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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主要内容：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1.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自2017年11月15日立项以来，项目首席专家和课题组成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牢固树立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精品意识，立足学术前言，突出研究重点，注重研究方法，并高度重视资料收集、实证调查、数据采集、案例分析等相关工作，适时增强项目研究的科学性、针对性、实效性和实用性。在前期的研究工作中，全体课题组成员发扬严谨求实、潜心治学、讲求诚信的优良学风，严肃认真，兢兢业业地对待本项目的研究工作。项目首席专家和课题组成员严格按照跨学科研究的深度和高度，严把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扎实开展课题研究工作，切实维护项目的导向性、权威性和示范性，力争推出具有学术创新价值的重大研究成果。
（1）举行项目开题论证会
2018年6月3日，项目组举办“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开题论证会在云南大学顺利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云南大学原副校长林超民教授，云南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尹绍亭教授等担任咨询论证专家。项目主持人周琼教授在开题论证会上立足“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的整体架构和平台搭建，从选题缘起、研究现状、主要问题、基本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目标、预期成果、学术价值、应用价值、数据库总体框架以及子课题安排等多方面做了详细的汇报，并对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的系统搜集、整理和研究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思考。项目各子课题负责人委托项目组成员就子课题研究内容、研究理路、研究重点、研究难点、研究计划以及标志性成果转化等做报告，并就子课题与项目数据库建设的逻辑关系及建设思路提出了新的思考。
与会专家在听取汇报后，对周琼教授长期以来关于西南灾害史的研究及项目立项表示充分的肯定，并对她的报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评议与讨论，同时向子课题报告人做了具体咨询，从不同角度对课题的研究重点、创新思路、研究路径以及具体执行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宝贵的意见。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的问题导向及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总体框架合理、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方法可行，前期研究基础丰厚，资料准备详实，研究进度安排合理，课题预期成果符合总体要求，一致同意通过开题咨询论证。
（2）举行重大项目专题座谈会
2018年6月3日下午，项目组举办“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专题研讨会，特邀专家华中师范大学龚胜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叶瑜副教授分别做了题为“中国疫灾史料整理与数据挖掘”“云南灾害大系”“清代自然灾害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的专题报告。大家就重大项目研究和数据库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充分交流。
（3）申报横向课题1项，推动项目研究服务云南地方社会
结合“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研究的需要，项目组团队为进一步促进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于2018年8月成功申报项目“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丛书”，本项目旨在充分挖掘、整理、传承、保护、利用和移植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性灾害知识体系，加强云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的资料收集和推进相关研究，不仅有利于国内外学者准确理解云南少数民族珍贵的灾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还有助于深化灾害文化和灾害防治体系研究的广度及深度。
（4）承担项目子课题1项，
2018年11月，承担中国政法大学赵晓华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 “近代救灾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周琼教授作为子项目负责人，主要承担该项目子课题“民国救灾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1912—1927）”的相关研究工作，切实加强与国内灾害史研究高校的合作。
（5）招募首批重大项目田野调查志愿者16人
为有序推进课题的有机结合以及协同创新研究，项目组开展“首届云南世居少数民族灾害文化调研志愿者招募”活动，目前已招募到在校少数民族学生16人，拟分三组于2018年寒假前往云南临沧市、普洱市、德宏州、怒江州开展佤族、德昂族、景颇族、傣族、怒族、独龙族、傈僳族灾害文化调研，以期通过田野调查发掘少数民族在应对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习俗等，搜集、整理流散在民间、即将被现代化堙没的少数民族灾害文化。
（6）举办西南灾害文化调研系列培训讲座4场次
为协调推进“首届云南世居少数民族灾害文化调研志愿者”招募活动的开展，项目组针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等课题研究的实际需要，项目组于2018年12月先后举办“西南环境史研究名家讲坛”以及“灾害文化调研系列培训讲座”4场次，通过邀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杨伟兵教授、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杨祥银教授、云南大学学院马翀炜教授等国内从事灾害史以及富有田野调查经验的知名学者对项目组成员及所招募的志愿者进行专题培训，藉此对开展广泛的灾害文化田野调查起到指导作用。
（7）编著西南地区灾害文化系列论著8部
自2017年11月项目立项以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组积极组织团队成员积极开展协同创新研究，项目组成员拟于2020年先后推出研究论著。
（8）有序开展西南灾荒史料的整理汇编
项目研究团队成员带领研究生于2018年暑假期间在云南大理地区尝试开展地方文献搜集及田野调查工作，形成部分田野调查报告，为更大范围开展的灾害文化调研考察奠定坚实基础。此外，项目成员亦先后编辑汉文“西南灾赈史料长编·云南卷”“西南灾赈史料长编·贵州卷”“西南灾赈史料长编·四川卷”“西南灾赈史料长编·广西卷”，目前有关灾赈史料的编辑、校注、校对等前期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9）积极组建西南灾害文化研究团队，加强科研攻关团队建设
结合“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研究的需要，项目组集体攻关，成功申请到项目“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丛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项目研究的团队，充实了项目研究实力，率先在西南地区建立一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师范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等校内、省内乃至全国各高校及科研机构从事中国灾荒史和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等方向为主的优秀学术团队，项目组团队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0）开展灾害文化田野调查，撰写调研报告和书稿
2019年1月和2月，项目团队分成4个调研小组，分别由周琼教授、耿金老师、杜香玉同学和袁晓仙同学带队，先后赴云南玉溪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曲靖市、临沧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等9个州（市），分别在佤族，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哈尼族、彝族、苗族、壮族等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了为期20余天的灾害文化田野调研工作，通过实地调研和口述访谈，对这些地区的灾害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并收集了珍贵而丰富的、文字、图片及音频和视频资料。目前，项目调研组已完成5个调研报告等书稿部分内容的撰写。
（11）依托重大项目培养博士研究生4名、硕士研究生3名
自2017年“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立项以来，项目首席专家周琼教授依托项目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需要，通过鼓励和支持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参与项目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的方式，全过程多渠道开展硕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凭借项目带动，先后培养的硕士研究生3名、博士研究生4名顺利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分别于2018年6月和2019年6月毕业。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姓名-年级-培养层次-学位论文题名
1-聂选华-2016级-博士-《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
2-李明奎-2015级-博士-《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
3-董学荣-2015级-博士-清代以来基诺山环境变迁研究》
4-和六花-2012级-博士-《环境·生计·疾病：云南血吸虫病流行与疫区农耕社会》
5-巴雪艳-2016级-硕士-《自然天成与人工雕饰：六百年来翠湖的生态变迁与人文演进》
6-米善军-2016级-硕士-《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
7-邓云霞-2015级-硕士-《历史时期川陕地区大熊猫生境变迁研究》
2.各子课题研究进展情况
（1）子课题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灾害汉文文献搜集与整理
课题一成员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彭法教授收集、整理编制中国古代灾害、灾荒文献目录等史料100余万字。
课题一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收集、整理西南灾害、灾荒史料300余万字。
项目组成员博士研究生聂选华于2018年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代云贵两省灾赈档案资料1万余条，整理文本字数约100余万字；赴贵州省档案馆收集民国时期灾赈资料10余万字。
（2）子课题二：西南少数民族古籍中的灾害数据搜集与整理
子课题二成员和六花顺利申报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生态记忆书系”，该项目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研究中的主要内容。
子课题二成员和六花编著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珍本集成》荣获第十四届“云南优秀出版物奖”图书一等奖，2018年8月再次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和六花为该图书第41至50卷、55卷、56卷、57卷、58卷执行主编；
子课题二成员和六花编著《云南少数民族非纸质典籍聚珍·金石器物类》,云南出版集团、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版；《云南少数民族非纸质典籍聚珍·丝帛素书类一》，云南出版集团、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版；《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绘画》，云南出版集团、云南美术出版社2019年4月版；
（3）子课题三: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灾害文化田野调查数据
项目组成员开展“首届云南世居少数民族灾害文化调研志愿者”招募活动，目前已招募到在校少数民族学生16人，拟分三组于2018年寒假前往云南临沧市、普洱市、德宏州、怒江州开展佤族、德昂族、景颇族、傣族、怒族、独龙族、傈僳族灾害文化调研，收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民间灾害文献，收集调研图片和音频等资料。
（4）子课题四: 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及GIS 平台搭建
子课题四项目组成员昆明理工大学苗丽艳的研究论著《北洋政府时期云南民间社团灾荒救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项目组成员负责人就“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的基本框架和平台搭建进行了初期沟通和交流，为具体工作的开展厘清了思路。
（5）子课题五: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灾害应对机制及灾害思想研究
子课题成员在历代传世文献、民族文献、外文文献及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中，系统总结西南少数民族民族应对灾害的制度及内容，分析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救助法律的历史流变及不同法制出现的原因和目的，为进一步探讨西南少数民族民众的救灾法律体系和防灾减灾法律体系、区域化特点和社会效应积累了丰富的史料。
二、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1.实地调查
（1）赴东川区蒋家沟开展泥石流灾害实地调查
2018年6月4日，项目组首席专家带领北京师范大学叶瑜副教授、云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李益敏教授以及项目组主要成员耿金博士等前往昆明市东川区蒋家沟开展泥石流灾害实地踏勘，并访问东川泥石流观测研究站。
（2）持续开展滇池口述环境灾害田野实地考察
2017年11月以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团队先后在滇池流域的湿地及湿地公园、入滇河流、工厂企业、居民社区、村落（渔村）、码头等科研单位及社区，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会、人物访谈等方式开展滇池流域环境灾害和生态变迁40期，旨在将滇池污染治理的历史作为一个案例，通过“抢救式”的口述访谈、资料搜集整理和实地调研，全面展现滇池作为高原湖泊环境灾害及治理在当代中国环境保护史上的独特性。
（3）开展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调研
为顺利推进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承担的“中国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和“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丛书”课题组研究工作，通过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的方式，推动云南乃至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的发掘、保护与传承，2019年1月6日至2019年1月28日期间组成，由3个调研小组40余人组成的项目组成员，先后分别赴德宏州、怒江州、红河州、临沧、普洱等市、县、乡镇、村寨开展少数民族灾害文化实地调研工作，以期对傣族、佤族、景颇族、怒族、独龙族、傈僳族、德昂族、哈尼族等各民族民间优秀的传统灾害文化和生态文化进行系统挖掘。通过此次调研，充分挖掘了傣族、佤族、景颇族、怒族、独龙族、傈僳族、德昂族、哈尼族民众在与自然灾害长期斗争过程中所形成的灾害意识、观念、行为等，主要表现在佤族原始信仰、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生产生活、民族禁忌、文学艺术之中，通过广泛搜集了散落于民间的口述资料、民族文字碑刻、契约文书、图像资料等等，及时的抢救并保护了即将堙没的少数民族灾害文化。
在此次调研过程中，项目组致力于大力传承和弘扬云南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灾害文化，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防灾减灾模式和经验，有助于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继续巩固民族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加快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并能够为丰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作出理论探索和实践指引。目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项目组进一步安排项目团队成员负责《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丛书》的撰写工作，拟于2019年底推出《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丛书》（独龙族卷）、《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丛书》（景颇族卷）、《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丛书》（傈僳族卷）、《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丛书》（佤族卷）和《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丛书》（怒族卷）共5卷（部）。
2.举办项目开题论证会以及项目组成员参加学术研讨会8场次
（1）2018年6月3日上午，举办“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开题论证会；
（2）2018年6月3日下午，举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专题研讨会；
（3）2018年5月7日至8日，周琼教授赴南开大学参加“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挖掘”学术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并做了题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原有进展”》的报告，同与会专家学者进一步探讨当前国内灾害史料整理编纂和数据库建设的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向；
（4）2018年5月11日至12日，由项目组举办的“传承与开拓：民国时期西南环境史史料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学者紧紧围绕“环境史史料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区域社会与环境变迁案例研究”“区域环境史、灾害史、疾病史研究”等相关议题，就民国时期西南环境史史料的分布与发掘、整理与研究、理论与方法进行全面、系统、深入探讨和交流。周琼教授做了题为《民国环境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初探》的报告；
（5）2018年5月28—28日，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参加“云南和中国西南地区的环境与历史”（Centring the Margin: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Yunnan and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s）国际学术研讨会，周琼教授做了题为《乾隆朝“零星地土”垦殖政策与云南山地环境变迁研究》的报告；博士生聂选华、杜香玉在会上分别做了题为环境史视野下清光宣时期云南自然灾害问题研究》和《危机与挑战：清以降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演变历程》的学术报告；
（6）2018年8月10日至16日，周琼教授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参加“新时代、新技术、新思维——2018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题为《共生共进：历史地理与环境史关系再讨论》的学术报告；
（7）2018年10月21日至23日，周琼教授带队赴中国海洋大学参加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海洋灾害与海洋强国建设”学术研讨会”，周琼教授做了《主动自保与地方领袖塑造：清前期民灾赈机制初探》的学术报告，项目组成员杜香玉、张丽洁、王彤分别作题为《从边缘到内化：民国时期西双版纳自然灾害及其应对研究》《光绪朝黄河新道筑堤中的物料使用与环境影响》《清代德宏地区瘴气流行与瘴病防治》的报告；
（8）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周琼教授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参加首届“赤脚医生口述历史调研”学术训练营，并在会上做了题为《想象与纠谬：田野及边疆视角下的瘴气疾病史》的学术报告；
（9）2018年12月27日至28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项目组举办云南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专场暨“口述、图像与环境变迁：滇池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学术研讨会，周琼教授做了题为《从无到有：口述环境史料的建构与书写》的报告；
（10）2019年6月22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项目组成员耿金博士和2018级博士研究生张丽洁应邀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项目组会议，耿金博士在会上就“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的进程及研发情况作报告，双方就灾害数据库合作开发事宜作了密切的沟通交流。
3.建立项目相关基础资料库
（1）项目首席专家周琼教授收集、整理“清代云贵灾赈史料”“近现代云南灾害资料”200余万字；
（1）项目组成员杨梅有研究员收集、整理“旧海关史料相关中国灾害找资料辑”100余万字。
（2）项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收集、整理西南灾害、灾荒史料300余万字。
（3）项目组成员祁文秀、依旺的先后收集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间文献1000余册。
（4）项目组成员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聂选华收集、整理“清代云贵灾赈档案”300余万字。
（5）项目组成员广西社会科学院当代广西研究所讲师薛辉收集、整理“清代广西灾荒史料”100余万字。
（6）项目组成员王彤收集、整理“清代四川灾害史料”100余万字。
三、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2018年6月29日，在上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开题报告文稿的同时，亦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开题新闻报道内容一并呈报。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1、主要问题
（1）项目研究中捕捉研究对象存在较大难度。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以来西南少数灾害文化，研究的内容覆盖面宽泛，有关少数民族的灾害文化主要散布于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及时准确地深入了解各民族的灾害文化或抢抓时机开展调研的难度系数较大。
（2）项目研究内容广泛，周期尚需延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尤其是交错杂居的民族分布形态给实地调研增加了难度，且项目组内部能够懂得少数民族语言的人较少，因而给收集、整理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记述的灾害史料带来严重困扰，并对准确理解各少数民族的灾害文化内涵形成严重的障碍，故而本项目的研究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需加强深化研究并拓展研究范围。
（3）调研活动的主要研究对象边界模糊。受各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的限制，对各民族聚居地区的民间文献进行收集、开展字啊还文化调研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困难，使课题组的调查难度难以深入、全面。因对灾害文化的定义尚缺乏更为系统的阐述和解释，因而无论是研究形式，抑或成果推出及展示受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模糊性影响，一定程度上难以继承性地展限并促进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
（4）多学科协同创新研究实践中寻找突破点较难。探索历史时期以来的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及其研究具有诸多不可确定性，交叉学科类研究具有特殊性。课题组需在西南地区大范围开展实地调研，并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对典型和特殊的灾害文化现象或时间进行跟踪调研，范围广、历时长，调研内容涵盖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领域，如何在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协同创新中发现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研究的突破点，仍然是课题组今后需要着力解决的难题。
（5）探索利用大数据分析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存在困难。历史时期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保存下来的汉文或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总体上较少，直至明清以来日益见多，因而少数民族灾害文化序列存在时间上的断裂现象，且对灾害文化的定义尚未明确，因而也给相关史料的收集、分类以及数据分析、数据建模、数据库建设带来较大的困难。
（6）因为项目经费相对有限，而要开展的研究内容涉及灾害文化的方方面面，就灾害文化的田野调研就遍及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重庆等整个西南地区，因此在经费使用中一再收缩和节俭，进而限制了其它各项重要工作的持续开展，并制约了项目研究成果的产出和具体呈现。
2、改进措施
（1）完善课题组内部组织协调机制
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项目首席专家周琼教授将与项目组成员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并对项目组各成员的项目任务执行和具体工作作出进一步更为科学合理安排，项目经费由专人负责协调管理，全面落实项目工作具体到位和经费专款专用，充分保障和促进项目的有序开展。
（2）课题组项目管理办法
在后期的研究中，项目首席专家对项目作总体部署和阶段性成果要求，合理分配任务，统领项目执行进度和研究成果的转化；项目各子课题负责人对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作具体安排，定期检查研究进度，适时跟进优秀研究成果的产出率和科研成果转化率。
（3）根据项目前期研究成果和资料储备，寻求与国内从事数字化和数据库建设的专业公司进行商洽，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作出精心规划和设计，推进项目研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3、研究心得
（1）“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自2017年11月项目获准立项以来，项目组团队积极就项目的研究方案设计和论证进行充分的探讨，特别就项目各子课题的研究思路、研究目标及内容、研究方法、子项目设计、研究团队构成等方面进行精准把脉和准确定位，坚持以问题意识导向，适时紧跟学术前沿，高度注重成果运用，不遗余力建强人才队伍，以研究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力争发挥好基金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示范引导作用。
（2）“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项目组全体成员一致认为，要加强基础学科研究，充分利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全面占有和深入理解所收集的第一手资料、文献和数据，藉此确保项目研究质量和学术价值，全体项目组成员认为应当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为读者提供真实可靠的学术作品，推进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增强我国学术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力争培育出一个优秀的本土研究队伍，积极做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始终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建设放在关系云南、西南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精心谋划、高位推进项目研究。
4、意见建议
希望根据项目研究服务现实的需要，建立和完善申请项目后期经费的投入机制，根据项目研究的实用性持续增加对数据库研发经费的投入比例。
完善重大项目研究的经费的管理机制和报销制度，对项目研究后的经费报销予以松绑，提高项目研究期间的经费使用效率，以提升项目研究的执行力度和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主要内容：
一、代表性成果简介
1、项目首席专家周琼：《近代以来西南边疆地区新物种引进与生态管理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中国边疆地区历来是新物种的迁移地及生存地，也是物种入侵的高发区，这与早期生态管理的缺失有密切关系。近现代的新物种尤其橡胶、桉树等经济物种引进西南边疆地区，因数量、族群及引种范围庞大，本土生态系统发生了从量到质的剧变，生物入侵无法遏制，生态危机加剧，与生态管理的缺失及滞后有密切关系。虽然部分生态管理区的生态恢复措施成效良好，但一度对物种引进管控制度出现缺位或空壳化，增加了生态管理及环境修复的难度，值得现当代生态文明建设鉴戒。
新物种引进致使西南疆地区优良的本土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生物入侵及其危机日渐严重，与生态管控思想及制度长期缺位与滞后密切相关。高产作物的引种时代，客观上完成了对本土生态的渐蚀性破坏。近代以来，政府和民间社会均高度关注物种的引进、推广和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新的物种引进导致本土生态系统平衡进一步遭到破坏，防范新的物种入侵及其危机的生态管理制度建设相应得到重视。生态管理制度的觉醒、生态管理制度的初步发展、生态管理制度的规范化，为区域生态环境的逆向演变提供了重要保障，并影响到更大区域、更长时段的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本文是近代西南边疆地区新物种引进的第一次系统探讨。中国是物种迁移及引进历史悠久的国家，新物种引进对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导致本土生态的破坏及物种入侵，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引种地或入侵经过的边疆及生物多样性特点突出地区后。本研究以近代以来西南边疆地区物种引进所引发的生态破坏为切入点，梳理西南地区物种引进及其生态管理从无意识的缺失到初建、发展历程，探讨西南边疆地区生态管理制度的滞后性、空壳性缺陷，以资鉴现当代的物种引进管控及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
本文环境史及生态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近代以来西南边疆地区新物种引进和生态管理制度的研究，厘清了西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内容、阶段性特征及其对西南地区环境保护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对新物种引进方式和生态管理制度嬗变、总体特征和区域特点的理论探讨，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中国知网数据库统计，该文被下载184次，文章具有较大的创新性，学界关于生态管理制度的具体问题探讨，乃至环境史视角下物种引进的研究，均援引论文的主要观点及思路。
2、项目首席专家周琼：《农业复苏及诚信塑造：清前期官方借贷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清前期确立了由官方给灾民借贷钱粮、籽种、耕牛、农具等农本的借贷制度。该制度起源于康熙朝，经雍正初建，乾隆朝完善并确立。规定仓谷借贷据灾情决定是否收息或免息，确立了“春借秋还、秋借春归”借贷期限，重灾时全部或半数免还借贷籽种;兵丁从司库内借支的饷银两年内扣饷还款；向灾民借贷耕牛及草料，禁卖禁宰耕牛，严惩偷盗耕牛者，惩处执行禁令不当的官员及借贷失信者。灾荒借贷保障了灾民的再生产能力，促进灾区农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借贷免息及豁免制度，凸显了专制统治的温情面纱，有利于统治者获取民心；借贷偿还实践塑造了民众灾害自救、自助的文化心态及诚信行为。
清代官方借贷是针对农耕进行的最能促进社会经济恢复、最具社会诚信塑造效应的官赈制度。官府在春耕夏种、青黄不接即民间“乏食”“缺种”之际，向饥民借贷籽种钱粮、耕牛农具等恢复农耕所需的基本物资。是灾后农业生产及传统社会的经济秩序迅速恢复并获得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成效良好，不仅加强了民众对清统治的认可，稳定了地方统治，也塑造了民众的诚信行为，对清代基层社会结构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对清前期官方借贷制度的建立、完善与社会效应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清代官赈制度的研究稍有裨益。
清代借贷制度不一定完全能达到统治者灾赈的初衷，也存在灾情畸轻畸重地区灾民借贷不均的状况，借贷中也存在腐败及诸多失信行为，制度在一些地区存在不能落实或是徒有虚文的情况，但良性、诚信的行为占大多数，制度在帝国境内的大部分地区都能顺利实施，其对社会诚信道德的影响是正向的; 在传统专制社会下，借贷制度的实施无疑对传统文化及社会心态、公众行为的塑造起到积极、进步的影响，社会需要相对稳定的制度，这是规范社会良性行为的基础约束力，是社会秩序正常运转及人类文明维系的基本保障，具有显而易见的多维性特点。清前期的借贷制度及其实践与社会效应，是中国传统官赈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多维性特点最凸显的制度，其间的时代及地区差异性也将成为学界孜孜探求的动力及源泉。
3、项目首席专家周琼：《承继与开拓：环境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
中国环境史研究在国外名著译介、环境史理论方法及学科基础理论探讨、具体问题研究、史料及文献、特殊生物物种变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海外学者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及国内环境史研究机构及平台建设成绩斐然，交叉学科研究法取得的成果改写了既往的历史结论，彰显了环境史学的成就。但也存在研究论题及路径模式化及单一化，研究思维固化，大部分研究局限于“史”的范畴，缺少与现实联系及沟通、对话的空间及核心话题，史料（文献）的发掘研究不够深入系统。环境史学要深入、系统发展，不仅在研究层域、视域、路径、方法等进行创新，还要在研究思维的取向、旨趣上创新，进一步凸显环境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不忘学科研究及建设的初心及使命。
中国环境史的起源很早，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史有了不同的关注点及研究成果。但真正起步发展或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或学科也是近三十年的事。真正作为一门新学科尤其是“历史学学科增长点”受到各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推重，不过三十余年，却拓展了历史学的研究视域，推动了历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理想，也实现了历史与现实之间沟通对话的可能性，增强了历史学资鉴、服务现实的功能。在中国环境史学研究魅力困境及转型阶段，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盛世，，对环境史的成败进行总结及反思，并展望未来，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环境史学有无穷尽的发展机遇，也面临诸多困境及桎梏。既有创新的思想、视域及路径，也有创新性、挑战性的领域及难题。中国环境史研究向何处去？什么样的道路，才有助于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及学科的构建及可持续发展？
检讨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已有成果，成果斐然、新人辈出和形势喜人是目前公认的关键词，但其研究路径及范式、研究思路及论题，也日渐进入固化及瓶颈状态，环境破坏论（衰败论）及碎片化研究的特点极为突出。对现状进行总结、反思，使其进一步贴近现实及学科建设需求，系统思考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如何打破僵局及困境，实现环境史学的转向与创新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反映历史以来环境发展变迁的全貌，并展现变迁原因、结果、特点、规律的成熟学科，在研究主题及内容、路径与方法、层域与时空场域、理论探讨及实证研究等方面做出开创性成果，不忘环境史学构建及发展的“初心”，更好地体现环境史学服务、资鉴现实的社会功能及时代的责任与使命、担当精神。
4、项目组成员苗艳丽：《北洋政府时期云南民间社团灾荒救治研究》，拟于2019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政治制度转型，北洋政府时期成为近代中国民间组织发展最快、能力最强、且广泛参与灾荒救治活动的时期。
本研究将民间组织救灾问题放置在近代中国政治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以云南灾荒救治区域研究为案例，运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法，同时借鉴政治学、社会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对近代云南民间社团兴起的历史背景与救灾职能的生成、民间社团灾荒情境下的组织与协调、基本特征、历史作用和局限等问题进行理论概括。文章认为，北洋政府时期云南民间社团灾荒救治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组织化赈灾态势。云南民间社团的组织化赈灾态势，开启了云南近代慈善意识启蒙，彰显出云南近代慈善事业获得了初步发展。然而，尽管自晚清义赈以来，民间办赈一贯倡导“民捐民办”，尽管很多研究认为，北洋政府时期民间组织已经成为救灾主体，但对于像云南这样地处边疆、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省份而言，即使政府让渡权力，民间组织亦无法独立承担起灾荒救治的主体责任。官民合作对外宣传、募捐，民间利用官方渠道发赈，这些都表明，云南民间力量还很难达成具有市民社会含义的力量动员基础，官民处于一种相互支持、互相协作的混合状态。云南应对巨灾官民合办的历史实践，亦或可为理解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双弱态本质提供某种依据。
5、项目组成员耿金：《晚清至民国浙江曹娥江河口泥沙坍涨与水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3期。
清乾隆年间，钱塘江主泓北移北大门，山会平远北部三江闸外曹娥江河口处的泥沙逐渐淤涨，同治奶奶建，闸外泥沙已严重影响内河泄水。同治五年，地方官员为泄水开掘宣港以分流曹娥江，却导致三江闸外泥沙再次淤涨。当地一直在寻求河口自然—人文生态系统的平衡，这种平衡既包括长时段上的治水措施与水流环境间的互动关系，也包括此过程中形成的泄水与治沙、保塘与护沙等多方矛盾关心。
6、项目组成员聂选华：《困境与路径：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清朝光宣时期，云南与全国一样同处于“清末自然灾害群发期”或“清末宇宙期”，各类自然灾害频繁暴发，官府以清中前期形成的荒政制度为蓝本，按照救灾赈济活动所遵循的原则、步骤和所运用的策略及举措等开展灾赈工作，但因这一时期清廷和云南地方财政资源短缺，传统荒政制度并未在云南救灾实践中得到有效贯彻和落实。在此期间，云南处于社会转型的阵痛期，传统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的裂变与整合推动着地方赈济事务从传统向近代转变，主要表现为民间救灾力量纷纷兴起，灾赈措施被迫近代化，救灾力量、物资、钱款实现从单一向多元转变。尤其是电报通讯、铁路运输等近代科技被运用到救灾环节中，新闻报刊适时宣传近代救荒思想和救灾策略，国内外救灾力量积极参与捐款救灾，相继促进了云南灾荒赈济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为云南灾赈的近代化发展提供了可行性路径。
在晚清云南被迫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近代化技术手段、运输方式、传播媒介、汇兑业务以及新型救灾方式等共同组成了区域灾赈的多元化模式，冲破了此前因信息传输滞后造成的募捐和灾赈各环节的多重束缚，并使民间社会力量的救荒实践在本地或世界范围内扩散开来。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的近代化转向，破除了传统救荒机制带来的灾赈困境，加速了云南地方社会的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近代化的灾赈路径在救灾理念、方法和效果上均具有传统官赈无法逾越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在引发云南社会整合基础变化的同时，也加速了区域之间社会灾赈力量和物资的流动和联动。
7、项目组成员聂选华：《清光绪朝云南昭通以工代赈的实践路径及成效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3期。
光绪十八年（1892年）云南昭通府恩安县、鲁甸厅水灾、旱灾、冰雹、雪灾频繁发生，赈不胜赈。督办昭通赈务委员龙文以扶危济困和赈饥养民为根本，因地制宜推行“以工代赈”，以兴作河工为主，兼行平粜和赈恤，恳恩颁发国帑，劝募赈捐。工赈期间，滇川渝地方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赈济，为灾荒治理过程中有效重塑灾黎生存空间奠定了条件。云南官府和西南地区社会力量的灾赈实践活动，推进了区域灾赈资源的动态整合和价值转换，反映了昭通府应对外在于自身的灾害冲击和风险控制的能动响应的有效性。
昭通府工赈救荒，滇川渝绅商官宦应急响应，弥补了云南官府赈济钱粮不足的裂痕，区域性社会力量救灾与官方赈灾实现协调联动，使西南边疆灾后社会治理方式得到完善。“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是清朝统治者治边思想的核心意识，西南边疆地区始终是清朝治边的重点区域。光绪十八年（1892年）昭通府灾荒连岁，在“以工代赈”救济实践中，云南官府作为工赈的施行主体，河工、平粜和赈恤三措并举，引导滇川渝绅商官宦等跨省际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官办民助”与“省际联动”相配合，使灾赈机制更为灵活高效，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工赈的地方能动性和区际联动性。清朝中央和地方、云南官府和民间、省外与省内力量协同响应，自救与他助互动结合，工赈与灾赈“双管齐下”，“以工代赈”的互补性和优越性诠释了西南地方的社会韧性，渐进式传统中国荒政制度变迁下灾赈角色的演变及自上而下的救灾制度调适和自下而上的救灾实践，推动了晚清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1、依托项目支持，申报“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丛书”项目（第二期）。
2、2019年7月-2021年6月，对已有汉文灾害文献史料进行系统提取、分类和整理。以地域为经，以灾种为纬，对西南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种类灾害史实及其衍生的灾害文化现象进行提取、归类和整理。
3、2019年7月-2021年6月，对西南少数民族文献史料进行系统搜集和提取，并整理灾害史实及灾害文化内容。以民族为经，以灾种为纬，提取西南不同少数民族文献中不同民族地区灾害史实及由此衍生的文化现象与内容。
4、2019年7月-2021年6月，继续开展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灾害文化纪实调研活动，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灾发地及灾害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和走访。发掘和搜集民族地区经书、碑刻等民族实物资料，提前其中灾害相关内容，并对灾害相关知情人进行口述访谈，进一步了解灾害及其文化内容。
5、截至2019年6月，项目组基本上完成云南境内汉文文献中有关灾害史料的辑录和整理工作，2019年7月-2021年6月，将汉文文献中灾害史料的摘录和整理工作进一步拓展到贵州、四川、广西、重庆等地方，力争在一年内全部完成汉文文献中灾害史料的辑录，为数据库的建设提供基本史料支撑。
6、2019年7月1日至 2020年7月31日，全面开展项目子课题“西南少数民族古籍中的灾害数据搜集与整理”的研究工作，并对所涉及的文字、图片、视频、音频资料等相关研究内容的系统搜集和分类整理。
7、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11月，在完成数据库基础文献工作的采集、加工、整理工作的基础上，完成数据库基本框架搭建工作，并将完成的数据导入数据库中，对数据库运行进行调试。
8、根据项目研究计划，2020年12月，项目组将举办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第十七届年会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拟出版会议论文集1部。
9、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根据项目执行进度，倡导并鼓励项目组成员参与世界环境史学大学、东亚环境史学大会、中国灾害史年会等国际学术会议，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灾害文化研究成果推向学术前沿。
10、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进一步汇集前期研究成果，将项目组辑录整理的贵州、四川、广西等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灾害史料长编进行汇集成册，并提交出版，拟出版8-10部（卷）。
11、2019年7月至2022年6月，集中团队力量进行协同创新研究，力争在中国社科院所刊或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发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灾害文化研究的高水平学术论文10-15篇。
12、2019年7月至2022年6月，按照项目研究要求布置科研任务，开展项目专题研究，完成达到公开出版水平的20万字及以上的学术专著1-2部。
13、2019年9月至2022年7月，在项目的培育下，引进从事灾害文化研究的博士后1-2人，引进从事灾害研究的专业人才至少1人，培养从事灾害文化研究的硕士研究生3-5人，博士研究生2-3人。
14、2020年7月-2022年6月，在前期数据库调适的基础上，补充完善后期整理的文献资料，并对数据库中的基础数据进行二次加工、研究，形成专题灾害数据，并绘制专题灾害地图集，最终实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的运营。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