最大的吐鲁番文献语料库和吐鲁番文献研究语料库。
五、建成海内外一流的吐鲁番文献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