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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主要内容：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
自2017年11月15日立项以来，项目总体进展顺利，按计划正常进行，时间到半，任务完成到半。
2018年3月31日，项目组在北京科技大学办公楼306会议室召开了项目开题报告会，首席专家潜伟汇报了项目的总体方案和研究计划，各子课题组负责人梅建军、周卫荣、方一兵分别介绍了各子课题的具体内容与基本构思。魏明孔、韩琦、吴国盛、金正耀、王菱菱、陈建立、李肖等组成的专家组参加了会议，充分肯定了本项目的重大学术价值，就研究可能面临的实际困难进行了讨论，并为项目的规划和具体实施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随后，项目组建立了系列工作制度，设立项目秘书；各课题组也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工作机制，设立课题组秘书；课题组每季度向项目负责人汇报工作，以保证整个项目的顺利实施。
2018年12月10日，项目负责人、各子课题负责人和秘书组人员在北京科技大学召开会议，围绕项目总体框架和各子课题预期目标，研究讨论了项目进行情况和遇到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同时，决定聘请雷丽芳担任项目秘书。
至2019年7月20日，项目组初步拟定了《中国冶金史》之《先秦时期冶金卷》《秦汉至明清冶金卷》《近现代冶金卷》的撰写提纲，开始了《人物卷》《文物卷》《典籍卷》《年表卷》等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收到各子课题上报项目执行情况报告20份，完成书稿约300万字；完成阶段性成果之出版著作2部、学术论文56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12篇，成果约332万字。
（二）子课题执行情况
子课题一，先秦时期冶金史研究。负责人，梅建军教授。按照原计划分工，开展了相关考古资料和科学分析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并初步拟定了《中国冶金史》之《先秦时期冶金卷》的相关章节提纲。子课题成员奔赴陕西、甘肃、新疆、河南、山西、湖北、江西等多省份矿冶遗址，开展相关考古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并对部分出土遗物进行了分析检测。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不同技术早期发展的社会文化研究。完成阶段性研究成果，包括学术著作1部、学术论文20篇、学位论文4篇。
子课题二，秦汉至明清冶金史研究。负责人，周卫荣研究员。此子课题研究对象时间跨度大、内容多，但课题组成员依然能够抓大放小，出色地按计划完成了既定任务。课题组初步整理了秦汉至明清时期冶金史相关古代文献与考古遗存资料，对本时段前人研究论文和著作进行了系统梳理，初步拟定了《秦汉至明清冶金卷》的提纲。在河南、山西、陕西、江西、湖北、河北、内蒙古、吉林、甘肃、山东、四川、云南等地开展了矿冶遗址调查和发掘工作。初步完成了中国古代钢铁技术体系形成过程的研究，撰写了部分章节内容；进行了有色金属生产技术发展的研究，并开始与冶金史相关的环境史、经济史、社会史资料的收集。完成阶段性成果，包括学术著作1部、学术论文19篇、学位论文4篇。
子课题三，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负责人，方一兵研究员。此子课题对时间的下限问题有过一番讨论，目前暂定1966年为时间下限。目前已经初步拟定了《近现代冶金卷》的提纲。开始了对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开展了四川、重庆、辽宁、湖北、湖南、河北、北京、上海等地的部分工业遗产调查和档案调研。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进行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等方面的深入讨论。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包括学术论文8篇、学位论文3篇。
子课题四，中国冶金史综合研究。负责人，潜伟教授。此子课题要开展全面的综合研究，需要对各部分的研究成果提炼总结，任务繁重，但是依然有长足的进步。逐步开始了冶金技术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思想文化等几个方面的系统研究。《人物卷》《文物卷》《典籍卷》《年表卷》各自确定了撰写执笔人，已开始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但进度各不相同。取得阶段性成果，包括学术论文9篇、学位论文1篇。
二、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一）调查研究情况
项目组成员与其他项目或课题结合，联合开展了先秦时期部分矿冶遗址的调查研究，重点调查了陕西榆林石峁遗址、西安老牛坡遗址、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河南郑州官庄遗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江西瑞昌铜岭遗址等重要先秦时期冶金遗址，促进了部分遗址的正式考古发掘。与此同时，获得了各遗址出土的一批冶金遗物进行分析检测，得到了部分反映其科学价值的重要数据资料。
秦汉至明清时期矿冶遗址非常丰富，项目组成员有计划地奔赴河南、山西、陕西、江西、湖北、河北、内蒙古、吉林、甘肃、山东、四川、云南、广西、广东各省市，开展矿冶遗址调查工作；有选择地进行了几处重点遗址开展工作，如河南鲁山望城岗冶铁遗址、河北兴隆副将沟冶铸遗址、江西上饶包家金矿遗址、湖南桂阳桐木岭炼锌遗址，组织教师和研究生直接参加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新资料。
此外，项目组成员积极奔赴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博物馆、山西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陕西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河南考古研究院、河南博物院、殷墟博物苑、湖北省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地调查金属文物及其他相关文物资料，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项目组在历史文献资料中耕耘，获得了一批新的史料，其中最突出者当为《铁冶志》。2019年6月，在山东大学海外汉学合璧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冶金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明傅浚著《铁冶志》在遗失五百年后重现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本项目首席专家潜伟获得消息后，迅速与山东大学、圣彼得堡大学有关方面取得联系，并相约合作开展珍稀明抄本的点校、释读工作，围绕其背景资料和遗址现状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期复原当时中国传统冶铁业最高峰时期的辉煌景象。目前各方面进展顺利，潜伟计划于2019年8月访问俄罗斯，进一步洽谈合作事宜，并有望在2019年10月形成初步研究成果。
近现代部分，项目组成员开展了四川、重庆、辽宁、湖北、湖南、河北、北京、上海等地的部分工业遗产调查和相关工业技术档案调研。走访和查阅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以及重钢、首钢、本钢等相关企业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也获得了一批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二） 学术交流情况
2018年10月，项目组配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金属史专业委员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积极组织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学术年会金属史分会场。来自北京科技大学、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等机构的师生40多人参与了本次会议。项目组负责人潜伟、子课题负责人周卫荣等出席会议，围绕冶金史分期问题、叠铸与翻砂铸造等展开了讨论。刘煜、刘培峰、刘思然、黄全胜等项目组成员也带来了精彩的报告。本次会议报告内容丰富，时间与年代跨度大，研究方法多样，涵盖了冶金史研究的多个方面，展示了近年来冶金史研究的最新进展与收获。
2018年5月，项目组首席专家潜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金属史专业委员会合作，积极参与在杭州举行的第六届全国技术史与技术遗产会议的组织工作，并且设有冶金史专场。
2018年9月，子课题负责人方一兵参与组织在北京举办的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协史研究所举办的国际机械史与机构史学术研讨会，雷丽芳在此会议上获得最佳学生论文奖。
项目组结合“一带一路”地区文化交流需要，分别举办了两届亚洲冶金考古暑期学校活动。2018年7月，首届暑期学校在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召开；2019年7月，第二届暑期学校在泰国艺术大学考古学院梵文研究中心召开。两次暑期学校均包含课堂授课、实践活动及学生为主要参与者的工作坊会议，内容涉及冶金史与冶金考古基础研究理论与方法、冶金遗物的辨识与科技分析方法，以及近东、中国与东南亚冶金考古研究现状。课程为全英文授课，共有来自国内十余所高校与研究院所，以及来自美国、法国、泰国、缅甸、老挝、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考古机构的近百位位师生参与活动。活动有力促进了亚洲境内冶金史与冶金考古学者和学生间的相互交流，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传播到国外，开启了多国学生和学者互访的有效通道，推动了亚洲范围内金属技术传播及其在文明崛起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跨文化讨论。
项目组成员积极参加各项国际学术活动。2017年11月至今，有32人次参加各类国际学术活动，开拓了视野，增进了理解，同时宣传了中国丰富的冶金史研究成果。例如，2018年3月，子课题负责人梅建军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与欧亚早期文化科技交流的学术研讨会并作大会报告；5月，梅建军参加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与科技国际学术研讨会，作题为“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铜器和冶金技术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大会报告；8月，梅建军在北京大学参加“欧亚视野下的中国青铜时代”国际学术会议。2018年4月，项目组成员刘思然在美国华盛顿参加美国考古学会（SAA）年会并作题为“中华帝国冶金工业用煤燃料与人类环境的互动关系”的报告；6月，刘思然参加南京举行的东亚考古论坛并作报告。2018年8月，项目组成员杨军昌、刘煜等参加在日报东京举行的亚洲铸造技术史学术会议并作大会报告。此外，潜伟、方一兵等还参加产业与科技史学术研讨会，将经济史视野下的冶金史研究成果介绍给与会学者。
项目组与国外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更多更广。课题组负责人梅建军担任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推进了与项目责任单位北京科技大学正式签约，将《中国冶金史》研究工作作为重要的内容写入合作备忘录。北京科技大学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合作，共同推进两校在冶金史方面的合作，Ian Freestone教授和Thilo Rehren教授分别来访，进行为期1个月的授课和访学计划，共同培养中国冶金史的教学研究人才。北京科技大学与牛津大学合作开展欧盟项目“横跨欧亚的古代金属流通”研究，是中国冶金史项目的延伸。
三、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一）成果发布会
2018年12月8日上午，项目负责人潜伟在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理事会召开之际，同时进行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冶金史”阶段性成果发布会，着重汇报了项目进展情况、冶金考古新进展、科技与文化研究新进展等，受到了与会专家的称赞。
项目组利用“科史文苑”微信公众号，通过新媒体推送中国冶金史重要研究进展。其中潜伟撰写的《中国冶金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于2018年3月发表在《产业与科技史》刊物上，后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后，旋即被科学人文在线、搜狐网等媒体转载，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此外，项目组多次利用学术研讨会，如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年会、技术史与技术遗产论坛等机会，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二）成果报送与投稿情况
由于内容繁多，工作紧张，且对项目成果报送渠道不太了解，以致在中期报告之前未能及时向《工作简报》报送研究进展情况，没有及时向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投稿。希望在今后工作中加强此项目推介活动，让科研成果及时反馈到有关部门并回馈社会。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1 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改进措施
主要的存在问题是：丰富的研究内容与有限的时间及经费之间的矛盾。
本项目涵盖内容覆盖广泛，从远古至现代。既有丰富的文物遗存和考古遗址，又有大量文献档案资料，而且要从科技史、社会史、经济史、环境史、文化史等多角度进行阐述；最终成果形式多样，不仅有各历史时期的分段阐述，还有人物、文物、典籍和年表等多种志书形式的表达，相当复杂。另一方面，项目组主要成员主要为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或文博机构的骨干人员，其主要业务任务已非常繁重，同时兼有多个项目课题任务，投入到项目的时间有限；项目总经费仅80万元，虽然是社科重大项目，但与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助额度相当，而本项目有较多调查研究差旅费产生，经费使用非常紧张。
根据开题报告会专家意见，结合本项目具体情况，项目组已经对部分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进行了改进优化，并进行了相应工作安排。主要包括：
第一、中国冶金史研究的时间下限，从原计划的21世纪初期，调整为1966年。
第二、各历史时期冶金史研究，突出技术-工业主线，弱化思想-文化副线，重新组织部分研究内容。
第三、项目组增加历史学背景的青年研究学者，如宋史研究的高柯立、近现代史研究的王传超和宋元明以及博士生曲安弈等。
第四、先期启动《人物卷》《文物卷》《典籍卷》撰写工作，为其他各组研究建立基础数据库。
第五、统筹管理本项目和首席专家承担的其他相近科研课题经费，积极争取项目经费滚动资助。
2 研究心得与意见建议
随着研究过程的不断深入，项目组成员愈发感受到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博大精深，感受到近现代工业化的曲折艰辛，感受到中华文明连绵不断五千年的强大物质基础，感受到新时代迫切需求的历史文化食粮。这是项目组成员满足感的源泉，也是推动我们坚持继续开展研究的动力。项目组成员将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去，会通过自己点滴的思想启发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自豪感，从而理解伟大祖国经历的苦难和走过不平凡的道路。融思想教育于专业课堂教学中的相关“课程思政”先进事迹，被《光明日报》在2019年7月报道。
每一位研究者都有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都有自己认知的局限。在研究过程中，除了各课题组设立秘书与项目首席专家联系外，还由项目组设立一个常设的秘书组，负责联系和督促各组的研究进展。秘书组设在北京科技大学，由几位年富力强的青年学者组成，自2019年3月开始每周三中午一点半举行例会，通报各组进度以外，还会提出问题供讨论，并及时反馈给各组成员。这种高效的运行机制促进了各子课题的顺利进行，同时把握项目的整体研究方向不跑偏。
针对项目执行中遇到的一些共性问题，提出建议如下：
第一、目前项目经费中间接经费主要用于项目组成员绩效津贴，但按现在规定需要待项目结项时才能使用。由于社科重大项目往往周期很长，项目组成员数量多，在没有任何激励措施的情况下，不利于项目的顺利开展。因此建议，间接经费用于绩效津贴的部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用50%，剩余50%待项目结项后使用。
第二、重大项目研究成果报送制度，是监督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的重要制度设计。但是，目前《成果要报》以及《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民论坛》等社科基金专栏，容量有限，排队等候现象较严重。因此建议，进一步畅通成果报送渠道，相关期刊栏目可适当扩容，以容纳更多的重要成果。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主要内容：
一、代表性成果简介
至2019年7月15日，项目组共发表阶段性成果70部（篇），其中论著2部、论文56篇（其中英文论文4篇），博士学位论文5篇、硕士学位论文7篇。按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组，择其重要者分述如下。
1 综述
潜伟的《中国冶金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综述了中国冶金史研究近百年历程，指出这些研究多集中于中国古代冶金技术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冶金遗物进行分析已成为重要研究方法，而对近现代冶金史则言简阙如，也缺少更为广阔的外史研究。作者提出了冶金史四个重要学术问题：中国冶金术起源及其对中华文明早期形成的影响、中国古代钢铁技术体系形成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中国近现代冶金工业技术体系形成的因素及其特点、全球视角的中国冶金技术演变过程。作者指出，中国冶金史研究正处于从技术本体研究转向技术与社会乃至整个文明史的过渡时期，亟需从新的角度诠释，从冶金与人类文明、社会生产力、政治制度、生态环境、思想文化、全球化等几大关系入手，按历史维度、专题维度这两个维度来进行，或可为未来研究进路。本文被“科史文苑”“科学人文在线”微信公众号等转载，在学界由着广泛的影响。
潜伟的另一篇综述性文章《中国科技史与考古学的历史回顾》，则从历史上科技史与考古学的关系入手，论证了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明确了科技考古作为科技史与考古学结合的产物具有的特殊意义，同时也以冶金史研究为例展开了讨论。本文是近年少有的科技考古历史回顾文章，被“科史文苑”“中国考古在线”等微信公众号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报》转载。
2 先秦时期冶金史
丝绸之路早期冶金技术交流，是一个持续热点问题。《丝绸之路与早期铜铁技术的交流》根据中外考古学和金属史等领域近期的重要研究成果，围绕铜、铁两种金属的生产和使用，综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沿史前丝绸之路金属技术的传播和交流。公元前2000年前后，欧亚草原地带的青铜文化对铜和青铜技术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出现和早期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其后中国西北和北方地区在中西互动的技术交流中持续发挥着桥梁作用，铜鍑和铜镜的向西传播与此有关，早期块炼铁技术在中国中原地区的出现也复如是；汉代生铁原料和技术的西向传播，对中亚地区钢铁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文化与技术交流在不同的时期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形式；中西互动源远流长，对东西文明的演进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推动。相关学术观点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围绕此问题，《Copper metallurgy in prehistoric upper Ili Valley, Xinjiang, China》《敦煌西土沟遗址冶金遗物研究》《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铜器的科学分析及相关问题》《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骟马文化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等文章分别论述了伊犁、敦煌、玉门等地同期的科学分析，得到了有益的结论。
刘煜的专著《殷墟出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是作者多年来对殷墟出土青铜器铸造工艺系统研究的总结，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近期商周青铜器制作技术研究的力作。作者复原了殷墟青铜礼器的铸造工艺流程，指出这一时期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非常复杂，是制陶与铸铜两种技术完美的结合，凝聚着先民令人惊叹的创造力，复杂的器物背后体现出“化整为零、执简驭繁”的技术思想。此外，《试论殷墟青铜器的分铸技术》提出了分铸法的几种方式，并探讨了分铸法在商代的发展历程，指出分铸法具体可分为榫卯式后铸法、铆接式后铸法、榫卯式先铸法、包裹式先铸法四种方式，有的会综合利用上述方法采用多次铸接的分铸工艺。
关于中原地区早期铜器的生产技术，也有了新的见解。苏荣誉的《关于中原早期铜器生产的几个问题:从石峁发现谈起》据公布的石峁出土铜刀和环首刀石范，通过比较认为铜刀和石范环首刀具有本土传统，年代和中原商代器相若。结合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资料，对中原冶铜术来源与传统、铸铜遗址认定和石范铸造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冶铜术西来说有很多无法解释的问题，指出还没有证据认定石峁具有铸铜工业，说其对中原早期铜器生产发生影响言之过早。
商周青铜器的工艺技术研究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一批新资料新成果的问世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湖北随州叶家山和文峰塔的青铜器研究，为商周青铜器研究又增添了新的重要资料，《随州文峰塔东周青铜盘镂空耳的铸造工艺》《湖北宜城跑马堤墓地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一方面通过科学检测分析积累了基础数据资料，另一方面也对失蜡法铸造技术提出了新的见解。《山西隰县瓦窑坡墓地M23出土铜器的技术特征及相关问题》《大河口西周墓地M 5010出土锻造铜饰的技术特征及其相关问题》《陕北地区出土东周时期铜器及冶铸遗物的科学分析研究》等山陕地区出土青铜器的科学分析，为进一步了解此地的青铜技术传统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对于一些早已研究过的著名青铜器，采用新方法新理念进行研究，也产生了不少的新意，如《夏家店下层文化铜器成分及工艺研究》《三星堆青铜方罍铸造工艺研究》《四羊方尊口沿和羊角残片科学研究》等。
区域性调查研究的重要工作还包括《试析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遗存及其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结合以前的发掘和调查资料，发现安徽当涂船里山、江苏镇江马迹山等遗址的遗存，不仅与以太湖流域为分布中心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关系紧密，而且与淮河流域、滁河流域甚至海岱地区的龙山时期诸考古学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项研究，填补了此地区青铜技术与文化研究的空白。
3 秦汉至明清冶金史
近年来冶金史研究的重大突破是发现了元代煤炼铁的证据。《邯郸西炉上冶铁遗址初步考察研究》对邯郸市峰峰矿区西炉上冶铁遗址进行现场考察和科学分析，发现炉渣中残留有焦化煤块并含有较高的硫，钾含量比木炭为燃料的生铁冶炼渣低一个数量级，进而确认该遗址大规模使用了以煤为燃料的高炉冶炼生铁技术；通过古文献考证和伴生瓷片类型研判认定遗址的年代为元代，显示邯郸地区在元代存在以煤为燃料的官营冶铁业。《Coal-fuelled crucible lead-silver smelting in 12th-13th century China: 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age of deforestation》则从坩埚炼铅银来阐述宋元时期煤作为燃料的合理性与森林环境的毁坏有重要关系。
古代铁冶金史的几个重要方面得到了新发展。《广西古代生铁高锰渣与中国生铁冶炼技术多样化发展》揭示了广西玉林市兴业县龙安镇到太平山镇迄今为止世界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的高锰渣生铁冶炼遗址群，对于锰在铁中的存在有了深入的探讨。《传统坩埚炼铁产品与工艺过程研究》对传统坩埚炼铁工艺进行了技术分析，结合科学实验和前人成果综合分析了坩埚铁的组织、成分，并从冶铁原理的角度分析了反应过程及产品形成原因。《Cast iron-smelting furnace materials in imperial China: Macroobservation and microscopic study》则研究了明代遵化铁冶炼铁炉的炉壁材料的宏观和微观结构和性能，揭示了中国传统竖炉冶铁技术的辉煌。
秦汉至明清的铜冶金史没有先秦时期那么辉煌灿烂，但是在钱币、度量衡、活字印刷及其他特殊容器的研究方面仍有重要意义。《新见萧梁天监五铢陶范考》《邾国故城新莽铜衡器与诏版的几个技术问题》《对罗振玉旧藏古代铜活字的初步研究》《北周武帝孝陵出土铜器的焊接模拟实验研究》等文章展现了这方面的研究进展。
湖南桂阳县桐木岭炼锌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是近年来冶金史的重要发现，曾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周文丽等的著作《湖南桂阳冶金史资料汇编》从文献上梳理出近百篇（条）文献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桂阳冶金历史文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湖南桂阳县桐木岭矿冶遗址发掘简报》《从蒸馏罐看湖南桂阳桐木岭遗址炼锌技术》《清代桂阳州炼锌业初探》等系列文章，集中展现了桐木岭清代炼锌遗址的考古发掘、技术和产业研究，填补了冶金史、科技史的空白。
金银冶金是中国冶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思然的《江西上高蒙山遗址古代银铅冶炼技术研究》对蒙山遗址多个地点的冶炼炉渣进行研究，通过与世界范围内多处银铅生产遗址的炉渣分析结果进行对比，重现蒙山遗址东西两冶炼区的古代银铅冶炼技术，西区主要使用烧结—还原熔炼法冶炼含银铅矿石，而东区则主要使用铁还原沉淀熔炼法进行冶炼。《战国秦汉金饼货币类型考略》《出土东汉银饼实物刍议》《梁庄王墓入葬的小银锭——明朝的低成色货币及其社会文化现象》《彭山文物保护管理所藏金册錾刻工艺与金属成分》对金银文物进行了科学分析与类型考证，丰富了金银冶金史的内容。
4 近现代冶金史
近现代距离我们很近，文献资料浩瀚如海，许多不同资料可以借鉴。近代冶金产品的技术研究仍占有一定地位。《故宫灵沼轩钢铁构件材质与制作工艺探讨》《晚清户部铜元成色问题探讨》分别抓住传统技术向西方技术转变关键节点的代表性器物----钢铁构件与铜元的使用，进行了系统的工艺探讨。
近代煤铁知识传入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方一兵的《矿产新知识的形成、传播与近代直隶煤铁矿开发的肇始(1863～1874)》通过挖掘1863至1874年间与直隶煤铁矿资源相关的中外文献，系统还原这些最早的科学知识是如何产生，并通过何种途径在中国传播而最终导致李鸿章磁州煤铁矿开发计划的出台的。
近代矿冶工程师和学术团体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近代冶金技术和冶金工业兴起的壮阔景象。雷丽芳的《近代中国矿冶工程师群体的形成(1875～1929)》通过史料挖掘与统计分析，系统还原近代中国矿冶工程师群体的形成过程，并通过这一历史过程来展示近代中国本土矿冶技术能力的演化与形成。《抗战前十年的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则从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入手，通过挖掘相关史料，探了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在矿业立法与矿冶业发展、矿冶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矿冶科研学术等方面所做的努力。
现代冶金史的研究进展集中于冶金机械装备的研制者方面。《The Innovation Process of the First Curved Mold Caster in China》揭示了世界第一批弧形连铸机研制者徐宝陞的罕见历史。《中国斜轧、楔横轧技术的领跑者》展现了斜轧楔横轧机发明者胡正寰的精彩片段。《从分散研制到集中攻关——铀浓缩乙种分离膜研制组织工作初探》则展现了铀浓缩乙种分离膜发明者葛昌纯的别样故事。
5 综合研究
冶金史的综合研究，包括探讨长程历史时段的冶金与经济生产、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思想文化等的关系。《技术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建构》是通过对美国技术史学会主席白馥兰的访谈录，展现了一种构架于文化史和社会史角度的技术史研究路径，为冶金史的综合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冶金史的综合研究，还要关注《人物卷》《文物卷》《典籍卷》《年表卷》的资料整理，虽然是基础性工作，但也需要深入的研究来支撑。《从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谈中国古代炼锌技术研究——谨以此文缅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柯俊教授》透露出一代学术大师的丰功伟绩；《学科范式转换与青铜器图录:信息与青铜技术研究》则关注了青铜器文物图集编撰过程中信息与技术对称问题；《重读经典:从“安阳之范”说起——出土陶范科技研究回顾》引导我们重新研读经典科技史文献；《中国古代翻砂铸钱起源年代考——以钱币铸造痕迹为中心》则直视重要技术发明创造起源的年代确定问题。
上述阶段性研究成果，多数论文发表于核心刊物上，还有的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发表。许多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会议和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宣讲，得到了同行专家的普遍认可。部分研究成果结合当地社会需求，已经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湖南桂阳在冶金史研究的基础上，政府和研究单位密切合作，正积极申请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殷墟青铜范铸技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也为殷墟世界遗产地的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本项目研究还处在过程中，已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不仅填补了多项冶金史的空白，而且可以预期未来几年综合性的研究成果将不断涌现，社会影响还将进一步扩大。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本项目研究需要进行文献档案收集和考古实地调研。各子课题根据需要安排进行考古调查或工业遗产的实地调查，原则上应于2019年末完成。子课题一和子课题二根据需要进行部分补充实验工作、模拟试验等，原则上在2020年末完成。
文献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可利用各种图书馆、档案馆和相应的古籍图书和文献电子数据库。前三个子课题的文献资料收集应于2020年末全部完成，子课题四集中对文献资料进行编目并编撰，在2022年底整体完成书稿。
2019年7月至12月，进一步进行古代冶金史研究的实地调研工作、实验室工作和模拟试验工作，进行近现代冶金史的文献调研和档案查阅工作。
2020年1月至12月，各相关子课题开展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2020年6月，召开中国冶金史学术研讨会。
2021年1月至12月，各子课题开展系统研究和综合研究，并撰写书稿。
2022年1月至6月，进一步撰写书稿，完成课题初步计划。
2022年7月至11月，总项目报告，书稿整理。
2022年12月，完成书稿编撰工作，课题结项报告会。
各子课题分解计划如下：
子课题一：
2019年度：子课题组成员依据初步的撰写计划分赴全国各地，通过考察相关的考古遗址、走访相关的考古和冶金史专家，进一步收集资料，并进行技术早期发展的社会研究；
2020年度：子课题组成员通过考察相关的考古遗址和收集相关先秦冶金史文献资料，开展整理和研究工作，根据现实情况进一步凝练写作计划，并开始撰写部分章节；
2021年度：子课题组成员将初步完成相关章节的初稿，并通过集中讨论，提出相应的修改计划，或根据撰写计划的需要，做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和田野考察；
2022年度：根据分工计划，子课题组成员完成《中国冶金史》之《先秦时期冶金卷》相关章节的撰写，由子课题组负责人完成书稿的统稿工作，并交给总课题组负责人审稿，或做进一步的修订。
预期成果：完成七卷本《中国冶金史》之《先秦时期冶金卷》的撰写工作，并为《人物卷》《文物卷》《典籍卷》《年表卷》各卷撰写提供相关资料。
子课题二：
2019年度：完成中国古代钢铁技术体系形成过程的研究，对其中包含的重点学术问题进行学术史回顾与综述，并开始撰写相关章节。
2020年度：完成秦汉至明清时期有色金属生产技术发展的研究，撰写相关章节；与其他子课题成员配合完成秦汉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环境史、社会史及经济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2021年度：完成秦汉至明清时期铸造与金属加工工艺的研究；对秦汉至明清时期冶金技术进行技术社会史研究，初步完成《秦汉至明清冶金卷》的初稿。
2022年度：由子课题组负责人完成书稿的统稿工作，并交给总课题负责人审稿，或做进一步的修订。
预期成果：完成七卷本《中国冶金史》之《秦汉至明清冶金卷》的撰写工作，并为《人物卷》《文物卷》《典籍卷》《年表卷》各卷撰写提供相关资料。
子课题三：
2019年度，对重点案例和对象进行档案挖掘和整理；
2020年度，进一步挖掘整理文献档案资料，分案例研究形成研究报告；
2021年度，综合研究，形成更系统的研究报告和成果；
2022年度，初步形成《近现代冶金卷》书稿。
预期目标：完成七卷本《中国冶金史》之《近现代冶金卷》的撰写工作，并为《人物卷》《文物卷》《典籍卷》《年表卷》各卷撰写提供相关资料。
子课题四：
2019年度：开展冶金技术与社会发展、冶金技术与经济发展、冶金与生态环境、冶金与思想文化几个方面研究；继续收集整理资料，进行多重证据的分析研究；
2020年度：全面展开全球史视野下的冶金史综合研究，开展文明史视角下的研究；
2021年度：编辑整理相关冶金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相关子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形成资料性汇编成果；
2022年度：形成冶金文明史研究成果，反馈给其他各子课题，进一步修改综合研究成果；编撰完成多卷本《中国冶金史》的《人物卷》《文物卷》《典籍卷》《年表卷》各卷。
预期成果：综合研究成果形成多卷本《中国冶金史》的《先秦时期冶金卷》《秦汉至明清冶金卷》《近现代冶金卷》各卷的总结章节，并完成《典籍卷》《文物卷》《人物卷》《年表卷》的编撰工作。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