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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主要内容：
一、项目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
秦汉是古代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天翻地覆的时代。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是中国统一王朝国家与汉民族形成的新起点，是一次由宗法分封制国家政体和以“诸夏”为标志的早期华夏民族向统一的君主集权制国家和统一的汉民族转化的枢纽期。它使统一的王朝国家和汉民族在产生、发展的进程中，进入到一种新的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的自觉状态，一种各区域社会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整合状态，因此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但是，这种国家构建与民族认同、社会整合的历程并不是直线式发展的，而经历了一个曲折往复的过程。秦汉亘古未有之变局，实质是以新的国家大一统政治、法律力量对过去分散的区域社会进行全面渗透、整合的国家体制的建设。它使秦汉时代的国家，在对各个区域（如秦统一后的关东六国）的社会整合中，出现了国家、族群、地方社会在整合、调控中的矛盾、冲突、博弈，以及其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也正是在这种冲突、博弈中不断达到的相对平衡，使国家、民族、社会不断走向一致。而本项目正是以国家、民族、社会的整合、认同、调控的互塑、互动关系为切入点，纵向、横向地阐释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冲突、融合、调控的对立统一关系，并且以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主线，说明秦汉国家的政体构建、运作机制的演变、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同一性。
本课题研究方法是：1、对以上三个层面的冲突、整合、互动关系进行宏观性研究；2、对于与国家建构、民族认同、社会整合有密切关系的重点（或目前研究薄弱）问题的研究。在突破重点方面：1、秦汉时期在国家大一统的政治力量推动下的国家、民族、社会之间的互塑、互动的多元关系；2、对与上述关系密切相关的一些重点、难点（或目前研究薄弱）的个案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本项目既需要以目前的文献及古文书、考古材料等大量史料为研究基础，同时亦涉及到诸多关于秦汉时期国家、民族、社会整合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是一个具有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项目。本项目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而开展对项目的研究工作。本项目系多卷本著作（6卷），预计字数在240万字左右。
从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看，目前研究工作正按照申报书的既定计划顺利进行。
1.2017.11—2019.7：课题组成员用一年半的时间，查阅、分类、整理目前所见到的秦汉时代的相关文献及出土资料，包括金文、简牍、石刻、纸文书等原始的出土文书及已出版文献资料，相关近现代学者的论著资料（包括电子资料）。由于课题组成员大都为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故大都具有秦汉历史研究基础，以及对出土金文、简牍、石刻、纸文书及古代文献的相对熟悉。所以，目前各课题组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开展正常，能够按照计划完成相应等资料收集、整理与分类、解读等工作。
2.制定计划制定本课题的《编纂体例及原则》、《资料点校、注释规范》等，在制定相关《编纂体例及原则》、《资料点校、注释规范》时，多次与项目组成员反复研究、探讨，由此形成一套大家认为比较合理的编纂体例，资料点校、注释规范。
3.开展对秦汉历史的实地考察。为了配合学术研究，各子课题组分别考察了秦汉时代的相关考古遗址和出土材料。由于并开通涉及到秦汉国家、民族基层社会整合等方方面面，因此各本子课题组加强对本子课题考古及古文书资料的研究、考察。（1）陕西、甘肃等地，特别是关中地区秦汉都城、祭祀、聚落遗址的考察。具体为：考察咸阳城宫殿区遗址、汉长安城遗址、雒阳城遗址、凤翔皇家血池祭祀遗址、陕西城固秦汉古代城池遗址、渭河上游周秦汉时期的聚落考古遗址、宁夏固原的秦长城、丝绸之路，河南洛阳汉函谷关遗址，甘肃正宁县、陕西旬邑县段秦直道，陕西榆林长城遗迹、汉画像石，晋陕峡谷、黄陵县古遗址，礼县、西和、徽县等地秦文化及古道路遗迹，河南洛阳汉函谷关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陕西宝鸡市陈仓区灵山秦汉祭祀遗址、兰州甘肃省博物馆观摩“寻秦”秦文化特展等等；（2）对长城沿线和北方草原地带的考察，主要是内蒙古、宁夏、山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等地具体是对于当时的长城、鄣塞和烽燧等遗迹调研；（3）以辽河流域为主的秦汉辽东郡的辖境及东北地区的考察；（4）川黔滇高原地区，包括四川省西南部、贵州省、云南省东北部的西南夷各族聚居地考察以及南甸宣抚司署（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万德土司府（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等等。（5）课题组成员还分别考察了湖南长沙汉代文化遗址、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里耶秦代古城遗址；湖北武汉汉代文化遗址、湖北博物馆；陕西西安地区汉长安城；江西海昏侯国都城遗址、海昏侯刘贺墓园等。通过实地考察，既获得了大量第一手实物资料，进一步增强了对秦汉国家、民族、社会的感性认知；同时也加强了在史料与理论方面的深入认知。这对于项目的深化有着重要意义。
4.召开重大项目开题报告会，获得专家一致好评。2018年10月，经过近一年的研究、讨论、准备，在重庆师范大学召开了本项目的开题报告会。开题报告汇聚了项目负责人和各子课题负责人、全体项目组成员的相关思路，对涉及项目总体框架、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各子课题的相关研究思路、内容以及书卷提纲等。报告会专家组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孙家洲教授（组长）、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心李均明教授、故宫博物馆王素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杨振红教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黎小龙教授组成。重庆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杨清明教授、重庆师范大学杨新明教授及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参加会议。同时，本项目组负责人及各子课题负责人以及课题组成员20余人也参加会议。在听取了项目组负责人对于项目总体框架、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及各子课题的具体内容的汇报后，各位专家给予了好评。专家们认为，该项目体系宏大、理论性强、思辨性强，突出了重点问题、创新性问题，有着较为强烈的问题意识。项目重视民族问题的研究，运用新出土的材料理解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华夏”观念的转变，对于该时段的民族认同问题具有原创性，“诸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课题重视整个社会的起止往复的思路比较好，证明课题思路从大处着眼、整体把握。孙家洲教授代表专家组做了归纳，认为项目首席专家代表项目组所作的报告准备认真、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之所以有这么好的文本是因为前期的研究积累丰富，思路清晰、结构合理。各个子课题涉及得当，特别注重讨论了国家、民族、社会整合三个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做好本课题从思路设计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专家组同时对于项目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比如“阴阳五行说”在不同时代的变化；“里甲”一词的用法是否合适；可以适当增强西域地区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思考“国家宗教”概念等。项目组成员通过与各位专家的沟通，更加深化了对项目内涵及注意方面的认知。
5.项目组相关成员通过到国外访学、进修的机会，到美国、欧洲等不同国家查阅相关文献，收集与本项目有关的文献资料，参阅相关的理论。例如项目组成员李禹阶等到日本早稻田大学长江文明研究中心与日本著名秦汉史学者工藤元男先生一起召开座谈会进行秦汉制度、思想文化史的交流，双方进行了学术演讲。工藤元男先生并赠送其著作《睡地虎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孔令远教授在美国孟菲斯大学访学期间，系统阅读了美国相关民族考古学的相关书籍，了解美国环境考古学和历史学、人类学的前沿动态，并为孟菲斯大学师生举办了秦始皇帝陵的考古发现与文献研究的讲座，使美国观众纷纷赞叹秦始皇兵马俑卓越的艺术成就。孔令远还撰写《中国民族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报告；收集秦汉时期南方边疆及东南亚地区的相关资料。项目组李禹阶、孔令远教授等参加马来西亚国家考古研究中心的相关学术活动，并收集秦汉时代东南亚地区与我国南方边疆的有关资料。
6.加强学术交流，扩大视野，使项目在理论上的探讨更加深入。近二年来，招开有关本项目的全国性大型、中型学术研讨会三次，协办全国性大型学术会议一次。例如在2018年4月21-22日，由《中国史研究》编辑部、重庆师范大学共同主办，历史与社会学院（和本项目组）具体承办的“秦汉国家构建、族群认同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师范大学召开。参与研讨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重庆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西北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及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70余名专家、学者。会议从历史学、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角度，并从不同视野讨论了秦汉时期国家构建、族群认同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发展的客观规律及一些具体问题，包括对新出土古文书资料与考古材料的运用等等，收到很好效果。2017年11月21日，由重庆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心、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主办的“中国早期文明与华夏民族认同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师范大学博雅楼召开。参与此次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会议讨论了中国早期文明与华夏民族认同、早期国家建构的相关问题，为研究古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民族认同的渊源奠定了一定基础，获得好评。2018年12月22日至23日，由重庆师范大学主办，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承办的“先秦汉晋国家构建与社会心理研究青年学者沙龙”在重庆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南大学、四川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重庆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山东理工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及高校的学者们济济一堂，参加了本次学术沙龙。在主题发言和分组发言中，学者们针对国家构建、民族认同、社会整合等问题，从思想文化、政治制度、财政经济等领域出发，既有长时段的宏观探讨，也有以小见大的微观研究，采用了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探寻了新的研究方法，深化了研究深度。会议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好评。其它还于2018年10月26日，协办了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重庆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主办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与边缘学术研讨会”等。这些会议的举办，使项目组成员进一步加深了对于中国古代国家、民族、社会三者关系及社会阶层特征的认识。
7.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会，加强对秦汉时代国家、民族、社会整合的新的理论认识。在近两年来，项目组成员共参加各种与并项目有关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会议60余次。例如课题组成员史党社于2017年10月13-15日，参加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江西师大合办的海昏侯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主持并作了海昏侯墓地出土文化探讨的发言；10月18-20日，参加在甘肃礼县举行的甘肃秦文化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主持会议，并作了大堡子山大墓墓主探讨的发言，考察礼县、西和、徽县等地秦文化及古道路遗迹；10月27-29日，参加广州华南师大举办的“九州问题学术研讨会”，并就秦县制问题作了发言。2018年3月31日，考察陕西阎良秦栎阳古城、澄城刘家洼春秋墓地；4月21-22日，参加重庆师大举办的秦汉国家、族群于社会发展研究学术研讨会；5月26日，考察陕西岐山周原西周遗址、凤翔血池秦汉祭天遗址；8月1-12日，参加中国人民大学2018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9月27-29日，参加甘肃考古所举办的宁县石家两周墓地现场会；10月13-15日，参加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在山东巨野召开的西汉昌邑王于海昏侯国历史文化国家学术讨论会，并提交论文续谈海昏侯墓出土文物； 2019年元月5日-12日，参加湖南大学《岳麓秦简（六）》释文审定会，并与同行交流等。其他成员也参加了诸如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文献·文书·文物：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学术讨论会；重庆师范大学主办“秦汉国家、族群与社会发展研究”学术论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讨论会；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办“古代史研究新视野”第8期“比较视野下的中古士族与近世宗族”工作坊；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故宫博物院、云南师范大学主办的第十八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长江师范学院、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土司论坛”；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江西师大合办的“海昏侯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甘肃礼县举行的“甘肃秦文化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甘肃考古所举办的宁县石家两周墓地现场会；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在山东巨野召开的西汉昌邑王暨海昏侯国历史文化国家学术讨论会； 长春师范大学东北亚历史文化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协办“第一届高句丽渤海研究青年学者工作坊”、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里耶秦简博物馆在湖南龙山县“里耶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甘肃考古所、西北大学等单位在甘肃天水举行的“西戎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学术讨论会，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江西师大合办的海昏侯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甘肃礼县举行的甘肃秦文化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广州华南师大举办的“九州问题学术研讨会”等等多次会议。这些专题学术会议对于项目组成员进一步了解秦汉历史的前沿研究，开拓视野有着重要意义。
8.发表并编辑一批本项目的中期阶段性研究成果。在《历史研究》《史学月刊》《人文杂志》《中国社会科学报》《边疆考古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省部级及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等组织本项目重点专题研究栏目5期，其中一些发表的论文被《新华文摘》（网络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
9.编辑会议论文集及《国家与文明》（秦汉历史专辑）并且资助项目组成员相关学术著作（两部）的出版。（1）本项目组编撰“秦汉国家构建、族群认同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集大约60余稿件）；（2）“先秦汉晋国家构建与社会心理研究青年学者研讨会”论文集（收集大约20余稿件）；（3）出版《国家与文明》（先秦秦汉史专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待刊）；（4）资助项目组成员董涛的秦汉史研究成果《秦汉时空观念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廖小波等《儒学演变与治道》（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的出版。
10.撰写中国早期古文书研究的学术史综述，完善各子课题的研究提纲和理论框架，并开始进行本项目各子课题的资料长篇的文献收集、分类、整理、编辑工作，并开始对初步建立的资料长编进行完善、补充。各子课题在联动中，相互交流研究心得、成果，使项目能够有序、持续、健康进行。
总体来看，目前本项目正在按照既定计划进行。
二、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一）各子课题工作进展综述
自2017年10月开始，各子课题在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按照计划进行工作。目前工作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目前所作的工作：（1）科学的体例问题。如前所述，该课题是对几个重要领域的综合性、交叉性、互动性研究，因此其科学体例，是事关整个课题研究成功的核心问题，直接关系到课题研究的方向性问题。在现有思考基础上，目前已制定比较科学、合理的《“秦汉国家构建、民族认同、社会整合”编纂体例及原则》、《“秦汉国家构建、民族认同、社会整合”资料注释规范》等方面的规则，并加强大纲的论证。 （2）由于秦汉历史，尤其是在国家制度、法律、文化、经济上对基层社会整合、控制的资料，大都在近年来发现的谱牒、碑刻、出土文物、简牍等资料中，因此梳理、辑纂该子课题研究所需正史、文集、谱牒、碑刻、出土文物、简牍等资料基础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并运用历史学、民族学、法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分类整理与探讨。在具体工作中，各子课题负责人具体负责制作或梳理、辑纂该子课题研究所需正史、文集、谱牒、碑刻、出土文物、简牍等资料。各子课题对于项目所需要的基本资料收集工作已经完成大部分。但是由于个子课题组的工作进度不一，仍然还有少数子课题组的资料收集工作还有差距，预计在今年内能够完成全部资料收集、整理、辑纂工作。（3）对于总课题下的各个子课题分门别类的进行深入和富于特色的研究。由于各子课题大都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及鲜明的理论特色，所以，尽管在过去已有一些学者作了许多基础性研究，但仍有许多理论创新与实证研究的空间。因此在对总课题下的各个子课题的深入研究，是一个涉及总课题学术质量的问题。目前对于子课题的材料来源及阐释、其写作框架和目标、书写模式的特点等等都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五个子课题在资料发掘整理的基础上，围绕秦汉国家、民族、社会的互动关系的理论和逻辑，分别从不同层面开展专题研究，并且对于该项目的资料长编工作正在进行中。
第二阶段工作进展：专题研究重点、难点问题，研讨在项目总体的大框架下，各子课题的相互协调，以及研究重点、难点问题。 各子课题围绕秦汉国家构建、民族认同、社会整合的互动中发生的矛盾、冲突、博弈为主线而进行动态研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各课题组在总负责人与子课题负责人的带领和协调下，保持密切联系，通力合作，随时沟通，及时准确解决研究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努力保持学术见解的科学性、一致性，以及研究过程的协调性。目前正在对于各子课题的写作提纲进行进一步修改，做到各个部分的分工合作，既要资源共享，相互关照，又要避免重复、烦琐，交叉过多，以便在相互配合中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二）各子课题具体研究工作进展情况：
第一子课题：秦代君主集权国家构建的思想溯源及实践
本子课题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立足于近代以来所发现的金文、简牍、石刻、纸文书等原始的出土文书资料，结合相关文献记载，依据本课题中的秦代国家政治构建思想、理论与实践，而加以解读、阐释。二是研究战国至秦帝国时代的大一统君主集权国家构建思想起源。重点探讨商鞅、韩非、李斯等人对于国家整合中的君主威权及爵等制重新设定新的等级制度模式的设计，其以国家对社会全面整合为目的的新的国家构建的理论与方法。三是大一统专制极权下国家整合的效应，包括国家权力、法律、爵制等对社会全面渗透、整合的方式，及国家整合机制对于统一国家的调控、控制；四是国家权力在对关东六国社会整合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由于秦国家统治思想中片面强调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作用，以及法家治国理念先天具有的系统性、结构性缺失，隐藏着使秦国家崩溃的潜在的功能性缺陷。正是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系统性偏颇，使秦帝国没有能够很好处理与关东六国社会，尤其是与楚、齐、赵等区域社会的关系，形成关东六国对秦王朝大一统的负面认同，以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使其迅速崩溃与消亡。
本子课题现阶段工作情况：（1）开展秦代简牍、石刻、纸文书等原始的出土文书资料的辑录、研究，以及秦代国家制度、法律等国家建构及制度方面的资料辑录、注释及有关战国时期秦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溯源及演变等内容的写作；（2）对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思想与秦国君主集权思想、理论的源流、演变的理论进行研究，对秦帝国对关东六国的社会整合的举措及失误等内容的资料收集、整理及理论探讨。（3）外出考察秦早期考古遗址及了解秦的相关考古材料，考察了宁夏固原考察秦长城、丝绸之路、渭河上游周秦汉时期的聚落考古遗址、河南洛阳汉函谷关遗址，甘肃正宁县、陕西旬邑县段秦直道，陕西榆林长城遗迹、汉画像石，晋陕峡谷、黄陵县古遗址，礼县、西和、徽县等地秦文化及古道路遗迹，陕西神木石峁遗址、陕西宝鸡市陈仓区灵山秦汉祭祀遗址以及陕西、甘肃等地新发现的秦国遗址。经过前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工作，（1）弄清现存近代以来所发现的有关秦代（秦国、秦王朝）的金文、简牍、石刻、纸文书等原始的出土文书资料的馆藏分布及已有电子资料库的情况，并根据本课题内容需要而加以释读、归纳、分类，正在按照计划编写资料长编。（2）本课题组成员根据总课题的设计理念，而对于重点研究的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理论研究。（3）在研究过程中，总课题和各子课题不间断地密切互动，尤其注意在史料与课题理论上的相互交流和沟通，以确保工作的整体性、科学性，达到工作的高效。并撰写、发表多篇相关研究论文。
因此，该子课题基本按照申报书尤其的进展顺利进行。
第二子课题：西汉前中期国家、民族、社会整合的重塑及演进
本子课题主要探讨秦汉之际至西汉中期时段的国家、民族、社会整合的重塑及演进历程，以及其中涉及的国家、民族、社会在整合、调控、认同中互塑、互动的理论及实践问题。重点内容是对秦汉之际政府权能失效与重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历程的研究。统一国家使国家意志的推行和对社会的控制成为现实的同时，其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需要国家与社会、族群的互信，即国家与民族、族群，各区域社会在认同上的一致性。这样，在国家一元权力秩序对社会力量的强力规制，以及国家对社会各种势力及民众的控制、引导和整合中，需要国家在制度、机制建构中的自我调整，达到政府权能与相关政策在社会整合中的弹性和可操作性，由此达到国家一元权力对社会力量规制的可行性。正是基于此，在汉代前中期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在制度与体制、政策上的自我调整。这种调整包括重新塑造国家治理理念与制度、政策；强调国家统治下重建新的社会认同模式与支配权力的方式等等。本子课题正是拟解决这些主要问题。
本子课题主要做了以下工作：（1）弄清现存近代以来所发现的有关秦汉之际及西汉前中期的简牍、石刻、纸文书、考古材料等原始的出土文书资料及已有近当代学者论著的纸质书籍、电子资料库，尤其注重当代该问题的考古材料的收集。并根据本课题内容而对资料加以释读、归纳、分类。（2）外出考察、调研。课题组成员考察了陕西西安地区的咸阳城宫殿区遗址、汉长安城遗址、雒阳城遗址、湖南长沙汉代文化遗址、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北武汉汉代文化遗址、江西海昏侯国都城遗址、海昏侯刘贺墓园等，收集到大量资料，增强了感性认知。（3）初步建立资料长编，并在下一阶段不断进行完善、补充，撰写本子课题的学术史综述，完善子课题的研究提纲和理论框架。（4）根据总课题的设计理念，而对于本子课题重点研究的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在探讨过程中，与其它各子课题密切互动，尤其注意在史料与课题理论上的相互交流和沟通，以避免各子课题的重复论述。并撰写、发表多篇相关研究论文。
因此，该子课题基本按照申报书尤其的进展顺利进行。
第三子课题：秦汉的国家构建、民族认同与族群融合
在秦汉的国家建构与社会整合中，民族、族群的认同既对于大一统君主集权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社会整合与调控中所必须面对、解决的问题，它对解决当时多元文化背景下各民族的国家与政治认同有着重大意义，也是大一统国家能够逐渐形成稳定的国家疆域、社会调控与稳定的前提。
秦汉帝国的疆域范围，便是华夏活动以及华夏化进程可能发生的场所。而随着当时华夷边界大移动、华夷衍变大背景的构成，汉代各大区域内部的族群认同，以及大一统的国家边疆内外相互错居的“戎蛮夷狄”对“汉民族”的认同，并由此形成的向统一的汉民族的转型或者构成以汉国家为中心的藩属朝贡体系，是一个重要趋势。本子课题主要研究以下几个方面。即：1）原有分散的中原地区的“诸夏”与关东六国各大区域的不同族群（诸如战国时代的秦人、楚人、齐人、赵人等）在汉民族（汉人）旗帜下的政治、文化的融合以及对汉民族认同的渐趋一致；2）在秦汉国家边疆内外相互错居的“戎蛮夷狄”对“汉民族”的认同，四方“蛮夷”向“华夏”的转化；3）即对国家边疆周边的各民族，中央政权所实行的安抚政策，使其与汉代国家形成从属关系，构成以汉国家为中心的藩属朝贡体系。具体包括：1、“华夏”认同与“汉人”认同的差异及形成问题；2、秦汉帝国内外边缘非华夏族群的族群认同与华夏化（汉化）问题；3、华夏族群在局部地区的“夷化”问题；4、族群认同与社会整合之关系；5、汉中期的民族意识与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思想等方面。
工作进展：
（1）本子课题围绕秦、西汉时期国家构建、（汉）民族认同、族群融合三个方面进行史料整理、实地考察、调研、学术理论研究。在史料整理方面，目前对近代以来所发现的有关秦汉之际国家构建、（汉）民族认同的简牍、石刻、纸文书、考古材料等原始的出土文书资料及考古材料情况进行整理，并根据本课题内容而加以释读、归纳、分类。同时，积极进行秦汉相关遗址的实地考察，如对长城沿线和北方草原地带的考察，主要是内蒙古、宁夏、山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等地的长城、鄣塞和烽燧等遗迹调研；以辽河流域为主的秦汉辽东郡的辖境及东北地区的考察等等。
（2）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本子课题的学术史综述，完善子课题的研究提纲和理论框架。其后本课题组成员即根据总课题的设计理念，而对于重点研究的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
（3）在研究过程中，加强与其它各子课题密切互动，尤其注意在史料与课题理论上的相互交流和沟通，以确保工作的整体性、科学性。同时，写出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
因此，该子课题基本按照申报书尤其的进展顺利进行。
第四子课题：秦汉时代的思想、宗教与社会整合
秦汉作为中国统一王朝国家与汉民族形成的新起点和转型期，在其国家、民族、社会的互塑、 互动与演变又促进了汉民族在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发展，并在两汉形成统一国家的理念与特征鲜明的民族精神。本篇旨在从思想文化和宗教整合的视阈观之秦汉时期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对于民族与社会在融合与控制中的作用。具体言之，本部分拟从思想文化、国家宗教、祭祀及民间宗教、禁忌三个主要方面展现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和宗教情况，以期揭示思想、宗教与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保持一致的立场和逻辑发展。换言之，即是探究春秋战国时期各分散的区域性思想文化、宗教逐渐被秦汉大一统时代统一的国家宗教、主体意识形态所消弭或者弱化，或者界入、统合的过程，借助这一过程，最终在思想观念形态上达致社会的有效整合。
工作进展：（1） 本子课题由于以思想文化为主，所以首先按照子课题研究内容进行史料整理。在这方面，主要是对于近年来发现的有关两汉的简牍、石刻、纸文书、考古材料等原始资料根据本课题纲要而加以释读、归纳、分类。针对目前这方面资料不系统、不充分、不平衡的状况，进一步发掘和收集各省市档案馆、图书馆的相关档案文献资料，馆藏分布及已有电子资料库资料，分别到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陕西图书馆等及各大高校图书馆进行资料收集，也包括在美国、欧洲的一些图书馆的相关资料的收集。
（2） 开展对秦汉考古遗址的调研，如宝鸡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等。由于该遗址是首次在雍城郊外发现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较为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雍畤”遗存，是秦和西汉多位皇帝亲临主祭的国家大型祭天之固定场所，成为从东周诸侯国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物质载体和实物体现。此外，还对于长沙市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北武汉汉代文化遗址、湖北博物馆；陕西西安地区汉长安城；江西海昏侯国都城遗址、海昏侯刘贺墓园等进行考察、调研。通过实地考察，获取新的资料及开启新的思路。
（3）在此基础上，撰写本子课题的学术史综述，完善子课题的研究提纲和理论框架、设计理念，而对于重点研究的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重点研究。并撰写、发表多篇相关研究论文。
目前各项工作按照计划进展顺利。
第五子课题：社会整合下的阶层变迁
秦汉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动力来自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引导。它包括社会在结构、阶层、族群、个人身份、地域及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整合，本质上有一个重建新的从国家到基层社会的政治等级秩序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对于某些社会阶层、社会势力的认知、调控或抑制，这就需要对其中一些对政治等级秩序有重要影响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和其他社会势力加以深入研究。本课题拟解决的重点问题：
1、秦汉国家与社会的二分与整合，汉代国家整合社会的手段和方式研究，突出王权支配原理，即权力支配、制度调控和意识形态控制，软硬两种手段；2、国家控制整合与社会阶层的反作用，二者的互动互塑研究；3、王权支配、国家整合与豪族阶层的形成和形态演变，与权力结合，加入权力体系是豪族的最终归宿，豪族士族化是权力与文化不断再生产的结果。4、秦汉时期编户形式的行政史溯源与秦汉时期的家庭结构、规模及其发展演变；秦汉时期编户民之家的分化及其影响；秦汉时期反编户化势力的出现、发展及国家相应之政策研究；5、西汉中后期工商业者跻身官僚阶层，对政府的正反作用研究；汉元帝以后工商业者亦官亦商亦学的身份转变研究；6、东汉末期农、商、政相结合的豪强地方势力化研究。并由阶层整合实现的区域整合研究，国家对社会阶层的整合直接带动区域社会整合，社会阶层之间的活化有利于大一统国家的巩固。
工作进展情况：本子课题由于以各社会有突出特点的阶层为主，所以对于基层社会及相关阶层的研究、考察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本子课题首先按照子课题研究内容进行史料整理。在这方面，主要是对于近年来发现的有关两汉的简牍、石刻、纸文书、考古材料等原始资料根据本课题纲要而加以释读、归纳、分类。特别是对于秦汉阶层变迁中的主流思潮、汉代豪强阶层的发生、发展的演进历史、写作；对汉代民间工商业阶层的地位、作用，其在社会整合中的关系；两汉时代的小农阶层，尤其是他们从亲缘性家庭向非亲缘性大家庭发展过程，以及在国家权力对社会整合中的正、负作用力等方面的资料整理与研究。针对目前这方面资料不系统、不充分、不平衡的状况，进一步发掘和收集各省市档案馆、图书馆的相关档案文献资料，馆藏分布及已有电子资料库资料，分别到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陕西图书馆等及各大高校图书馆进行资料收集，也包括在美国、欧洲的一些图书馆的相关资料的收集。同时，加强对各地相关考古材料的调研。如考察秦皇岛秦代行宫遗址，进行滨海古廊道田野调查；考察金山岭长城，进行辽西大凌河古廊道田野调查；辽阳三道壕子汉代聚落遗址，了解汉代基层村落状况，对认识汉代基层社会组织及社会控制有启发意义；考察汉代北边长城（辽宁境内建平北部）；辽西走廊田野调查，有助于从交通与社会发展关系理解北边豪族社会的形成和演变。
在此基础上，撰写本子课题的学术史综述，完善子课题的研究提纲和理论框架、设计理念，而对于重点研究的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重点研究。并撰写、发表多篇相关研究论文。
目前各项工作按照计划进展顺利。
三、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
本项目由于主要从史料与理论的结合上，以国家、民族、社会的整合、认同、调控的互塑、互动关系为切入点，纵向、横向地阐释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冲突、融合、调控的对立统一关系，并且以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主线，说明秦汉国家的政体构建、运作机制的演变、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同一性。因此在项目框架、视觉、方法以及材料选取中都有着自己的特点与创新之处。
存在问题是：一、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各子课题的进度还存在差距，大部分子课题能够按照计划完成工作任务，个别子课题在资料收集、整理等方面还不理想。经过项目负责人的协调后，目前比较落后的子课题组正在努力进行中。预计今年底能够完成既定研究计划。
二、从具体问题看，主要是研究工作的技术路径、方法及重点、难点问题的关系：（1）如何更好的协调几个子课题之间的关系问题，以防止一些子课题对某个问题的重复阐述；（2）如何协调宏观、中观、微观三者的研究问题。既要防止以宏观理论代替史料而做出空泛结论，又要注意每一个重点问题的中观、微观研究，做到以小见大，使宏观问题有着扎实的基础；（3）对于目前的文献、古文书、考古材料与其它材料的解读的合理性，尽量做到史料阐释的合理性、科学性；（5）对于重点问题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注意前沿理论，争取通过重点问题的研究而对某个宏观问题有所突破；（6）注重对重点概念的科学阐释，例如深入考虑“宗教”中的国家与民间的区别；科学定义关中、关东和楚地三个并立的地域的概念；注意对民族认同问题的写作角度，对秦汉时期三个民族的灭亡和民族认同问题可以做一个长时段思考；对于简帛文献中出现的部分研究不够的新材料，如民族融合的材料给予认真解读；加强汉唐时期的比较研究，特别是汉唐盛世之间典章制度的比较；正确认识秦汉时期的民族格局，例如“五方之民”等等。
正是基于这些问题，本项目力求在史料收集、整理、阐释，以及理论阐述方面加强协作、配合，并且针对重大问题、重大问题、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研究。特别注意围绕本项目的问题切实研究，尽量避免旁生枝节、繁复、琐粹。对于重点概念、命题，以及相关重点问题，项目组进行多次探讨、研究，力争在问题弄清晰后再进行下一阶段工作。同时，进一步加强新的古文书及考古材料的探讨，以对项目的深入研究提供史料基础。目前这些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中。这些问题的解决，更加深化了项目的进一步发展。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主要内容：
研究成果目前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
1.围绕项目的重点、难点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一批中期阶段性研究成果论文。一年半时间中，先后在《历史研究》《史学月刊》《人文杂志》《中国社会科学报》《边疆考古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省部级及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并且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等组织本项目重点专题研究栏目5期。其中一些发表的论文被《新华文摘》（网络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围绕国家起源及政治体机制发表的论文：李禹阶《中国文明起源中的政治体与政治认同》（《人文杂志》2018年第4期）（被《新华文摘》（网络版）2018年第13期、《高校文科学术文摘》、《历史与社会文摘》等重要学术文摘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论点摘要）从早期政治体视觉来追溯华夏民族与国家的思想源流及演变,由此更加深入地观察到文明起源中的政治体现象及相应的政治认同意识的基本特征，剖析中国古代国家、民族产生的起源问题，为本项目国家及政治体起源研究的部分；李禹阶《史前宗教、礼与文明起源中的政、教关系》，（《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系对早期国家政治与宗教关系的探讨。由于早期的礼、礼制成为蕴含形而上与形而下双重特征的政治、伦理的制度规范与等级表现形式，它使由原始宗教蜕变而来的礼走上维护王权和世俗社会规范为主体的演进道路，并由此形成古代中国特殊的政主教辅的政治、宗教关系。它可以更加深入地观察到中国古代国家、民族、社会文化起源的核心问题。崔向东《论商周时期的孤竹国——辽西走廊古族古国研究之一》（《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认为孤竹是商周时期北方著名的古族,孤竹与商人先祖同族,其族名与竹有关。孤竹文化属于华夏文化体系,以商周华夏文化为基调和底色,吸收、融合游牧民族文化,呈现多元性和融合性文化特色。汪荣《嫡长之制与我国古代王权的合法性建构》（《东方论坛》2018年第4期）从制度之礼的层面来探讨礼与王权合法性的建构,强调礼制秩序中的每个人各负其责,各安其分,使个体对于整体礼制秩序形成一种制度性的惯性依赖,这为整个王权秩序的存在奠定了基础。樊森《越剑剑格纹饰与越国政教文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认为越剑上存在一种特殊的文字画装饰现象,即将饕餮兽面与越王名同铸于剑格之上。这种特殊的纹饰风格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图腾崇拜,更体现出越地文化与古老良渚文明的继承关系,是越国贵族统治者寻求文明心理认同时的有意为之,反映出越国礼制构建中的政教关系,是先秦铜剑礼用功能的典型表现。
【2】秦汉时代的制度与思想。李禹阶《战国中后期法家政治思想的转型——从《商君书》到《韩非子》的观察》（《南国学术》【澳门大学人文学报】2019年第三期）随着战国后期兼并战争进程及统一大趋势显现，战国中期秦的国家一体化治理机制逐步向君主本位政治格局转化，由《商君书》所代表的法家国家本位主义及一体化治理思想也开始向以《韩非子》所代表的“尊君尚术”“崇法重刑”的君主本位政治思想转型。李禹阶《汉制新探——论西汉前期的“汉承秦制”与“汉家法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5期）认为在西汉前期的“汉制”建构中，汉代政治制度在继承、改造秦旧制基础上，其制度创新主要源于由儒家学者所改造的周代礼仪制度，并将宗法血缘尊卑之制作为“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汉制”中“汉承秦制”与“汉家法周”的制度架构。徐卫民《从秦文化的特殊性分析秦统一的必然性》（《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8年辑刊），认为秦人由弱变强，由小变大，乃至于统一天下，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尽管秦统一是由多元因素造成的，但笔者认为从秦文化的特征分析其原因是值得研究的。徐卫民《也谈甘肃秦始皇时期长城———与 “甘肃无秦始皇长城考”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10月）认为秦始皇在平灭六国、南征北战以后，形成了空前的大帝国。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西北领土安全，秦始皇将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的长城加以修葺，同时又修建了临洮以北，经过 “榆中”到宁夏、内蒙古的长城沿河防御体系，所以说甘肃没有秦长城的观点是需要商榷的。徐卫民《汉长安与古罗马城政治功能比较研究》，（《文博》2018年第3期）认为汉长安与罗马城在政治功能上既有相同的地方，但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尽管两者有所差异，但是汉长安与罗马城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根植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汉长安城和古罗马在欧亚大陆两端交相辉映，展现出东西方都城文化各自的魅力所在。刘力《“事皆决于法”:“合五德之数”视阈下秦帝国的施政》，（《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认为秦帝国创建伊始, 即采纳“五德终始”说为帝国政权的合法性作论。在“合五德之数”视阈下, “秦为水德”不仅为凭武力而成就的帝国政权提供了源于天的认可, 从而强化了帝国政权的合法性、神圣性与权威性。董涛《试述规矩和准绳及其神秘性特征》（《东方论坛》2018年第4期）认为"规矩"和"准绳"是历史早期的测绘工具,可以发现,"规矩"具有测绘方和圆的功用,而这正切合了古人的天圆地方的理念,以"规矩"和"准绳"为核心的特殊符号也开始出现,广泛出现于先秦秦汉时期的各类器物之上。代继华《它山之石——读《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5期）[美]陆威仪教授所著《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在秦统一并非“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结果”，“灾祥”是一种“分权”的史学错觉与帝王“统而不治”等方面值得重视与深入研究。徐卫民《秦汉宗庙与古坟祭祀》（《秦汉研究》2018年）认为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奠基时期,在陵墓祭祀制度上也多有创见,特别是汉代提出"以孝治天下",因此,帝王的陵墓祭祀制度格外受到重视,在帝陵的宗庙制度和寝、便殿制度等方面,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吕宗力《谶纬与曹魏的政治与文化》（《许昌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认为在汉魏禅代的合法性论证过程中,谶纬论述扮演了重要角色。"科禁内学"之后的许昌和邺城,从帝王到群臣,大家仍然熟习谶纬,思维和表达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引述谶纬。谶纬也成为曹魏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当时人的思维模式、表达习惯之影响无所不至。钟良灿《审食其与汉初政局》（《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认为审食其作为吕后的幸臣,曾一度叱咤政坛,却并未随吕氏集团的覆灭而亡。此既因陆贾、朱建之谋划,也因其自身向功臣集团靠拢,方得"苟延"至文帝时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审食其的存亡都和当政大臣与皇权之斗争有关。刘鸣《先秦秦汉的军事训练及其时间问题探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人文在先秦时,军事训练常通过狩猎的方式举行。随着集兵制度的演变,官方组织的大型军事训练频度降低,在秦代由四时田猎而减省为一时都试,在东汉初又取消了都试活动。从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材料来看,在先秦及秦汉时期的军事训练有都试、秋射等官方组织的形式,也有日常的训练和民间的军事训练。西汉都试的时间在文献中的不同记载,可以用农时的不确定性和历法的因素来解释。史书所载东汉的七次校猎活动全部在冬季,这和依时行令的施政理念有关。马融和陈蕃对天子校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是否妨碍农时有关。蒋波《汉代三公的罢免问题》（《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认为三公是两汉官僚行政的中枢,政府十分注重对他们的管理。三公被免后,丞相(大司徒)在西汉往往由御史大夫补位,东汉扩大到九卿,反映了丞相在内朝出现前后的地位变化。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的补位者多为九卿,东汉时期亦有地方郡守补位的情况,说明地方势力坐大,渐成中央朝廷的威胁。罢免虽然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但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三公制度中的其它问题提供了启示。蒋波《汉代官吏病免问题考述》（《南都学刊》2019年3期）指出“病免”是两汉官吏罢免问题中的常见现象。汉代因官吏疾患程度判断的困难以及出于行政运作效率的担心，政府又常允许以病免官,病免现象渐多,疾病甚至成为人们善意或刻意的借口。除少数特例外,官吏病免后不再享受政府待遇。病免者因曾经的阀阅与历练,未来再仕更为容易。他们再起家的方式以直接征召为主,且病免前后的禄秩变化幅度总体不大,反映出两汉官僚体制的开放性以及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
【3】秦汉时代的基层社会与阶层研究。崔向东《王权支配与汉代豪族对国家与社会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版报》2019年2月26日版）指出在汉代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中，豪族是最能体现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社会阶层。豪族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豪族士大夫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以宗族为依托成为地方社会领袖，他们既代表国家，又代表社会，是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两汉国家与豪族社会阶层呈互动关系，豪族的形成和形态演变是王权支配的结果。史党社《从毛家坪的考古发现谈秦的地方行政制度史》（《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5期）认为甘肃甘谷毛家坪新的重要考古发现，特别是“子车”铭文戈的出土，展示出春秋早期的秦，将“初县”作为对边地控制的地方行政机构。其时秦的“初县”之县，与后代郡县之县并不相同，但具有重要功能。毛家坪考古发现给我们研究秦地方行政制度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对探讨聚讼已久的中国古代县制起源问题具有重要价值。钟良灿《再论汉代的大家、中家和小家》（《史学月刊》2018年第8期）认为汉代的大家、中家和小家,都属于政府的编户齐民,其划分依据是家资。西汉之初政府重视保护中小之家,但因不抑兼并,豪富大家得以发展并出现兼役中小之家的现象。但随着东汉政权的衰颓以及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政府保护中小之家的政策也显得苍白无力。徐卫民《秦汉刑徒墓定名商榷》（《西部考古》2019年集刊）指出目前被考古学者定名为秦汉刑徒墓的墓地有3处,其中西安2处,洛阳1处。作者认为这种定名值得商榷,应该称为修陵人墓地或者劳役者墓地。李勉、俞方洁《秦至汉初户赋的性质、征收与管理》（《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认为秦至汉初的户刍确为户赋的一种形式。户赋起源于军赋,其征收形式多样反映了秦代较为灵活的财政管理制度,具备较强的操作性。随着战争结束,汉代户赋改征钱币。卿爵以下(包括卿爵)都要缴纳户赋。户赋征收中严格使用校券,并由乡部根据本乡应纳户赋数量制作户赋征收统计册,最后由少内主管全县户赋的征收、管理和支出。
【4】秦汉时代的民族认同与族群融合。刘志平《汉代的“汉人”称谓与“汉人”认同》（《人文杂志》2018年第12期）认为“汉人”称谓始见于楚汉相争之时,其指汉王刘邦一方人员之统称,还不具有族属和文化含义。汉初 “汉人”称谓的含义是复杂的，在与“诸侯人”对言时,其不具族称含义；在与郡“道”之 “蛮夷”对言时,其具有族称含义;在与塞内外之异族对言时,其亦具有族称含义。而在整体意义上完全具有族别功能的“汉人”认同产生的同时,“中国一体”的国家意识也开始凸显。
【5】秦汉时期的区域社会与经济发展。史党社《河济之间——东方朔的地域文化背景》，（《华中国学》2017年第2期）认为后人所看到的多面的东方朔,本质上还是一个具有广泛学识、文武兼备的儒者,即一个具备固有道德的知识分子,他的学问、素养、机智善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齐地文化学术的丰厚土壤。崔旸菁菁、慕容浩《汉代“ 西南夷”地区的铁器贸易》（《安徽史学》2018年第4期）认为两汉与“西南夷”的铁器贸易，密切了二者之间的联系，深刻推动了“西南夷”地区的社会变革，并使汉文化深深地熔铸在“西南夷”的文化性格当中，促进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大融合，形成了汉与“西南夷”诸国的经济贸易共同体，实现了汉朝大一统天下的共同繁荣。
2.编辑会议论文集及《国家与文明》（秦汉历史专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待版】，并且资助项目组成员相关学术著作（两部）的出版。具体而言，（1）本项目组编撰“秦汉国家构建、族群认同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集大约50余稿件）；（2）“先秦汉晋国家构建与社会心理研究青年学者研讨会”论文集（收集大约30余稿件）；（3）出版《国家与文明》（先秦秦汉史专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待刊）；（4）资助项目组成员董涛的秦汉史研究成果《秦汉时空观念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廖小波等《儒学演变与治道》（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的出版。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根据本项目研究总体规划，《秦汉时期的国家构建、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研究》目前只进行了全部研究任务的第一个阶段，即全面收集、整理、辑纂秦汉史文献及近年来发现的谱牒、碑刻、出土文物、简牍等资料，以及制定比较科学、合理的《“秦汉国家构建、民族认同、社会整合”编纂体例及原则》、《“秦汉国家构建、民族认同、社会整合”资料注释规范》等方面的规则，并加强大纲的论证。对于总课题下的各个子课题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重点、难点问题，研讨在项目总体的大框架下，各子课题的相互协调，以及研究重点、难点问题。目前第一个阶段的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但研究进展仍然在规划的时间表内有序推进。
因此，本项目下一步研究计划仍然将完全按照此前的总体规划有序推进。第一个阶段全面收集、整理、辑纂秦汉史文献及近年来发现的谱牒、碑刻、出土文物、简牍等资料的任务预计在2019年12月底以前顺利结束，并按原计划争取在2019年年内汇编成5个子课题研究内容的资料长编，作为项目下一个阶段研究内容的基础。此外，本阶段还将继续从事收集、整理、辑纂秦汉史文献及近年来发现的谱牒、碑刻、出土文物、简牍等资料以及编辑资料长编的任务。
下一步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2019年8月——2020年12月底前），本项目各子课题组将根据已经收集整理的资料，分门别类加以研究。五个子课题在资料发掘整理的基础上，围绕秦汉国家、民族、社会的互动关系的理论和逻辑，分别从不同层面开展专题研究。专题研究需要重点探讨有关的重点、难点问题。争取在本阶段发表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以及出版相关学术著作，作为第二个阶段的代表性成果。
第二个阶段（2020年12月——2021年12月底前），在以上工作基础上，各子课题围绕秦汉国家构建、民族认同、社会整合的互动中发生的矛盾、冲突、博弈为主线而进行研究并撰写书稿。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各课题组在总负责人与子课题负责人的带领和协调下，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准确解决研究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努力保持学术见解的科学性、一致性，以及研究过程的协调性。
第三阶段（2022年12月底），对初步撰写的综合性、多卷本学术著作进行查漏补缺及审稿、统稿，预计将专门组成一个班子进行此项工作。在完成审稿、统稿后，准备项目结项，以及项目成果推广。并以此为基础，与国内外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展开广泛合作，推进秦汉国家构建、民族认同、社会整合研究的深入发展。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