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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进展情况
主要内容：
①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于2017年11月正式立项。立项之后，课题组召开了本课题的开题论证会“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以及“宋明理学国际论坛”、“东亚礼学与经学国际研讨会”两次国际性学术会议（三次会议的具体介绍，参见第二部分），本项目各个子课题的研究工作也正在按照原定的方案顺利开展，具体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7.11-2018.08），各子课题进入准备阶段。2018年1月召开本课题的开题论证会“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进一步明确各个子课题的研究方案与人员分工。在这半年多时间内，各子课题的重点工作包括三项：第一，相关的原始文献，也即对宋明时代各个理学家著作的别集、合集等相关资料文献进行全盘调查与搜集；第二，海内外宋明理学已有各类相关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分别拟出各自相关章节的详细写作纲要；第三，2018年8月，总课题组召开了“宋明理学国际论坛”大型国际会议，国内外宋明理学研究专家与大部分课题组成员参加了会议，交流了解宋明理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及其最新动向，听取了专家们关于本课题研究的建议、意见，交流了研究工作的进展和存在问题，在各课题组成员的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对原来拟定的五卷十册的章节安排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调整和扩充。
第二阶段（2019.09-2019.07），各子课题进入研究的展开阶段。在这近一年的时间内，主要的工作有两项，第一，各子课题组的成员进行反复论证，分别对所负责的部分进行了章节目录的调整与补充，再度拟定详细写作纲要，并且展开研究工作；第二，开始写作相关章节的初稿，并陆续有五十多篇论文等相关前期成果顺利发表，总课题组又召开了一次“东亚礼学与经学国际研讨会”，讨论了礼学与经学及其与宋明理学研究相关的问题，本次会议也有大部分课题组成员积极参加，并就各子课题的研究进展情况进行汇报，同时听取相关专家意见，获取最新的学术前沿信息。
经一年半以来的研究工作，在听取国内外宋明理学专家、本课题组成员的意见之后，首席专家强调本课题研究必须突出创新性、全面性。为此，各子课题负责人及主要成员经多次讨论，将原先的研究计划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增改，深化和拓展了宋明理学研究的问题性和整体性。由原来的五卷十册八十六章扩充至六卷十五册一百二十章，并新增附录卷“索引卷”，与最初提交获批的原定项目计划相比，约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参与人员由立项之初的六十余名扩充至目前的一百名左右，增加了近一倍，字数由原来的约300万字增至500余万字。
②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本项目自17年底正式启动以来，已召开了三次学术会议，首先是本项目的开题论证会“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其次是两次大型国际研讨会：“宋明理学国际论坛”与“东亚礼学与经学国际研讨会”。以下，就三次会议的情况略作介绍：
2018年1月13日，本项目的开题论证会“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顺利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张学智、陈卫平、向世陵、朱汉民、杨国荣、何俊等专家学者，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哲学学院以及复旦出版社的相关领导、子课题负责人徐洪兴、林宏星、郭晓东、张天杰以及十多位课题组成员参加会议。因故未能到会的清华大学陈来教授为本次会议提供了文字发言稿。本次开题会主要围绕“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吴震教授首先介绍了本课题的主要设想、框架内容以及未来目标，并表示通过未来五年的努力，本课题的最终成果将以五卷10册约300万字的规模问世，将为中国哲学界奉献一部代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最新最高水准的断代史新著。会后，陈来、张学智、杨国荣、陈卫平、朱汉民、向世陵、何俊的发言稿《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开题会笔谈》共七篇，全文发表于《复旦学报》2018年第3期。
2018年8月22日至23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儒学院主办的“宋明理学国际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哈佛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大学等海内外著名高校约九十位学者提交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大会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向晨、日本儒教学会土田健次郎、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儒学大学辛正根、台湾东方人文基金朱建民、国际儒联张学智等嘉宾在开幕式上致辞。
在主题报告和大会报告上，清华大学陈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哈佛大学包弼德、日本早稻田大学土田健次郎、韩国成均馆大学崔英辰、中华孔子学会李存山、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台湾中央研究院钟彩钧、香港中文大学郑宗义等教授分别作了主题报告。在两天会议期间，分别有三组和六场的小组发言及讨论。北京大学张学智和干春松、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清华大学唐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倪培民、陕西师范大学林乐昌、湖南大学朱汉民和肖永明、中山大学张永义、台湾中央大学杨祖汉、台湾东海大学蔡家和、香港中文大学黄勇、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和陈赟、上海师范大学郭美华、上海大学朱承、日本早稻田大学永冨青地、韩国国立忠南大学金世贞、复旦大学杨泽波、何俊和郭晓东等教授分别发表了新近的学术研究成果。
在大会总结及闭幕式上，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上海儒学院陈来教授指出：此次复旦大学成功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宋明理学会议，充分展现了复旦大学宋明理学研究的新气象，从参会学者的代表性以及参会论文的高水平等方面来看，本次会议是1981年“杭州宋明理学会议”以来最能总体性展现当下宋明理学之水准的一场学术大会，表明经过近四十年的研究积累以及几代人的学术传承，宋明理学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大会发言以及大会总结环节，学者们纷纷表示，宋明理学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论水平，故在西方学界向有“新儒学”之称，而此学术用语也早已被中文学界普遍接受；自近代以来，儒学尽管遭遇了制度性失落，然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形态仍是中国人在精神领域中的重要支柱，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对于现当代新儒学的理论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即便在东西方哲学对话得以加强的当今哲学界，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资源也日益受到广泛重视。
闭幕式由吴震教授主持，他表示在努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加强宋明理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当代意义；并表示会议论文将以论文集的形式于明年出版，为推动宋明理学以及中国哲学的研究作出贡献。
本次大会的综述先后在《光明日报》《文汇报》、“腾讯网”“澎湃新闻”“儒家网”等重要媒体进行了报道，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19年6月29日至30日，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儒学院、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东亚礼学与经学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隆重召开。有来自全国主要高校的北京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境外台湾和海外美国、日本、韩国等七十余名学者汇聚一堂。大会开幕式由本项目首席专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授主持，哲学学院孙向晨教授在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借助“礼学与经学”这一议题，将从事文史哲不同学术专业的学者汇聚一堂，共同研讨东亚的文化传统，这表明由儒学所构建的“东亚文明”具有打通近代学科设置的可能性。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朱杰人教授接着致辞指出，讨论东亚礼学，应当始终不忘化民成俗的现实关切，使得礼学和礼教再次回到中国人生命意识和社会意识的中心。随后，日本关西大学吾妻重二教授及台湾大学叶国良教授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在接下来的两天会议中，包括来自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学者二十余人在内的70余位学者，围绕“礼学与经学”这一主题从儒家传统礼学思想及东亚地区家礼研究这两个方面，展开了为期两天的学术讨论，有许多专题论文与本项目的经学、礼学的课题研究密切相关。本次会议期间，台湾大学叶国良教授和美国伊利诺大学的周启荣教授分别做了题为《我的学思历程：经学史、石刻与礼学》《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与考证学》的学术讲座，丰富了会议的内容。大会闭幕式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才清华副教授主持，吴震教授作闭幕致辞，对来自海内外的与会学者表示感谢。他指出，此次大会的召开对东亚地域的礼学思想研究，特别是家礼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推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课题部分成员参加了此次会议，如首席专家吴震、子课题负责人徐洪兴、郭晓东、张天杰等。吴震《宋代新儒学与经典世界的重建》则是整部《宋明理学史新编》的“导论”一部分；何俊《理学的知识考古——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中心》则是讨论元代理学与经学问题的一篇重要论文，还有郭晓东《论陈立对〈春秋〉王鲁说的发挥》、张天杰《吕留良、陆陇其的〈四书〉学与清初的“尊朱辟王”思想运动》、刘增光《“礼让”传统的发明——乾嘉儒学的礼义之维》、陈畅《敦化川流——管志道的易学形上学及其意义》、肖永奎《人性与制度：对王安石性善论说的再考察》、胡文丰《李觏一生论述的理序基础》、陈晓杰《“己”与“礼”——阳明后学的“克己复礼”论及其问题》等等，上述这些论文虽尚未正式发表，但作为会议论文已构成本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由于参与本课题的学者众多，故接下来主要介绍首席专家围绕课题开展的学术交流活动。
在本课题实施过程中，首席专家吴震教授赴海外访学共计六次：2018年4月6日至9日，访问韩国忠南大学儒学研究所；2018年7月9日至19日，前往韩国成均馆大学、日本关西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访问交流；2018年8月26至30日，访问韩国岭南大学；2018年10月16日至23日，赴日本参加《阳明后学的讲会活动及其相关的综合研究》课题的研究活动、研究交流和实地考察，访问日本东洋大学、日本九州大学；2018年11月28日至12月3日，赴日本内阁文库等地进行《晚明思想的资料调查和日中交流史》项目的相关研究活动，访问日本信州大学；2019年2月16日至24日，应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所属汉喃研究院阮俊强邀请，前往越南调研《朱子家礼》的相关越南文献，访问汉喃研究院。
首席专家参加了十多次国内外宋明理学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主要有：2018年5月21日参加韩国阳明学会主办、韩国国立忠南大学承办“阳明学与四次产业革命时代的沟通”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论文《作为良知伦理学的知行合一论》作大会主题报告；2018年8月27日参加岭南退溪学研究院、大邱庆北研究院主办“转换的时代与退溪之敬的哲学”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论文《再论“两种阳明学”》作大会主题报告；2018年9月14日参加香港城市大学、日本二松学舍大学主办“日本漢文学の射程：その方法、達成と可能性”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论文《再论“两种阳明学”》在大会上报告；2018年11月17日参加中国哲学史学会、浙江大学哲学系主办“中国哲学的本来、外来与未来”，提交论文《东亚朱子学与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展示》作大会报告。还有2018年6月17日参加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板的“后习俗责任伦理与儒家伦理的重构”国际学术研讨会担任主持评议；2018年8月9日参加清华大学国学院主办“刘宗周与明清之际儒学”担任主持评议；2018年11月9日参加中山大学哲学系主办“阳明学与近世东亚”学术会议担任主持评议；2019年3月31日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办“环球视野与中国哲学”论坛担任嘉宾对谈；2019年5月17至19日参加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组委会主办、浙江稽山王阳明研究院承办第三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分论坛“东亚世界的阳明学·退溪学·朱子学”研讨会担任嘉宾对谈。
首席专家受邀作专题讲座多次，主要有：2018年9月14日参加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孔子学院主办“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专家学者讲论系列”担任第二讲演讲嘉宾，题目为《论儒家仁学的公共性》；2019年3月29日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学术讲座”，题目为《宋明理学视域中的朱子学与阳明学》；2019年6月18日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办“阳明学与世界文明”青年哲学研修营，题目为《论“两种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的问题省思》。
本课题组积极进行国际合作，其中主要的项目有三个：2018年8月17至22日主办复旦大学暑期密集课程（FIST课程）《宋明理学系列专题研究》讲座，总计36课时，参与人数120人；2018年8月16至22日，主办“复旦大学首届青年儒者研习营”，“首届青年儒学研习营”营员共25人，其中包括来自各高校的副教授和讲师7人以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博士生和博士后18人；在此同时，召开了复旦大学主办的首届“东亚博士生儒学国际论坛”，国内高校三所：复旦、清华、中山大学，海外境外高校有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成均馆大学，一共由八所高校发起倡议组成，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第二届“东亚博士生国际儒学论坛”于2018年8月28至30日在韩国成均馆大学举办，首席专家带队参加；今年下半年第三届“论坛”将由中山大学主办。
本课题组也积极邀请海内外宋明理学研究的专家前来进行讲座，其中主要有：2018年5月24日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郑宗义教授主讲《论唐君毅对现代文化的审查》；2018年6月1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主讲《一本与生生》；2018年8月17日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钟彩钧研究员主讲《恽日初思想研究》；2019年6月28日台湾大学文学院叶国良教授主讲《我的学思历程：经学史、石刻与礼学》；2019年6月29日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启荣主讲《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与考证学》等。
③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本项目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阶段性成果。
首先介绍几部首席专家的专著：《朱子思想再读》作为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与第三卷的课题研究有密切关联，该书已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2018年11月），《人民日报》2019年7月8日刊登了有关此书的简介书评；另一部阶段成果之一的专著《孔教运动的观念想象》也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1月）；《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传习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11月）虽非本项目阶段性成果，但本书的出版无疑与本项目第四卷的课题研究有直接的关联；另外，首席专家主编的《宋明理学新视野》（120万字）也即将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其次，关于首席专家与课题组成员的学术论文发表情况，目前已有成果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媒体以及《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学术月刊》《哲学与文化》（台湾）《复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等权威期刊及核心刊物上发表，共计六十多篇，其中有些论文已被人大报刊复印中心的《中国哲学》《哲学文摘》《伦理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等重要转载期刊转载。
其三，关于本项目成果的宣传推介，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四点：第一，陈来、张学智、杨国荣、陈卫平、朱汉民、向世陵、何俊：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开题会笔谈，在《复旦学报》2018年第3期发表，七位专家在对本重大项目作出充分的肯定的同时，又分别从新的问题、材料、方法等不同的角度谈了为什么需要重写《宋明理学史》以及如何来重写《宋明理学史》。第二，首席专家吴震教授的《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关于“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的若干思考》，发表于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栏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3月27日第2版“哲学”；第三，吴震教授《再谈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被收录于《中国哲学年鉴20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第四，吴震教授接受《文汇报》的访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刊于《文汇报》2018年9月14日“文汇学人”整版报道；第五，《复旦学报》2019年第1期的封二、封三，以彩页形式隆重推出国家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项目主持人以及项目内容、项目会议的情况介绍。上述这些学术活动及其成果发表，扩大了本课题研究的社会影响。
④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第一，本项目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充分总结近四十年来学界宋明理学研究的新成果，必须突出创新性、全面性；课题组成员必须注意如何把握本项目的研究主旨、结合各自熟悉的研究主题，形成开拓性的新成果。各个子课题的负责人在开题论证会之后一年多的研究工作中，一致认为必须对于研究计划进行一定的调整，主要是拓展各自的研究提纲，增加各卷的章节，并将调整之后的研究计划加以认真贯彻执行，并积极组织课题组成员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
第二，另一主要问题是，由于本重大项目研究规模的扩大，增订之后共有120多章，团队人员已接近百人，如何加强成员之间的充分沟通，成为需要注意克服的问题，通过召开“国际宋明理学论坛”等两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增进了课题撰写成员之间的学术交流；我们还计划在接下来的两年多的时间内，分别以各卷的参与成员为单位，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以上的小型学术研讨会，交流各子课题的专项研究工作进展。
第三，作为课题开展的前二年，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加快落实具体章节的撰写进度，进一步做好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相关研究论文的撰写，以及进一步推动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群策群力，加快项目的顺利发展。争取在2019年底至2020年中期，完成一半左右的工作量，并提交各章的初稿。
第四，为进一步促进课题撰写进度以及写作质量的提升，本课题组将在2020年上半年准备召开第四次小型国际研讨会、下半年召开一次小型专题工作坊会议，邀请各子课题主要撰写成员，有针对性地具体讨论各子课题章节研究的进展情况以及论文撰写进度和发表情况，及时掌握和沟通学术信息，为即将进入后半期的研究工作夯实基础。
二、研究成果情况
主要内容：
第一，研究专著。
1.吴震《朱子思想再读》，三联书店2018年版，24.5千字。
作者认为作为宋代新儒学的代表，朱子思想的丰富性仍有不断解读和展示的空间，面对当下“朱子学再出发”的学术呼吁，本书对朱子学进行了一次“重新解读”，旨在通过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进路，从朱子文本中“重新解读”出以往被忽略或被遮蔽的朱子哲学的意义。作者专门撷取了朱子“仁学”“心论”“敬论”“工夫论”等典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题史研究，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以重现朱子思想的整体性意义。本书出版之后，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好评，如邓国元《朱熹思想研究的新进展——〈朱子思想再读〉简评》刊于《人民日报》（2019年7月8日9版）。
2.吴震《孔教运动的观念想象：中国政教问题再思》，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9.5千字。
作者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孔教”问题始终隐伏其中，故而我们应当如何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来善待儒教？如何构建合理性的“宗教中国化”等问题？还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本书结合朱子来讨论儒家的政教观，又向下延伸到章学诚，然后重点讨论近代儒学思潮中出现的政教观以及当代新儒家对此问题的反思。
3.吴震《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传习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36.6千字。
首席专家吴震教授解读的《传习录》收录于中宣部委托、教育部统一规划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系列丛书，该书对于王阳明心学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为学界提供了王阳明《传习录》一书的定本。该书在社会上以及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华社、人民网等重量级媒体都有专题报道宣传和转载，首次印刷量达17000册。
4.吴震主编《宋明理学新视野》（两册），商务印书馆（即出），约1200千字
本书包括了道学思潮与经典诠释、理学建构与思想论辩、心学世界与思想转型、现代诠释与他山之石，共四篇，约一百二十万字。本书为2018年“宋明理学国际论坛”会议论文的精选，代表了以本项目的课题组成员为主体的当今学界宋明理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
第二，学术论文。
目前首席专家与课题组成员已经在中文核心学术期刊（CSSCI）上发表了六十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详见成果列表），其中发表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道德与文明》《哲学与文化》等哲学类权威刊物上有十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转载或“人大报刊资料中心”《中国哲学》《伦理学》等复印的也有多篇。下面将其中部分代表性的论文介绍如下：
1. 陈来等《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开题会笔谈》，《复旦学报》2018年第3期，具体则包括了吴震《主持人的话》、陈来《新编宋明理学史将是对宋明理学研究的高水平的总结性呈现》、张学智《关于重写宋明理学史的几点看法》、杨国荣《走进思想的深处——关于重写宋明理学史的若干思考》、陈卫平《理学与后理学》、朱汉民《照着儒学学统重写理学史》、向世陵《理学、儒学、经学与阳明学》、何俊《宋明理学研究方法与内容的创新期待》，共七篇论文。
2. 吴震《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关于“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03月27日（Copyright ? 2011-2016 by www.cssn.cn. all rights reserved转载）。文章指出在进入21世纪迎来了传统文化复兴的新时代，需要我们对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二期高峰“宋明理学”的文化传统、思想资源进行全面深入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反思，紧扣时代主题，增强问题意识，通过宋明理学研究以助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诠释和创新性发展，这就需要我们立足当下，重新撰写一部（而非编撰）具有符合新时代特征的《宋明理学史新编》，以增进我们的文化自信。
3. 吴震《再谈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中国哲学年鉴20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2月。文章首先对改革开放初期宋明理学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深入的反省，并对21世纪以来宋明理学研究进行了反省性的问题探讨，进而提出在重新撰写《宋明理学史新编》之际，有必要对材料掌握、方法取向及问题意识保持一种高度的自觉，进而以问题史为导向，重视对“理学”所内含各种重要的哲学问题、思想问题乃至文化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强调指出我们这项宋明理学新研究必将对中国哲学的学术发展乃至推动文化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以上两文的部分内容将纳入本项目研究的“导论”当中，并加以适当的展开论述。
4. 吴震访谈（《文汇报》记者陈瑜、吴姝）《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写〈宋明理学史〉？》，《文汇报》2018年9月14日“文汇学人”第四版整版。面对记者的提问，吴震指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重新撰写《宋明理学史》将力图打破以往的通史性或断代史研究中以平衡人物对象为原则的研究进路，基于以问题研究为主、以人物个案研究为辅的整体思路，把重点放在朱子学（理学）以及阳明学（心学）的理论研究上，以此两点为主轴，上下左右前后打通，努力对宋明理学思想发展作出整体性及多样性的全面展示。
5. 吴震《作为良知伦理学的“知行合一”论——以“一念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为中心》，《学术月刊》第5期（转载：人大报刊资料中心《伦理学》2018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10期；《新华文摘》网刊2018年第23期）。该文认为王阳明有关知行合一的论述中有一个重要命题 由于仅见于《阳明先生遗言录》而向来未被注意：“一念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该命题无疑是对历来熟知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的重要补充，甚至原本就是有关知行合一问题的一项完整论述。作者提出了知行合一是良知伦理学的命题而非知识论或认识论命题，而良知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等新见解。
6. 吴震《宋明理学视域中的朱子学与阳明学》，《哲学研究》2019年第5期。该文认为朱子学和阳明学就不是封闭的静止的理论系统,而是可以不断发展和开拓的动态的思想体系。这就需要我们转换审视的角度,既要将朱子学和阳明学置于广义宋明理学视域中,同时亦须将宋明理学视作一场整体的思想运动,才能对朱子学和阳明学获得整体性的思想了解和历史把握,以重现作为广义宋明理学视域中的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理论意义及其思想价值。
7. 吴震《东亚朱子学：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展示》，《哲学动态》201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6期转载）。该文认为朱子学在江户日本经历了一番乖舛的命运,传入伊始便出现了朱子学与反朱子学等多重势力交错缠斗的现象，韩国朱子学则获得了独尊天下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地位,有关朱子学的义理辨析而引发的思想论辩也极为激烈。可以说,东亚朱子学已构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朱子学在东亚地域的传承、发展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哲学的丰富性。
8. 蔡家和《气质如何扯着性？——论刘蕺山〈论语·性相近章〉之诠释》，《浙江学刊》2018年第2期。文章透过蕺山的“性相近”问题之诠释，指出蕺山思想近于一种心学与气学的结合，而远于程朱理学；程朱认为“性相近”所言之性乃气质之性而与天地之性不类，蕺山反对这种人性二元的区分，代之以性、习的二元区分，认为先天本有之性与后天学习往往存在重要落差，所谓气质只不过是“习”的因素所导致，进而对朱子学进行了质疑，形成了富有蕺山学色彩的独特的人性学说。
9. 刘增光《真心与皇极——北宋契嵩禅师三教论视域中的〈洪范〉学及其意义》，《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3期。该文认为契嵩通过阐发《洪范》皇极论与《中庸》未发已发说,提出“《洪范》与《中庸》相为表里”的观念，一方面认为三教皆是皇极大中之道的体现,以皇极统摄三教;另一方面又以理事体用之分判教,认为佛高于儒,是皇极大中之道的最圆满表现。
10. 林乐昌《论〈中庸〉对张载哲学建构的特别影响》，《哲学与文化》（台湾）2018年第9期。该文重点讨论了三个问题：《中庸》对张载理学思想产生了哪些特别影响？《中庸》为张载理学纲领的确立提供了直接证据；《中庸》是张载构理学体系所依据的关键文本。该文有助于深入拓展本项目第二卷有关张载思想的研究。
11. 陈立胜《良知之为“造化的精灵”：王阳明思想中的气的面向》，《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19年第2期转载）。该文认为王阳明的良知是知孝知弟、知是知非(道德判断)、好善恶恶(道德意志)与真诚恻怛(道德情感)三位一体之概念，良知还是“造化的精灵”，阳明以精灵、灵窍、灵气指点良知,说明良知本身即是一气韵生动的灵体。
12. 刘昊、吴震《十年来宋明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中心》，《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文章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之一的儒家思想被纳入“中国哲学”学科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自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近十年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核心内容的宋明理学研究更是积累了丰厚的成果，进而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形势下，对宋明理学研究及未来发展进行必要的回顾和展望就显得十分必要。
13. 谷继明《杨时易学探义》，《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春之卷。文章指出杨时的易学，在程门弟子中水平最高。其易学论述，一是《易说》，保存在《大易粹言》等书中，一是《语录》《文集》中的相关议论。从解《易》的思想来看，他受到了二程天理观的影响；其解《易》的方法，也多与《周易程氏传》一致。但这并不是说杨时就仅仅是二程易学的复述者。事实上，杨时易学展现出了“程—朱”主流脉络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杨时易学在一些主要的概念如易、神，以及由此展开的生死观方面都受到了张载的影响，并与佛、道有丰富的互动。
14. 王宇《“张吕会讲”与“东南三先生”鼎立格局的奠定》，《浙江学刊》2018年第5期。文章指出在朱熹、张栻、吕祖谦构成的“东南三先生”群体中，朱熹和张栻、朱熹和吕祖谦的交往和讲学受到的关注比较多，而张栻与吕祖谦的交谊研究交往薄弱。实际上，张栻和吕祖谦曾经共事一年半之久，并在近一年时间内二人比邻而居，朝夕切磋，相互之间结下了极其深厚的学术友谊。可以说，如果没有张吕二人的这次会讲，“东南三先生”鼎足而立的格局是难以成立的。
15. 傅锡洪《宋代理学鬼神观的形成》，《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哲学文摘》2019年第1期转载）。文章指出宋代理学有重要的宗教关怀，这一点突出表现为理学家对鬼神问题的理解和诠释；一方面理学以气释鬼神，另一方面理学又以祭祀言鬼神，表现出对鬼神的双重诠释：自然之鬼神与祭祀之鬼神；这表明理学家在理性主义哲学精神的引领下，并未一概排斥或否认早期中国宗教文化中的鬼神观念，相反，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通过对鬼神的自然主义诠释，为宗教性祭祀活动提供了合理依据。
16. 向世陵《闻见与德性——朱子、阳明论“知”辨析》，《复旦学报》2019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19年第4期转载）。文章认为朱学与阳明学的主要争议，集中在是否可经由闻见知识进入到内在德性的自我觉醒和彰显，从而打破自然生理与至善伦理之间的障壁。朱子认为“做圣贤”与“格天下之物”为一事，阳明以亲身经历予以否证，强调吾心良知自足，良知之外无知。
17. 何俊《朱子学的研究要素与浙学开拓》，《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文章指出晚宋以后的两浙朱子学对浙学有重要的开拓，由于朱子学研究不完全是纯思想的哲学分析，具有明显的思想史、文化史特征，因此其研究要素除了思想本身以外，至少还包括地域、时间两个维度所涵摄的若干内容，故实际研究需要依据问题作出相应的取舍；同时，政治文化与朱子学构成了重要的基础性关系，由此切入的研究也需要依据思想周期作长时段的分析。
18. 方旭东《蕺山“前四句”的文本问题——基于耿宁工作的进一步讨论》，《清华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19年第5期转载）。该文从瑞士学者耿宁注意到蕺山“前四句”的文本差异问题出发，进一步推定，蕺山“前四句”的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当作“知好知恶是良知”，不过，在义理上这两个表述可以互换。本文还推定“《大学》之言心”条可能存在一个传写错误。
19. 翟奎凤《“主静立人极”断章取义源流考论》，《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2期。该文认为朱子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诠释强化了“主静”在人极修养中的重要性,消弱了中正仁义的主体修养的道德价值，全面认识周敦颐的人极思想,需在易学背景下来理解,显然,“中正仁义”才是其人极思想的核心与主体,“主静”是实现“定之以中正仁义”的一种修养方法。
20. 东方朔（林宏星）《“反其本而推之”——朱子对〈孟子·梁惠王上〉“推恩”问题的理解》，《复旦学报》2019年第3期。文章指出关于《孟子·梁惠王上》“以羊易牛”章的“推恩”问题，朱子的诠释更能显示出理论的整全与一致，一方面透过朱子的理解以显示朱子理论的主要特色,并以此回应西方学者的解释;另一方面也可透过朱子的这种解释以呈现朱子在某种意义上对孟子理论的扭转。该文与本项目设计的朱子伦理学思想研究有密切关联。
21. 张天杰《〈宋元学案〉的编撰与濂溪学的新诠——从刘宗周到黄宗羲、黄百家父子》，《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3期。该文认为刘宗周《五子连珠》《圣学宗要》的案语被黄宗羲、黄百家父子收录《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不收朱子的“解”并多有批评,提出《通书》以“诚”翻新《中庸》道理、强调《通书》之颜子学为周、程授受张本,刘、黄等人对濂溪学的重新诠释与定位,走出了朱子学的影响并带有和会朱陆的色彩。该文与本项目设计的晚明清初思想转型问题的研究有重要关联。
三、下一步研究计划
1、2019.07-2020.12，各子课题进入基本完成阶段。
各子课题负责人协调各个部分的研究状况，了解各个章节工作进度，并对存在的问题作出协调，及时将进度与问题反馈给首席专家。要求各成员基本完成相关章节的初稿撰写，并争取在学术杂志上陆续发表相关的前期成果。
总课题组召开一次“中国哲学视域下的宋明理学研究新探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听取国内外专家对本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的意见和建议，并请课题组成员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在会上发表，然后结集成论文集出版。
2、2021.01-2021.12，全部初稿完成阶段。
各子课题组成员各自完成初稿，并召开小型学术会议，展开相互交流讨论，在此基础上，各个课题组成员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相关章节。要求各子课题负责人初步审定各章初稿，提出具体的修订意见，再提交撰稿人重新修订，最后完成各子课题的汇总统稿工作；同时向首席专家汇报子课题完成情况与存在问题，及时作出调整。
3、2022.01-2022.10，结束阶段。
总课题进行统稿，首席专家审定全书，并召集相关专家评议会议，对本课题全部研究成果、总结报告进行最终修订完稿，年底提出送审鉴定，争取顺利结项。
课题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