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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主要内容：
①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及数据库建设》自2017年11月立项以来，历时已近两年。课题组在首席专家陈文新教授领导下，各项研究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总体执行情况良好。子课题进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20世纪本土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出版。2018年3月，课题组与安徽文艺出版社合作，启动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丛刊”整理出版工作，由陈文新、余来明担任主编。初步计划整理5-6辑，共计30种左右。目前已完成第一辑6种文学史著作的整理，分别是：鲁小俊、刘妍整理《中国文学史》（张之纯）、方宪整理《新著国语文学史》（凌独见）、白金杰整理《中国文学大纲》（顾实）、周勇整理《中国文学史》（曾毅）、林昭整理《中国大文学史》（谢无量）、张奕整理《中国文学史略》和《中国文学史概要》（胡怀琛）。第一辑已进入出版流程，将于2019年12月底之前出版。
其二，域外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出版。目前进展如下：（1） 英文版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Wilt Idema & LIoyd Haf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书名暂译为《中国文学导论》。本书共六章28节，另有参考文献及索引，英文约20万字。目前已译完第一章导论、第二章“上古至纸张发明期”，第四章“书籍印刷的普及至西方现代印刷术的引进”中的第18节文言小说与诗词、第19节戏剧，英文约65000余字。（2） 日文版《支那文学史》（作者： 藤田豊八 出版者：東京専門学校；出版年月日：不详；备注：東京専門学校邦語文学科第1回2年級講義録），全书字数约20万字，目前翻译已完成约三分之一，计6万余字。（3）日文版《支那文学史纲》（作者：儿岛献吉郎，富山1912年版），翻译了约四分之一，进展顺利，拟于2019年年底完成全书的翻译，全书中文译稿大约10万字。（4）韩文版《中国文学史》（作者丁范镇，学研社，1988年修订版），已经全部完成，并向课题组提交了译稿。（5）俄文版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древности и до XIII в.: поэзия, проза: в 2 ч（自古代至18世纪中国经典文学史（诗歌与散文）），作者：Алимов И. А.（阿利莫夫）, Кравцова М. Е（克拉夫佐娃）；出版社: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彼得堡东方学)。该书因版权引进遇到困难，译者只完成了前言的翻译；又因该书篇幅巨大，版权谈妥后，译者拟删减到原书的四分之一，翻译成中文约20万字左右，目前已完成主要内容的择取。
其三，中国文学史著作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编纂《中国文学史著作总目提要》；编纂《中国文学史著作编年纪事》；撰写系列研究论文和书稿《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途径》。目前《中国文学史著作总目提要》的进展情况是：国内自十九世纪初至1937年（含）以前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已搜集完成，并撰写了提要初稿（概述的“史评”部分）。欧美、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正在搜集，已撰写了俄国王西里、日本自笹川种郎、古城贞吉、盐谷温、儿岛献吉郎、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等1935年以前的重要著作提要。《中国文学史著作编年纪事》的进展情况是：已基本完成与中国文学史著作有关的重要出版信息、评论信息和对中国文学史著作发展演变有显著影响的教育制度、文艺理论思潮、文化思潮、人物言论等资料的搜集整理，约20万字。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对已有文学史著作编年学术成果的错漏、讹误之处作了辨证；对部分文学史书目未收书、研究尚未关注的领域作了补充；对影响文学史书写的重要文化背景与文学史生产之间的关系作了具体清理。系列研究论文和书稿《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途径》的撰写方面，目前的进展是：已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中《明代文学主导文体的重新确认》、《论<十四朝文学要略>的文学史书写》、《论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的文学史阐释》、《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与“中国文学”观念的兴起》、《“大文学”与“小历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的错位与困境》、《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话语体系》、《经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书写-评前野直彬主编<中国文学史>的得与失》、《<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经济生活视角》、《小说里的中国传统--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文学史中的小说叙述》、《如何书写“现代”“中国”的文学史——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新进展》、《“文学史”何以写成了“文化史”——谱系学视野下的日本首部“中国文学史”》等较有影响。
其四，中国文学史著作数据库建设。百余年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数量繁多，除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陈飞《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等少数著作外，没有专门的著作收录晚清以至当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目录。课题组利用各种书目文献、出版史料以及全国各大图书馆的电子检索系统，初步编定了《中国文学史著作目录》（1894-2018，港澳台包含在内），并对各文学史著作的馆藏情况做了详细梳理。以此为基础，通过电子图书获取、馆际文献传递、扫描等不同方式，完成了大约100余种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电子化。除此之外，《日本中国文学史著作目录》、《欧美中国文学史著作目录》也在编订之中，并已完成了50余种欧美日韩等国学者所著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电子化。
②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课题组成员利用出访、参加学术会议等便利，分别赴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大陆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就中国文学史著作的馆藏、借阅、研究等作了大量调查和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兹就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分别加以说明。
其一，调查研究情况。
本课题的资料搜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与中国文学史著作有关的重要出版信息、评论信息。对此前文学史书目中较少收录的相关序跋、评论，予以重点调查，如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序》关于作者从写作中学教科书《中国文学史大纲》（1925）到大学教科书《中国文学进化史》（1929）的来龙去脉的说明，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两部文学史产生的具体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内在关联。（2）对中国文学史著作发展演变有显著影响的教育制度、文艺理论思潮、文化思潮、人物言论等。如中学学制演变与面向中等教育的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关系，从晚清的“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到民国初“壬子癸丑”学制，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在中学课程中经历了从“词章”、“中国文学”到“国文”的演变，中国文学史自民国初年正式纳入中学国文教育，迎来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向中学教育的文学史写作高潮。此外，主流文艺思潮、文化思潮，如建国后关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论争、“批判继承文学遗产”等文艺思潮对于文学史写作的影响，以及重要文化人物的言论，如茅盾《夜读偶记》（1958）中的论述对于建国后文艺论述范式的重要影响，这些内容都在调查范围之内。（3）相关学术名家的履历。如1917年8月钱基厚《中国文学史纲》出版，结合《孙庵年谱》可知，此文学史写作与钱基厚民国初年在无锡的教学、工作经历相关，他曾在无锡竞志女学校、县立女子师范任教，并于1914年任无锡县公署学务课课长，本书写作始于钱氏在无锡县公署学务课任上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大纲节略本。此外，结合高校校史、学科发展史及相关学者口述史，搜集文学史撰写的具体历史语境资料，如结合费振刚、褚斌杰等北京大学校友回忆文章，及北京大学中文系发展简史可以更清晰展现游国恩版中国文学史问世的文化教育背景。（4）与中国文学史著作有关的事件、会议等。主要结合重要文学期刊、研究机构、学术会议等资料，如王保生《<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2010》（2015）、《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发展及相关论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重写文学史”召开的重要学术会议等信息。
在资料的搜集整理过程中，课题组尤其注意资料的完备和准确性。（1）注意对已有文学史著作的错讹之处加以辨证。如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中版本信息的错漏，付祥喜《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多有驳正，而后者也存在若干错误，如关于徐珂《清代词学概论》“吴兴葆作序”的说法有误。（2）注意对已有文学史的重要遗漏加以补充。如对面向中学教育的中国文学史书写给予了关注。面向中学教育的中国文学史教材，是中国文学史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统计，1912—1949年间共出版了约25种面向中学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部分教材如霍衣仙、王颂三编《新编高中中国文学史》（1936年8月，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出版）等在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等诸种文学史书目中均未收录。（3）注意对影响文学史书写的重要文化背景与文学史生产之间的关系作具体清理。如国语运动与“国语文学史”书写之间的关系。1923年2月诞生的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由于其内容多袭自胡适《国语文学史》讲义，历来人们对其评价不高。然而，检视1920—1922年间的国语运动，尤其是国语讲习所的开办、国语改革，可以进一步明确《新著国语文学史》出现的历史逻辑和意义。
其二，学术交流情况。课题组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孙分校东亚系、韩国庆熙大学东亚书籍文献研究中心、日本神奈川大学外国语学部、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等学术机构和同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相互之间的交流甚为活跃。交流方式包括访问、讲学、召开学术会议、合作展开学术研究等。其中成效最为显著的合作，是与韩国庆熙大学东亚书籍文献研究中心合作主编了《朝鲜汉籍稀见版本丛刊》。第一辑共七种：《朝鲜刊本刘向新序》《朝鲜刊本刘向说苑》《朝鲜刊本酉阳杂俎》《朝鲜刊本两山墨谈》 《朝鲜刊本世说新语补》 《朝鲜刊本世说新语姓汇韵分》《朝鲜刊本皇明世说新语》。丛刊所冠的“朝鲜”二字，指的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朝鲜时代（1392年—1910年）。1392年，李成桂取代王氏高丽而建立朝鲜王朝。到15世纪中叶，朝鲜王朝的国土基本定型，大致相当于当今朝鲜和韩国的总和。朝鲜王朝以儒教治国，自太宗李芳远至高宗李熙，历代国王均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甲午中日战争后不再称臣于中国。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朝鲜王朝灭亡，共历27代君主、519年。这一时期在韩国出版的汉籍，许多版本极为珍贵，或为中国本土所无，或比现存中国版本更早，或具备中国版本所没有的一些特质，对于本课题的研究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第一辑已定稿，即将由崇文书局出版。
③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2018年4月15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开题报告会在武汉大学举行。到会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朱万曙教授、中山大学董上德教授、暨南大学程国赋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戴建业教授等。光明日报2018年5月9日第9版以“百年文学史著作整理启动”为题，作了深度报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如今，即便是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国文学史的人，大多也能讲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这条脉络。然而，很多人不知道，正是因为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作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判断，数千年枝蔓纷杂的文学历程才有了如此简明的归纳。”“据学者统计，百余年来，海内外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不下400部，像《宋元戏曲考》这样的专史更是多达两三千部。普通读者或许很少有机会接触这些专业著作，但这些文学史著作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大众对文学的理解，进而影响着人们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认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需要一代的文学史。书写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史，离不开对过往百余年文学史著作的梳理和审视。日前，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文新和他的课题组开始对中国文学通史著作进行系统整理，他们不仅计划大规模整理出版民国时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而且还将翻译出版多部海外发行的中国文学史，并展开相关专题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十余家重要门户网站转载了这一报道。
《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6日第13版（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集中刊发了课题组的一组论文，分别为白金杰《小说里的中国传统--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文学史中的小说叙述》、竺洪波《近二十年来的＜西游记＞书写》、陈庆《＜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经济生活视角》。该期主编为课题组首席专家陈文新，其“编者按”指出：“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立，大量借用了外来的观念、术语，运用它们来描述中国文学进程、确定研究对象、判定作品意义的做法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长期流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中国文学传统’的失落，正是这一学术状况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反省上述流行方法，感到有必要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话语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不少学者付出了辛勤努力，2017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也是此一努力的构成部分。本期一共选编了三篇论文，内容涉及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文学史中的小说叙述、近二十年间中国文学史中的《西游记》书写、《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经济视角，希望这些探讨对读者有所启发。 ”
④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在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的过程中，课题组积累了不少经验，也发现了一
些问题。主要的问题有：1.如何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努力加强文学史的理论研究，力争在文学史观念、模式等方面有理论突破。2.在注重中国文学通史的同时，如何适当注意与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的关联度。3.能否将“中国文学史数据库的建设”调整为“中国文学史电子资料库建设”？
改进措施：1.在文学史的理论研究方面，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比如，文学史著作的职能之一是建构知识体系，而文学史著作的写作又需要有个性，“传授知识”与“个性分明”之间，如何把握好一个度？这就是课题组近期的一个研究重点。2.中国文学通史的写作与文学史教育密切相关，而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则更多与学者个人的兴趣有关，中国文学通史与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之间，因而存在微妙的差异和互动关系。对其差异和互动关系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对文学通史的认识，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角度。3.先做“中国文学史电子资料库建设”，再升级为“中国文学史数据库的建设”。
研究心得：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就理路而言，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径：即“在中国的文学史”和“中国的文学史”。所谓“在中国的文学史”，即根据西方的学科理念和学术发展路径来确立论述的标准,并用这种标准来裁剪中国传统文学,筛选符合这种标准的材料,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与西方接轨;所谓“中国的文学史”，即从中国传统文学的实际状况出发,确立论述标准,梳理发展线索,选择相关史料,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中国传统文学的本来面貌。就治学方式而言,伴随着对条理化和逻辑化的追求,大量现代术语被视为论述的基础,而这些现代术语很难与古代的文学范畴对接,结果不仅造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文艺理论中的缺席,也造成了现代论述很难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比如,将六朝骈文、唐宋古文和明清时期的小品文一概划入“散文”范畴之内,而三者的体裁特征是大不相同的；将诗(以古诗、近体诗为主)、词、散曲一概划入诗歌一类,而三者的差异之大出乎许多人的想象。课题组在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体会到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学史叙述话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意见建议：期待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支持本课题系列论文的发表。
⑤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在开题报告会上，专家组建议：建议调整为“中国文学史电子资料库建设”。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主要内容：
①代表性成果简介
代表性成果一
《明代文学主导文体的重新确认》，陈文新独著，首发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1. 基本内容
论文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从胡适《白话文学史》到宇文所安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相关叙述，说明重新确认明代文学主导文体的必要性。自胡适《白话文学史》出版以来，以白话小说为明代文学主导文体的文学史格局，迅速确立并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剑桥中国文学史》的问世，使“诗文主导论”和“白话小说主导论”这两种叙述在明代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了并立与互动态势，其学术史意义由此彰显。对明代文学主导文体重新加以确认，正是这一学术情境的产物。第二部分的要点是：明代前中期以诗文为主导文体。理由有二：1.代表明代白话小说主要成就的是“四大奇书”，而“四大奇书”中较早的两种，《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真正进入文坛是在嘉靖初年，即明代中后期之交，《西游记》《金瓶梅》就更晚一些了。2.明代的精英文人大量染指白话小说，并成功提升这一文类的品格，是在万历以后，即明代后期。这两个事实表明，明代文学的主导文体，就前中期而言，只能是诗文，而不可能是白话小说。第三部分的要点是：明后期文学以白话小说为主导。依据有二：1.晚明精英文人有了明确的白话小说经典意识，“四大奇书”这一术语就是这种经典意识的集中体现。2.在晚明精英文人手中，其诗文趣味与白话小说趣味有了越来越多的重合之处，白话小说以其卓越的表现力取代了诗文的中心地位。
2.主要观点
明代文学的主导文体，前中期以诗文为主，盖章回小说的早期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直到嘉靖初年才真正进入文坛，明代的精英文人大量染指白话小说，则是在万历以后。就后期而言，晚明精英文人的白话小说经典意识最终凝结为“四大奇书”这一划时代的常用术语，其诗文趣味受白话小说趣味影响明显，白话小说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
3．学术价值
明代文学的主导文体，究竟是诗文还是白话小说？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既关系到基本文学史事实的认定，也关系到明代文学史叙述格局的调整和对现有叙述格局的评估。换句话说，这一研究既有文学史意义，也有学术史意义。
4.社会影响
论文发表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8年第2期摘要转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8年第9期全文转载；还曾翻译成日文，收入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未来》一书，日本勉诚出版株式会社2018年初版。
代表性成果二
《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与“中国文学”观念的兴起》，余来明独著，首发于《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1.基本内容
该文以晚清以降“中国文学”观念的兴起为线索，探讨近代知识分子如何在“国家”与“学术”、“中国”与“文学”之间寻求共构，“中国文学”如何由民族国家建构的内容之一，逐渐演变为一种以历史知识叙述为主的著述方式。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文学”与“国家”。主要讨论晚清中国士人如何将“文学”与“国家”联系起来，又如何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载体。在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言说中，“文学”被视作是改变国民精神、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由此而言，以文学“改造国民性”，提倡“民族国家文学”，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第二部分，不一样的“中国”：“中国文学”观念的兴起。“中国文学”为近代新语，较早使用并对其展开论说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国”论说中提出“中国文学”，使得这一概念在使用之初便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显示出与“西方”相互比照的视野和用意。在近代语境中，“中国文学”叙述所面对的不仅仅有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还有以亟亟之势输入中国的“日本文体”。在此情境下，“中国文学”所重点关注的是其作为“中国”的一面。第三部分，作为历史知识与民族国家想象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在被赋予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功能之外，也具有其天然的知识属性。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显示20世纪前期知识的民族国家情怀之外，也体现了他们将其作为传承知识、讲述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重要文本。从某个方面来说，中国文学的历史，正是通过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而得以呈现。
2.主要观点
近代以来随着世界意识的日益明晰，以及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输入，中国传统的王朝观念渐趋解体，有关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想象成为知识界言说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国家”与“学术”、“中国”与“文学”的共构，促成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兴起。相比于传统的“朝代文学”，“中国文学”概念更多地反映出“文学”在近代语境中之于民族国家精神谱系建构的特殊意义。“中国文学”观念兴起的背后，映照的是清民之际知识群体在建构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层面上的努力，其中既反映出将中国“文学”作为历史之一进行建构的知识实践，又包含了由“文学”中国想象民族国家精神谱系的时代诉求。两种内涵的交织，是“中国文学”观念初生、演变的内在形态，也是中国文学史书写兴起的思想渊源。
3．学术价值
论文以“中国文学”概念的生成、演变为窗口，考察近代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与之相关的政治文化与观念转换。与之相关的是，在概念演变背后，中国文学的历史也被作为现代性建构的内容之一。通过对清末民初“中国文学”概念的生成以及相关的历史书写进行深入辨析，对中国文学现代性、中国学术文化的转型可以有更具体、生动的理解。
4.社会影响
该文发表以后，先后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8年第5期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1期转载。
代表性成果三
《经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书写-评前野直彬主编＜中国文学史＞的得与失》，第一作者陈庆，首发于《文艺研究》2018年第11期。
1.基本内容
该文共分两节。第一节为“前野直彬的中国文学史书写范式”。文章认为，和所有的人一样，一个作家或艺术家，无不需要解决生存或生计问题。我们经常说“文学是人学”，而人总是与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作家或艺术家以何种方式生存，谁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来源，以何种方式提供生活来源，这都是经济生活视野中的重要问题。而从最近一百余年的中国文学通史来看，学者们通常不太热心于讨论这些话题，即使有所涉及，也是偶一为之，不成格局。或许在大部分文学史家看来，过于关注作家或艺术家对经济收入的依赖，是一件并不得体的事情；文学带给我们的似乎只应是“仰望星空”的感觉。比较而言，前野直彬对“文学与经济生活的关联”，不是偶然的关心，而是持续不已的关心；不是浅尝辄止的关心，而是刨根问底的关心。在经济生活视野下考察中国文学的历史变迁，前野直彬一以贯之，创获甚多，而在“权力者与文人”之关系的考察方面尤有建树。
第二节为“前野直彬对中国文学的修辞特征和作家艺术个性缺少‘同情之了解’”。文章认为，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看，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两种不同的价值，但并非截然对立，盖一种文学风尚的形成，有可能正是遵守艺术的内在准则的结果，也就是说，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部分境况下可以是统一的。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的盲区恰好在于忽略了这种统一性，仅仅注意到“权力者与文人”之间操纵与被操纵的现实的利害关系，而看不到他们超越了这种关系的共同的艺术感觉，和基于这种艺术感觉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换句话说，前野直彬偏于从经济生活的视角考察文学，在解释文学的发展路径、艺术风貌的形成或作家的审美品格时，过于强调“市场”的导向作用，以致忽略了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其结果是视角的片面和结论的片面，对中国文学的修辞特征了无会心。
2. 主要观点
在经济生活视野下考察和书写中国文学史，是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的最大特点。前野直彬基于“权力者与文人”之关系的考察建立了他的叙述范式，其中国文学史书写整体上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但他偏于从经济生活的视角考察文学，在解释文学的发展路径、艺术风貌的形成或作家的审美品格时，过于强调“市场”的导向作用，以致忽略了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对中国文学的修辞特征和作家的艺术个性几乎不能领略。
3. 学术价值
《经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书写-评前野直彬主编＜中国文学史＞的得与失》首次系统阐发了前野直彬的学术个性及其优劣所在，深化了相关文学史叙述和相关文艺理论。
4. 社会影响
中国知网下载123次。
代表性成果四
《小说里的中国传统——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文学史中的小说叙述》，白金杰独著，首发于《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6日13版（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
1.基本内容
该文以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文学史为参考，探讨近代学人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冲击下，为了构建本国文学的历史与理论体系，在述及小说这一别具中国特色的文体时，所做出的思考与选择。全文主要论及三点：一、在本土理论缺失的前提下，如何定义和定位传统小说。一种是坚持传统文学观念而泥古不化，视小说为小道，不屑论及，或仅以文言小说为正宗，鄙弃不见于四部之学的白话小说。另一种是移植西方的观念来削足适履，仅将白话写成的话本体与章回体、文言写成的传奇及少量符合“今小说”标准的子部（笔记）小说，以及原本胪列于子部、史部的部分作品如诸子寓言、史载传说，视作与西方对等的“novel”，而将大量传统的古小说剔除在外。前者故步自封，不利于近代学术观念的建立；后者提升了白话小说的文体地位，却造成了古代小说研究“中国传统”的迷失。二、在尝试建构本国小说理论的过程中，怎样论述小说的起源与特性。一类尝试融会中西，参考西方小说的起源，如曾毅提出小说始自怪力乱神，谢无量、刘贞晦、沈雁冰、赵祖抃等则以为源自滑稽派；一类立足民族传统，希望找出中国小说的文体特征。如朱希祖提出古小说的文体特性为“识小”，以此来论，汉志小说为正宗，魏晋《世说新语》类也是“近古”之作，白话小说也“未失古人之意”。这些散见于文学史中的论述，已不能满足国人对本国小说史论的期待，必然催生出《中国小说史略》这类专著。三、在尝试走出小说研究“鲁迅时代”的当下，重新审视《中国小说史略》之前文学史中的小说叙述，仍有必要。回顾中国小说研究的百年历程，想要修正包括鲁迅在内等前辈学人为时代所局限的论断和观点，还需回到中国小说研究的原点，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找到启示，只有在中西观念的碰撞中找回学术自信，才能构建出中西会通的理论体系。
2.主要观点
20世纪前后学人在“中国小说历来无史”的背景下，已涉及到小说研究的几大议题，包括小说的起源、文体特征与文本价值等，客观上呈现了学人们在处理中西观念冲突、古今学术转型时的思考与取舍。小说研究至今仍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在现代学术体系下，构建起合乎中国小说传统的理论体系，上个世纪初学人的局限与贡献，仍然值得当下审视与借鉴。
3．学术价值
论文综合考察了首部小说史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产生之前，早期的中国文学史中的小说叙述，审视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可为当下学界走出“鲁迅时代”提供研究的范例和反例。
4.社会影响
该文发表后，由光明网首页推送，中国社会科学网（读书·资讯版）、新华网（ “悦读”版）、中国作家网（理论评论·综述版）、四川科学在线（理论研究·文学史新闻学版）等网站转载。
代表性成果五
《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话语体系》，陈文新独著，原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1. 基本内容
该文共三节，依次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节《中国文学编年史研究有助于克服文学史的“现代书写”之弊》指出：文学史的写作始终存在两种相互对应的危险，一边是理论前提过于整饬而产生的僵化，另一边是缺少基本的理论前提而产生的杂乱。过分的统一和过分的丰富都有其弊端。但就目前林林总总的纪传体文学史而言，所缺少的不是统一性而是丰富性，杂乱不是主要危险，僵化才是。编年体文学史有助于改变这一状况，其补偏救弊的效果是显著的。第二节《从事古代小说辨体研究旨在写出“中国的小说史”》指出：胡适所建构的“在中国的小说史”，其基本特征是，完全推倒中国古代关于各种文体的基本观念，一概采用近代西方的文体尺度，即所谓以西律中。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如要写出一部“中国的小说史”，从辨体的角度切入，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所谓“辨体”，即从古人的文体观念出发，厘定不同文体的边界，以期在中国传统的知识语境下给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一个准确的定位。第三节《科举文体研究拓展了古代散文研究的视野》指出：在文学史视野下研究古代科举文体，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纯文学视角，以抒情性作为诗歌、散文的基本特征，将绝大多数科举文体排除在文学史之外。一是大文学视角，即使是实用性的文体，八股文也好，策论也好，只要是讲求语言表达魅力的，都可以纳入文学的范畴。从大文学的视角考察古代的科举文体，有助于拓展古代散文的研究，改变古代散文研究长期较为薄弱的状况。
2.主要观点
“中国的文学史”和“在中国的文学史”的差异，其核心在于：前者对古人抱“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在古人的语境下来理解古人，努力从客观存在的事实中清理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线索；而后者则以今例古，套用现代西方的文学标准来裁断古人，来建构中国的文学史秩序。该文从中国文学编年史研究、古代小说辨体研究和科举文体研究三个方面切入，阐发了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话语体系的一些思考。
3.学术价值
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话语体系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共同使命。在这一过程中，不少学者做出了突出贡献。《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话语体系》从作者个人的学术经历出发讨论这一问题，尤为亲切。
4.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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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成果六
《“文学史”何以写成了“文化史”-谱系学视野下的日本首部“中国文学史”》，陈文新、王少芳合著，首发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1. 基本内容
该文一共四节。第一节《＜中国古文学略史＞的书写对象和宗旨更像一部文化史》描述了末松谦澄《中国古文学略史》的特点：全书大致以统一模板对作者时代、思想、作品真伪等展开论述，其中以作者的思想叙述最为主要，而作品的功用——包括其社会效应以及对历史真相的探究效用，也得到极大关注。以现代学术标准来衡量，更像是一部“文化史”，而不是“文学史”。第二节《幕末明治时期末松谦澄的汉学观、史学观、文学观》旨在从学术背景回答“文学史”何以写成了“文化史”的提问：《略史》对“文学”和“文化”不加区分，与幕末明治时期日本汉学传统的演变、实证主义史学逐渐摆脱汉学的制约、“文学”概念依然偏重“知识”的学术背景息息相关。第三节《＜略史＞“诗学观”及“离骚观”的折中性质》具体分析了末松《略史》“诗”“骚”解读的特色：在论述《诗经》时，他遵循的仍是传统汉学中注重作品功用的原则，不同于以往的是，以政治解《诗》的汉代诗经学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直指文本的解读策略。在论述《楚辞》时，末松重视感情的倾向更为凸显，诗人的个人情感得到更进一步的关注，而基于道德判断的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则被忽略。末松罕见地没有赋予作品任何功利性作用，文学作品单纯地以其动人的感情而受到肯定。末松谦澄的这一路径，虽然可以为传统汉学所容纳，却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正在兴起的中国学的品格。《略史》的路径选择具有折中性质。第四节《结语：作为“文化史”的“文学史”》指出：末松吸收西学的一大重点是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构建，抛弃传统史学的道德紧箍咒，取而代之的是对真实史料的重视。他的《略史》，将大部分著作的历史价值视为重要“文学”作用，而忽视了艺术表达的价值，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另一重点是，他对欧洲古典学的吸收，使得在选择对象时将目光对准先秦，并且对“文学”的概念理解倾向于“古典、高级文献”的原始释义。他的汉学训练，也加强了这一倾向。可以说：末松谦澄以其基于汉学的知识结构，尝试写一部与西方思潮有所关联的中国“古文学”史，尽管偏离了近代意义上的文学意涵，但是从他的学术立场来看却是顺理成章的。
2. 主要观点
旧的观念和新的知识不是单纯地取代或者相加，而是处于一种浑融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身处新旧之交、东西碰撞之时，又兼具国学、汉学、西学的素养，末松无意中写出了一个具有转型时期标本风味的文本，其意义在于，它有着丰富多彩的不确定性，并将召唤出一系列的继续展开尝试的文本。对于这些文本，首先需要深入的体察、理解，其次才是评判。
3.学术价值
总体来看，域外中国文学史著作数量不大，但起步早于汉语中国文学史著作，其中日本学者的著作影响于汉语中国文学史著作尤巨。近年来，学术界陆续展开了对日本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在末松谦澄《中国古文学略史》的研究方面，该文是特别有深度、成系统的。
4.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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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其一，域外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与研究：需要继续推进的有三个方面，1.完成六种域外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翻译和出版；2.撰写《域外中国文学史著作总目提要》；3.围绕翻译和叙录中发现的问题和线索，展开学术探讨，撰写系列论文和论著。
其二，20世纪本土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在已完成六种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争取整理出版30种左右，包括若干种手稿本、油印本的整理出版。
其三，《中国文学史著作编年纪事》：在完成出版史料的整理爬梳和教育行政档案资料的整理之后，写定全书。预期成果60万字左右。
其四，《中国文学史著作总目提要》：完成剩余的四分之三。中国文学史著作1938-2020年间文学史著作数量很大，还需要三至四年时间才能大体完成概要的撰写。预期成果100万字左右。
其五，撰写系列论文并完成《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途径》一书的撰写：迄今已发表系列论文约20篇，拟再发表30篇左右；《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途径》是系列论文基础上的提升，约40万字，努力在理论上有较大建树和突破。
其六，中国文学史著作数据库建设：在目前已完成的100余种中国文学史著作电子化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完成“中国文学史电子资料库建设“。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