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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主要内容：
（一） 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子课题进展情况
1.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
自2017年11月项目获准立项，课题组协同共进，按照课题研究的总体计划，首席专家郭常英担任组长，各子课题负责人担任副组长，带领全体成员通力协作，明确分工。
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为第一阶段，分区域编为华北、华东、中南和西部4个工作组，集中搜集档案及报刊文献。华北组以天津、北京和东北地区主要城市为主；华东组以上海、南京、青岛、杭州、苏州、厦门、福州等城市为主；中南组以武汉、长沙、开封、广州、香港等城市为主；西部组以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城市为主。主要查阅全国各地主要城市档案馆藏档案，同时查阅相应城市图书馆、专向性博物馆的馆藏文献。截至目前，计划顺利实施，但受经费、时间、人员限制，东北地区，青岛、西安、昆明等地缺乏深入查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台北“国史馆”馆藏相关档案还没有查阅，香港所藏相关文献也没有查阅。
2019年1月至6月为第二阶段，各工作组有针对性地对学术机构、民间团体或个人收藏家进行实地调研考察采访，对深藏于民间的与慈善义演有关的一些老戏单、戏券、老唱片、影片、录音、照片、图片以及碑刻等散见文献进行深入挖掘。目前，经过初步点校、核对的“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约80万字，对其中35万字又进行了二次核校工作，并形成部分研究性的阶段性学术成果，从总量来看，大约完成了课题目标的三分之一。符合课题组预期的进度要求。
2.子课题进展情况
依照总体规划部署，子课题负责人和成员充分发挥主动探究精神，对子课题的文献整理进行了修改细化。
子课题一：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晚清民初时期（1840-1927）。本部分主要解决晚清民初时期慈善义演珍稀文献的搜集、分类与整理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对晚清民初的慈善义演文献及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目前已掌握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广州、杭州、武汉等地义演未刊档案30多卷，以及善会善堂、水灾旱灾赈济会、华洋义赈组织的征信录和时人文集、日记、回忆录等，下一步还将搜集西安等城市的未刊档案文献。目前，该子课题已完成部分文献的搜集、录入工作，约25万字。
子课题二：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8-1937）。本部分主要搜集与整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相关慈善义演珍稀文献，并以此为基础对该时期慈善义演文献及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目前已查阅有关慈善义演文献约70卷，还需进一步深入各地查阅未刊档案，同时对已刊档案，重点报刊，时人文集、日记、回忆录等有关文献进行搜集整理。目前，该子课题已完成的文献辑录工作约20万字，复核工作正在进行中。
子课题三：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全面抗战时期（1938-1945）。本部分主要搜集、分类与整理全面抗战时期的相关文献，并以此为基础对该时期慈善义演问题进行研究。目前所查档案，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等沦陷区，多为在日伪统治下的未刊档案文献。接下来。课题组将着力于革命根据地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查阅。该子课题已完成的文献搜集、辑录和复核工作，约20万字。
子课题四：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国共内战时期（1946-1949）。本部分主要搜集、分类与整理国共内战时期的相关文献，并以此为基础，对该时期慈善义演问题进行研究。目前已经搜集一批这一时期的未刊档案文献，主要为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等地，约350卷。相比前期各个阶段，这一时期的档案数量最大，整理工作也极为繁重。目前，该子课题完成文献的搜集、辑录工作约15万字，点校、复核工作正在进行中。
同时，课题组成员围绕相关议题开展专题研究，发表了数量丰富的原创成果，已出版一部专著、发表论文20余篇，获河南省哲学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一项。
总体来说，项目依据预定计划进行，工作运行良好，完全达到了预期目标。课题组成员积极参加多层次学术会议，在学术交流的同时，扩展学术影响，在学界产生良好评价、积极影响。目前，课题在资料收集整理、辑录、点校、复核，专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推介等诸方面，进展收效非常显著，取得了超出预计的成绩，在中国近代慈善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对于城市史研究也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 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1.调查研究情况
自课题立项后，课题组成员奔赴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并拜访相关收藏家搜访文献，同时对博物馆、艺术研究院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一方面系统性地搜集了大量馆藏未刊档案，各类报刊相关文献资料，总计约200万字外，另一方面还从各类馆所、研究机构、民间团体及个人处发现和挖掘出一批十分珍贵难得的慈善义演文献，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例如，2018年1月，课题组在武汉拜访电影、戏剧艺术品收藏家和研究者闵宴清先生，从他手里获得一份1938年汉口抗战义演的珍稀资料。4月，课题组走访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及该校历史博物馆。在同行友人帮助下，寻得收藏于此的一批珍贵的音乐会节目单，其中包含有一定数量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募捐音乐会节目单。这些节目单对募捐用途、演员名单、演出节目、演出时间等信息均有详细记载，是研究慈善义演问题应当关注和利用的重要文献。这批时间久远且有一定连续性的音乐会节目单，作为那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他处无留存，因此是非常宝贵的珍稀文献。2018年6月，课题组走访了天津考察鼓楼博物馆、戏剧博物馆、广东会馆及其旧戏院遗址等，发掘到京津地区的老旧戏单若干张，这既是研究慈善义演的珍稀文献，也是研究晚清戏剧史的珍贵参考资料。11月，课题组成员赴四川川剧艺术研究院、川剧博物馆进行考察调研，得知在川剧研究领域，很早就有搭桌戏的记忆，可惜文献资料没有保留下来。2019年3月课题组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北京戏剧博物馆等进行考察，通过深入实地调研，走访研究人员，挖掘出部分珍稀史料，如戏剧博物馆位于湖广会馆旧址，在会馆内部，展有一些历史照片，并对义务戏有少量的文字介绍。
文献的搜集、整理对该课题提供了重要支持和支撑。课题组成员这一时期发表的20余篇学术论文中，多数都运用了新发掘出的文献史料。其中所刊发的许多都是高规格的学术期刊，因文章“材料新”“视角新”而采用。《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文献及其研究》一书获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其中所整理而收入的“文献篇”占全书内容一半以上。
2.学术交流情况
2018年3月，课题组邀请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多位专家学者（包括在慈善史和社会文化史等领域成绩卓著的多位中青年学者）举行开题会议和学术论坛，与会专家对课题架构及研究计划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课题组据此对原规划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建立了分工合作机制。经过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目前取得了优异成果。简述如下：
（1）出版文献整理与研究著作，推进学术交流
首席专家于2018年9月出版专著《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文献及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见附件）。首席专家出版该著，是结合前期在国家社科一般项目研究中的收获，进一步扩大学术交流、推进项目工作，该专著将分散零碎的义演文献汇集成册，更加专注于慈善义演。该著并将系列研究论文及较为集中的文献资料进行了仔细核校与归整。全书36万多字。该书归并的文献，主要有《北洋画报》《三六九画报》《一四七画报》等珍贵文献和图片，另有《京报》《新京报》等报纸文献，还有一些其他老旧期刊和报纸文献。这些研究成果和文献的出版与发行，带给一些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学子以极大的学习研究热情。甚至出现多位登门求教，希望报考该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有的学生还在网上高价买得该书。中国近代慈善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推进，需要长期持续的史料整理工作加以补充文献并给予支持。任何新方法的运用、新问题的发现，仍要以历史实证为根基。该专著所选文献主要以慈善义演的社会群体为关注点，内容广泛且全面，涉及“娱乐类型”“民间团体”“捐助目标”“税收问题”等，既保持了史料的相对完整性，又能将最有价值、最为急需的史料呈现出来。可以想见，还如义演专刊、地方义演档案等，都值得继续整理出版，著者之后还将继续整理出版一些知名报刊文献等。这项研究是一项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前沿性和基础性的工作。该文献的出版，将有利于推进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学术研究，并对扩展慈善史研究、深化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
（2）学术交流与专题研究互促共进
课题组主办了两次与“慈善义演”问题密切相关的专题论坛。第一次是2018年3月举办的“第一届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高端论坛（河南大学），第二次是2019年5月举办的“第二届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学术论坛（河南大学）。
“第一届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高端论坛，由本课题组联合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东华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江汉大学、安徽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和社科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在此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与互动。本次论坛重视原生态史料的发掘、整理与利用，在慈善与义演、社会变迁等方面都有深入讨论。多数学者主张，文献整理要保持资料的完整性和原生态，注意体现文献的丰富性；要注意文字与实物、图片相结合；还要加强中国与外国的比较、中国各地的比较、不同类型义演的比较，要注重海外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第二届“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学术论坛，主要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讨论慈善与义演问题。论坛邀请了湖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安徽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教授发表论文、参与评议，还邀请了档案管理机构的人士参与会议、发表高论。本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有《近代慈善义演的类型问题》《权势转移——从慈善视角看明清以来士与商阶层的变动》《近代上海西方音乐义演初探》《近代天津外侨的慈善活动述论》《近代中国慈善义演的思想史省思》《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部分慈善音乐会节目单资料基本情况和几点启示》《近代中国政治事件与义演》《20世纪上半叶义演税费征缴与豁免》《慈善公益与民族救亡的双重变奏——全面抗战时期非沦陷区内的慈善义演》《多重意义的建构：抗战时期“五四”纪念日上的义演》《民初北京窝窝头会参与群体及其慈善活动考论》等，可见研究范围较为广泛。会议就慈善义演类型、义演税收、抗战救亡、五四纪念、音乐文化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慈善义演不局限于义演，它包括更多不同的面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广泛的视阈给予关注、进行阐述，这一主题的拓展，不仅对于社会史、慈善史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经济史、艺术史、传播史等亦有新的启发。
围绕课题研究所举行的学术交流活动促进和带动了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和成果的产出。课题组成员通过个人研究投稿和期刊专栏组稿、学术讨论等方式，已经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3）积极参加学界高端学术会议，加强学术交流
首席专家除主办项目相关的会议之外，还多次参加海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担任会议主持，发表学术报告，如“史料扩充与史学演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2017年11月，上海）、“区域文化暨广府文化”（2017年12月，中山）、“大数据历史与学科建设”（2018年1月，华中师范大学）、“民国时期文献整理与研究”（2018年6月，上海）、“新时代城市史研究的路径与指向暨《城市史研究》创刊30周年”（2018年6月，天津）、“第二届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暨大不列颠图书馆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2018年8月，合肥）、“第四届全国区域文化研究会年会暨泰山文化”（2018年10月，泰安）等。首席专家在参加澳门理工学院“2017年学术期刊发展座谈会”期间，恰逢澳门“同善堂与近代澳门学术研究会”举办，由此获得该地区一册珍稀文献资料（2017年12月，澳门，见附件）。
课题组其他成员也广泛参与学术会议，如“史料扩充与史学演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2017年11月，上海）、“区域文化暨广府文化”（2017年12月，中山）、“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与学术反思研讨会”（2018年5月，曲阜）、“民国时期文献整理与研究”（2018年6月，上海）、“新时代城市史研究的路径与指向暨《城市史研究》创刊30周年”（2018年6月，天津）、“第二届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暨大不列颠图书馆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2018年8月，合肥）、“被卷入世界的晚清中国暨戊戌变法120周年”（2018年8月，桂林）、“通古今之变：中国思想史的理论与实践”（2018年10月，长沙）、“第四届全国区域文化研究会年会暨泰山文化”（2018年10月，泰安）、“多元视野下的租界史研究学术研讨会”（2019年4月，武汉）、“19-20世纪中期中国政治与外交的现代转型学术研讨会”（2019年6月，北京）等学术研讨会。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宣传课题，同时与同行和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进行交流，扩展视野，积累经验，并且还结识一批跨学科的学者，特别是文献学的专家，得以寻找他们的指导与帮助。
（4）课题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慈善义演研究是一新的研究领域，需要培养人才，建设队伍。首席专家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参与课题资料整理及专题研究，参加学术交流，他们的学术视野和专业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对于研究生从事资料查阅和学术交流，课题组均给予了经费和平台支持。他们已完成相关硕士论文多篇，也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部分参加项目的博士研究生通过努力，还获得国家或校级奖学金。近年来，首席专家的多位硕士研究生报考攻读该方向博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科研成果突出，毕业后被聘为高校教师。还有多位研究生以相关研究为方向，申请到各类研究项目（各高校科研创新项目，2016-2018中国慈善联合会、敦和基金会开设的“竹林计划”项目，见附件），另有若干博士后研究人员，相关研究拿到了不同级别课题研究的资助。多位学生应邀参加国内高规格学术会议并报告研究成果，如在读硕士研究生梁家振参加了“经济结构与社会转型——第一届华北区域史学术研究会”并报告自己的论文（2019年6月），早期还有硕士研究生岳鹏星参加天津城市史研究会议，作与“义务戏”相关的学术报告（2014年）。子课题负责人廖大伟、朱浒等教授指导学生撰写多篇相关论文。此外，课题组还定期召开研究生工作坊，围绕相关专题，开展读书学习研讨活动。自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课题组成员共召开9次学术活动，围绕相关研究专题、文献来源等进行讨论，通过这样的学习交流活动，既有益于培养慈善义演研究方面的青年人才，也充实了本课题的研究力量。
（5）外请专家指导帮助，内建沟通交流平台
面向国内学术界聘请多位各领域专家学者，对课题进行具体指导帮助，通过论证课题、学术报告、参加讨论、提供意见等方式，深入而实际参与工作，为课题顺利推进做了很多有益工作。
课题组与各子课题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沟通，报告情况，听取意见，协调工作，保证课题总体工作和子课题工作有序进行。辑录之后的点校工作是课题的重要工作环节，为尽可能及时解决问题。组建起研讨群、审阅群等，聘请了部分史学界和文献学界学者，帮助解决搜集整理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课题组内建立微信群——“学研群”作交流平台，每天晚间定时在群内开展问题研讨，针对疑难问题进行集中辨析，对于难以辨识的文献进行集体分析研讨，便于集思广益，不少问题由此得以解决。遇到实在无法解决的难题，再转请专家帮助解决问题。大量实践证明，这一方式是个极好的沟通渠道，便于大家交流思想，也有效解决了很多工作难题。
课题组建立“阶段工作研讨会”平台，加强工作与学术交流。在河南大学，由首席专家牵头，在2017年12月至2019年6月，已举行18次学术交流活动，一方面针对具体问题及时展开研讨，一方面相互鼓劲，促进工作进度。
（6）开展国际合作，推动学术交流
课题组重视扩展海外学术交流，发掘海外义演珍稀文献，加强国际合作。2017年贵州“台湾历史和两岸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期间，经学者推荐，首席专家与多位美国、日本学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目前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胡佛档案馆东亚馆藏部林孝庭先生，以及该馆的郭岱君女士等，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学术交往。对方提供信息，馆藏有相关史料且对外开放。课题计划下一步工作，若得到资金支持，将深入该档案馆及美英相关图书馆、博物馆寻查文献。与日本学者坂垣弘子教授和日本大学华裔学者郭海燕女士一直有良好沟通，并经常进行交流，了解日本方面的文献及其存量情况。1907年前后在日本的留学生约有8000人，当时国内自然灾害频仍，清末留日学生的义演活动较为流行，除李叔同演《茶花女》一剧筹款赈灾之外，还有其他留学生团体组织的针对国内的赈灾义演。拟于2019-2020年，择机赴日本搜集相关资料，补充近代日本留学生及华侨义演方面的珍稀文献。
（三） 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课题组非常重视研究成果的推介工作。成果的宣传推介，既扩大了课题研究的学术影响，又促进了学术交流、加强了学术合作。课题开题之后，协同《史学月刊》编辑部组织了有关项目研究的“学术笔谈”，并于2018年第6期刊发，由此推动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同时展开。同时，会议的相关消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网、北京宣传部千龙网、河南大学网、《团结报》和《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媒体进行推介、刊发会议综述，还开通了“义演与社会”微信公众号，传播研究成果及相关社会新闻，社科文献出版社近代史专题通过微信号“鸣沙”，刊发《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文献及其研究》一书的书讯。
高层次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反映学术进展
为系列发表研究成果，扩大学术影响，课题组在《史学月刊》刊发“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笔谈，本组笔谈由五篇文章组成，分别是《慈善义演性质的确定与可能的三重悖论》（朱从兵）、《慈善义演参与主体与中国近代都市文化》（郭常英）、《近代商人与慈善义演》（朱英）、《关于慈善义演研究与文献整理的思考》（周秋光）、《海派文化与近代上海年规义演》（廖大伟），这是集多位高层次专家，从不同角度对义演问题进行分析，阐述义演理论、研究方法及其具体实践问题。本组笔谈发表后，受到学界关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平稳推进》（杜维鹏），其中评价“社会史研究充满生机”，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谈到《史学月刊》该组笔谈，“分别从慈善义演性质、慈善义演的参与主体与近代都市文化、商人与慈善义演、慈善义演的文献资料整理等方面进行阐述，推动了近代慈善史研究走向系统和深入”（见附件）。随后，“中国社会科学网”也对此文予以大篇幅转载。本组笔谈在学界形成了重要学术影响。
还有一些核心期刊发表课题组成员系列研究论文，如：
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4期相继刊发《民国初年北京窝窝头会及其义演考析》（郭常英、梁家振）、《义演与民国前期京津地区的助学募款》（张秀丽）。其中《民国初年北京窝窝头会及其义演考析》一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19年第7期全文复印。
在《湖北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刊发《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思想史省思》（郭辉）、《娱乐如何救国：近代游艺会“公共空间”的形塑》（李爱勇）、《娱乐与助赈：民国天津赈灾义演研究1912-1937》》（张秀丽）三篇文章，从思想、政治、经济角度深入探讨义演问题，对义演及相关问题及其意义进行深度阐发，这一方向的研究，将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
4. 充分利用报刊和网络新媒体，扩大学术活动及学术成果的影响力
学术活动通过传统报刊和网络媒体得到深层、广泛传播。在发表研究成果和举办学术活动时，课题组注重多种宣传渠道并进的方式。在学术论坛结束后，《史学月刊》即刊登了课题开题的消息。该信息通过重要期刊的披露，得到快速传播。另外《音乐传播》（2018年第1期）上介绍论坛成果和效果，为该研究在音乐界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传播和影响作用。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刊发综述，该刊还发表了开题报告会概述（2018年第4期）。《团结报》刊发论坛综述（2019年6月20日，第7版）。如此系列推动与联系，项目组对“第一届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高端论坛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刊登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史学月刊》2018年第5期）。
在相关权威网站上进行报道，如在中国社会科学网推送“第一届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高端论坛”，北京宣传部“千龙网”发布转载论坛消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网站及时转载相关第二届“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会议报道和相关消息。
5. 充分利用新媒体，开通微信“义演与社会”公众号
课题组专门开通微信 “义演与社会”公众号，不定期推送课题组活动及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的系列相关学术文章和有关资料，向读者介绍中国近代义演的发展史，从社会史、城市史等视角丰富读者对“义演与社会”的认识。目前，关注“义演与社会”公众号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原创文章《戏中有戏：<香玉号>与义演捐机的记忆重构》的浏览量更是达到了1247次。此外，更有部分专家学者针对此项问题来信，给予肯定与支持，认为“义演与社会”公众号为学界提供了讨论的平台，有留言称，“实为公德之事”，并对加强慈善义演的社会文化史视角的研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今后，该微信公众号将继续以“义演与社会”为中心，突破学科与视角的局限，推送近代乃至当代的研究成果及相关国内外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新闻，以丰富并深化义演研究。在《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文献及其研究》一书出版后，社科文献出版社的近代史主题微信号“鸣沙”，即对此进行了专门推介，详细介绍了成果的主要内容，并刊发著作的目录和导论。微信公众号“义演与社会”及时对此进行推送，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6.重视跨学科合作，扩大学术联系与交流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问题涉及范围较为广泛，对其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系统研究，也将推动中国近代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新闻传播史，以及艺术史等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也有利于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使中国慈善史研究获得新的进展与突破。课题组非常重视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包括邀请举办讲座、座谈讨论、提出意见、问题请教以及文献校勘等，具体工作指导，学科交叉研究使课题在许多方面研究获得深入，同时加强了联系，扩大了影响。
（四） 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针对课题的重点难点问题，课题组在逐步寻求突破，但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资料搜集方面，档案资料已经在分工进行，但现在因为各档案馆收紧政策，查阅不便，极大影响到效率。地方小报由于各地保管不完善，破损严重，查阅进度缓慢。档案馆的资料目前虽然已经对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厦门、广州、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展开搜集，成效显著，但还需要扩大范围。
在文献整理方面，课题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义演种类多，活动目的不同，地区差异明显。如何在全面搜集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的同时，把握文献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对义演种类、地区差别、社会阶层认知、政府监管得失等有准确归纳，把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文献做“通”，是难点之一，需要更多的文献支撑和深入的学术研究。同时，还需要把握商业娱乐掩盖下的慈善义演文献的选择问题。
上述方面，最为核心的是文献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参与范围非常广泛，各行各业均有组织或参与义演活动的情况，相关文献缺乏连续全面的记载，这对全面搜集与整理是不利的。中国幅员广阔，各区域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差异较大，义演娱乐类别又不同，很难做到完整与系统。
针对这些问题，课题组采取的是分工协作，重点推进的办法，按专人分工，就地区、义演类别进行系统搜集，再进行综合整理。在课题组织方面，运用“工作坊”“学研群”等方式，联合相关领域学者展开专题讨论。专题研究方面，课题组成员先围绕分工任务，结合初拟大纲，进行文献搜集整理，突破其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为最终成果奠定基础。同时，运用专栏方式和网络新媒体推动成果的发表与宣传。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参与成员较为复杂，是延续时间长达几十年的社会活动，既有慈善为民的一面，也有隐藏在背后的玄机，在整个近代历史上可谓影响面非常宽，社会评价不一。
首席专家前期完成的一项国家社科一般课题，作为对中国近代慈善义演问题的初探，该专论应当说具有一定的深入性，呈现出一定学术价值和意义。然而，如果作为一项系统研究，该问题的探讨仍可进一步深入和细化。
随着相关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团队深感该项研究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等均有密切关联。因此，对其相关资料的辑录、整理及研究，意义重大。无论是难见的珍稀文献，或者是大型报刊中的“非珍稀”文献，对其进行挖掘和利用，并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长期研究，均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在各地资料调研过程中，发现了民间珍藏的丰富的义演文献，如戏单、音乐会节目单、义演入场券、义演专刊等。根据课题推进情况，拟编辑出版“《申报》义演文献汇编”，还将陆续编辑出版《大公报》《东方杂志》等大报刊文献。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主要内容：
一、代表性成果简介
1.郭常英编著：《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文献及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文献及其研究》分“研究编”和“文献编”两部分。“研究编”收录的是著者利用早期发掘的“近代慈善义演”相关材料，分别从“慈善义演之文化”“慈善义演之力量”“慈善义演之实践”三个角度，探析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主体及其参与力量、活动形式、社会影响等，着力剖视慈善义演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之间的联动，分析慈善义演与城市文化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文献编”收录的是各层次、各级别的报刊资料。具体而言，其中包括 “《大公报》”（部分材料）、还有其他零星报纸、“期刊、画报”若干部分，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选录的《大公报》（天津版）、《益世报》（天津版）、《新北京报》等报纸文献，以及《良友》《民众教育通讯》《一四七画报》等期刊和画报的相关文献、图片，以方便相关研究者的查阅利用。其中《大公报》相关文献206篇，《益世报》（天津版）、《新北京报》等文献67篇，《良友》《民众教育通讯》《一四七画报》等期刊、画报文献56篇。选择的文献主要以慈善义演的社会群体为关注点，内容广泛，涉及“娱乐类型”“民间团体”“捐助目标”“税收问题”等。慈善义演属于近代中国慈善事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民众的近代娱乐生活状态，背后涉及面相复杂的社会群体，这是探究社会变迁的一个不容忽略的视角。其中的研究成果及相关史料的辑录，有益于带动学人从事新领域的探索与思考，对深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该专著出版后，受到了慈善史、艺术史等学界的关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微信公众号，“义演与社会”微信公众号等均有推送，学界同人进行了大量转发。
2. 郭常英：《慈善义演：晚清以来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19年第5期全文复印。
“慈善义演”的目标指向是慈善，即为扶贫救弱而举办的募捐性质的娱乐演出。中国传统慈善到了近代逐渐向公益发展，慈善义演募捐，既为扶贫救弱，也为辅助公益。“慈善义演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泛，不仅研究慈善义演的发起，也关注组织者和所要救助的社会人群以及社会灾难背景。另外，研究相关组织机构，关注各类商会组织，中外慈善组织、宗教组织、同乡会组织，不同类型的艺人组织、票友票社和业余音乐组织和个人、社会知名人士等。同时，还研究“义演形式”的多元品类，关注传统义务戏、西洋慈善音乐会，甚至还有各类体育赛事、西式游艺活动等。要研究慈善义演活动的组织、实施与效果，就要从政府对娱乐活动、慈善义演活动的管理规定来考察，还要深入考察义演的表演场所、演出运营及募集资金走向。同时，政府有关规定的实施，以及相关税务和社会效果等都需要予以关注。晚清以来，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大都市，还有区域范围内的一些中心城市，受商业演出的刺激和启发，以义演劝募为号召的娱乐活动日益繁盛，凸显了义演募捐多样化、网络化和普及性的特点。无疑，慈善义演研究对于近代中国慈善史研究是重要的突破。然而，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研究，义演研究就不止是慈善史的突破。
2. 郭常英：《慈善义演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24日，第5版。《历史与社会文摘》2019年第1期摘编。
近代以来，义演活动在我国各地日益增多，也因特殊的历史背景一度达到高潮。一般来讲，为赈灾救贫而举办的娱乐募捐活动可谓慈善义演。然而，根据近代中国灾难深重的史实来看，支援抗战、保家卫国的筹款义演更具民族大义，应属具有“慈善理念”和公益内涵的募捐活动。总体来看，义演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慈善活动，伴随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进程而演进，受到商业演出的启发而发展。慈善义演的娱乐文化属性与慈善目的有效结合，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情境下，表现出道德教化功能和艺术传播功能，并通过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促进人们慈善意识和文明习尚的形成。随着以义演劝募为号召的娱乐活动日渐增多并日益繁盛，慈善义演呈现出募捐多样化、网络化和普及性等特点。随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和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学界对慈善义演的关注与研究逐渐增多，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利用必将促进研究走向深入。义演是社会多方参与的社会文化活动，事关助募指向、活动运营、参与各方、政府监管等多方面，因而义演研究是一项涉及灾荒、慈善、大众文化、政府管理并紧密围绕城市问题的综合性研究，需要多学科交叉、多视角考察、多维度分析，要注重在灾荒史、慈善史、文化史研究中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发掘更多文献资料。对历史上慈善活动的深入研究，也有助于当今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应当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4.郭常英：《稀见文献载体及其传播途径》，《安徽史学》2019年第1期。
义演是一种通过演艺方式收取捐赠，用于特定目的的社会活动，清末民初时期逐步在各地兴起，它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也吸收了近代西方慈善思想的某些元素，并借用经营性演艺活动吸纳戏资。义演的形式及内容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演变，其文献载体和传播渠道也与时俱进，发生相应变化。限于研究领域的专向化与社会关注度的局部化，相当部分文献由于受众数量和出版者对于经济效益的考量，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公开出版，或者即便出版，仍显现出超高的定价与小众利用的不对称问题，这些均成为其无法顺利流通于社会的障碍。而一些具有某种特征、表达重要涵义的文献如果缺失，将影响相关研究的结论，研究结果也可能与初衷大相径庭。目前有所改善的是，文献传播渠道近些年出现了较为有利的情况，学术界和出版界对文献出版工作的重视，加之大量网络数据库的建设与传播，以及学者们通过复印制作和公开出版，已有不少稀见文献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5.朱从兵：《慈善义演性质的确定与可能的三重悖论》，《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该文为《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笔谈文章之一，该文认为在近代文艺、娱乐仍处在由贵族化向大众化转型的过程中，慈善义演亦面临着这样的转型，面向上流社会的义演和面向大众的义演存在着“慈善”的异化问题。从筹集物资和经费的角度和从演出者的角度来看，在义演效益、价值取向、社会认知、行为动机等方面，很多问题值得思考与探知。如果能搜集到在天灾人祸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面向小众的上流社会的义演和面向大众的大规模义演的全程史料，将其进行对比研究，当有助于考察近代国民的整体慈善意愿和公民社会发育的程度。该文还提出了“情感悖论”“慈善心理悖论”“道德悖论”的三重悖论认识，也为慈善义演研究者拓展了思路，具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和价值。此文为特邀专家撰稿。
6.郭常英：《慈善义演参与主体与中国近代都市文化》，《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该文为《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笔谈文章之一。中国近代慈善义演是一种赈灾济贫的救助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慈善救助从传统一元化向近代多元化发展的演变历程。作为中西汇融的一种助善方式，慈善义演以近代化的城市为主要活动场域，伴随着城市功能的变迁和城市文化的衍变而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情景下，慈善义演以不同的艺术呈现、表现出特有的道德教化和传播功能。深入挖掘和认识义演在近代慈善公益事业和城市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探讨在近代慈善事业转型中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围绕慈善义演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动机，对于拓展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7.朱英：《近代商人与慈善义演》，《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该文为《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笔谈文章之一。在近代义演这一新型慈善公益活动出现之后，商人是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在清末民初商会、商团、同业公会等新式商人社团成立以后，商人的组织程度得到明显提高，能够更为积极便利地开展各项社会活动，在组织和支持慈善义演活动中的作用与影响也日益突出，受到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好评。与此同时，有些公益性质的商人团体如救火会、商团等，还通过组织义演的方式筹集经费，用于公共消防和冬防事业。民国中后期新成立的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更是经常通过义映募捐救灾和支持社会公益活动。此文为特邀专家撰稿。
8.周秋光：《关于慈善义演研究与文献整理的思考》，《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该文为《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笔谈文章之一。从“慈善义演”的定义、兴起原因、功能、作用和影响等宏观角度进行了思考，并就“如何把慈善义演的研究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向深入”提出了“充分发掘慈善义演的史料”及“拓宽现有研究范围”两个方面的建议。此文为特邀专家撰稿。
9.廖大伟：《海派文化与近代上海年规义演》，《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该文为《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笔谈文章之一。都市商贸的发展、娱乐业的兴盛以及各籍移民的娱乐需求，为近代上海年规义演提供了经济与社会基础。年规义演促进了上海戏曲繁荣，助推了海派文化的形成发展。
10.朱浒：《晚清筹赈义演的兴起及其意义》，《史学月刊》2018年第8期。
义演在中国成为一项较为重要的公益活动，最初主要是借助于晚清时期新型义赈活动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产物。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筹赈义演活动出现了从昙花一现到常见常新、从一点到多点的转变。义演在逐步成为义赈活动的重要募捐手段的同时，其自身也发生了许多具有新兴意味的变化，其中交织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等各种因素的碰撞，呈现出复线发展的结构。筹赈义演的这种发展历程和面貌，一方面显著体现了义赈社会化救灾的发展面相，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义演活动日渐适应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需要。
11.郭常英、梁家振：《民国初年北京窝窝头会及其义演考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19年第7期全文复印，《历史与社会文摘》2019年第2期摘编。
北京“临时”窝窝头会的慈善活动，主要活跃于民初北洋政府时期。该组织“演戏筹款”救济贫民的义演活动，多在1919-1927年冬季举办，也确实为救助当地贫民和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较大的能量和作用。窝窝头会的慈善活动与义演募捐能形成影响、有如此成效，与民初北京的社会-政治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这一现象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态的产物。窝窝头会组织义演活动筹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初社会慈善活动的发展态势。慈善义演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都市开始，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日见增多，演出内容呈繁华多样趋势。其组织运行主要采用商业经营方式，捐资管理规范有序，呈现出中国慈善活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典型过渡性特征。这一社会事象的出现，映照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发展，也折射出近代西方慈善理念在中国的传播与相互交融。同时，从水旱灾害救助、慈善文化特征、社会风尚衍变、近代城市样貌，尤其是民国初期的社会-政治生态等各个方面，可见窝窝头会的慈善义演在当时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并颇具京城特色和较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12.郭常英、贾萌萌：《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慈善义演活动探析》，《中州学刊》2018年第2期。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为了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于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了国际统一战线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并通过多种渠道筹款开展救济活动，其中义演筹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举办音乐会、慈善舞会、游艺会、义赛、义映电影等形式进行筹款，为战时孤儿、伤兵难民、受灾民众等提供援助。其作用是双重的，即一方面扩大了自我宣传，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另一方面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救助。
13.张秀丽：《义演与民国前期京津地区的助学募款》，《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民国前期，许多学校囿于经费，发展困难。为募集基金，补助办学经费，京津地区助学义演活动蓬勃发展，成为一股风潮。组织者通过戏剧、游艺会等方式的演出活动，邀请戏界名角、票友或其他艺人参与表演，或学生自演，吸引民众广泛参与，以达筹款助学目的。民国前期京津地区助学义演的发生、发展，是政府对中小学校、私立学校，尤其是女学校、平民学校等经费投入不足的反映。虽然时人对戏剧、游艺助学颇有微词，但不可否认，助学义演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且有大众传媒的功能，它可以通过娱乐演出的形式聚集人群，借此平台传播文化艺术，以此宣传思想主张或推动某些活动的开展。有些也确实为学校发展提供了部分资金，缓解了学校办学经费一时之困，带动更多以慈善公益为主题的义演活动的举行。
14.郭辉：《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思想史省思》，《湖北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中国近代慈善史研究多归于社会史，近年来随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已为慈善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方法。于此背景下，慈善义演作为慈善史研究的重要话题，为深化慈善史、社会史研究提供可能性方向的同时，也提供了史学跨领域研究的突破点。而思想史视角的慈善研究本已兴起，慈善义演的思想史探究也可提上日程。慈善义演更多的可从“思想载体”角度进行解析和思考，对慈善义演的思想资源、思想蕴含、思想影响等进行理解和定位。近代中国慈善义演的思想史意义体现于互动性，包括政府意志与民间思想的互动，精英思想与大众思想的互动，本质而言即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融合将开辟思想史新的研究路径，慈善义演可作为实现社会史与思想史融会贯通的着力点与研究领域，发掘出诸多新议题，并进而突破某些研究瓶颈，实现新的学术增长点。
15.李爱勇：《娱乐如何救国：近代游艺会“公共空间”的形塑》，《湖北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游艺会本是一种从西方传入中国校园、容纳多种文艺形式、多群体参与的联合活动。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游艺会逐渐与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形成共振，各群体积极参与“助学”“助赈”，甚至视“救国”为己任。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游艺会使得娱乐与救国达成了一种统一。普通民众参与游艺会，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视听上的某种满足，但仍然在客观上发挥了重要的救国作用。无论是就个人情绪而言，还是就国民情感而言，“娱乐”与“救国”确实存在着十分紧张的关系。近代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社会精英逐渐将救亡图存寄希望于国民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塑造上。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近代国人，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或多或少有了一种意识。那就是，塑造近代国民及其意识，既需要批判普通民众及其思维，又不能不依靠普通民众并尊重其思维。游艺会塑造了一个接纳大量普通民众的近代公共空间，娱乐救国正是在发挥普通民众的作用以塑造近代国民的进程中形成的一种认同。
16.张秀丽：《娱乐与助赈：民国天津赈灾义演研究1912-1937）》，《湖北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1912-1937年，全国各地水旱灾害兵祸不断，为帮助灾民度过难关，天津各界群策群力发起形式多样的义演活动，踊跃助赈，蔚然成风，作为社会性的集体活动，组织者、艺员、观众等齐心协力，共襄义举，在异彩纷呈的娱乐活动中达成筹集资金赈济灾民的目的。虽然单场义演的筹款金额尚属杯水车薪，但多场义演的联动，集腋成裘，亦可救难民于水火。而且赈灾义演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效应，所凝聚的人心力量，传递的社会慈善救济意识则会产生深远影响。
17.岳鹏星：《晚清慈善义演发生动因》，《史学月刊》2018年第1期。
近代上海、天津等口岸都市的崛起，成为带有浓厚商业气息的近代城市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发源地。都市为慈善义演的发生提供了经济基础。在口岸都市里，中外交往的扩大，通商口岸商品经济的繁荣，西方慈善观念与助善方式的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都市娱乐演出逐渐发生变化，义演性质的娱乐活动才得以出现。慈善义演伴随着传统中国慈善事业的转型而发生。近代义赈的出现形塑了慈善义演的初始形态。慈善义演以寓善于乐的特点丰富了慈善事业的内涵，并助力于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
18.岳鹏星：《全面抗战时期沦陷区慈善义演管窥：以京津沪地区为视点》，《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7年第12期。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内的慈善义演活动频繁，并呈现出新的变化。不少以济贫、赈灾、难民救助、助学为目的的慈善义演活动，赓续战前慈善公益的意涵。同时，还有较多的慈善义演在日本侵略势力的影响下，呈现出别样的景象。日本侵略势力出于社会控制的考虑，通过举办一些“慈善义演”活动，实现了自身的威权统治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也折射出权力意志对于“慈善义演”的作用力。该时期的慈善义演构成了近代慈善义演嬗变中的关键一环，具有重要的意义。
19.高俊聪：《从书画助赈看晚清上海城市文化》，《史林》2018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18年第9期全文复印。
开埠以后，中西文化交汇的上海以其崭新的城市风貌吸引艺界名流寓居，形成近代中国重要画派之一——海上画派。他们以义卖、义展的方式为慈善集资，投身社会事务。依托上海发达的城市公共空间，书画助赈得以顺利开展及传播，报刊、社会组织、公园等公共空间为其提供传播媒介、组织保障、活动场所，特别是义赈组织在书画助赈的公信力建设中发挥显著作用。作为书画助赈的主体，海上画派展现着商业竞争、开放包容、趋时创新的特性，推动书画作品的大众化、商品化。该文对于扩展慈善义演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高俊聪：《<大公报>与清末民初天津慈善文化》，《史学月刊》2018年第5期。
报纸与慈善群体合力助赈可谓是天津慈善活动的重要特色。作为天津乃至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报刊，《大公报》对天津慈善活动的组织、参与及媒介呈现为慈善集资的有效实施并获取社会认可提供保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活动的影响力度；反之，报馆及天津助赈活动的开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大公报》的议题设计及呈现形态。近代报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型慈善方式的传播与发展。报刊媒介属于近代中国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义演、义卖的呈现与宣传是此新型慈善方式获取社会认可并有效开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1.与大象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申报>义演文献汇编》一套。大象出版社是河南省的品牌出版机构，在国内学界也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认可度。该社有多年出版大型文献丛书的经验，对该重大项目研究有较高的兴趣，已对本课题进行了跟踪观察，有较为强烈的出版意愿。这不仅有助于该文献集的出版，也有益于推动项目工作的顺利进行。之后，还有意接续整理出版《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慈善义演相关文献。
2.鉴于重庆相关文献较为集中，拟与重庆档案馆合作，搜集整理部分珍稀文献，进行影印出版。西南地区档案馆收藏有丰富的慈善义演档案文献，且较少进行系统整理。在目前档案管理体制下，仅凭项目组的力量，难以便利有效地开展档案辑录工作，很难完整得到文献，鉴于此，有意与档案馆进行横向合作，将深埋的档案文献影印出版，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也有益于学界早日利用这些珍稀文献。
3.完善档案文献查阅覆盖面，扩大馆藏文献搜集范围。目前的资料收集主要集中在核心城市和部分中心城市，在地区覆盖面上还不全面、广泛。在此后工作中，将加大对中西部省份、东北省份的搜集力度，力争更加全面整理相关文献，以把握近代慈善义演发生发展演变的地方路径，使文献搜集整理更具完整性、系统性。
4.加大实地调研力度，扩大民间珍稀文献搜集数量。根据已有线索并进一步挖掘民间收藏线索，加强力量，到有关社会团体、会馆等处，进一步发现和搜集更多散落于社会、民间的相关文献资料。
5.与海内外学术机构加强联系，扩大资料来源，增进学术交流。海外档案馆及图书馆珍藏有不少中外文慈善义演文献，海外华侨的有关活动构成了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的重要组成部分。课题组已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工作人员及日本部分学者取得联系，拟查阅补充相关珍稀文献。目前还在与东南亚各国积极联络，深入实地挖掘相关文献。同时，还需赴台湾、香港查阅相关资料。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