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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主要内容：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1．总体执行情况
首先，邀请学界权威学者，举行开题论证会暨课题组第一次会议。2018年4月20日《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开题报告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参加开题的评审专家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朱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郝春文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华瑞教授等学者。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课题组的研究计划论证合理，思路清晰，针对性强，可以遵照执行。
2019年5月12日，课题组在杭州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来自敦煌研究院、国家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台湾华梵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课题组成员参加了会议。国家图书馆刘波先生和台湾华梵大学车守同先生汇报了项目进展情况，课题组对两位提供的初稿进行了讨论。决定2019年12月进行初稿讨论会。
其次，调查相关史料，确定资料编年体例。课题立项后，各子课题成员分工合作，对相关的档案资料，以及近现代报刊、日记、书信、回忆录中的敦煌学学术史资料，进行了初步调查，已搜集近200万字的相关史料。对于史料的处理，课题组多次开会讨论，在确定编年体的基础上，商定了史料编年的撰写、校注方式等。
再次，重视高水平论文发表，推动整体研究进展。本项目截止目前，出版专著2部，主编2卷辑刊，已经发表了40多篇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权威刊物论文2篇，《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敦煌研究》等核心刊物论文17篇。通过这些论文的撰写、发表，既深化了项目组成员对于课题的整体认识，也推动了学界进一步关注敦煌学学术史研究，扩大了项目的学术影响。
最后，开展学术交流，吸收多方意见。课题立项以来，在首席专家刘进宝教授的精心策划下，与中国史研究杂志社联合主办了“文明交往的意义——以‘一带一路’为中心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学术研讨会；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承办了“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19年理事会”。出席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的共有80余位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提交论文60余篇，涉及敦煌学学术史诸多重要领域。课题组成员在本次会议上共提交10余篇相关论文，向学界展示了最新的课题成果。此外，我们还与相关刊物联系，如《敦煌研究》《丝路文明》等，积极开辟敦煌学学术史专栏，扩大学术影响。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成果也成为了这些专栏的重要稿源。
总体而言，本项目能够按照既定计划，开展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课题组所发表的论文大多质量较高，权威、核心刊物论文占了较大的比重，获得了学界的好评。
2．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项目分为四个子课题，即与敦煌研究院相关的档案、史料整理和研究，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学档案、史料整理与研究，近现代报刊上的敦煌学资料整理与研究和近现代人物日记、书信、回忆录中的敦煌学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后，在首席专家刘进宝教授的组织协调下，各子课题团队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有序地开展各自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现将目前的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第一、与敦煌研究院相关的档案、史料整理和研究。其中，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时期，主要由台湾华梵大学的车守同负责。这部分档案资料以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经费等案卷”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研究院院史资料”档案等为主。通过长期调查，车守同已掌握了全套相关档案。敦煌研究院的部分，则由副院长罗华庆研究员负责，现已基本掌握了全部院史资料。此外，浙大研究团队目前正集中力量整理段文杰书信，两相配合，相信能很好地完成此一子课题。
第二、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学档案、史料整理与研究。该子课题主要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敦煌文献组组长刘波副研究馆员负责。目前已初步搜集整理了部分已刊布的如《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1949—1966》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1909—2009》等国图敦煌学史料。同时，对部分国图馆藏档案、书信史料也进行了整理。比如国图档案中留存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史料20件。又如馆藏包括赵万里、袁同礼、王重民、向达、郑振铎等先生的书信50余通等。目前已得15万字。有的史料，在整理过程中添加了注释，对其中涉及的人物、史事及其学术价值略加阐发。在资料调查的基础上，刘波已出版著作《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第三、近现代报刊上的敦煌学资料整理与研究。该子课题主要由南京师范大学潘晟教授负责。现已完成了1909-1950年之间报刊资料检索工作，并编制了初步的目录索引。在已编目录索引的基础上，通过报刊数据库以及手工查阅，对《申报》《中央日报》《良友画报》《北洋日报》等重要刊物进行检索、录文，已初步整理出相关材料20万字。
第四、近现代人物日记、书信、回忆录中的敦煌学资料整理与研究。该子课题主要由浙大历史系承担。项目批准后，在刘进宝教授的领导下，迅速组建了以青年教师和博、硕士研究生为主要成员的研究团队。对于已出版的近现代敦煌学重要人物如王国维、罗振玉、胡适、顾颉刚、王重民、向达、夏鼐等的日记、书信、回忆录资料进行了全面调查，已收集相关资料40余万字，并制作了资料编年，初步预计明年即可完成。此外，子课题成员秦桦林、赵大旺已赴日本学习访问，在日期间，也会继续从事日本方面所存相关学术史资料的调查整理工作。课题组成员闫丽于2018年底赴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期间，也调查了中研院所藏相关档案。此外，闫丽从2019年9月开始，将赴欧洲一年，主要是调查法、英等国的敦煌学学术史资料。
二、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1．文献资料收集整理
资料的收集整理是本课题的重点与基础，根据项目组共同制定的资料文献搜集整理方案、总体进度安排，相关工作开展顺利。在此需要补充的是，项目组正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征集与敦煌学学术史有关的资料。拟通过媒体发布公告，征集保存在个人手中的信件、日记等材料。又如对在世的老一辈敦煌学家进行采访，留存口述资料。截至目前，项目组已经征集到段文杰先生的书信资料数百份，并完成了初步的释录工作。
2．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国际合作等
第一，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举办了2次学术会议。2018年4月21日-22日，“文明交往的意义——以‘一带一路’为中心的历史与现实的思考”高层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参加此次大会的有李国强、荣新江、杜文玉、王子今、孙继民、尚永琪、鲁西奇、李锦绣、张学锋等20余位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项目组成员刘进宝、车守同、冯培红、张凯、秦桦林、宋翔、赵大旺等提交了学术史论文，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好评。
2019年5月10—12日，“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2019年理事会”于杭州举行。这次大会有郝春文、赵和平、荣新江、王素、郑阿财、黄正建、车守同等80余位专家学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复旦大学、兰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的30余名硕博士研究生聆听了会议报告。本次大会以敦煌学学术发展史为主题，进行了两天的热烈研讨，分为大会主题报告和分会场讨论，提交论文凡60余篇，既涉及宏观探讨，又有精深的研究，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展示敦煌学学术史研究的意义，体现了学术史研究的时代价值。学者们回顾学术史发展历程，提出新进展与期望，反映了敦煌学学术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发展。
第二，学术交流活动。2019年4月17-18日，项目首席专家刘进宝教授参加剑桥大学主办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2019年6月15日，刘进宝教授与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冯培红教授参加复旦大学主办的“丝绸之路写本文化与多元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三，国际合作。为了推进敦煌写本文献与藏经洞性质认识的深入探究，加强两国学者之间在敦煌文献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浙江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所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及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于2018年9月15—17日在浙江大学召开“中日敦煌写本文献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兰州财经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聊城大学与日本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广岛大学、东京女子大学、龙谷大学、关西大学、东洋大学、佛教大学、大手前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及校内外师生近50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2019年8月10日，将与日本学者在日本龙谷大学联合举行学术研讨会，项目首席专家刘进宝和课题组成员冯培红、秦桦林、赵大旺赴会宣读论文。
三、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在成果宣传推介方面，本课题做了如下几点工作：
第一，发表论文。《敦煌研究》开辟“敦煌学史”专栏。2019年第3期上刊登了本课题组的系列文章：赵大旺《梦想敦煌四十年：顾颉刚先生与敦煌学》、闫丽《向达与他的<中西交通史>》、宋翔《<敦煌掇琐>出版史事考辨》。
第二，出版学术专著。项目首席专家刘进宝教授出版专著《敦煌学通论》（增订本）。出版后，《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等媒体进行了专题报道，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此外，项目组利用举办“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之机，邀请上海古籍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甘肃教育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等机构，开展“敦煌学、丝绸之路研究与出版、发表选题的论证及约稿”工作，积极推动课题研究成果的发表。
第四，讲座活动。为了扩大与国内外学术界的联系，收集相关史料和学术信息，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课题组邀请了敦煌研究院赵声良、张先堂、张元林、赵晓星，北京大学荣新江，首都师范大学郝春文、李华瑞、王永平，兰州大学王冀青、杜斗城、杨恕，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武汉大学鲁西奇，南京大学张学锋等教授来学校进行学术讲座。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1．本项目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改进措施
第一，敦煌学学术史属于跨学科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古代史与近现代学术史相汇通的学养，而我们受现在学科划分的限制，大多是专攻某一断代或领域的专家，很少能够贯通古今。本项目组成员多是从事古代史研究的，对于近现代史领域涉及较少。这就使得我们从事敦煌学学术史研究，无论是对于大的时代背景之掌握，还是对于档案、书信、日记等核心材料的理解与运用，都存在着极大的欠缺。职此之故，我们一方面在子课题成员设置时邀请了一批从事近现代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承担部分研究任务。另一方面，我们也制定了定期开展工作会议的制度，保证课题组成员之间可以就某些重要问题进行相互讨论，交换意见，使得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组员之间可以取长补短，推动研究的深入展开。
第二，资料数量多且分散，需要进行长期调查。档案资料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掌握的比较全面，但仍有拓展的空间，一些保存于地方档案馆的资料还有待调查开发。而报刊资料的整理难度较大，虽然现在有很好的数字资源，但是仍然有不少报刊不在数字资源范围内，需要人工检索各地馆藏之后，现场查阅才可以；另外，即使是有数字资源的报刊，错漏，模糊不清晰等情况较为常见，后续仍要核对原件。其中难度，显而易见。此外，书信、日记、回忆录方面，虽然对于公开出版的部分，我们已经做了全面的清理，但仍有一些稿本保存于图书馆、档案馆以及个人手中，需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收集。
2．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第一、加强近现代学术史理论与方法的学习。敦煌学学术史本身即是近现代学术史的一部分，由于受学科和学术视野的局限，已往的研究较少将敦煌学的发展放在近现代学术史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研究者自身近现代学术史理论素养的不足。项目组也深知此点，故在课题实行过程中，我们有意识的邀请学术史领域的专家学者给予指导，如我们多次请教对近现代学术史有精深造诣的桑兵教授。此外，还购买大量的学术史经典著作，组织读书班，交流读书心得，以此提升项目组成员的理论素养。
第二、夯实史料基础。除了全面收罗敦煌学学术史资料以外，对于史料的录文与分析，也要十分细致。比如回忆录、日记、书信是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由于人们的记忆往往具有片面性，甚至有选择性记忆，因此，一定要与文献史料相印证。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主要内容：
一、代表性成果简介
截止目前，本项目出版专著2部，主编2卷辑刊，已经发表了42篇学术论文，其中权威期刊2篇。核心期刊论文15篇，一般刊物25篇，在核心期刊开设一组专栏，发表本项目研究论文3篇，取得了较为理想的学术成绩和社会效果。
本项目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敦煌学相关概念的辨析与探讨，二是敦煌学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三是敦煌学人的研究。兹将本项目研究成果分别具体介绍如下：
（一）敦煌学相关概念的辨析与探讨
1. 刘进宝《“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内有关“丝绸之路”的论著很多，但对“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认识却有待深入。“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的，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较广泛的使用。但国内外学术界对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却不是很清楚，文章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系统梳理，比较清晰地探讨了“丝绸之路”产生的背景、词语的演变及其在我国报刊上使用的时间，并对各时段“丝绸之路”研究出现的原因作了探讨。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将中国长安与中亚之间的交通往来路线称为 “丝绸之路”。1910年，德国学者赫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从文献角度对丝绸之路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人斯文赫定早期将“丝绸之路”称为“运丝大道”。1936年，斯文赫定出版了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丝绸之路》，使这个名称为大家所熟知。
在东方的日本，对“丝绸之路”关注较早，日本学者很早就在东方学的潮流中，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丝绸之路”。日本早期的“丝绸之路”研究包含在 “东西交通史”或“东西交涉史”中。1944年，赫尔曼的《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和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两书日文本出版，这是以“丝绸之路”为名的最早日译本。日本学者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最早的是1962年出版的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一词虽然很早就已出现，中国接受“丝绸之路”一词有一个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主要使用“中西交通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名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星烺在辅仁大学、方豪在浙江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其后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这些学者讲述和研究的内容，实际上就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
在“丝绸之路”的名称出现之前，国内曾用“绸缎之路”、“丝路”、“贩丝之道”、“丝绸路”等简称或代称。1943年，《申报》在南洋各地特辑之四《马来亚纵横谈》提到了“当时北循陆路越天山以至中国以取丝的道路，叫做‘丝绸之路’，而南线麻六甲出南海以取南洋香料的路就称为‘香料之路’。”这是目前所见我国媒体最早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报道。
史学界较早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是新疆文物考古、历史研究工作者和研究新疆历史文物的学者。从1978年开始，“科学的春天”到来，各学科学术研究开始勃兴，有关 “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同时期的史学著作中，开始较多使用“丝绸之路”一词。
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其概念也在不断扩大或充实，即将我国古代到相邻各国的交通路线，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都称为 “丝绸之路”，甚至更为广泛。“丝绸之路”现在已不是某一条道路或某一种交换物品的专称，而是古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统称，甚至突破了原来的“中外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命名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历史名称在当下的现实反映。
总体看来，本文有如下几点贡献：
一是文章讨论近现代国内外对“丝绸之路”一词的使用，所用材料都是第一手资料和最早出版的版本、发表的报刊。由于条件限制，个别未能找到原始文献的资料就实事求是地注明转引处。因此，所用资料具有较高的深度、广度和可信度，为学界提供较为可靠的关于“丝绸之路”的一手资料。
二是文章对“丝绸之路”的概念进行全面梳理，厘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指出在国内正式出现“丝绸之路”的名称前，曾使用过“绸缎之路”、“丝路”、“贩丝之道”、“丝绸路”等简称或代称。1943年2月24日的《申报》首先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随后其概念不断深化，出现了“沙漠路”、“绿洲路”、“草原路”、等支线，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丝路网络”。这一研究使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来龙去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三是文章梳理“丝绸之路”概念的演变，论证严密，说理充分，不仅为学界理清了这一概念的内涵，还使新闻宣传、出版等领域的管理工作者对“丝绸之路”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和认识。通过新闻媒体对本文观点的报道，也使社会大众加深了对“丝绸之路”的理解。
2.刘进宝《东方学背景下的敦煌学》（《敦煌研究》2017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11期）
“敦煌学”一词，一般认为是陈寅恪于1930年首先提出的，后来发现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已开始使用“敦煌学”一词。陈寅恪与石滨纯太郎提出或使用“敦煌学”一词的年代、背景相近，文章将敦煌学的产生置于当时国际学术的新潮流——“东方学”的背景下进行探讨。
从敦煌学的发展、影响、实际效果和“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来看，说陈寅恪是“敦煌学”的首创者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正视的是，在陈寅恪之前，石滨纯太郎已经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因而有必要探讨敦煌学出现的背景，即当时国际学术的潮流是东方学，东方学是在19世纪上半叶西方殖民主义向东方侵略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它没有一定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架构，研究的对象也十分分散而不确定，并根据需要不断在转换研究重点和地域。伴随着“东方学”的兴起，历史比较语言学成为当时世界学术的主流，它的特点是不仅要掌握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同时还要掌握多种东方民族语言和死文字，利用各种文字史料对种族氏族、语言文字及名物制度进行比勘和审定。
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埃及学”“印度学”“西夏学”等名词，“敦煌学”也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产生的。石滨纯太郎注重研究中国境内新出土文献，受到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和内藤湖南的影响，且具有丰富的语言知识，并懂得一些死文字，具有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优势，其早在1920年便首先提出“西夏学”，而与“西夏学”相似的“敦煌学”由他率先提出也就顺理成章了。1925年8月，石滨纯太郎在怀德堂夏期讲演中最先提出“敦煌学”，同年12月将其增订为《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印刷出版，这是一本只有 96 页的小册子，而且属于“非卖品”，印数很少，很难看到原本。后来，石滨又将其做了修订，收入他的论文集《话说东洋学》中，于1943年4月30日由大阪创元社出版，而《话说东洋学》自1943年出版后未能再版发行，也没有像其他学者一样编纂全集。因此，在1943年前要看到石滨纯太郎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并不容易。而1943 年《话说东洋学》出版时，正是中日战争时期，中国学者要看到该书也是困难的。因此陈寅恪提出“敦煌学”一词时并不知道日本学者已经提出该词，所以认为自己是“首创”。
陈寅恪留学欧洲多年，精通多种语言和死文字，能够把握当时学术的新潮流“东方学”，不论在西北史地的研究，还是蒙藏绝学的探讨上，都是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他提出“敦煌学”的概念，也是在此背景下的产物。石滨纯太郎和陈寅恪由于自己的学术背景，各自独立提出“敦煌学”的概念。
正是由于“敦煌学”是在“东方学”的背景下提出的，具有殖民主义的成分，因此，老一代学者韩儒林、周一良等人对此都怀有复杂的心情。文章认为，虽然“东方学”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敦煌学也是在西方殖民背景下提出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科学价值。从结果上看，东方学在历史上对文化交流是起到过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的。比如“琼斯东方学”这样的纯学术的东方学就是为了反抗“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和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重要力量。
3.王冀青《李希霍芬首创德语词组“丝绸之路”的早期法译形式》（《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4期）
当代普遍使用的“丝绸之路”词组或概念，源自近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6年首创的德语词组Seidenstrasse（丝绸之路）。全世界现用几乎所有语言中，都有“丝绸之路”概念的固定表达形式，多从德语Seidenstrasse（丝绸之路）直接或间接意译而来。目前该词已经逐渐被世界各国接受。各种语言中陆续出现该词组的对应翻译形式，其中英译形式出现最早，法译形式紧随其后。
文章从法语文献中检出4种与“丝绸之路”法译形式有关的论著：
（1）1893 年，英国博物学家、旅行家圣乔治·罗伊兹·李透代尔偕夫人在中国西北进行了他们的第二次中亚考察，他们是第一批到访莫高窟的英国人。李透代尔返回英国后，于1894年4月9日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他的游记《横穿中亚的一次旅行》，该游记后来发表于 1894年4月出版的《地理学学报》第3卷第6期上，并附有李透代尔沿途绘制的地图。法国地理学家佛鲁德瓦于1894年在法国《地理学年鉴》上发表短文《在中亚的欧洲人探险活动》，其中介绍了李透代尔的中亚考察，文中有“沿着古代的丝绸商路（l’ancienne route commerciale de la soie）”一句话，其中“丝绸商路”（route commerciale de la soie）这一词组，可认定为法译词组“丝绸之路”（route de la soie）的修饰限定性表达方式。
（2）法国东方学家卡洪于1896年出版 《亚洲历史导论：突厥人和蒙古人（从起源到1405年）》，其中4次出现法语词组“丝绸之路”，如“位于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的这条通道，即丝绸之路（les passage entre l’empire chinois et l’empire romain，la route de la soie）。”这里的“丝绸之路”词组已具备法语形式的完整形态。
（3）法国地理学家波里奥克斯于1898年在法国《里昂地理学会会刊》上发表《欧洲人在中亚并前往赛里斯国（即中国北部） 的最初旅行》一文，其中讨论了古希腊地理学家记录的“赛里斯之路”。法国地理学家卢西安·加卢瓦于1899 年在《地理学年鉴》上评论该文，其中说“这条道路便是丝绸之路（Cette route était celle de la soie）”，蕴含了法译词组“丝绸之路”（route de la soie）的语法要素。
（4）1898—1900 年，法国探险家、法属印度支那副驻扎官夏尔－厄德·保宁从东向西横穿中国，进行了一次中亚考察。保宁返回法国后，于1901年1月11日晚在巴黎地理学会宣读了他的中亚考察游记。该游记后来以《从北京经由蒙古、库库诺尔、罗布淖尔和准噶尔地区至俄属突厥斯坦的旅行记》为题，分两部分连载于巴黎地理学会机关杂志《地理学》上。法国地理学家兹莫曼于1901年在《地理学年鉴》上发表了《保宁先生横穿中亚的旅行》，其中提到“古代丝绸之路”，兹莫曼文中提到“从北京到巴克特里亚的古代丝绸之路（L’ancienne route de lasoie）”一句话中，继承了“丝绸之路”词组的标准法译形式 route de la soie。这一表述方式预示，19 世纪末逐渐定型的“丝绸之路”法泽形式 Route de la Soie，从 20 世纪的第一年开始风靡于整个法语世界。
这4种文献反映的“丝绸之路”法译形式虽不是最早的法译本，但从“丝绸之路学”研究史的角度看，应排入“丝绸之路”的早期法译本序列。
（二）敦煌学相关机构的研究
4. 车守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裁撤”到“改隶”的经过》（《丝路文明》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9月）
文章指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自筹备组于1943年3月27日抵达敦煌莫高窟工作以后，由于工作绩效不够明确，不谙公文程序，经费来源困难，于1945年4月27日由急电通知裁撤，但经过诸多政要及学界的努力，又于1945年6月“改隶”于中央研究院，时间发生在抗战胜利之前，而非抗战胜利以后。
在档案中，并没有指令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强制撤销”、“就地解散”。1945年5月25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代电，间接说明确有一件“结束”的代电，说明曾于1945年4月28日代电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通知应于1945年5月31日办理结束，所长常书鸿在5月25日收悉后，立即回电，希望通融到6月底结束。当时由于国家经费不足，依据中央设计局建议，在1945年3月，由中央研究院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预备办理“结束”，期间经过于右任等人奔走，由“裁撤”变成了“改隶”。傅斯年曾拟有一份《敦煌艺术研究所结束办法》，内容包括“改称敦煌古迹保管所”、“设七位委员，包括梁思成、李济、张道藩、向达、常书鸿、夏鼐、傅斯年，由梁思成兼主席，常书鸿兼所长”、“职工名额尽量保留，由中央研究院名（额）中挤出担负”、“电常君继续服务维持原状，略减人员，徐图发展”，推断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改隶时期拟定，其目的在于缓和敦煌艺术研究所遭到裁撤的命运。
就档案显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于处理“文书表报”的程序，显然不够熟稔，敦煌艺术研究所屡屡遭到退件，都是因为程序不当、表格不符，敦煌与重庆间的公文往来费时，行政效率必然欠佳。
5.宋翔《现代敦煌学研究机构的一次尝试——“敦煌材料整理组”史事钩沉》（《丝路文明》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9月）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之初，将敦煌写卷尤其是北图藏卷视为重要研究对象。1928年5月，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已经注意到敦煌文献的价值。将其视为亟待整理的重要材料之一，但此时他并未有将敦煌写卷单设一组的打算。1928年夏，傅斯年在上海与陈寅恪碰面，商讨史语所筹建事宜。在陈寅恪的建议下，才有了“请陈援庵先生在所中组织‘敦煌材料研究’一组事”。1928年12月14日，傅斯年致信刘复、陈寅恪洽商“敦煌材料组”事，信中傅斯年对设置“敦煌材料研究组”又拟定了更为详细的办法。
傅斯年欲聘用陈垣，主要是希望陈垣能够指导史语所“敦煌材料研究组”来专门从事北图藏敦煌写卷的研究。这也与傅斯年尤其是陈寅恪对北图藏卷价值之重视有关。而从抄写费及照相事来看，此时傅斯年亦有刊布北图藏卷的计划。另外，傅斯年还打算让余永梁负责调查搜集英、法所藏敦煌写卷的部分，是为该组的另一工作方向。
陈垣对担任“敦煌材料组”主任犹豫不决，一方面是其在外身兼数职，事务繁忙，无法将主要精力放在史语所“敦煌材料研究组”。另一方面，与傅斯年、陈寅恪不同，陈垣认为北图藏卷是劫余之后，对其研究价值是有保留的。后来，陈垣虽答应出任该组主任，但提出前期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北图藏卷目录的刊布上。这份目录陈垣此前已做过大量工作，留有名为《敦煌劫余录》的稿本十余册，有较好的基础，故只需稍加整理，即可出版。对陈垣而言，他并不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此事上。
1929年1月13日，中研院第四次院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中研院各所所长、组主任不得在外兼职，其初衷是使各所所长、组主任将全部精力放在中研院的工作上，且又使中研院不与其原来的兼职单位产生利益与矛盾冲突。照此规定，陈垣将无法担任“敦煌材料研究组”主任一职。因为让陈垣为了史语所而辞去所外的一切兼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1929年3月，傅斯年将陈垣任“敦煌材料研究组”主任一事上报中研院，并得到特批，由陈垣担任“敦煌材料组”主任。
1929年6月，史语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并趁机改组，将“敦煌材料研究组”并入 “历史组”中。以新成立的历史组来说，与史语所此前花大价钱购入的内阁大库档案相比，敦煌写卷存在明显的劣势。它的藏地较为分散，调查、影印所费也较多，且工作成效不易把控，故并入历史组后，敦煌写卷的调查与影印即非该组的重点所在，转而专注于个人利用敦煌写卷进行研究。“敦煌材料组”虽存在时间不长，但陈垣在入所之际提出的《敦煌劫余录》一书，却备受傅斯年重视，在各种工作报告之中屡被提及。此书也终借史语所之力，于1931年3月出版，方便了学界对北图藏卷的认识与了解。更为重要的是，陈寅恪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以“预流”之说大力提倡取用敦煌材料以研究新问题，这大大推动了国内敦煌学的发展。
（三）敦煌学人研究
6.刘进宝《向达与张大千——关于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学术史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10期）
1942年，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到达敦煌，此前著名画家张大千已经率亲友在敦煌临摹壁画。当他们在敦煌相遇后，由于对敦煌石窟艺术保护、研究、临摹的不同看法和态度，双方发生了矛盾。向达在1942年12月的《大公报》上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对张大千在敦煌破坏壁画的行为作了批评和指责，从而引起向达与张大千的矛盾。
向达当时的身份是西南联大教授，被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聘请并代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加西北考察，在考察过程中，向达不断向朱家骅、叶企孙、傅斯年、李济、曾昭燏写信汇报考察进展。因此，在写成《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后，就将文章寄给曾昭燏，并请傅斯年推荐发表。傅斯年考虑到张大千与于右任之间的特殊关系，对向达文章进行了一定的删改。本文作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央研究院”档案中找到了向达的原稿，经过比对，发现《大公报》发表本文时删除的部分。
《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对于向达提议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的提议，学界也有所响应。
《大公报》在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时，虽然已经删除了揭露张大千破坏壁画的一段内容，但字里行间仍然能看到对张大千的批评和不满。文章认为，向与张的矛盾或冲突，首先是是非之争，即张大千在临摹壁画时对敦煌艺术的破坏，作为学者的向达要保护敦煌，反对、制止这种破坏。其次，也有考察期间经济、生活等特殊情况的因素，向达在西北考察过程中由于经费原因，困难重重，而张大千在敦煌则生活优越，这种反差也是造成两人矛盾的一个因素。同时还应该是学术观念之争。在向达看来，学术是第一位的，他认为将壁画破坏是绝对错误的，而张大千则没有这种认识，他对自己剥离壁画的行为没有刻意隐瞒，说明他不认为这是严重的问题。总之，向达与张大千之间的学术之争，涉及了当时的学术理念、生活状态、学术团体与个人、学界与政界的关系。
7.刘进宝《段文杰先生与敦煌学学术史研究——以段文杰致王子云、何正璜信为中心》（《敦煌研究》2018年第6期）
作为敦煌学家的段文杰先生，其主要研究方向是敦煌石窟艺术，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作为敦煌学家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还特别重视敦煌学学术史的建设。
1981年5月26日，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教授在西北师范学院演讲，有误传说藤枝晃提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同时还讲到“高昌的文化有独特的特色”等。在1981年那个极具爱国主义的时代，藤枝晃的演讲引起大家争论。虽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是一个误传，但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并力争改变我国敦煌学研究的落后状态。作为敦煌学家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段文杰也不例外，他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后，所思、所想、所做，就是为了“扭转‘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落后局面”。
最近公布的王子云先生相关材料中，有以前未曾见到的段文杰先生从1989年7月1日到1991年5月15日给王子云、何正璜夫妇的6封信，从中可以看到段文杰对敦煌的全身心关怀和着想，尤其是对敦煌学史和敦煌研究院院史编写的构想和思考。
在1989年9月4日的信中，段先生说到准备编写敦煌学史，同时还说：“您们是以调查和临摹的方法，向全国介绍敦煌艺术的第一家，这一功劳是不可磨灭的。我们将在敦煌学史上大书一笔，表彰您们的功绩。”为了搜集敦煌学资料和为编写敦煌学史做准备，段先生打算“搞一套国际敦煌学者档案，并将逐一介绍”。在1990年的信中，段先生说：“我院准备编写敦煌研究院史和敦煌学史，院史拟从1940年算起。”
8.王冀青《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事件杂考》（《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
法国考古学家保罗·伯希和于1906－1908年在中国西北地区考察，于1908年2－5月在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考古，1909年5月21日伯希和到达北京。在北京期间，伯希和与数十位中国政、学界人士有过交往，直接导致中国“敦煌学”的起源，因而使他的这次北京之行备受学术界关注。
常驻北京的日本汉籍书店“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是最早公开报道伯希和 1909年北京之行的人。田中氏记录了北京学者公宴伯希和的情况，直接或间接地留下了 11 位公宴参加者的确切身份，再加上有“另外十余人”，可推断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主、宾参加者共有 20 余人。
关于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日期，田中庆太郎明言是在“9月4日”，但2004 年4月出版的《恽毓鼎澄斋日记》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记录在1909年10月4日，不仅比田中庆太郎的说法晚了整整一个月，甚至比田中氏记录伯希和离开北京的日期（9月11日）也晚得多。恽毓鼎日记中也涉及公宴的参加人数为“知名嗜古之士二十余人”。与田中氏记载人数不谋而合。恽毓鼎日记提到公宴的组织者是董康和时任大理院民科推丞、学部谘议官兼度支部清理财政处谘议官的王式通，那么王式通也参加了公宴。这样，参加公宴者身份明确者为12 人。2016 年 8 月出版了《江瀚日记》影印本，在当天日记中记录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参加者 24 位宾主中的 18 位。综合田中氏和江瀚提供的两个名单，现在可以确定公宴参加者当中的19人。
王式通和董康是通过一位美国人的介绍结识伯希和的，文章综合考虑各种背景资料，推断其为端方之洋幕僚、美国人约翰·卡尔文·福开森，但江瀚1909年 10月4 日的日记中明确记录北京学界公宴的宾客是伯希和与马克密两人，使马克密成为中介的可能性陡增。尽管如此，福开森的“介绍人”嫌疑迄今仍不能彻底排除。
伯希和在北京逗留数月，与北京学界达成由中方集资、法方摄影共同刊印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关于伯希和离开北京的时间，田中庆太郎说是“9月11日傍晚”，现在根据《江瀚日记》，确定伯希和应当是在1909年10月11日晚乘车离开北京。
9.秦桦林《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补考——兼论王国维与早期敦煌学》（《浙江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1909年是敦煌学研究的发轫之年。该年秋，北京学界于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成为20世纪中法学者之间共同携手研究敦煌文献的佳话。最早披露出席公宴的北京学人名单的是日本书商田中庆太郎，但田中庆太郎所记录的无论日期、出席人数均有误。新近公布的《江瀚日记》影印本也记载有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一事，《江瀚日记》所记录的出席宴会人员名单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记载人数最多的一份，达18人，根据其记载，王国维也在当晚出席之列。
《江瀚日记》记录了16位中国学者的身份，可以发现此次公宴不可避免地带有半官方色彩。受邀出席的中国学者基本上是以学部、京师大学堂以及大理院系统的官员为主。公宴的发起人与运作者是董康、王式通，他们是参与晚清新政的法律官员，与在北京的外国人熟稔。但在这次公宴中占据主体并发挥实际作用的，则是那些身居学部或京师大学堂官员的学者。
1909年9月28日，罗振玉会晤伯希和，并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尚有卷轴约八千轴。罗振玉随即提议由学部致电陕甘总督将劫余敦煌写卷购归。学部、京师大学堂的主事官员都以经费问题敷衍塞责，久拖不决。但在公宴当晚，听取了中外学者关于敦煌文献宝贵价值的介绍后，宝熙、刘廷琛等主事官员的态度为之一变，当即拍板“由学部驰电长督饬敦”。这充分表明举办此次公宴既有对外联络西方学者、推动刊布敦煌写本事宜的目的，也有对内促成学部、京师大学堂的主事官员同意购买、保存劫余敦煌写卷的用意。公宴的组织者利用宴请伯希和的契机，借重学者圈内的公议以敦促主事官员转变态度，诚可谓用心良苦。
这次公宴的意义是深远的：第一，以罗振玉、董康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与伯希和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关系，当年即有书信往还，从而为日后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友谊的基础；第二，促成了学部、京师大学堂的主事官员同意购买劫余敦煌写卷，从而保存了一大批珍贵文献；第三，极大地提高了敦煌文献在中国学术界中的知名度，从而激发了中国学者关注与研究敦煌文献的热情。
此次公宴，目前的几种王国维年谱、传记等都未言及他曾于1909年10月4日晚出席北京学界为伯希和举办的公宴，由此可见《江瀚日记》所具有的宝贵史料价值。王国维不善交际，他能见到伯希和，接触到敦煌文献，以及参加公宴，都与罗振玉的引荐密不可分。王国维在1909年接触到敦煌文献，从他全部的学术生涯来看，等于为他辛亥以后的学术转向做好了铺垫。
10.王慧慧《敦煌研究院新入藏李浴敦煌遗稿的内容及其价值》（《敦煌研究》2018年第6期）
李浴（1915—2010），字子青，中国著名的美术史论家、美术教育家和敦煌学者。1944年3月1日，李浴到达敦煌，1946 年初离开敦煌。李浴先生在敦煌工作期间卓有成绩，其对敦煌石窟最大的贡献是对各洞窟壁画的内容、形式特点以及题记辨认、年代考订等方面做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完成了多份调查报告，还临摹了一批敦煌壁画。李浴去世后，其子李稼一直致力于李浴遗物的整理工作。2015年9月，李稼向敦煌研究院提出捐赠意愿。2016年6月7日，李稼带着李浴生前与敦煌有关书稿、信件及遗物来到莫高窟。
这些资料包括李浴未出版的书稿及调查报告《敦煌千佛洞各窟现状调查简明表》《中国石窟艺术史》《敦煌石刻考续编》，共3类5本。还有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发现藏经初步检验报告》等抄录本，还有李浴与常书鸿、段文杰、霍熙亮、史苇湘等先生的往来书信及李浴在各时期的照片若干。
李浴先生的手稿忠实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莫高窟、榆林窟及周边遗址的现状，对我们了解莫高窟当时的状况，对现在的敦煌学研究有诸多可资参考的重要历史价值和意义；同时透过李浴先生的手稿，我们也可以想见李浴先生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坚守大漠、勤奋严谨的工作和治学态度，以及他们的人格品质。
“敦煌学史”专栏文章介绍
《敦煌研究》2019年第3期专门设置“敦煌学史”专栏，发表本项目三篇研究论文，内容涉及敦煌学人研究、重要的敦煌学论著出版情况及其影响等方面，在学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兹将本组专栏文章分别介绍如下：
11.赵大旺《梦想敦煌四十年：顾颉刚先生与敦煌学》（《敦煌研究》2019年第3期）
顾颉刚先生（1893-1980）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在先秦秦汉史、民俗学、西北史地等领域都作出了较大贡献。但学界对顾颉刚与敦煌学的关系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文章认为，顾颉刚对敦煌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取用敦煌文献研究问题，提示敦煌文献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顾颉刚作为编辑出版家，推动了敦煌学相关论著的编辑出版。
20年代顾颉刚工作的北京大学与敦煌学有较密切的联系，顾颉刚亲身经历一些关于敦煌的事件，增加了对敦煌的认识。1937年，顾颉刚撰写《禹贡学会工作计划》，拟定三条边疆调查线路计划，其中就包括从皋兰出发，绕民勤、居延二县，西达敦煌的路线。1948年，顾颉刚任教于兰州大学历史系，离敦煌已经较近了，当时裴文中率北平地质调查所考察组来兰州，由兰大历史系与裴文中联合组成敦煌考察团，顾颉刚原计划参加考察团，而最终因事未能前去。
顾颉刚对敦煌文献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尚书》研究和标点《史记》等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中。顾颉刚广泛搜罗《尚书》文字资料，其中就包括敦煌写本《尚书》卷子。这一计划颇受当时学界关注，向达在英国，王重民在法国，都为顾颉刚提供过敦煌本《尚书》的资料。顾颉刚利用敦煌写卷整理的古籍还有《史记》，在1956年撰写的《史记标点说明》和1957年撰写的《史记及三家注校勘考证计划》中，顾颉刚将敦煌出土的《史记》写本残卷作为校勘的资料。
顾颉刚还利用敦煌写卷研究古代传说和民俗。20年代初，顾颉刚发表了一些关于孟姜女故事的文章。正在法国查阅敦煌写卷的刘复给顾颉刚写信，抄录了在法国发现的敦煌写本《孟姜女》小唱。顾颉刚认为这“是我搜集孟姜女故事中最重要的材料”，将刘半农来信收入1925年3月22日出版的《歌谣周刊》第83号《孟姜女专号五》，并加按语肯定了这件敦煌写本的价值。除了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使用敦煌文献，顾颉刚还创造性地用敦煌壁画考察古代民俗，如他在《观音为男子》《敦煌壁画宴会风习》《敦煌壁画人物》等笔记中，都以敦煌壁画为主要材料，揭示古代的民俗。
顾颉刚除了作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外，还参与编辑或主编了一些学术刊物，同时他也是一个出版家。作为一个编辑出版者，顾颉刚推动了一些敦煌学论著的刊登、出版，对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也提携了一些敦煌学者，如向达、贺昌群、黄永年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敦煌学界的重要学者。
12.宋翔《<敦煌掇琐>出版史事考辨》（《敦煌研究》2019年第3期）
刘复《敦煌掇琐》一书的出版，在敦煌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前辈学者在进行敦煌学史研究时，多将其出版时间作为划分敦煌学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从此种意义上而言，该书的出版时间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学界对于《敦煌掇琐》的出版时间一直存在争议。现在敦煌学界在引用或提及此书时，多认为是1925年出版，出版者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但这就存在一个矛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于1928 年，不可能于1925年出版《敦煌掇琐》。还有一些说法认为《敦煌掇琐》三辑并非同时出版，但对于各辑的出版时间却争议较大，几乎全不相同。
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年度总报告》（中），发现有多处提及《敦煌掇琐》一书。1931年6 月，《燕京学报》第9期“二十年（一月至六月）国内学术消息中记载了《敦煌掇琐》出版，可见《敦煌掇琐》上辑的出版时间是在1931年1月至6月间。1931年1月20日，周作人致俞平伯信中提到《敦煌掇琐》二册出版，据此可进一步将《敦煌掇琐》上辑的出版时间定在1931 年1 月。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1931年7月—1932年6月）提到《敦煌掇琐》中辑出版时间是1932年6月。又《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四年度总报告》（1935年7月—1936年6月）提到《敦煌掇琐》下辑，但没给出具体出版时间， 可以确定是在该二十四年度总报告所涉及的时间范围之内，即1935年7月至1936 年6月之间。1935年10月12日，罗常培《〈十韵汇编〉叙例》引用了刘复《敦煌掇琐》下辑，可见1935 年10 月时，该书已经出版。再结合《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四年度总报告》中给出的时间范围，即可得出《敦煌掇琐》下辑的出版时间应在1935年7月至10月间。
《敦煌掇琐》从序文发表到上、中、下三辑全部出齐，历时十年之久，这亦反映民国时期，受各种因素所限而造成的出书之难。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敦煌文书的整理是其工作重点之一。再加之刘复亦在该所任职，出于研究成果的考量，使得刘复转而将《敦煌掇琐》交由史语所出版。但该书在史语所的出版亦非顺利。《敦煌掇琐》上辑的木版早于1929年10月已刻好，但该书直至1931年初才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的名义出版。而为了加快出版进度，刘复更曾一度拟将中、下二辑改为铅印。虽然最终还是以木刻本刊行，但中辑（1932年6月），尤其是下辑（1935年7月至10月间，此时刘复已身故）的出版时间却大受影响。除了受当时北平各印刷局的生产能力所限外，这可能主要与史语所经费紧张有关。
13.闫丽《向达与他的<中西交通史>》（《敦煌研究》2019年第3期）
中西交通史研究发端于晚清西北舆地学和域外汉学。早期中西交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单方面与固定时间段的研究，向达于1934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正好改变了这一情况。该书时间跨度久，空间范围广，是我国首部系统论述鸦片战争之前中西文化交流的读本。
中西交通史的产生不仅与近代学人的著述有关，也离不开“中西交通史”学科的开设。国内最早研究中西交通史开始于对西方和日本学人著作的翻译。此后中西交通史研究逐渐发展，涌现出沈曾植、梁启超、陈垣、张星烺、冯承钧等一批学人。沈曾植著《岛夷志略广征》《海日楼札记》，揭开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序幕。张星烺和冯承钧曾留学海外，他们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不仅利用国内材料，也广泛搜集外文著述和流落国外的中文史料。张星烺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内容翔实，第一次系统地汇释了有关中西交通的丰富资料。冯承钧更是毕生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研究，先后翻译外文论著多种，同时他于古代海外交通文献的整理亦颇有建树。彼时，随着学校体制的转变，各高校中开设了中西交通史课程。
向达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多受当时史学思潮和社会潮流的影响，也得益于个人丰富的学习经历。在南高师求学期间，受柳诒徵、竺可桢等人的言传身教，不仅掌握了版本目录学等具体的历史知识，更注重根植传统史学，同时也受近代治史风气熏陶。而他关注中西交通史研究，则多受陈衡哲影响。
1924年向达毕业后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英文见习编辑，翻译了多部与中西交通史研究相关的重要史料，1930年向达由赵万里介绍至北平图书馆工作，在工作期间，他与中西交通史研究学人陈垣、冯承钧、贺昌群、王重民、刘节等人相互结识，并与他们互相探究。这对向达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向达著《中西交通史》，离不开他学贯中西的学术素养、扎实的史料基础和注重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向达在南高师时，师承“学衡”派，注重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他翻译著作较多，其中大部分是劳费尔和斯坦因的著作。这些译著有利于学人对当时国内外中西交通史研究状况做一窥探，由此可见向达扎实的史料基础，向达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也离不开他早年的翻译经历。
向达的《中西交通史》一书虽然简略，且成书较早，但对当今史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不仅对中西交通史史实内容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同时书中提及的史料，以及此书本身也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1.对已经抄录的敦煌档案，近现代人物日记、书信、回忆录、报纸上的新闻报道进行分类整理、校对。并编写初稿。
2.整理完成初稿（约70万字），继续对其进行补充，并给予必要的注释说明。
3.2019年12月，与敦煌研究院合作，在敦煌召开已有初稿审读会，对资料的编年、注解、体例等进行讨论。2020年5月，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在北京召开小型研讨会，主要讨论国图所藏敦煌学史料的整理稿件。
4.收集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的档案资料。敦煌研究院所保存的资料非常有限，要通过各种办法查阅、收集相关资料。
5.对报刊上的学术史文章，根据原发报刊录文，对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选编出版。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