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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① 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项目于2017年11月获得立项之后，于2018年1月召开了开题报告会，各子课题按照项目研究计划，顺利开展了各项研究工作，在资料普查调研与整理、召开项目小型学术研讨会、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项目研究、论文撰写和发表、研究生培养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办学术会议3次，参加学术会议21次，国际合作25人次左右，已发表论文16篇，完成论著2部（1部出版中、1部审稿中），出版译著1部，建立项目资料数据库2个，数据库存储量275G左右。各子课题进展具体情况在第②部分结合具体内容介绍。
首席专家钮卫星教授就课题研究状况及选题价值、总体框架和预期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子课题结构和主要内容、预期成果和研究队伍等方面进行汇报。他认为，丝绸之路在承载中外科学文化交流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古代天文学作为古代世界文明共同体所共享的一种专门知识，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着交流与传播，而超越以往研究的静态性质，获得在时间与空间上呈现动态过程的丝路天文学传播图景是此重大项目的首要任务。研究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下辨析各文明天文学内容的异同和源流，考察天文学与各自社会、宗教、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讨论跨文明传播中所产生的碰撞与融合。课题以古代天文学交流为窗口，揭示背后所蕴含的知识传播与文明兴衰之间的深刻联系，同时挖掘丝路精神的核心意义，对于确立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展示中国古代文明及其贡献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之后，各子课题成员分别就各自研究计划与思路进行了汇报。
与会评审专家对该重大项目的研究价值与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王炳华研究员认为本课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填补了从各文明天文学发展变化分析彼此之间关系的研究空白，并建议课题组可以对新疆吐鲁番考古资料进行关注与考察。汪前进教授肯定了课题组的前期工作与研究意义，建议聚焦研究内容，期待在核心文献上取得突破。韩琦教授建议对各子课题间的交叉重叠之处进行进一步处理，与各个相关研究所与语言专家加强交流，获得更多信息。曲安京教授认为该课题宏大的研究视角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期待能够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视野的拓展，建议明确研究边界，以便于工作顺利展开。陈明教授对课题丰富的研究内容，及跨越多种文化的研究框架表示赞扬，建议天文学本身研究之外更多关注外史内容，考察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使用问题。纪志刚教授认为该课题在中外科学技术交流研究中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希望能够通过课题的实施培养一支年轻的研究队伍。关增建教授认为该项目研究意义重大，同时也面临着相应的挑战与困难，肯定了纳入考古学内容的研究框架，建议在研究中要关注重大历史事件背景与影响，考虑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传播内容的接受情况。
项目团队与评审专家展开热烈讨论。钮卫星教授等课题组成员分别就项目研究的细节回答了评审专家的问题，纷纷表示，一定充分吸收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保质保量地完成各自的研究任务。
评审专家组组长关增建教授对开题论证会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汉唐时期沿丝路传播的天文学研究”课题研究对深入了解沿丝绸之路科学文化交流特别是天文学交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学术价值；课题框架设计合理，子课题与总课题、各子课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清楚；研究思路清晰，方法合理，内容充实，理论创新和现实意义等方面的预期目标明确；研究基础扎实，前期成果丰富；研究重点突出，问题明晰，学术创新性强。
当日下午，还召开了一场与项目研究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出席开题论证会的部分专家和课题组核心成员奉献了六场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分别是王炳华研究员的“新疆考古与欧亚文明”、陈明教授的“丝绸之路出土文献与中印文化交流”、台南艺术大学庄蕙芷博士的“唐代中日壁画墓中的天象图比较”、曲安京教授的“秦汉历法复原”、中国社科院刘未沫博士的“数的宇宙生成论：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与柏拉图《蒂迈欧》比较研究”、汪前进教授的“汉传佛教科学研究浅说九题”。这些精彩的学术报告向与会师生分享了一顿丰盛的学术大餐，同时也大大地推进了本项目的研究。
召开项目小型学术研讨会
2018年11月3日至4日，由本项目原负责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与项目子课题负责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四川大学共同举办了“文本与图像：古代天文知识、观念、对比与传播——汉唐丝路天文考古课题工作会议”，同时举行了本项目研究进度的协作推进会。
课题工作会议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煜教授主持。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钮卫星教授、四川大学韦兵副教授、台南艺术大学庄蕙芷博士后、上海中医药大学宋神秘副教授、新疆天文台李晶静、上海交通大学吕鹏博士后、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靳志佳、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潘钺作为重大项目课题组成员参与会议。复旦大学博士生秦光永、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张瑞、四川大学硕士生姜伊、焦阳、李孟雅以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生等参加了此次会议。
课题工作会议分专题举行，共计四场，采用发言加评议、讨论的形式，每篇文章的报告时间为二十分钟，一个专题结束后，集中评议与自由讨论，时间为三十分钟。
第一场报告主题为“古代星命术”，报告人分别是韦兵副教授、靳志佳与秦光永。韦兵副教授报告题目为《宋元星命渊薮：<星学大成>的时代和价值》，指出《星学大成》为唐宋以来星命著述的渊薮，并分别从职官、天文分野、地域区划、引用书籍等方面进行考证，指出《星学大成》主体内容为宋元著作，对宋元星命文化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靳志佳报告题目为《俄藏黑水城出土文书5722中的行星位置与西夏历日研究》，以俄藏黑水城出土文书5722中行星位置与实际星座位置不符为切入点，探究了俄藏黑水城出土文书5722与西夏历日中行星位置所采用的坐标体系，尤其指出5722中月亮位置的来源，最后对西夏出土历日的功用与来源进行了分析。
秦光永报告题目为《俄藏黑水城星命占卜书4434残页释读》，在对西夏文文书4434残页的辨识、翻译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传世文献《星学大成》分析52-59洞微大限到迁徙宫与60-67岁洞微大限到疾厄宫的内容，进而恢复命主星盘，解读当时星命术士的推命过程。
第二场报告主题为“汉代墓室星象图”，报告人分别是庄蕙芷博士后、王煜副教授与姜伊。庄蕙芷博士后报告题目为《汉墓壁画中二十八宿的图像问题》，报告对二十八宿分青龙、玄武、白虎、朱雀四象进行讨论，在每一象中首先对先秦与汉代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所记载二十八宿名称进行对比，指出其中异同与变化原因，然后依次分析四象中星宿，指出文献记载中星宿与四象的关系，并结合各个墓室星象图中图像与题记对墓室星象图中二十八宿进行重新辨识，在此过程中，指出由于工匠的自行创作，使得天象图表现出多样性。
王煜副教授报告题目为《知识、观念与制作：再论陕西靖边渠树壕汉墓星象图》，指出渠树壕汉墓星象图的重要性，星象图中不止有二十八宿，而且存在中宫星宿。通过对比其它墓室星象图题记，对渠树壕汉墓星象图中的中宫星宿识读提出不同的看法。根据对墓室星象图中的图像画法、位置与题记等的具体分析，指出墓室中星象图的产生是以当时的天文知识为背景，与民间流行观念相结合，又经匠人之手制作而成，因此墓室星象图会有错误或不科学之处。最后对墓室图像中北方玄武图像进行了梳理，指出墓室玄武图像与文献的复杂性。
姜伊报告题目为《再论洛阳尹屯新莽壁画墓星象图及相关问题》，详细介绍了洛阳尹屯新莽壁画星象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新识读壁画中二十八宿星象图，其次对玄武形象的变化进行了梳理，指出在新莽时期玄武形象发生了变化，认为在王莽时期政府可能对玄武形象进行了统一规定。最后梳理了二十八宿与四象对应关系的变化，认为墓室星象图中四象与二十八宿星象对应关系反映了时代了特点，并指出四象对于墓室星象图完成的重要性。
第三场报告主题为“墓葬与天文”，报告人分别是焦阳、李孟雅。焦阳报告题目为《也论汉代图像中的风雨雷电》，对汉代图像中的风雨雷电诸神按组合数量以及出现地域等作了系统梳理介绍，在时代、地域和诸神形象发展的基础上，对以往未识读出的材料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徐州铜山洪楼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上以往描述为手持矩形木的图像应是电神，且手持的应为灯烛，山东地区出土画像石上头戴斗笠手持叉的图像并非以往所认为的大禹，而是雨师，同时电神也有做手持电烛的形象。最后指出嘉祥武氏祠中手持锤凿的雷公与龙一同出现，或许表现的是王充所言“天取龙”的场景。
李孟雅报告题目为《五代墓室星象图研究》，首先对几幅绘有二十八宿的五代墓室星象图进行辨析，认为它们在科学性、等级、出现频率等方面有很大的特殊性，应与当时天文学发展水平和战乱的社会背景有关。然后结合墓主身份、墓葬规制、墓内装饰等，提出这些星象图具有权力象征意义，或为当时帝陵所独有。认为这种以完整而科学的星象图象征最高墓葬等级的观念和制度可能是继承自唐代，也可能是形成于五代时期。
第四场报告主题为“古代天文学的中外交流”，报告人为钮卫星教授、宋神秘副教授、潘钺、吕鹏博士后。钮卫星教授报告题目为《外来天文概念本土化模式探讨：以“罗、计”和“四余”的汉化为例》，梳理了罗睺和计都这两个印度天文概念随密教经典被译成中文、并被星占符号化的过程。探讨了中国本土文化对罗、计所采取的既吸收又排斥的双重态度，以及罗、计天文含义发生变化的可能原因。讨论了罗、计裂变成包括罗睺、计都、月孛、紫气等四个隐曜在内的“四余”概念的可能途径，考察了四余概念在宋、元、明三代作为道家经典和星命书中的流行术语被广泛传播并渗透到通俗文学作品中去的情形。分析了明代中国本土学者从理学、明清之际西学持有者从历学这两个层面展开的对四余概念的质疑以及删除紫气主张的提出 。
宋神秘副教授报告题目为《道教张果在<星命溯源>中的托伪与代言》，以托名张果的星命著作《星命溯源》为切入点，指出历史记载中的张果与星命术无关，最晚到元代左右，星命术士将道教八仙之一的张果与星命术联系起来，到明代时，星命术士又将张果与佛教相联系，并将张果视为一个星命流派的代表，与李淳风派、袁天纲派形成对比，最终将张果星命术视为发展最成熟、集星命术流派之大成者。
潘钺报告题目为《希腊理性的胜利？浅论比鲁尼对印度宇宙论的批判》，指出中世纪的穆斯林学者比鲁尼在其所著的《印度志》中，采用来自希腊的演绎逻辑、数理几何证明以及注重经验实证的思想武器等对印度的宇宙论进行了介绍和批判。但是，由于他在未对印度文化的一些根本特征充分理解之前就匆忙批驳与攻击，也使他所宣扬的客观性大打折扣。
吕鹏博士后报告题目为《印度数理天文学传入伊斯兰的几个问题》，介绍了花剌子米基于梵语天文著作而编著的《积尺》的重要性以及版本流变等问题，指出著作中的印度痕迹主要表现为一些译名、所使用的纪元、章节主体内容、正弦表以及修正日月五星黄经的算法等，特别是修正算法采用的是印度的慢速圆与快速圆修正，而不是托勒密的方法，其修正步骤与取快速圆修正值的一半的做法也可以找到印度渊源。
此次会议期间同时举办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唐时期沿丝路传播的天文学研究”的项目协作推进会由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钮卫星教授主持召开。钮卫星教授首先对项目的各个课题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课题中期应达成的目标，然后对2019年重大项目课题会议作了近一步安排，最后希望各个子课题组对目前工作作阶段性总结，并规划未来一年工作方向与计划。王煜副教授与庄蕙芷博士后总结了一年中工作内容，并提出未来考古课题努力方向与计划，以及可能给出的项目成果形式。宋神秘副教授对项目成果之一的《文献辑录》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与意见。
②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资料普查调研与整理
子课题“汉唐丝路天文考古研究”项目组成员近些年来一直关注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汉唐时期墓葬星象图及与天文有关的考古材料、图像材料和出土文献材料方面持续开展研究。一些先期的相关成果也在立项之后陆续发表出来：
王煜：《汉代伏羲、女娲图像研究》，《考古》2018年第3期；
王煜：《汉代天门图像及相关问题》，《考古》2019年第6期；
王煜、焦阳：《试析汉代图像中的风雨雷电四神》，《中国美术研究》2018年第4期；
韦兵：《<推星命洞微百六大限逐岁吉凶文书>：英藏黑水城文献359占卜书残叶考释与定名》，《西夏学》2018年第2期；
庄蕙芷：《五行之“中”——试析汉画里对“中央”图像的表现》，《早期中国史研究》第十卷第1期，2018年；
庄蕙芷：《古墓星空：洛阳北魏元乂墓天相图的再思》，《中华科技史学会学刊》第23期，2018年。
本项目立项之后又对汉唐墓室星象图等材料展开一些个案研究，相关成果将会陆续发表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之上。
“汉唐丝路天文考古研究”子课题立项之后，项目组成员着手对相关考古材料进行系统收集和梳理。目前已完成对汉代考古材料中与天文有关材料的收集和梳理，并着手开始收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河西和新疆地区的相关材料，目前已完成图像材料的收集。并撰写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伏羲、女娲图像研究》（伏羲、女娲与日、月直接相关并出现于星象中）等论文。
“汉唐丝路天文考古研究”子课题核心成员庄蕙芷对丝路东段天文学传播进行了多地实地考察。2018年1月参访了日本奈良「高松冢」、「龟虎坟」，此二座墓葬为8世纪初，均出土天象图，形式接近盖图，多数星座可辨认，且时代与唐代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墓相近，可能与遣唐史有关。奈良位于丝绸之路辐射圈最东端，墓葬又受到唐文化、朝鲜半岛文化影响，故此二幅天象图对于文化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8年12月庄蕙芷参访了朝鲜出土天象图的几座墓葬：「德兴里壁画墓」（408年）、「高丽太祖王建陵」（943年）以及复制图展示于开城市成均馆的高丽20代神宗古坟（1204）墓葬天象图。408年的德兴里壁画墓墓主可能是自中国亡命至高句丽的「镇」，姓氏不详。墓葬中的天象图有「牛郎织女」的情节，形式较接近汉代，以拟人化、故事化的情节为主。从中国到朝鲜半岛、最后到日本奈良的各出土天象图墓葬，异与同、内容与形式等均值得做更深入的梳理，正整理资料准备论文写作。高丽神宗古坟绘制的天象图内容为28宿，但星座位置与现实完全颠倒，也值得深入研究。
2018年7月15日至26日，“汉唐丝路天文考古研究”子课题组部分成员前往陕西、山西、内蒙等地实际考察汉唐墓葬壁画和画像情况，主要在西安、榆林、绥德、米脂、离石和鄂尔多斯等地的墓葬遗存和博物馆等进行考察，获得大量照片、测量数据等材料，其中不少与天文材料相关。2019年8月，课题组部分成员计划系统考察河西走廊和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可以预期获得大量的直接材料。
其他四个子课题主要以文献整理和研究为主。
子课题“从希腊化到伊斯兰早期的两河流域和阿拉伯天文学及其东传”按照研究计划，在第一个阶段主要解决研究用原始文献的问题，目前搜集到保存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中的大量楔形文字泥板文书，以便下一步开展对古代两河流域天文学日月食理论与观念领域的系统研究。项目组迄今为止已收集到以新亚述时期和晚巴比伦时期天文文献为主的大量文献。主要包括：天象记录Observational Astronomy：天文日志 Astronomical Diaries (公元前652年 – 公元前61年)；月亮及行星观测记录集Collections of Lunar or Planetary Observations (公元前747年 – 公元前10年)。非数理天文学Non-Mathematical Predictive Astronomy：目标年文书 Goal Year Texts (公元前236年–公元前56年)；历书Almanacs (公元前220年 – 公元75年)；标准星历书Normal Star Almanacs (公元前300年 –公元前78年)。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月亮和行星星历表Lunar and Planetary Ephemerides (公元前318年–约公元前40年)；算法文书 Procedure Texts。星占文献Astrological Texts：埃努玛·阿奴·恩利尔Enuma Anu Enlil；算命天宫图Horoscopes (公元前410年 –公元前69年)。
项目组成员硕士研究生张瑞、吴正芳目前主要从事对以上原始文献中涉及日月食理论与观念的文献的整理工作。子课题负责人关瑜桢研究员曾系统学习过古代两河流域的天文和语言，并具备通过阅读楔形文字研究原始文献的能力。在整理过程中，张瑞、吴正芳也在积极培养阅读、分析楔形文字原始文献的能力。
“汉唐时期印度天文学之来华及其西传”子课题负责人唐泉教授在2018年12月参与策划组织了第二届数学史与天文学史国际会议，在该次学术会议上，邀请多位从事印度数学史和天文学史研究的专家，做印度天文学史方面的研究报告，为大项目的进展提供很大帮助。2018年12月唐泉在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国际天文学史杂志》）上发表论文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Indian Solar Theories in the Sui and Early Tang Periods (Seventh–Eighth Centuries C.E.)。该文运用比较科学史的研究方法，选择公元6世纪印度经典数理天文学著作《五大历数书汇编》和隋代及初唐时期多部历法，对其中太阳运动理论的异同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试图为隋唐时期中印数理天文学交流提供一些线索。2019年5月，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Indian Solar Theories in the Sui and Early Tang Periods (Seventh–Eighth Centuries C.E.) 一文获得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印度与西亚交流方面，课题组主要参加人员潘钺对于重要一手文献比鲁尼《印度志》（成书于十一世纪初，阿拉伯语，共计50章）进行了翻译和研究，完成了10个章节，共计约四万字，占有关内容三分之一多，主要涵盖穆斯林学者比鲁尼对印度天文文献的介绍、对印度宇宙创生和天地结构观念的介绍和评论以及对印度历法基本情况的介绍。
印度天文学方面，根据Neugebauer、矢野道雄等前人的研究结果，介绍并分析了花剌子米的《积尺》这部印度天文学由来的阿拉伯语文献。其中印度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一些译名、使用的纪元、章节的内容、正弦表以及修正日月五星黄经的算法等。特别是在修正黄经算法中可以看出花剌子米使用的是印度的慢速圆与快速圆修正而非托勒密的方法，其修正步骤与取快速圆修正值的一半的做法也可以找到印度渊源。研究确认，印度天文学知识通过《积尺》流传至欧洲的经过大致是：梵语原著（《婆罗摩修正体系》）→花剌子米的阿拉伯语著作→al-Majrī?i的再版（1007/8）→Ibn al-?affār的再次再版（1035）→Adelad of Bath的拉丁语译本（12世纪早期）。《积尺》现代版本有H. Suter的拉丁语校本Die Astronomlschen Tafeln des Muhammed Ibn Mūsāl-Khwārizmī in der Bearbeltung des Maslama ibn A?hmed al-MadJītī und der Latei. Uebersetzun des Athelhard von Bath. Danske Vidensk. Selsk. Skrifter, 7 R.Hist. og filos. Afd. 3,1 (1914). 这个拉丁本没能包含后来发现于Corpus Christi College, Oxford的一个抄本，因此还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
外来天文学影响方面，对《虎耳譬喻经》梵文精校本中的早期印度星占史料进行了分析。《虎耳譬喻经》（?ārdūlakar?āvadāna，简称《虎耳经》）汉译本《摩登伽经》、《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被认为是印度星宿占卜传入中国的最早文本，受到天文学史学者数十年持续的关注。印度国际大学的穆阔（Sujitkumar Mukhopadhyaya）在1954年出版了《虎耳经》梵文精校本。该精校本搜集了当时能搜集到的若干梵文写本，并在释读整理的基础上结合汉藏平行文本进行了修订，公认为《虎耳譬喻经》精校本的定本。本项研究选择该本早期印度星占史料作为翻译对象，试图为国内外学者提供第一个现代语言的翻译文本。
另外对鸠摩罗什译经中的印度星占知识进行一些梳理。作为一位精通五明的译经师，鸠摩罗什对于佛经星宿占卜知识传播到东亚起到了一定作用。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中的劫波与地震占卜，《大智度论》、《大庄严论经》、《思益梵天所问经》、《十诵律》中的时节历法，以及佛教僧团对于星占知识的态度等内容都值得深入一年就。鸠摩罗什译经中的星宿占卜及固定的日夜比折线函数知识，与《虎耳譬喻经》等文献同属于曜（graha）传进中国之前的天文知识，体现了印度《占星吠陀支》时代的天文历法技术阶段（公元前400-公元后200年间，亦称为印度的巴比伦天文时期）。
在这方面的学术论文发表情况有：周利群《西域出土的早期星宿占卜文献》，《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中西书局，2017年；周利群《<虎耳譬喻经> 梵文精校本早期印度星占史料》，《中国科技史杂志》（北大核心），2018第1期；和周利群《鸠摩罗什译经中的印度星占知识》，《全球史与中国》第2辑，2018年。
项目主要参加者周利群博士还获得了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基金，题目是“梵藏汉文佛经中的时间测量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号2018VJX034），大项目对年青学者的学术成长起到了很好的孵化作用。
“汉唐时期中国天文学对域外天文学的吸收及其外传”子课题主要参加人员宋神秘等收集整理了传世星命术专著，包括《四库全书》“子部·数术类”中的《星命溯源》、辽耶律纯《星命总括》、《演禽通纂》、明万民英《星学大成》等，另发现《星平会海》一书传世，为明代著作。此外《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星命部”录有多书，然实际收录了许多八字算命术专著，以星象推算人命的著作有《张果星宗》、《耶律真经》、《壁奥经》、《望斗经》、《琴堂步天警句》、《琴堂指金歌》等。并对从希腊经中亚、印度传入中国的七曜、黄道十二宫、二十八宿的形式、图像和内容进行了分析，分析了希腊传统的天文学和占星术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由于时间、理论和技术方法的不同所形成的不同流派，这些流派各自的特点以及相互间的竞争，以及它们与中国本土数术如五行和八字算命术的融合，以及在此过程中佛教、道教、粟特民族等等不同背景和文化的群体和人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将部分研究形成论文《传世著作〈星命溯源〉与五代至明中国星命术的发展》、《张果在《星命溯源》中的伪托及形象代言》、《明清历日中的针灸禁忌研究》在各种国内外学术会议和期刊上进行发表。
朝鲜史料方面，从朝鲜总督府的《朝鲜古迹图谱》（东京：青云堂印刷所，大正四年（1915年）版）、《古迹调查特别报告》（大正十四年），朝鲜古迹研究会《古迹调查报告》（昭和九年（1934年））发掘出与汉代天文有密切关联的出土物式盘两件、而且与天文有密切关联的天文星象形象大量出现在墓葬中的镜纹上，朝鲜半岛出土的磨盘石上，有一些刻了不少穴坑，这些坑有些可能与占星术有关，是假象的星辰。朝鲜许多支石墓中，有许多刻有北斗七星、以及我国古代的参宿、亢宿、北极五等星座。并从朝鲜的《三国史记》、《国朝宝鉴》中搜集到相关的天文历法资料，并搜集到与天文历法的专业性著作奎章阁藏书《春官志》、《秋官志》（十卷）。朝鲜的天文历法在中古时期大量收到中国的影响，但比起同时期的中国天文历法文化来，具有一定时间上的滞后性和地区的选择性，这种文化和传播有陆路和海陆两种，陆路主要在东北地区，海陆主要是中国南方地区，朝鲜吸收中国的文化也主要从北部平壤地区附近逐渐向南方扩散，再转为从南方、北方双向同时传播。
日本史料方面，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搜集到与天文历法有关的信息，并搜集了《宿曜经》在日本的版本流传情况，从《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收录的《五星玉镜》七卷（明华善继著）并搜集到《续群书类从》中的《宿曜运命勘录》、《大唐阴阳书》残本，李淳风《乙巳占》京都大学藏本、佛教文献中的天文历法资料《九曜秘历》等。这一时期日本的天文历法一开始主要通过百济吸收中国的天文历法知识和文化，后来转为直接派遣遣唐使，直接向唐朝学习，这一时期的日本从全盘沿袭中国的天文历法知识和文化转为开始慢慢吸收，并开始有所创新。
越南史料方面，从《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等文献中搜集到有关天文历史信息，《远东博古学院图书馆目录》汉文类有《司天家传书》2本，《天文家传》、《天文体》、《天文类略编》各1本。
参加学术会议、开展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
本项目积极支持项目参加人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项目研究。2018年6月派出一名教师赴英国伦敦参加英国科学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科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年9月派出3名博士生参加了在英国举办“2018年欧洲科学史学会学会年会”国际学术会议，2018年12月派出2名教师、5名学生参加西北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数学与天文学史学术会议”。
子课题“从希腊化到伊斯兰早期的两河流域和阿拉伯天文学及其东传”项目组成员在利用本项目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从2018年至今，课题组成员还在香港中文大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参加多次国际、国内会议，共计国际会议11人次，其中会议报告5人次，均获得良好反响。
项目主要参加人员周利群博士于2017年9月到2018年9月受纽约李氏基金资助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访学，期间开展了很好的国际学术交流，参加多场国际会议：2018年6月17-21日，瑞士伯尔尼，第16届欧洲宗教学年会，周利群发表“宗教团体和传统之下的中印地理中心观念”；2018年6月27-29日，法国巴黎，第三届国际度量学会议“十字路口的度量：度量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周利群发表“元代汉文材料中的DIY水钟”。2018年9月15日，英国伦敦，欧洲科学史学会双年会，周利群发表“早期佛教天学翻译中的变与不变”（李约瑟研究所吴蕙仪博士代读论文）。
另外多名课题组成员还先后参加了2018年9月在浙江大学举办的“旁观者——历史、文学、考古等视野中的图像”学术会议；2018年10月13至10月14日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举办的“大衍论坛”；2018年10月27-28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2018年度全国科学技术史学术年会”；2018年11月在湖南大学举办的“首届岳麓考古青年学者工作坊”；2018月11月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全国青年考古学者论坛”；2019年5月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多学科视野下的文本制作学术研讨会”、2019年5月在四川大学举办的“汉代图像研究青年论坛第一届等学术会议”， 2019年6月9日至13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办的“古代世界的交食比较研究工作坊”等，发表、交流研究成果。
其中“古代世界的交食比较研究工作坊”（Eclipses in China and Mesopotamia: A Comparative Workshop）是由本项目子课题“从希腊化到伊斯兰早期的两河流域和阿拉伯天文学及其东传”负责人关瑜桢研究员主持举办的，这次会议汇聚了国内外多位著名天文学史专家，来自英国、美国、法国、荷兰、奥地利等国的海外专家和国内学者共2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参会代表以“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对日月食的认识”为主题，对交食理论、占测和观测记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会专家就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对于科学史研究的意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一致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有助于研究者通过新的视角加深对熟知领域的认识，也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其他科学史研究者的工作。与会专家对会议成果表示满意，并一致认为，本次会议为古代中国和两河流域的科学史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面对面交流机会，对于如何进一步开展不同文明间的比较研究工作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也为本项目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天文学交流和传播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本项目首席专家钮卫星教授分别在2019年8月19-23日在韩国举办的“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和2019年9月12-15日在希腊雅典举办的“首届国际科学史研究院大会”上组织了两场分会并获得批准。
韩国会议的分会主题是“中日韩古代天文学知识的传播”（The Circulation of Astronomical Knowledge among Ancient Korea, Japan and China），有五位发言人组成，分别是：宋神秘的‘Fragments of the Two Han Astrolabes from Lelang of Korean’, 庄蕙芷的‘Commun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Celestial Images in East Asia Mural Tombs During the 3rd to the 5th Century’, 周利群的‘Indian Nak?atra Dating in the Japanese National Treasure Mido kanpakuki’, 钮卫星的‘Two Horoscopes in Japanese Literatures from late Heian Period and early Kamakura Period’, 和张楠的‘The Introduc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European Geocentric Armillary Sphere in China and Korea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发言人均为本项目主要参加人员，是本项目研究进展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集中展示。
希腊雅典会议的分会由本项目首席专家钮卫星教授与美国布朗大学John Steele教授联合组织，主题为“跨欧亚大陆天文学知识的交流与比较研究”（Comparison and Connection in the Astral Sciences across Eurasia），邀请了12位发言人，对希腊、两河流域、中东、印度和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交流与传播进行深入探讨，他们是（按照日程出场先后顺序）：关瑜桢的The Culminating Stars in Chinese and Babylonian Astronomy，Alexander Jones的Transmissions of the Babylonian zodiac，John Steele的The Length of Life in Babylonian and Greek Astrology，Erica L. Meszaros的The Legacy of Babylonian Astronomers in the Language of Greek and Roman Authors，张楠的Research on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used and manufactured by Zhang Heng and Ptolemy，张瑞的From Aratus to Geminus: ‘Phenomena’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吕鹏的Ku??aka and Da-Yan-Shu: Indian and Chinese Methods of Solving the Congruence Problem，钮卫星的Lunar Apogee: A Greek Astronomical Concept in China，潘钺的Al-Bīrūnī’s criticism on Indian Cosmography in his “India”
Christopher Cullen的New light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European, Islamicate and Chinese astronomical traditions in late 17th century China，Osman Süreyya Kocaba? 的An Extenuated Treatise about Comets and The Pre-Modern Ottomans’ classical scientific Explanation of Comet，Anna Jerratsch的The Role and Functions of Visuals in Early Modern Cometary Tracts。该次会议是大项目尝试在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上推进与国际著名学者之间的开展合作，推进项目研究。
③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项目参加人员积极在多种场合宣传推介本项目的研究情况和研究成果。项目首席专家钮卫星先后在多所高校做了与本项目有关的学术讲座。2017年11月26日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明德讲堂”做了题为“汉唐时期沿丝绸之路传播的天文学”的讲座，讲座向听众传达，丝绸之路作为联结古代东方与西方的纽带，它不仅是一条输送货物的物质通道，也是一条传播知识的文化通道。古代希腊、两河流域、波斯、印度、阿拉伯和中国等各个文明世界的天文学知识就沿着丝路进行着交流与传播。本讲座拟对保存在汉译佛经、官方史书、敦煌文献以及其他典籍中若干天文学传播案例进行分析，以展示古代天文学作为古代世界一种共享的专门知识，在不同的古代文明之间进行交流和传播的具体情形，并以此阐发丝绸之路所承载的中外科学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意义。2018年6月14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做了题为“汉唐时期沿丝路传播的天文学”的讲座，该讲座从传播路径、传播中介、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等四个方面对汉唐时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土的天文学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在综合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来回答汉唐时期域外天文学是如何传播到中土、传来了哪些内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问题，进而以史实和实例来向听众证明“知识因分享而进步，文明因交流而兴盛”这一历史规律。2018年9月28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做了题为“中古时期的外来星神崇拜：以十一曜崇拜的起源和流行为例”的讲座，本讲座从古代佛道文献中有关九曜和十一曜的记载出发，考察中古时期外来星神崇拜的起源和流行情况，并分析外来天文-星占概念在融入本土文化过程中所发生的排斥、改造、吸收等不同反应，进而探讨这种星神信仰得以持续流行背后的数理基础——当时民间术士和官方历算家均为之提供了合格的技术支持。2018年11月5日在四川大学做了题为“汉唐时期沿丝路传播的天文学”报告。2019年6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与人文讲座”2019年第11期做了题为“中古时期中西天文学交流与比较：从研究案例到研究方法的讨论”的讲座。这些讲座在推介本项目研究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子课题负责人关瑜桢研究员还将项目研究成果用于教学和公共服务，他于2017-18学年第二学期开设了“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Western Asia”（古代西亚的科学与文明）课程。 这一课程是国内所有高校中开设的第一个教授西亚科学史内容的课程。关瑜桢利用通晓英语和阿卡德语的语言优势，在课程中介绍楔形文字的基本知识，提高学生阅读和理解科学文献的能力，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该课程所探讨的科学与文化之间的关联对于深入认识古代天文学、数学、医学对文明进程的影响具有较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社会服务方面，课题组成员为上海科技馆2017年天文主题巡展“星空之境”和2018年天文专题展览“天下”提供了学术咨询服务。国内展览期结束后，“天下”和“星空之境”已从2018年8月起陆续在泰国国家科技馆展出，作为庆祝泰国国王拉玛四世日食观测150周年的系列活动。2019年“星空之境”还将在法国里昂汇流博物馆继续展出。
子课题主要参加人员周利群博士利用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访学期间，与国际学者展开充分交流，做了多场与本项目有关的学术报告，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 Dunhuang Seminar, 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 Studies, Cambridge University：ZHOU Liqun “How One Bhik?u?ī Met Indian Astrology? A ‘Modern’ Story Popular Along the Silk Route”, 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4pm-5:30pm, 26 Oct 2017.
2.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regular Friday Seminars：ZHOU Liqun “Buddhist or Taoist? A Civil Water Clock (Clepsydra) from a Chinese Text in Yuan Dynasty”,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3:30pm-5pm, 24th Nov 2017
3. “China Studies” Forum Seminar XXXI, London Confucius Institute, SOAS & BFSU：ZHOU Liqun “Was India Divided into Five or Nine Parts? A Study beginning with the Buddhist Canon”, SOAS, Russel Square, 5pm-7pm,25th Jan. 2018
4.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regular Friday Seminars：ZHOU Liqun “Continuity and Adaptation in the Early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Astrology from India to China”,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3:30pm-5pm, 8th Jun 2018
子课题组成员还在成都博物馆等重要文博、文化单位为公众举办大型学术讲座，吸引听众五百余人，以深入浅出的形式向公众传播课题研究成果，取得社会影响（王煜：《玄宫交彩：汉唐时期的伏羲、女娲图像》，成都博物馆，2019年7月13日）。
④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总体而言，本项目目前进展顺利，研究进度大致符合计划。本项目成员在论文撰写和发表方面也进展顺利，有若干文章正在撰写之中，也有若干文章已经投出，还有已经发表的。但是由于大多数期刊学术论文的发表周期偏长，适合发表项目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也偏少，所以中期已发表成果数量上不是非常理想。今后需要在成果的撰写和发表方面进行专门的组织和研讨，提高论文撰写的质量和投稿的命中率。
另外，丝路西段的天文学交流与传播研究涉及多种域外小语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因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和成员数量的缺少，使得该部分研究进展比较缓慢。解决的办法是，一方面鼓励现有研究力量积极投入，争取多出早出成果，另一方面，继续招募掌握域外稀有语种的年青人加盟项目研究团队，以及招收有志于这一方面深入学习的研究生投入小语种和域外文献的学习和研究。项目负责人目前指导的两位博士生的博士论文选题与本项目方向相关，2019年秋季即将入学一位博士生，选题也将紧扣大项目的研究。计划再招2到3名博士生，以及若干博士后研究人员参与到本项目的研究中来，为本项目投入更多研究力量。
本项目研究涉及多个古代文明之间的天文学交流，因此国际合作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目前项目成员名单中有少量国际学者位列其中，为了更好地利用域外古代资料，推进项目研究的国家化程度，需要在后期加强国际合作，再吸收若干国际学者称为项目正式参加人员。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主要内容：
论文信息：Quan Tang, Anjing Qu. 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Indian Solar Theories in the Sui and Early Tang Periods (Seventh–Eighth Centuries C.E.).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2018, Vol. 49(4) 472–495.
隋唐时期的中印天文学交流与传播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大课题。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Indian Solar Theories in the Sui and Early Tang Periods (Seventh– Eighth Centuries C.E.)一文以中国隋代及初唐历法中的太阳运动理论作为切入点，讨论了《皇极历》《大业历》和《大衍历》这三部历法中日躔表的结构及精度，并与公元 6 世纪中叶印度重要的数理天文学著作《五大历数书汇编》中的太阳运动理论进行比较，以探讨中国隋唐时期的太阳运动理论是否明显受到印度天文学的影响。本项研究不仅对我们全面理解古代中国和印度数理天文学特别是太阳运动理论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和不同文明科学传统的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们考察隋唐时期中印天文学交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该文共分以下六节：（1）前言。主要提出研究问题，并回顾前人的相关研究。 （2）现代天文学中的太阳中心差算法。主要介绍现代天文学中的太阳中心差算法模型。（3）中国隋代及初唐历法中的太阳中心差算法。主要讨论《皇极历》、《大业历》和《大衍历》这三部历法中的日躔表的内容结构及精度。（4）《五大历数书汇编》中的太阳中心差算法。主要讨论《五大历数书汇编》中《沃西斯特历数书》、《宝莉莎历数书》和《罗马伽历数书》中的太阳中心差算法及其精度。（5）比较和讨论。主要比较隋唐时期中国和印度太阳运动理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6）结论。
本文的基本观点如下：（1）隋唐时期中国和印度的太阳运动理论非常相似，二者均是采取分段处理的方法，中国天文学家给出了太阳在二十四气中每一气内真运动和平运动的差值以及太阳的实行速，而印度天文学家则给出了太阳在黄道十二宫或二十四半宫的相关数据。总体而言，印度天文学家无论是对太阳运动速度的描述，还是对太阳近地点的选择，都超过了他们的中国同行。（2）由于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张子信接触过印度天文学，因此要断言张子信的天文发现受到印度天文学的影响是比较困难的。不过，考虑到汉魏六朝隋唐时期中印天文学的频繁交流与传播，我们并不完全排除张子信在隐居海岛时吸收了印度的天文学成果，从而提出了影响隋唐历法大变革的三大天文发现这样一种可能。同样，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中国隋唐时期的太阳运动理论受到印度天文学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并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3）即使中国隋唐时期的太阳运动理论受到印度天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其中的原因很简单，《皇极历》和《大业历》中的太阳运动模型存在非常大的缺陷，而成书年代早于《皇极历》和《大业历》的印度数理天文学著作《五大历数书汇编》中的太阳运动理论则要合理的多，如果说中国隋代的太阳运动理论受到印度太阳运动理论的影响，那么刘焯和张胄玄等人就不会放弃一个比较合理的太阳运动模型而采用一个相对落后的模型。僧一行的太阳运动模型虽然与刘焯和张胄玄的模型相比有非常明显的进步，但比《五大历数书汇编》中的太阳运动理论仍然要逊色不少，这说明一行的太阳运动理论受他的印度同行的启发的可能性非常小。
本文的主要理论创新与学术价值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首次对隋唐时期中国和印度的太阳运动理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在本文中，我们比较了隋代及初唐时期中国和印度的太阳运动理论。结果表明，隋唐时期中国和印度太阳运动理论有非常明显的相似性。首先，二者均采取分段方式描述太阳的不均匀运动，中国天文学家给出 24 气内太阳真运动和平运动的差值，而印度天文学家给出黄道 12 宫或 24个半宫内太阳真运动和平运动的差值。其次，中国和印度天文学家对太阳运动速度的描述，均基本符合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这个规律，而且太阳速度均在春分点和秋分点发生明显的跳跃。第三，中国和印度历法中，太阳中心差的最大值均明显大于相应的理论结果。中印太阳运动理论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中国和印度天文学家对太阳近地点的认识不同，中国天文学家选择冬至点为近地点，其误差约为 10，而印度天文学家选择的近地点是不断变化的，其误差均不超过 1。（2）在深入解读隋唐时期中国和印度历法文献的基础上，比较明确地回答了中国隋唐时期的太阳运动理论是否受到印度天文学的影响这一备受科学史家关注的问题。隋唐时期的太阳视运动理论一直受到科学史家的高度关注。江晓原通过比较《皇极历》与巴比伦的太阳运动理论，推测巴比伦的天文学知识于公元 6 世纪之前已经传入中国。李约瑟指出，如果中国和印度的天文学家并非分别独立发现了太阳的不均匀运动现象，那么中国天文学家的发现很有可能受到了印度天文学的影响。本文通过深入比较隋唐时期中国和印度的太阳运动理论，认为中国隋唐时期的太阳运动理论是中国天文学家独立发展起来的，并未受到印度天文学的明显影响。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本项目下一步研究计划在前期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总体上继续按照原计划开展。目前对散布在各种中外历史典籍、文物档案、考古报告、研究文献中的天文学传播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普查、收集和汇总，“天文考古”子课题特别重视对新出考古发掘报告和新发表与出版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收集。下一步将继续克服语言方面的难关，利用课题组成员掌握的小语种优势，与国际同行开展合作，加强对稀有、罕见域外文献资料的收集。继续梳理和考证所收集到文献中的天文学内容，对原始语种文献进行翻译、释读，对因翻译、传抄、排印等过程中发生的讹误进行勘正，形成一个完整的丝绸之路天文学传播文献资料数据库，为出版最终成果之一资料集《汉唐时期丝路天文学交流传播文献辑录》（约120万字）打好基础。继续对相关文献中的天文学内容进行考证、辨析，确认其源流，探讨它们与本土天文学之间的影响和被影响关系，深入考察外来天文学对当地天文学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深入阐发沿丝绸之路传播的天文学作为丝路科学文化传播之重要例证的意义，为完成项目最终成果专著《共同的天空：汉唐时期沿丝路传播的天文学研究》（约80万字）做好准备。
为顺利执行上述研究计划，拟将接下来研究划分为两个研究阶段，从2019年7月到2021年6月，项目负责人协调各子课题主要进行专题研究，完成各自分目标中的论文撰写和发表，期间召开项目协调会两次（2019年12月和2020年12月）。从2021年7月到2022年12月，项目负责人协调主要项目研究人员，完成全部研究和论文、专著撰写工作，期间召开项目最终成果撰写协调会一次（2021年7月），项目成果宣传推介会一次（2022年12月）。
为加强项目研究与国际同行之间的合作，拟在2020年7月召开一次项目研究的国际研讨会，邀请国际知名学者与会，与项目主要参加人员一起，交流研究心得，汇报研究成果，扩大项目研究的国际影响。
为顺利推进上述研究计划，扩大本项目研究的可持续性、可传承性和长远影响，本项目拟再招收博士研究生3名（2019级、2020级、2021级各一名），招募博士后研究人员3名，在域外珍稀文献收集、小语种文献释读和研究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为充分实现本项目的研究价值，扩大研究影响。本项目拟打破学科壁垒，在横向开展与其他研究项目之间的合作方面进行实质性的探索。本项目变更后的管理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十分重视“一带一路”上的科技与文明交流研究，近期推出了“丝路科技与文明研究”重点项目，围绕历史上丝路国家物质文化与智识文化的发展、交流与融汇等问题，拟重点沿三个方向展开：（1）丝路星空：丝路沿线天文学发展与交流史研究；（2）地下丝路：丝绸之路田野考古研究；（3）馆藏中的丝路：丝路文物的普查、研究域出版。其中第（1）个方向与本项目的研究密切相关。同时，该重点项目组正与中科院青藏所、科学史所等单位联合申报中科院国际合局组织的重大项目“丝路文明与环境变化”，并将在内沙布尔大学建立“丝路考古与科技文明研究站”。以上研究平台的搭建，一方面显示了本项目研究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为进一步开展本项目的研究开拓了更多的可深入研究的方向。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