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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主要内容：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一）项目简介
“中国岭南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研究”项目课题以“岭南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再生”为研究视角，重审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村落面临一系列新的“关系”——“保人”与“保文化”的关系、“物质”与“非物质”的关系、“资源”与“产业”的关系以及“内生型”与“外导型”之间的关系等，在此基础上，突出岭南的地域性特征，探讨岭南地区文化遗产资源统计与分类保护、区域传统村落的生计变迁、城乡统筹发展、乡村博物馆与公共文化建设以及“名录时代”下传统村落重构等核心问题，展开跨学科的深入探讨，最终为岭南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提出可持续乡村发展模式，以期开启更加多元的理论建树和实践创新。
（二）项目总体执行方案
本项目沿着从“南岭到南海、从山地到海洋”的研究思路，在2017-2019年间，项目团队分别在南岭走廊的民族山地区域、漓江流域、桑河流域等地，对瑶族、苗族等族群的民俗生活与族群互动展开调查；在海南岛、广东岛屿社会、珠江三角洲、肇庆、河源、梅州和潮汕等地对传统村落文化进行考察，并对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水上居民等不同的生计方式、社会和文化构成、民间信仰等展开调查；完成了多部田野调查报告。通过整合不同区域的调查资料，并通过普通民众的日常实践来理解族群互动和文化网络的内涵。将文化遗产的研究放在更广阔的自然空间中，讨论不同族群的生活实践和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在山地文明、河流文明和海洋文明中的固有关联。在此基础上，将岭南不同文化地理单元连接起来，从中发现不同传统村落所处的社会文化生态网络结构中的机理与内涵。
课题预计通过六个阶段实施完成：
第一阶段，2017年9-12月：收集课题相关资料，召开专家咨询会、项目立项、制定项目研究方案。
第二阶段，2018年1-12月：按照方案到各地区进行调研，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和乡村振兴相关会议，以及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会议，进一步收集资料和完成课题的初步调研。
第三阶段，2019年1-8月：根据调研数据和资料，项目组成员进行深入研究。完成阶段性成果（调研报告和论文）；召开课题组全体会议和相关专家参加的中期检查会，接受课题中期检查。
第四阶段，2019年10-12月：根据中期检查专家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课题研究；根据课题研究情况进行补充调研、材料收集；拟定课题研究报告和论著的撰写提纲。
第五阶段，2020年1月—10月：召开专家咨询会、学术研讨会等，呈现并讨论初步研究成果；根据咨询和研讨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深化研究工作。
第六阶段，2020年11月—2021年10月最终形成四本调查报告与一本学术专著。并积极与各界媒体合作，扩大本课题的影响；按相关要求提交结题材料，完成课题结项验收工作。
（三）项目前期准备（2017年11月-2018年5月）
1、专家咨询会
2017年11月23日，在北京召开“中国传统古村落调查研究现状”专家咨询会，邀请卢晖临、吴重庆、尹绍廷等专家就当前中国传统古村落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等进行研讨，进一步拓宽了本课题研究的思路。
2、课题开题讨论会
2018年3月17日，组织了课题开题研究讨论会，会上听取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多位专家的指导与建议，为后续研究和调研奠定了基础，调整了研究的初步方案与技术路线。
3、资料收集
2017年以来，首先，课题组成员通过查阅图书馆，在专业的学术期刊网站和数据库搜索，收集到大量与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相关的文献和著作并进行初步学习；其次，收集到中国传统村落文化遗产资源评价等重要资料；最后，课题组还扩大视野，积极组织了多次乡村建设与文旅融合等会议，申请到部分岭南传统村落的地理信息系统数据，为项目的完成收集到重要的数据资料。
4、总体调研部署
2018年以来，经过课题组多次的讨论和研究，按照山-海-江等多元地域文化兼顾的思路，着重进行三次的调研，期间课题组子课题成员按照需求再选择与课题相关的田野进行调研。其中三次主要的调研为：1.2018年7-9月，前往广东省连南山地瑶族村落组织调研；2.2019年1-2月，前往广东增城、肇庆、开平、阳江等地区组织了多类型村落的对比调研；3.2019年2月，前往广东潮州开展传统村落保护现状、村落生计与节庆活动组织调研；4.2019年4-5月，根据上两次调研，对照前两次调研，对海陵岛展开全域村落普查与重点村落相结合的深入调研。
除上述四次大型调研组织之外，课题组部分成员与子课题组负责人常年组织相关团队深入岭南地区的乡村展开田野工作，具体包括华南师大蔡晓梅教授团队展开的传统村落文化地理资源调研、中山大学吴重庆教授带领团队开展的广东省全域乡村振兴调研工作（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共计针对广东省1200多个村落展开问卷的发放与统计）、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带领团队展开南岭走廊传统村落以及贵州省黎平县地扪村、云南省西双版纳勐罕镇等地区的生计文化资源调研以及中央民族大学郭伟和教授组织团队展开岭南地区城乡统筹工作情况调研等。课题负责人麻国庆教授团队深入岭南田野调研的博士生（包括博士后）超过10人，获取了丰富的田野一手数据和资料。
（四）项目开展现状
本课题自批准之日起，在项目主持人麻国庆教授的组织下，组成了以“中央民族大学课题调研组”、“华南师范大学课题调研组”与“中山大学课题调研组”三个团队分别展开课题田野调研工作，为获取一手数据奠定研究基础。下面分别介绍三个调研组的项目研究开展情况：
1.中央民族大学调研组项目调研情况
（1）南岭走廊民族村落调研
① 山地瑶族村落
从2018年7月份开始至今，课题组以孙荣垆博士生为核心的调研团队在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南岗村的田野时间累积达7个月。针对山地瑶族村落的田野主要在南岗行政村的利高冲自然村进行，课题组成员参与了村民的拜山、婚礼、葬礼、小孩子百日、送饭、架桥等宗族活动。访谈村中重要的先生公，了解当地村民的信仰以及先生公在当地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利高冲火生家族的家族结构、家庭基本情况，一些家庭的亲属关系网络进行了解。
文献资料方面：在田野调查期间通过在连南县档案馆、文化馆、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广东民族研究所等机构查阅文献资料从这些单位搜集到一些关于八排瑶和南岗村的史志文献资料。这些资料还有待进一步的阅读和整理。此外，找到了一些南岗千年瑶寨景区开发过程的资料。
成果情况：孙荣垆撰写完成《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研究——来自南岗千年瑶寨的个案分析》被收录在2018年11月份出版的《世界过山瑶文化起源与传承发展暨瑶族文化生态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此外，在田野调研期间收集到了包括录音、图片、视频以及文档等多种形式的资料，在这些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份田野调查报告。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1）田野调研中的语言障碍影响调研的进度和质量，虽然田野点的当地人很多都会说普通话但村里的老人普通话水平普遍较差，而当地老人熟知当地的历史文化。（2）村子的“空心化”问题比较严重，过年后村子的很多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村子中大多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这给调研对象增加了困难。（3）村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向村民了解当地情况时需要用当地村民熟知的话语体系。（4）自己对关于八排瑶的文献资料阅读量还太少，对八排瑶的发展历史缺乏深入了解。
改进措施：（1）长期的田野作业是克服上述田野作业中诸多问题的方法，这要求与当地人长期接触。团队现住在当地的一所小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对当地村民生活的融入，在后期的田野调查中可以考虑与当地政府协商住在合适的村民家中。（2）目前，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已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八排瑶历史文献资料，需要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阅读。
②山地畲族村落
课题组以江凡博士为核心的调研成员于2017年年底至今在广州市增城正果镇展开长期田野工作，先后完成了长达200天的调研。畲族作为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历史上是一个迁移不定的民族，通常与客家、瑶族关系较为密切。增城正果镇畲族村（以下简称畲族村），位于增城、龙门、博罗三县交界的罗浮山西麓，东北部与龙门县麻榨罗坑村接壤，东南部与博罗县长宁镇酥繆村相邻，其余地界与增城市国营兰溪林场地界相连。
根据族谱记载，畲族村的先辈祖始于湖南潭州府永康县鹅塘都，后迁移到广东潮州凤凰山（今汕头地区），后再由凤凰山分散居住到潮安丰顺、海丰、惠东、博罗、增城等地一直在深山僻壤刀耕火种，艰难地生存，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搬迁到由政府修建的吓水、榕树隆和通坑等客家式村庄发展； 其目前是广州市辖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村，据增城市区30多公里，全村81户，总人口390多人，主要姓氏有雷、来、盘。下设吓水、榕树隆、通坑三个合作社，面积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27亩，山地面积6200亩。
“畲族分布地区较广，畲族分布在广东。浙江、福建、广西等地，据统计全国畲族人口约70万余人，保留本民族语言的仅有2400多人，增城畲族语言保留得最为完整。语言濒临失传，原因是居住在边远偏僻深山之中，过去一贯被称为瑶族也称山瑶仔（过三瑶），于1960年全国人口普查，根据我们的语言、习俗等生活习惯，认定为畲族。畲族在广东最早时候出现在南朝，距今约有1500多年历史，是一个千古民族” 。
作为畲族村三条自然村中唯一的一个与签署了旅游开发协议的“吓水村”，是畲族村下辖的三个自然村中的主要村落，居住人数最多，占地面积最大，是整个畲族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政府的大力扶持，吓水村的经济、村容等建设在周遭的村落之中均属上乘，由此，我们也可以经由吓水村的发展过程及其附带的各种问题与现象来观察乃至反思当下少数民族村落建设的发展政策与逻辑。
由于是广州市区唯一的少数民族村落，政府倾注大量的财力与资源支持畲族村的建设。但是因为村庄本身地方较小，人数较少，旅游资源有限，政府所希望的“以旅游开发”来带动村落乃至周遭区域经济发展的计划始终没有打开局面，到今天，畲族村的旅游开发依然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尴尬境地。有很多年轻人对于本村旅游开发期望较高，不惜从外地回到本村，希望能从旅游开发的福利中分得一杯羹。但是经过几年的投资，目前村落的发展却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由此在村民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家庭、社会、心理等问题。
（2）海岛型村落（海陵岛）调研
2019年4月21日-5月10日期间，课题组一行10人针对海陵岛的传统村落展开田野调研，在对全域村落有了基本了解的基础上，以历史文化、生计方式等因素的突出特性作为依据，选取了三个村子为重点调研对象——石井村、北汀村和山底古村。课题组成员最后汇总了近8万字的海岛型村落调研报告。
海岛型村落的调研进展情况总结：
①石井村
石井村，形成于元朝1389年。村名由来是祖先流落到此地，发现村子遍地是石头，为了生存想要挖井寻水，深挖之后石头下竟然有泉水冒出，便成了一口古井，故命名石井村。村子东西1.2公里，南北1.8公里。户籍人口1586人，户数为200左右，全族汉族，主要姓氏为陈。他们祖传下来的说法是，陈宜中有三子广富、广华、广豪，广富有三子，广豪无子。村中以陈宜中故事最为核心，据说当年南宋宰相陈宜中因为战乱流落此地，因为村子内石头下冒出泉水，自改名为石泉，隐姓埋名生活于此，繁衍后代。石井村的人们将陈宜中作为族人的祖先，石井村又名“宰相村”。村中也立有陈宜中的衣冠冢，并且准备近一步的修缮扩建。另外村中文化传统深远，并且也姓陈了颇具规模的文化典礼。石井村有三个比较大的庙堂和一个土地庙、一个石狗像，分别是位于本村西边的西社大王庙和位于东方的东社大王庙，以及在村庄口近海的渔王庙，最后是在本村的风水塘边上的土地神庙。地位也是不一样的，最大的是渔王庙，其次是东大王，西大王，土地神和石狗。因此在本村游神和祭拜的顺序也是按照庙堂的地位依次进行的。
关于生计主要生计方式为渔业（村子有30多艘小渔船）和小部分农业（珍珠马蹄，花生，番薯）。本村依靠海边的石井村之前基本都是依靠打渔维持生计的，石井村作为一个小的出海口，近海渔业可能不能给所有的村民提供生计养料，但即使是出去打工，在之前的三四十年，这些敢于出去的人，也都是依旧紧紧围绕以打渔为工作核心，整个村子基本上都是去香港给人打渔。农业是维系农村农民生活的根本，石井村在三四十年前，虽然村集体中可耕种土地较少，每人人均四分土地，但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种地，在他们看来这是传统，这也是维持生活最为基础。但打工依然是相对主流的生计方式，外出打工基本上是本村中的青年，他们一般选择去广州、东莞、深圳等大城市打工，与村中的联系相对较少，也很少参与农村的社会治理。其中有关注到村中不同情况的村民为研究对象。以村长陈土生为中心延展开关系网络，对于村落治理，选举策略等有了较多了解。能看到在村内政治活动中，各种资源的占有和争夺，并且也能从较高的角度来看石井村近年来的发展和计划。
②北汀村
北汀村一直有个别名叫驸马村，过去村内有个方氏大宗祠，是海陵岛所有方姓家族共同的宗祠，可惜在上世纪50年代被拆，砖石材料被拿去建了海堤。北汀村位于海陵岛西北部，东接麻礼村，西邻北阳村，南至北极村，北望北洋村，背山面海，是一个鱼米之乡。该村村域面积3.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260亩，其中水田55亩，旱地710亩，海水滩涂3000亩。北汀村目前共432户，约2764人。北汀自然村人口约1600余人。“陵山开桂叶，驸马召家声。”北汀村是南宋驸马方道盛的发源地。该村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万历年间，至今已有约450年的建村历史，村中有历史纪念价值的地方有三处。一是方观姐牌坊（又名贞孝牌），该牌坊建于清代咸丰年间，是当代皇帝钦命建造的。二是方氏大宗祠，大宗祠原面积约3000平方米，但现在片瓦无存。三是北汀村现存的清代古屋一间，这幢清代大屋占地面积约3600平方米，是清代进士、绍兴知府方有克历时三年所建。全村一共也是七个庙，有两个大王庙，两个土地庙，一个关帝庙，一个赤坎庙，一个观音庙。关于当地信仰这方面，乍看之下还是有一定的历史内涵的，这里有很多的传说故事。但是落实到文字上的东西较少，基本上全靠口口相传。如果按照世代分析的话，也就是500年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中，无疑的是当地人肯定富庶过，要不然不会有大宗祠，以及大屋这样的建筑存在。但是不知道这和之后清朝贩私盐时期有什么样的关联。村中有不少的历史传说，驸马方道盛与北汀村的故事、大屋主人方有客的故事、北汀狗仔粥的故事及方观姐与贞孝牌坊的故事这四个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主要都是关于北汀历史的故事，有关于大屋主人的故事为主，围绕方有克开始展开，他们如何发家致富，又如何破坏风水而衰败，导致了后来大屋的买卖。关于宝鸭地，龙脉，狗仔粥的这些故事和情节，村门都能侃侃而谈，他们也基本清楚自己属于几房，以及其中的一些故事，他们之间也会通过这些故事情节相互打趣，讽刺等。村民对于北汀的归属感还是很强的，并且这些传说和故事都有着某种看似非常真切的事实性基础。在历史事实与故事传说之间，一种他们的存在状态得以显现。其次是关于北汀生计状况的调查，因为北汀湾的原因，这里的船只数量远超其他村落。并且逐渐成为北汀的经济核心，村民们都涌入到了打螺，档口，周边服务的生意之中。村内才逐渐形成了围绕“打螺”这一活动衍生出的捞螺人、收螺人这一职业化分工，以及围绕螺产品交易形成的交往关系和权力支配关系。
其实以前的海产生意其实也可以糊口，但是销路打不开，就算打捞的多也卖不出去。运输广州这边的想法也是方仕品回村之后才开创的，等到他打开了这样一条销路，其他做档口的也纷纷效仿。就这样逐渐兴盛了起来，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村落的各方面都逐渐得到了发展，包括文化，政治治理等方面。北汀湾还是处于一个持续高涨的阶段，不管渔民还是档口每天都在抓紧干活，节奏很快，档口更是从一下午开始都在称重，收螺，再打包，转货等。在这其中能感觉到这里经济发展的蓬勃。渔村的经济发展其实是离不开其村落自身的文化传统的，这里推崇商业，人们从小耳濡目染，也才能使得北汀湾能如此兴旺。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如今海螺生意的繁荣，更能看到当地人在这其中所显现出来海岛文化中所蕴含的智慧。
③山底古村
山底古村，隶属广东阳江市海陵区闸坡镇石塘村，是石塘村所属的5个自然村之一。村后莽莽青山，村前水田千亩，小塘一方，可谓背山面水，环境优美、人杰地灵之地。山底古村占地总面积约2000亩，总人口1420人，其中常住人口约920人，外迁人口500人。该村是以曾姓为主的单姓村，据山底古村当地村民所言，该村村民为曾子后代，从山东跨海而来，但该村没有族谱，访谈到的几位年长者也对村子的历史对村子来历、具体建村时间并不清楚，是否是曾子后人亦无法考证。该村原是一个农业村，历史上（据说村前以前有海岸线）曾以捕捞近海鱼类为业，现代以来主要是种植水稻等作物。但目前村中约80%的农田已经撂荒，仅有约三户村民种植珍珠马蹄等经济作物约五十亩，少量村民在农田种植蔬菜供自家食用，6名村民在双唯旅游公司打工，其他大部分村民的经济来源以在本镇或者外出务工为主。投资该村的旅游公司目前本身并没有利润，甚至亏本，仅给村民带来很少的经济收益。双唯旅游公司2014年由山底村委招商来到山底村投资，拟承包山底旧村所属全部房屋及部分农田、山林，将山底村打造成特色旅游村寨，整个工程计划总投资约1.6亿元人民币，承包期限29年。据本次报道人所言，山底村没有人信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我国主要宗教，在村中占据主要位置的是一种颇具有本地特色的民间信仰“灵谷公”，主庙位于海陵岛东北部的灵谷村。而在各村，则普遍建有“灵谷庙”的分庙——大王庙。除去“灵谷公”崇拜之外，村中还信奉石狗可以辟邪镇煞。
现今山底古村或者说整个海陵岛上较为特殊的一个节庆活动是“外嫁女回乡庆典”。山底古村的外嫁女回乡活动，是去年（2018年）第一次举办，时间在正月初五。其形式类似于我们春节的团拜会，然后大家共进一次盛大的聚餐，期间还有村民或者礼仪公司的人献歌献舞。与团拜不同的是在这些项目开始之前，最先进行的是“外嫁女”村中游行活动。所有返乡外嫁女不论年龄长幼，皆身穿几种统一的华丽旗袍，排成四列，手中或提花灯、或执团扇、或托彩球、或握花束在村中主要街道巡游一番，其前有主要代表人物（山底古村是为此活动捐赠款项最多者）手持猩红大旗一面，二百多返乡外嫁女紧随其后，一路锣鼓喧天、游龙舞狮、拍照摄影，引来围观者甚众。仅此一天，山底古村共为此活动花费约三十万元，这些钱除双唯公司捐赠2000元外，全部来自返乡外嫁女和本村人的自愿捐赠。此活动应还体现了传统乡村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地方权力与国家规定的冲突、以及不同主体对各自利益的追求。
发现问题：
由于调研时间较短，基本集中于一部分人的访谈。并且因为一开始进入田野的各种局限性，基本根据特定人物展开，可能会出现情况趋同的现象，资料素材掌握的情况不够全面。
对于访谈数据的真实性应该在后续的研究中展开应征和辨别。例如北汀，可能就是清代大屋之后才比较清晰起来，之前的历史较为模糊，并且基本依靠口述，可以追溯的东西非常有限。这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历史构造的现象。
（3）广府村落调研
2018年1月21日—1月31日，项目组部分成员（7人）对岭南肇庆、江门等地古村落进行全域考察并搜集相关资料。其中重点考察了肇庆市高要区回龙镇赤水塘村、黎槎村、高要区白土镇坑尾村、四会县贞山街道扶利村、江门市自力村以及阳江市闸坡镇山底古村。对于广府传统村落的特征做了初步的总结：
①聚族而居与严整统一的规划
岭南地区村落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完整性与持续性特别突出，其宗族力量的强大与顽强是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广府地区传统村落正是岭南地区宗族文化的中流砥柱。
宗族文化影响下的梳式布局村落和棋盘式布局村落，是传统村落中最为严整统一的。梳式村落极具代表性，重视宗族门面，是尽显广府宗族文化的布局方式。广府地区历史村落中宗族聚居后分为数个支族，支族又再分房，形成了树型的宗族分支结构。村落中的宗族建筑层级也与树形的宗族分支结构相对应，分为宗祠、碉楼(第一层级)、支祠、书塾、酒堂、门楼(第二层级)、祖堂(第三层级)等。宗族有宗祠，每一支族又有其支祠(或门楼、酒堂、书塾等)，家族也有家祠。通常每一族姓在进村处有一个以上的大宗祠(祖上显赫的宗族宗祠数量较多)，沿村落外围有多个支祠、酒堂、书塾或入口门楼等。村落中规模最大、形制最高的建筑均为宗族建筑，富裕人家的宅舍虽比寻常人家的要大，亦不可超越宗族建筑。村落主入口边界一般布置众多宗族建筑，成为最引人注目的门面。宗族建筑维系着村落的空间秩序，正如宗族维系着 村落的社会秩序。例如我们调研的赤水塘村，整体划一的村落格局中最宏大的便是便是位于村口的吴氏宗祠。
赤水塘村：位于回龙镇中心区，总面积1.02平方公里，耕地450亩，下辖5个村民小组，共有居民178户、620人，大部分姓吴。村落保存的古建筑较多，且成片存于旧村中。村口矗立着一座吴氏宗祠，始建年代不详，坐西北向东南。深两进，整体为砖木结构，硬山顶，人字形山墙，灰塑博古脊，脊上饰狮子、花草等灰塑，琉璃瓦当，花岗岩石砌脚，虾公樑上有石狮子，步樑为三踩斗拱承托，乳栿木雕刻龙头，木枕雕人物图样。天井两侧卷棚式结构，后进四石柱19椽木抬樑式架构。重修于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仲冬。于2018年又进行重修。
根据《高要县志》记载：“赤水塘村吴氏，祖源来自金利镇竹洲村吴氏，竹洲村的始祖吴进英，乃宋代进土，从南雄珠玑巷南迁而来。吴进英第四世孙吴其进（字王泰），于明代初期分迁绿栏都赤水塘（今属回龙乡）。崇祯年间永定知县吴耀祖，是吴其进八世孙。至今（1947年）传二十一世，约有丁口四百余人，宗祠曰至德堂，有钞本家谱。吴其进十二世孙吴迎九分枝高明宵边村。”（1947年《高要县志》（上）第130页）
此外，村落一般有多个平行的巷道，巷道入口处有里坊门楼，每个里坊门楼代表一个支族聚居空间的入口。 同支族的居住建筑则严格按照祠堂建筑的朝向、宽度、开间进行排列，形成了多个形态严整的建筑行列。这种多个宗族建筑沿水边排列、建筑大门宏伟开敞、多条巷道可以直通村落内部的格局，显示出本地族群稳定的宗族关系和尽得天时地利的生活环境。在优越的生活环境下，宣扬本族群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成为更为迫切的需要。例如，在我们考察的赤水塘村、黎槎村和坑尾村便保存有较为完好的门楼，既是聚居空间的入口，也是宗族彰显名誉的地方。
赤水塘村有淳风里、汇秀门、启明门等门楼，门楼之内是祖屋、民居与石板组成的规整巷道。在祭祖、过年、结婚、添丁等日子里，村民都要回到祖屋当中祭祖，因此祖屋如今虽然没有人居住，但由于里面供奉祖先与神佛等，仍具备祭祀功能。
黎槎村：位于回龙镇中心区，省道S272旁。全村总面积2.9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210亩，山地面积350亩。下辖15个村民小组，总户数413 户，人口1410人。内现存10座门楼，皆以儒家文化思想命名，分别是仁和里、遂愿里、兴仁里、淳和里、尚仁里、居和里、柔顺里、毓秀里、仁华里、遂德坊（还有一毓秀坊），俗称“九里一坊”。
坑尾村：位于高要区白土镇，它因村民居住的地方在坑的末端而称为“坑尾”，如今常住及在外居住的村民共一千多人，主要姓黎。据村民所言，门楼既是一家一户的总甬道，又是主人的门面，反映着主人家的社会地位、职业和经济水平。在门楼前的空地上竖立着三根石柱，上面刻着嘉庆、道光和光绪三朝本村村民考取举人、进士的名字和日期。
②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风水格局
虽然广府地区传统村落在宗族集权的控制下，形成了严整统一的格局模式，但在实践过程中，传统村落布局也灵活多变，极大地顺应了自然与人文环境。传统村落的理想选址是四灵地格局——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但实际上很多地形不能满足要求。影响历史村落格局最重要的因素，究其根本仍然是山脉和水体的走向，它们影响了村落的位置、朝对、形势、趋避、规模等。因此历史村落在环境的限制下，呈现出千变万化的朝向和格局。人们选择村落环境，注重风气之来往，水流之去向，也惯用风水运行机理来解释宗族的命运和发展方向。例如我们考察的黎槎村村落的“八卦”布局便是自然与人文结合的风水选址的典型。
黎槎村建于明朝年间，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传闻该村始由周姓开村，在明永乐年间分别有苏、蔡两支姓氏从珠玑巷迁入，后发展成为本村两大姓。因明朝时期该村没有水利堤防等设施，低洼地带常受洪水淹浸，所以多数村民将房屋建于山岗上，形成四周水体环绕的典型的广府水乡。因该山岗形体似凤，故又名“凤岗”。因黎槎村落在山岗上精巧布局，相对独立地形府看全村好象一个八卦阵，故名“八卦村”。从空中鸟瞰，整片村落如同一个大八卦摆放在大地之上，其周边通过水塘、河涌分隔，显得更神似、立体的八卦。
此外，村子以水为脉以屋为墙。黎槎村布局是岭南珠江三角洲典型的水乡建设特色。水在村的外围绕村一圈，相当于护城河的功能；利用房屋作围墙，第一排房屋全部门口向内而建，屋背向外，整座村庄像一间大围屋，也像一座城堡。
村中巷道由于“八卦”布局而成为迷宫。村落的巷道布局理念是八卦分布，有主巷15条，横巷84条，共计99条巷道（多数的巷道都很窄），彷如一座迷宫城。一环一环由山脚向山岗顶（鸿运台）梯级建筑，但每一环又不是完全贯通的环，而是各门楼的巷道才可以上环通下环，陌生人进去就很容易被巷道所迷惑，总会有迷路的感觉，窄长的古巷看似相通却已尽头，看似尽头却还相连。
③村落初现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
由于岭南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相关部门、村两委对于传统村落的政体利用程度较高。传统建筑如祠堂、祖屋等作为村民的祭祖、举办各种仪式等场所外，村中其他传统建筑也被利用作为村的展览馆等。比如我们这次考察的坑尾村，古村部分整体被建设为肇庆市高要家训廉政教育基地。
坑尾村位于高要区白土镇，它因村民居住的地方在坑的末端而称为“坑尾”，如今常住及在外居住的村民共一千多人。依托传统村落较为完整的格局，肇庆市把“传承家训、修身齐家”的教育活动和家训廉政教育基地设立在坑尾村，整体以高要家训文化展馆、怡和堂书画馆、坑尾村家训展馆、雄才故居展馆、旧生产队部展馆五大部分为核心。
此外，依托传统习俗与海内外成熟的市场网络，像“广东造纸第一村”扶利村利用古法造出来的“元宝纸”也作为一种传承至今的手工业被活化与推广。
扶利村位于肇庆市四会县贞山街道，绥江河西北面，总面积约500亩，现有人口580人，村民主要姓张。扶利村有着“广东古法造纸第一村”的美誉，村民们沿用古法，经过浸、斩、干打、湿打，抄纸、松纸、晒纸等工序手工制作一种用于拜祭祖先的“元宝纸”。这种黄色的“元宝纸”远销海外，据统计，得益于这一造纸手工业及其带来的旅游收入，2017年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达18800元。而为了更好地宣传和推广造纸技术和该村的旅游，建于1798年的张氏大宅被综合利用为“民间古法造纸第一村”展馆，设置有造纸展览馆、村史馆、农耕馆和微书屋四部分。
总结：综上所述，广府—侨乡的古村落有着聚族而居、讲究风水、活化较高的特点。聚族而居表现为几个村都以单姓为主，祖屋是凝聚村民们的核心，是村庄节日、村民诸种人生仪式上的凝聚点，各种以儒家词汇命名的门楼则是使村居错落有序的关键。而绕村的河水、选地的讲究、每个村落前的池塘都显示着村落的风水考量。
（4）内陆港口村落调研情况
2019年4月11日至5月4日，中央民族大学课题组以雷李洪博士为核心团队前往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林寨镇林寨古村进行了为其24天的调查，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包括：
①清代、民国、改革开放后、现代不同时期马姓、苏姓、陈氏不同支系的族谱16本，2000余页。
②较为全面地考察记录了林寨的四角楼二十余座，有针对性地访谈了四角楼旧时的住户和现在的住户，做了口述史及古建筑的利用和保护方面的访谈。
③走访了16座庙宇和教堂，并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④走访了14座祠堂，并对祠堂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⑤对地方文史资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搜集。如《和平文史》第1至第17辑、《九连春秋》第4至34辑、《四约史话》第1至3辑，以及清代、民国和当代的县志资料和地方文人撰写的著作十余本。
本课题一方面对林寨古村进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对林寨古村的保护和利用进行调查和研究。
林寨古村位于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位于东江上游，是旧时河港所在地。林寨开村于何时，无确载可稽。相传，秦汉之际赵佗在百里外的佗城（今龙川县）建立南越国，派林姓将军在林寨筑寨据守，以抵御北方之敌，故称林寨，如今林寨仍保留着古老的林屋井、林屋圳、林屋坪等地名，暗示这里曾经是林姓聚居之地。不过，今日林寨的林姓只是一小姓，陈姓成为主导群体，另有苏姓、马姓等和林姓一样分布在村落边缘。
林寨所在的粤北地区自元代以来经历了由乱入治的过程，随着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奏请设立和平县，林寨的流民成为编户齐民，此后开始完成了宗族的构建。元末明初，受战乱影响，粤北地区百姓大量流亡，林姓可能也在此时大量迁居他乡，陈姓亦在同一时间从赣南迁入。据乾隆五十七年（1790年）《陈姓族谱序言》载：“始祖元坤公，以伪主陈友谅为明洪武所败，恐累及族人，于是避难由豫章入粤，开基富坑林镇两处，盖古人之循州，近之和平也。”陈姓认为是受陈友谅兵败朱元璋影响，自南昌入和平。然而当时和平所在的闽粤赣交界地区向来被视为“盗贼之区”，其首领池仲容被称为“数千年巨寇，三省群盗祸根”，陈姓亦可能加入了当时的地方势力，以融入地方社会。在王阳明平定池仲容起义，设治和平后，一些地方社会群体（包括陈姓）逐渐取得合法户籍，承种田地，参加科举，开始进入正式的国家体制，在万历八年（1580年）林寨已有贡生陈溱，至清代有功名者更是不可胜数。随着国家化进程的推进，林寨陈姓也完成了宗族的构建，重构了地方社会。林寨现存最早的清康熙年间的族谱中有明嘉靖戊辰（1568年）进士李焘为其作序，可见明中叶陈姓已完成宗族的构建，成为林寨的主导群体。
明清以来，林寨“因交通而兴，因商业而盛”，林寨人充分利用其交通优势，秉承“崇文重教、诚信经商”之道，成为望族。东江支流浰江自西向东穿林寨而过，经龙川、河源、惠州，过东莞抵广州港，将林寨与世界贸易体系相连，是东江上游海上丝绸之路物流主干线。作为东江上游最大的货运中转站，林寨当时建有四个码头，一年四季舟辑如林，行则鱼贯，泊则雁排。其中北岸的码头与粤北赣南古驿道相连，浰江上游的粮食、竹木、茶叶、兽皮、苧麻、柿饼、土纸、石灰、茶麸等土特产经古驿道到达林寨码头，由林寨船队转运粤南和外埠，在返航时则带回食盐和咸鱼水货，据说林寨船队几乎统领了粤北和赣南的食盐，林寨由此而兴。除了陈姓外，苏姓、黄姓、马姓亦在此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苏姓以“操舟为业”，马姓以打铁为生，丰富了地方社会的人群构成。更为重要的是，沿着驿道和河流流动的不仅是货品和人群，还有文化和习俗的交流与互动。
今日林寨被视为典型的客家古村，其内部文化却十分多元。林寨的不同群体在不同时期借用了不同的外来文化，使得客家文化、广府文化、福佬文化、西洋文化在此汇聚，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林寨集市上有着商人们所信仰的华光大帝庙，在集市上经商的人必须来此朝拜；在不远处远处的山脚下有马姓所建立和信奉的关帝庙，马姓可能是在康熙年间海禁时迁入林寨；在林寨古港边上曾在1898年始建有基督教教堂，最初的信众为苏姓；与苏姓为邻的中潭村陈姓则在1906年建成天主教堂；沿着林寨古港港往浰江下游走一公里，便能遇见黄姓所信仰的龙船社；再往下走一公里则会看到东江上游唯一的一座天后宫，这里曾是行船的商人们所必来朝拜之地。林寨所最为人所知的四角楼本身亦是多元文化的样本，在布局、结构、装饰、工艺等方面吸纳了客家、潮汕、闽南、赣南、广府等地的建筑文化要素。
建国以来，林寨成为土改、斗地主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前沿，四角楼被分给贫农居住或成为公家地盘，地主的土地被没收，曾经的富庶之家命运多舛，林寨的社会文化空间再次重构。走入林寨，远远便可看见一栋栋傲然挺立的四角楼，走进一些则能看到清晰的标语，从土改、大跃进到农业学大寨，再到文革，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和体制变革在这些四角楼上一层层地展示给世人。如今，人们已纷纷迁离这些饱经沧桑的四角楼，多数四角楼破败不堪。而地方文化和政府则努力将林寨四角楼打造成新的旅游名片，由此推动经济的发展。2010年11月，林寨古村被选为第23届世界客属恳亲会参观点，2011年被评为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2012年被评为广东省十大最美古村落并入选“中国首批传统村落”，林寨正经历新的历史阶段。
林寨多元人群和多元文化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文化竞争的结果。本课题试图去探究不同人群在应对区域社会变化时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以及所展现的不同文化逻辑。
本课题还关注林寨古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情况，前期调研发现林寨现存主要的四角楼及保护利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1 林寨古村落核心文物建筑统计表
名称-修建时间-主人-背景-保护利用情况
福基楼-嘉庆三年（1798年）-陈衍秀-该楼为林寨最早的四角楼之一。
谱载：衍秀，字椒甫，巡政厅，乡饮大夫，妣黄氏，二子：瓊莹、瓊珍。-该楼位于林寨古村边缘，现无人居住，有人在此养猪、堆放柴火，破败不堪。未见任何修缮。
永贞楼-1794年清乾隆甲岁-陈兴堂-该楼是1794年（清乾隆甲寅岁）驰赠朝议大夫从四品候选知府陈兴堂的新楼。此楼一门当关，固若金汤，据传咸丰年间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将途径林寨，曾久攻不下。-现租给香港富商，改造成“永镇楼古堡客栈”，修缮保护基本做到了“修旧如旧”，是林寨现存保护得最好的四角楼之一。
颖川旧家-1928年-陈襄廷-颖川旧家三进两侧建筑，气派蔚然、雕梁画栋、金壁辉煌、琉瓦流彩、石柱擎天。设计精巧，别具一格，是典型的环保型楼宇。-该屋现为林寨展览馆，修缮保存较好，但部分地方仍在漏水，长期得不到维修。展品也较为破旧，未得到较好保护。
谦光楼-1920年-陈云亭-谦光楼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正面有4栋骑楼，造型独特，蔚为壮观，两旁各有两栋侧屋，整幢屋层层可以相通，屋内有11个天井采光，有18个厅堂，每层有86个房间，全楼共有324间房，4个楼阁设有了望孔和射击孔，可窍探四面动静；光窗用花岗石雕凿而成，坚固无比；楼房以石灰、河沙、糯米粉、河卵石夯成两尺厚墙，屋顶用青砖封成硬檐；大门、二门和下厅门楼，用6根花岗石柱顶立。石柱和柱墩刻有各式花纹，其中大门石柱刻有葵花向阳之图案，这在其他地方是少见的。-该楼中堂现被辟为林寨历史展览馆，边上仍有一户人家居住于此。除了展览区域，其他区域未见修缮，较为破旧。
福谦楼-1930年-陈瑞山-富绅陈瑞山是林寨为数较少的寿、富、康、德、考终命五福寿星，其新楼大夫第别称福谦楼。此楼风水极佳，才丁两盛，多育兴国安邦贤才。-该楼尚有1户在此居住，保存较好，未见修复。
丰翔第-乾隆七年（1742年）-陈凤旗-该屋系鼎公元通派系凤旗公建造-目前有一户人家在此居住。未见修缮，多处坍塌。
西洋小洋楼-1922年-陈襄廷-洋楼是陈襄廷在其祖屋南薰第前面兴建的一幢仿西洋式建筑，式样与开平碉楼大径相同，在造型和设计上巧妙地结合西洋建筑艺术，其楼顶按中国古代重檐式建筑，饰以绿色疏璃檐瓦，护栏用通花窗和花瓶柱，室内和楼梯铺上意大利彩砖。-该屋现在仍有住户，屋主人在洋楼边上新盖了楼房，并将二者打通。甚至拆下小洋楼的部分建材用于建盖新楼房。未见有保护措施。
美尽东南-1920年代-陈有章-该屋是林寨较大的四角楼，内保存有较好的牌匾，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该屋已无人居住，原有住户在此养鸡，未见任何修缮和保护。
中宪第-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陈寿年-中宪第是清光绪廿三年（1898年）教授中宪大夫候分巡道陈寿年的新楼。由于楼主笃信风水，立基建楼正好档住二房派煜公祖坟，曾与宗人产生矛盾，楼主动用枪械争斗，一边建房一边打仗，铸成“枪炮声中建阁楼”之奇闻。-该楼现有1老人居住，旧有住户在此对方柴火，未见修缮和保护。
德星第-乾隆六年（1741年）-陈济士-陈姓14世凌九公长儿济士公的祖屋，陈济士为贡生，乾隆27年任布政司经历。陈玉年是当地名商，广州十三行理事会成员。-该屋现主人为陈仰天，林寨古村的代言人。建筑外墙得到较好的修缮，内部闲置无人居住。
大夫第-清末-不详-陈襄廷祖屋-该屋中堂已变成堆放柴火和养鸡的地方，边上尚有2户人家居住。条件较差。未见任何保护修缮。
德馨第-光绪末年-陈辅臣、陈鲲池-两栋建筑相邻，是清同知陈聘年之子陈辅臣和陈鲲池兄弟建起的鸳鸯楼，楼宇雕梁画栋，式样新颖，满室木刻花饰，栩栩如生，石柱斗栱，金漆耀眼，是典型的富绅豪宅。孝子陈百厚感其寡母之恩，在古云山建有贞节亭。-两栋建筑都已十分破败，有人在此养鸡，无人居住。未见任何保护修缮。
广文第----
三角楼-宣统二年（1910年）-陈肇霖-林寨济川公二房谷年公祖屋。本屋占地面积1400平方米，初始设计为4个4层碉楼、四周2层围楼，底层有3厅4庼6天井和大小48间廊房，坐北朝南。因多种缘故，尚余一角未建，因此“三角楼”的称谓代替了“大夫第”的名号。-该屋在2015年由该房后裔捐资修缮一新。
当铺-光绪六年（1880年）-陈豫年-“当铺”二字为广西全州同知 中宪大夫陈鼎年为宗门两宜典当题，皇清光绪六年岁次庚寅仲冬月吉旦立-简单维修，但未对外开放。
薫南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陈豫年-林寨富绅陈襄廷祖父陈豫年的当铺，这里是林寨地区早期的乡村银行，其下属在龙川、河源、连平、兴梅、赣南以及广西等地开设分行，体现着东江客商的气派。-该屋因几年前遭遇一次大火，目前已完全废置，里面杂草丛生，楼房面临着坍塌的风险，未见任何保护措施。
道义门-不详-陈巨川-该屋原为林寨教育家陈巨川老宅，后作为私塾。有诗：《贺巨川先生六一大寿诗》
翘首铜峰不可攀，层峦超伏万家间。士林辈出凭锺毓，不愧士材仰泰山。
手执教鞭数十年，公门桃李比三千；图书筑馆兴文化，复身好古似彭仙。-陈巨川后代将此宅改作木料加工和定做家具的地方。
朝议第-咸丰十一年（1861年）-陈鸿鉴-朝议第，又称“大夫第”，是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候选知府陈鸿鉴的祖屋，也是林寨四角楼中唯一有门当户对的门楼。这里崇文重教，人才辈出，广西全州同知陈鼎年、篮翎同知陈聘年、中宪大夫陈寿年和陈襄廷的祖父陈豫年，皆出自此门厅。-该四角楼大厅已荒废，堆满了柴火，边房尚有1户人家居住，条件艰苦。未见任何保护维修。
辉映眉山-据说始建于16630年-苏铭公-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内设2厅24房间。高峰时期以该祖屋为中心的围屋曾居住过110户1200人。-该屋为林寨镇苏姓祖屋，得到较好的修缮，但围绕其周边的屋子已破败无人居住。
后续研究计划
2019年7月-9月，分析整理前期调查资料，并查阅相关史料，为进一步田野做充足的准备；2019年10月-11月，前往林寨及东江上游其他古镇或古村落进行田野调查，如彭寨镇、龙川镇，此次调查主要沿着河流和古驿道展开；2019年12月-2020年2月，整理分析田野调查资料；2020年3月，补充田野调查；2020年4月-6月，撰写调研报告。
（5）潮汕文化村落调研
以“跨国社会领域”（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为研究框架，课题组关注跨国网络之后的社会动力以及文化机制。以建立于华南与东南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潮州跨国网络为前提，通过具体的历史研究与人类学田野调查，将潮汕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故乡、社群、寓居、跨国等因素置于多维的立体空间加以分析，同时强调其过程性与动态特质，在流动的视野中凸显潮汕文化在跨国社会领域中所提现的双边乃至多边属性，及其在世界各地地方化过程中所体现的地方适应与文化再造。
前期研究内容整理如下：
①结合潮汕地区的迁徙历史，追溯现代民族国家以及主权意识形成之前潮汕民众的移民分布路线，探讨潮汕移民的历史背景及其移民网络的形成与建构，从而探究潮汕地区人民在长期移民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心态，进而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潮汕移民，作为文化中介人（cultural broker），在面对不同的政治体制，如马来苏丹制、泰国皇权、殖民统治者，以及近代兴起形成的民族国家时产生的不同的实践策略。
②以跨国网络为前提，将网络中的每一节点视作基本的社会领域，探讨潮汕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建构出一个跨国的社会联接，并以此进一步考察网络中的关联与来往所导致的社会再生产，进而探讨在潮汕文化传播至海外，历经不同情形的地方化进程之后，又被什么样的动因联系起来，进而体现出一种更具广泛意义的文化相关性？
③借用王赓武先生早期提出的概念——乡社认同（communal identity），亦即，基于结社和乡土情结形成的认同，辅之以如历史心态、怀旧情结、文化传统以及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组织的讨论，分析潮汕文化的内涵及其海外传播的动力机制，就方法论而言，则试图将社会领域之事置于文化的田野中加以考察。
后期针对潮汕乡村区域特征与跨国文化网络研究思路如下：
具体而言，考察不同地区潮汕同乡会馆的运作及其与当地华社组织的关系，延续William Skinner的思路，看潮汕会馆如何拓展社会关联，并与其他华人次族群乃至当地居民形成共融以及相互合作的空间，通过对会馆理事的职位分布、叠加的社会关系等分析，进而探讨潮汕文化对相关华人社群的影响和作用。
关注跨国社会领域的双边往来与流动，探究移民的代际关系和文化回流。就此，善堂当为重要的切入点。善堂兴起于潮汕地区，后逐渐传播至南洋，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善堂大部分是从潮安分出来的，“分香”制度至今依然存在。因政治原因，善堂在中国有所中断，改革开放以后，善堂的复兴与海外华人的推动密切相关。因此，宗教情结、乡社情结以及族群意识如何影响潮汕文化在跨国社会领域中的传播，值得进一步考察。
回归侨乡这一传统的研究命题，以跨国社会领域以及文化通道（Kuhn 2008）为分析理路，重新思考跨国网络与潮汕侨乡之间的文化关联。在历史上，华人移民将其在海外生活的一方水土当作其原乡的一个延伸。陈达强调的“两头家”，即是此类“双边共同体（dual community）”的最好例证。而如今，现代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有所减少，但数百年来侨乡积累下来的文化传统、惯习以及人文景观使之有别于其他普通农村，如乡邻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对外出打工者回馈家乡的期许以及乡村公益建设等等。这也是历史心态、文化传统在物质、精神乃至空间上的表现，需要结合潮汕文化的传播加以理解、分析。
（6）南北区域对比调研
除了针对岭南地区的传统村落展开调研之外，课题组成员还展开了中国华北地区太行山脉地区（河北省邯郸市）的传统村落调研，试图通过对南北区域乡村现状的对比中展开对岭南地区更深入的认识与研究，打开了地域差异性研究的范围。太行山的落后、封闭与凋敝，聚焦到每一个村落，都呈现出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改造的急迫性；相反，位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州番禺，在接受快速、深入的城市化过程中，表现出乡村文化资源的危机与全球市场力量对传统社会的侵蚀。在经过南北地区乡村考察对比后，有助于结合区域特色，提出符合岭南地区特有的乡村再生路径与发展决策。
（7）“岭南传统村落生计方式演化：结构功能变迁与脆弱性”调研
首先是古籍文献资料的收集，主要包括地方志、中华古籍基本库中的相关文献资料，接着在贵州省黎平县地扪村、云南省西双版纳勐罕镇进行了田野调查。两村的调查时间各约15天，调查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
其一、传统村落的保护面临什么主要问题。从目前调查情况来看，村落保护面临着风貌的改变。随着收入的增加，以及木材价格的增长，村民们在进行房屋修缮及重建时，均采用现代建筑材料，且样式逐渐倾向于城镇格局，使村落风貌发生较大改变，与保护初衷渐行渐远。
其二、生计方式变迁。从调查来看，两村的生计均以发生较大变化，从传统稻作农耕向多元生计转变，外出务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市场与货币的依赖越来越大。村民的危机感、不安全感较过去增大。与此同时，政府原设计的通过旅游业发展村落经济的规划在两村没有得到较好实施，即使曼春满看视表面旅游兴旺，但主要是旅游公司操作，普通百姓未能以之形成新兴产业。而在旅游业开展以及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的情形下，村落的空壳化愈发严重，建立在传统稻作农耕基础上的社会文化日益式微。
在调研的基础上，已撰写完成一篇学术论文，正在投稿中，另一篇论文在撰写中。
目前存在的问题与今后打算
① 田野调查在广度与深度上有所欠缺，古籍文献资料仍存在欠缺；
② 因年轻人多外出，留下老人、妇女与儿童，有些调查内容不够全面；
③ 调查过程中还存在语言与交流问题；
④ 目前调查研究仍主要着力于西南片区，下一步将对广西、广东、海南地区开展；
⑤ 生计方式涉及面广，如何与其他社会文化相互整合探究仍需思考；
⑥ 继续就相关主题发表学术论文，争取2020年发表两篇C刊论文。
2.华南师大课题组调研情况
该调研组主要在蔡晓梅教授的带领下围绕惠州环罗浮山乡村带和粤北山区少数民族村落展开调研。团队人数有8人，调研时间人均30天左右，共计240天，调研后整理出大约30万字左右的调研报告。
旅游开发是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课题组成员对广东清远连南瑶族自治县瑶族村落的旅游开发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和社区居民三大主体，在旅游扶贫实践中未能形成合力，致使旅游扶贫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研究指出，在旅游扶贫实践中，要有效协调地方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确保各利益主体均能在旅游扶贫中受益。
文献资料收集情况：目前主要关注的理论视角包括关系地理学、家的地理学、世界主义以及移民等方面。完成了关系地理学的文献综述，并拟在地理学报发表；其它文献资料正在陆续完成综述过程中，有望为项目下一步的理论对话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中山大学课题组调研情况
中山大学子课题调研组负责人吴重庆教授及其团队主持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第三方评估项目，对全广州1144条涉农村展开全面性普查与针对性抽样调查。在进行评估的同时，该团队还对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状况及其活化问题、分布情况和分类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调查，获得了丰富的调查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计算机辅助系统，建立起传统村落文化资源数据统计平台。
在开始调查前，经过严格的面试和筛选，最终选定中山大学师生共264人参与本次调查，其中副教授与博士生64名，硕士生92位，本科生102位。项目组在遵循评估参与者意愿的基础上将选定的评估员进行分组，最终形成65个评估小组展开具体评估工作。考虑到广州市涉农区在地居民的语言问题，项目组还要求每个小组必须至少有一名成员熟练掌握粤语或客家话，以便于高效开展评估工作，在有限的时间内能比较充分地把握其所评估的村庄的基本情况。在吴重庆教授的指导下，课题组考虑到广州市7个涉农区的地理位置、外部环境、发展现状和乡村类型等各种客观条件的差异性，还在调查前通过对7个涉农区各选取2个行政村的实地培训工作开展了预评估工作。
2018-2019年度的普查工作于2019年1月19日正式启动，于2019年1月29日正式结束。普查内容以乡村振兴导向，对广州市乡村社会的多方面展开调查，其中，亦关注到广州市的宗祠、庙宇、族谱等方面的文化资源在个村庄的分布情况。普查全面结束后，项目组在对调查材料进行整理归纳，针对性地整理出广州市内不同类型村落文化资源分布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计算机辅助系统，建立起传统村落文化资源数据统计平台。
其后，2019年的季度评估在2018-2019年度普查数据材料的基础上，以文化振兴为考察主题，选取14个村庄，覆盖了广州市七个非涉农区，深入细致了解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状况及其活化问题，问卷涉及宗祠的利用情况、传统节日的承继、村志与族谱的编纂、神诞活动的开展情况等方面。
基于上述调查活动的铺展，目前，本研究已大量收集了广州市传统村落的整体数据，包括数量、分类、空间格局、历史演化等信息。本研究拟考虑将岭南行政区范围内的村落按照城市化进程的程度不同划分为已经城市化的村落、正在纳入城市化的村落、相对传统的村落以及衰败型村落四种类型。因广州市的非涉农区（荔湾区、天河区、海珠区）已基本实现城镇化，目前为数不多的经济联社基本难寻其历史文化的载体，而其中，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存方面，广州市天河区猎德村是为个例与典型。该村地处天河区商业中心，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但在村庄转型、改建的过程中，该村的祠堂、庙宇均通过集中转移的方式得到留存，并继续用作本村集体仪式活动的场所。而在关于广州市的非涉农区的调查数据中，尤以番禺区的文化历史资源最为丰富，共有822座不可移动文物，包括有如祠堂、庙宇、纪念碑、门楼、民居等，其中祠堂有378座，庙宇103座。番禺区在宋代已有建村，沙田区与民田区的分界线穿过番禺区，将番禺区划分为两个世界，而番禺区范围内属于沙田区的居多。该区域内历史较久的村庄基本集中在番禺区北部的民田区，属于典型的珠江三角洲平原生态文明区。分界线以南的属于沙田区的部分在建国以前基本居住着泛海浮家的水上居民，其在建国后得以由水居转为陆居，而其文化体系亦发生了转型与再造。与之相对照，本研究还使用数字地图技术，将番禺区的祠堂落点在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到彰显村落历史与文化的祠堂集中在番禺北部。经普查发现，广州市历史文化资源突出的古村落主要有谭山村（番禺区化龙镇）、三善村（番禺区沙湾镇）、沙湾西村（番禺区沙湾镇）、沙湾北村（番禺区沙湾镇）、紫坭村（番禺区沙湾镇）、大岭村（番禺区石楼镇）、塱头村（花都区炭步镇）、莲塘村（黄埔区九龙镇）、钟楼村（从化区太平镇）、钱岗村（从化区太平镇）、莲溪村（南沙区黄阁镇）、塘坑村（南沙区南沙街道）、瓜岭村（增城区新塘镇）。上述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保存完整之余，还得到了村民的高度的开发与利用，而使传统延续与村民现实生活需要紧密结合，有效活化了岭南古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
以该评估项目所获的传统村落相关材料为基石，本研究将进一步分析处理广州市乡村社会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对文化历史资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空间分布、发展情况的纵向对比，挖掘该区域历史文化资源的内在生成逻辑，评估各村落历史文化资源状况，进而实现对该地区古村落资源的分类与保护。
二、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1) 2017年12月1-4日，课题组成员参与了由广西人口较少民族研究中心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广西河池学院承办的“中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
(2) 2018年1月5-7日，西安，参与了第一届地理数据的挖掘与建模研讨会，主讲题目：社会文化地理方法及实证：基于数据挖掘的思考；
(3) 2018年1月20日，北京，召开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研讨会暨京津冀社会学界“学习贯彻十九大会议精神”座谈会；
(4) 2018年3月25日至26日，参加了由云南省民族学会阿昌族研究会、云龙县阿昌族学会在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漕涧镇举办的“中国?云龙阿昌族文化发展研究”学术研讨会；
(5) 2018年4月28日，参加了黔东南州政府主办“2018年中国民族文化旅游暨中国传统村落.黔东南研讨会”；
(6) 2018年5月8日，北京，举办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新时代民族工作学术研讨会”；
(7) 2018年5月11-13日，广州，参加了乡村旅游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担任主持与评议人；
(8) 2018年6月8-9日，参加了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主办，“两岸民族乡论坛”学术研讨；
(9) 2018年6月8-10日，南京，参加了第四届文化地理年会，大会主题报告：跨国旅游移民“家”的建构与实践：云南大理案例；
(10) 2018年6月25日，北京，邀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振满、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北大文研院访问教授孙歌作了题为“田野中国：田野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田野”学术讲座；
(11) 2018年7月24-30日，西安， 协助组织了2018年中国地理学会“社会文化地理高级研修班”；
(12) 2018年10月19-21日，广州，参加了第四届食文化发展大会暨第三届饮食文化生产学术会议，大会主题报告：高星级酒店中餐厨师职业身份的建构与协商：广州案例；
(13) 2018年10月20日，北京，邀请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部教授、爱知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指导教授、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所长周星教授作了题为“现代中国的民俗主义”的学术讲座；
(14) 2018年11月1-4日，参加了由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大费孝通中心）、 文山市人民政府、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在云南文山共同举办的“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跨区域文明” 学术研讨会；
(15) 2018年11月9-10日，北京，举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暨纪念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发表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16) 2018年11月9-11日，广州，参加了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hina in an Era of Mobilities: New Theoretical Dialogues on Migration ,大会主题报告：Dwelling-in-Traveling: Western Expats and the Making of Temporary Home in Guangzhou, China；
(17) 2018年11月16-18日，广州，参加了第一届消费地理学研讨会并担任主持与评议人；
(18) 2018年11月23-25日，恩施，参加了《地理研究》优秀青年论坛；
(19) 2018年11月24日，鄂尔多斯，参加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族政策的发展”暨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2018年学术年会。
(20) 2018年11月30日，举办了“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生态”学术研讨会；
(21) 2019年4月10-11日，参加了云南省德宏州政府主办、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承办 “首届云南西部傣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2) 2019年4月18日，参加了 “2019年滇黔桂三省区民族文化交流活动”；
(23) 2019年5月8日，邀请了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石硕教授，作了题为“从‘民族’角度认识中国历史”的学术讲座；
(24) 2019年5月8日，邀请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沈原教授，作了题为“漂泊的劳工：中国卡车司机群体的调查与研究”的学术讲座；
(25) 2019年6月1日，参加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主办，湖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承办的“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两岸民族旅游”研讨会；
(26) 2019年6月16日，承办了中国民俗学70年：学科发展与话语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
(27) 2019年6月28日，参加了“两岸关系与民族复兴座谈会”；
(28) 2019年6月29日，承办了“新时代文旅融合下的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新机遇、新使命、新行动”学术研讨会。
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
1、2019年2月17日—3月17日，子课题负责人杨筑慧在德国马普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研究所交流一个月；
2、2019年2月26日—3月3日，受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邀请，课题负责人麻国庆教授带领课题成员罗惠翾参加了“历史的逻辑与想象力-世界的田野”国际学术会议和“东北亚研究中心恳谈会”会议；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1.研究中发现的问题：
①本课题涉及的历史跨度长，在史料收集方面、解读，以及论证方面存在一定挑战。对此，课题组成员将就区域社会史上遇到的问题详查更多资料，咨询相关专家。
②本课题涉及的地域跨度大，由于需要展开不同类型村落调研，所以多点田野调查，对时间和人数的要求很高。可能出现调研不深入的情况。对此，课题组成员将选择一两个点深入研究，同时将广泛咨询地方社会文人，以更好地把握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
③本课题在理论构建上具有一定的挑战。对于，课题组成员将在扎实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认真求证，谨慎论断，但保持着理论的诉求。
④有的访谈对象年事已高，记性不如以往，一些过去之历史事件或亲身经历已经不甚清楚。改进措施：根据访谈对象提及的特别事件或特定的时间点，查询相关史料、档案馆资料以及就同一问题访谈多人，综合所有信息，尽量还原事情之原貌。
⑤岭南地区属于文化多元、语言环境相对复杂的区域，调研中对语言沟通的障碍凸显比较明显，给田野调研队伍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2.改进措施：
由于田野区域大，选点多，类型复杂，这就要求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之前做出更好、更明确清晰的调研规划，以节省在田野中因规划不清而影响研究效率。
从北方到岭南的田野调研，时间成本比较高，所以后期调研中择机延长在田野点调研的时间，并且抓紧在田野点集中调查的时间，尽可能多地收集材料。
后期调研中尽量选择多地区队员相互搭配，中央民大课题组需要寻求中山大学团队与华南师大等广东地区高校的配合，以顺利跨越语言交流和南北方文化交融的障碍。
对比开题，研究补充内容
对比开题时的目标，课题有以下两方面的欠缺需要补充：
第一，相对而言，对不同类型村落人口、经济发展、文化流动的调研还是比较薄弱和欠缺，尤其是对南岭民族走廊地区现代化过程的变迁适应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调研比较单一，课题将在后期尽量通过全域全类型村落的分析弥补这一缺憾。
第二，与最初申请项目时的主题比起来，课题组现在所做和所呈现的成果都比较偏微观和实证，一方面后期研究需要在几个子课题组的统筹上下功夫，另外，需要通过数据的整理，以岭南村落完整数据库的建立为基础，通过调研体现和提升理论是后期研究、书写报告和呈现最终成果所要努力的方向。
总之，课题顺利完成了中期检查所需的调研和研究计划，后期研究目标明确，调研经费比较充分，预计能按时完成项目。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主要内容：
一、代表性成果简介
1、调研报告：前期调研完成之后，课题组完成调研报告4份：
（1）《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调研报告集》（包含6个村落的调研报告，字数7.6万字）
这次调研主要围绕着生计方式和传统民间故事等内容展开。岛屿村落的生计主要还是由于其环境的特殊性，以渔业为主，并且近些年外出打工依然趋势很盛。但是这里我们能看到村落还是比较具有活力的，并没有空心村情况非常严重。这也和近几年生计方式的转变，具体商业模式的改变有关，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留在乡村，还能有不错的经济收益。在这其中你能看到广东村落所显现出来的活力，并且有着越来越蓬勃的征兆。另一方面，民间故事是透视地方历史和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表征体系，体现出当地文化及当地人对自己和他者的想象。通过这些历史故事和人物故事，我们不仅能够了解村落的历史和文化，还能够透视出村民对自我的叙事与想象。
（2）《南岗古排基本情况，保护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简报》（2.1万）
通过调研，总结提炼南岗村宗族组织的一些特点；瑶老制的一些残余，瑶老在当地村民的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虽然在弱化但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瑶老在当地村民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仍需做更加深入的调研。此外，通过参与南岗千年瑶寨景区的各种活动，了解景区旅游开发现状。同时也通过与当地村民聊天，了解村民参与景区开发的过程以及对景区开发的态度。通过调研基本上了解了南岗千年瑶寨景区开发的历程和现状。
（3）《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畲族村简要报告》（1.3万字）
本研究关注畲族村自1950年代以来从深山搬离之后的生活变迁，包括风俗习惯逐步的“汉化”、村民们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以及如何重新在政策扶持的村落中开展生计。
（4）《惠州环罗浮山乡村带和粤北山区少数民族村落保护与发展调研报告》（30万字）
针对调研地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再生利用情况展开研究，通过长达200多天的调研，了解到该地区不同村落的贫困与落后原因，为未来对这些村落的发展利用提出科学建议。
（5）《广州市乡村振兴普查评估报告》（约30万字）
本报告大量收集了广州市传统村落的整体数据，包括数量、分类、空间格局、历史演化等信息。本研究拟考虑将岭南行政区范围内的村落按照城市化进程的程度不同划分为已经城市化的村落、正在纳入城市化的村落、相对传统的村落以及衰败型村落四种类型。
2、主要的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现阶段公开发表（也包括已投稿的论文）均是围绕着传统村落的类型、特征、生计方式与发展模式等多方面展开研究，囊括的学科范围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与民族学等多元交叉学科，对传统村落研究的学术价值有着显著贡献。
（1）1篇SSCI文章
①“Rural Tourism Spatial Reconstructio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TV:A Case Study of Mufu Township, Hubei Province, China”，Sustainability,2018, 10(8),2675.
主要内容和核心价值：围绕乡村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的问题展开论述，以案例地的空间重构为研究目标，得出了具有普适性的乡村地区空间结构重构的模式图，为未来乡村旅游目的地空间管治提供理论基础。
（2）16篇CSSCI论文：
[1] “基于H-I-S视角的传统村落分类与发展模式研究”，旅游学刊，2019.5。
主要内容与学术价值：展开传统村落的基本类型与发展模式研究，首次提出基于“主体-产业-空间”三维动态视角，为传统村落的再生利用与社会转型提供学术理论创新点。论文讨论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村落类型、特征与发展路径，推动关注点由传统遗产式 的保护向动态的以人为本的活化利用研究转移，以期实现传统村落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2] Analysis of Spatial Mismatch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18,9(2): 181–190.
主要内容与学术价值：以广东省 21 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基于 2015 年广东省旅游经济、旅游资源及交通相关数据，运用重力模型、 二维矩阵等方法，选取旅游收入指数、A 级景区指数、旅游区位指数作为评价指标，定量分析了广东省旅游业发展的空间错位关系，并结合各地市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3] “乡村振兴中文化主体性的多重面向”,求索，2019.2。
主要内容与学术价值：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主体性。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构成其显性记忆与符号表达。而社会结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其隐性基础与活力象征，综合而成文化生态区。保护和振兴文化主体性，需基于文化自觉、处理好“保人”与“保文化”的关系，避免“见物不见人”。
[4] “南方少数民族传统稻作农耕及其生态意涵初探”，农业考古，2017.6。
[5] “摘禾刀：一项关于西南民族糯稻收割工具的历史文化钩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6] “异味与佳肴：瘪的话语建构与象征意义”,民族学刊,2019.1。
[7] “西南边地生态环境变迁管窥：基于大象的视角”,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3。
[8] “日常生活与现代性: 以腻资村垃圾问题的个案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9] “人类学视野下的岛屿与世界”，民族研究，2018.6。
[10] “日本稻作传统中的‘村落共同体’”，读书，2018.12。
[11] “费孝通先生的城观”，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8.6。
[12] “托尼的乡土中国重建方案与青年费孝通的三次系统回应”，开放时代，2018.3。
[13] “精准扶贫与主体性塑造:再认识与再反思”，中国行政管理，2018.4。
[14] “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社会发展研究，2018.3（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15]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探索”，民族研究，2018.6。
[16] “生态（社区）博物馆的中国经验与学术性批判反思 ”，东南文化， 2017.12。
（3）已完成尚在投稿阶段的文章约5篇，正在撰写的论文约4篇：
（4）出版著作7部
① 《走路上：中国乡村复兴论坛年度纪实（二）》 （罗德胤 主编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18年4 月。
② 《北方民居》（贾珺、罗德胤、李秋香）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年11月。
③ 《文化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麻国庆、朱伟），三联书店出版社，2018年12月。
④ 《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麻国庆主编），三联书店出版社，2019年1月。
⑤ 《地扪侗寨》（杨筑慧、邓锦莹），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
⑥ 《走读中国乡村 》（罗德胤 主编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19年3 月。
⑦ 《走路上：中国乡村复兴论坛年度纪实（三）》 （罗德胤 主编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19年5 月。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除了上述各个调研组不同团队对于后期研究的具体内容和设想之外，本课题从总体上还需要开展以下方面的工作：
第一，针对不同类型的村落展开类型比较研究，探索村落类型的更多发现
根据前期调研和研究成果，发现岭南区域地理类型多样，文化多元，传统村落呈现出不同地域背景下的复杂生态文化特征，后续拟根据不同类型村落展开重点区域调研，以分析不同类型村落的演变特征，为不同类型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提供科学指导。
第二，在后期研究过程中，课题组成员不同程度地发现调研时很多方面都调研不充分，后期将随时发现问题随时向当时调研的对象回访，如果有必要，还将返回调研地点重新补充材料。以山地瑶族村落为例，后续调研中需要入户了解利村落更多的家庭基本情况；参与当地还未参与到的人生仪式，如：出生礼、满月礼、耍歌堂等活动；对村落重点家族史的研究素材需要进一步补充；对当地民众的信仰文化做深入研究；旅游开发活动仍在变动，需持续进行跟踪调查。
第三，拟订调研课题报告和论著的提纲：
在开展第三轮调研和回访和补充性调研基础上，课题组将通过讨论以及向专家咨询，拟订研究报告和论著提纲。
第四，后期拟定完成的成果及发表情况：
（1）争取在国内重点（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平均每年6篇以上；
（2）拓展调研案例地，整合岭南地区的山-海-江等多元地域结构的村落社会调研情况，完成5-8份调研报告。
（3）加大国际合作，期待每年完成2篇SSCI论文及以上，参加海内外国际会议交流，推广及分享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增强本课题的社会影响力。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