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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方地区商代考古研究”负责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最新考古发现表明，我国沿海地区居民早在史前时期就开始经略海洋，开发渔业资源。传统上认为，夏商周王朝核心区域位于中原和西部、北部内陆地区，不太重视经略海洋，这是不确切的。早在商代，或者说自商代开始，各王朝就开始从国家层面上重视海洋、经略海洋，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最新考古资料表明，商王朝东部边疆到达了今天黄海、渤海西岸，并大规模开发滨海的盐业资源和贝类资源，还通过贸易等手段从其他更远的海洋内获取贝类资源。
商王朝疆域已到达东部沿海
文献上提及商王朝疆域已到达东部沿海。如《诗经·商颂·玄鸟》说是商王武丁“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疆域以四海为界，其东界应至东方沿海；《淮南子·泰族训》就明确说“殷之地，左东海”，殷商东部领土已经到达东海，即今渤海或黄海海岸。古本《竹书纪年》“仲丁即位，征于蓝夷”，“河亶甲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自商代中期，商王仲丁、河亶甲就多次攻打位于鲁南地区的蓝夷，向东部沿海地区不断扩张；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了商王南庚都迁于奄（今山东曲阜一带）、阳甲居奄，到了盘庚才自奄迁于殷（今安阳）之事，换言之，商王朝都城一度迁到距海岸不远的鲁中南一带。
考古发现和研究显示，商代初期，商王朝势力还未向东方扩张，商代中期，商文化东侵，逐步取代了岳石文化。目前，考古人员在河北东部沧州，鲁北滨州、博兴、临淄、青州、潍坊，鲁东南沂水、莒南、日照，江苏连云港、盐城等发现了商文化村落遗址和墓地。这些遗址和墓地出土了中商文化的典型陶器、铜器、卜骨、卜甲、石器等，墓葬埋葬习俗如腰坑、殉狗、殉人及随葬品种类与组合也同商文化完全一致。如此看来，商代中期，商王朝疆域东北部已到达渤海西岸、南岸内陆腹地，东部至潍河、白浪河、沭河一线，向东南至连云港海岸以及淮河下游南侧的盐城一带。濒海的连云港大村遗址还出土了中商文化的规格较高、器形高大的4件铜鼎、3件铜甗，这里应是商王朝距海岸线最近的一处高等级聚落。可以说明，苏北连云港、盐城一带的黄海之滨是商代中期商王朝能直接接触到海洋、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地方。
广袤的渤海西岸、南岸滨海平原上未见到中商文化时期遗存，说明此时商王朝还不能从渤海沿岸直接接触到海洋，但在商代晚期则发生了大变化。商代晚期即殷墟时期，商文化和势力在西、北、南与东南部大范围退缩，唯在东方地区发展最为稳定，并保持着强盛发展劲头。东方地区晚商文化聚落遗址数量较前一阶段成倍、成十倍以上增加，出现了数量较多的、贵族居住的高等级聚落，文化内容上与殷墟文化关系密切，这里成为商王朝晚期重点拓展和经略的区域。更重要的是，在长达300余公里的渤海西岸、南岸地区（即莱州湾南岸）滩涂地上，出现了规模巨大的数百处制盐作坊和村落。这一带也就成为商王朝直接控制的能通往海洋和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地方。
商王朝晚期转向东部沿海利用海盐资源
为何商代晚期有那么多的聚落密集分布在渤海西岸、南岸滩涂地上呢？因为这里制盐原料非常丰富，不仅有取之不尽的海水、澙湖之水、盐碱土，还有浓度是海水3—6倍、储藏量巨大的、易开采的浅层地下卤水。这里燃料资源丰富多样，地质地势、土壤构造、气候条件等也非常有利于大规模盐业生产，历来为我国重要的海盐生产基地。
十几年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山东省文物考古部门在山东省昌邑、寒亭、寿光、广饶、东营、利津、沾化、无棣、庆云以及河北省的海兴、盐山、黄骅等县市横跨300余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央子、巨淀湖、双王城、杨家、东北坞、东赵、南河崖、坡家庄、刘集、刘庄、南望参、洋江、杨家、车镇、杨埕等近20处殷墟时期制盐作坊群。经考古系统调查、勘探和大规模发掘发现，每一制盐作坊群的分布范围从上百平方公里、数十平方公里至数平方公里不等，每处包含了数十座制盐作坊，总数超过五百个制盐作坊；每个制盐作坊单元由地下卤水坑井、数百平方米的沉淀池与蒸发池、储卤坑、以及巨型盐灶和盐棚等构成，面积在4000—6000平方米，非常有规律，应存在着统一规制；每座单体盐灶面积就达30—40平方米。据测算，每座盐灶置放的煮盐工具陶盔形器数量在150—200个，每盔形器盛盐5—7斤，每灶一次举火煮盐就获食盐上千斤，整个渤海西岸和南岸年产量应达数十万斤以上。据制卤和煮盐过程以及运送盐制品与盔形器所需人数计算，每个制盐作坊有盐工10人左右，而整个商王朝控制的沿海地区，从事盐业生产的人数应在5000人以上，规模是非常巨大的。
围绕着制盐作坊群靠近内陆的区域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盐工定居聚落群。相邻内陆腹地的沧州、鲁西北、鲁北等地区的晚商文化聚落比中商时期骤然增至400余处以上，人口数量明显增多，经济与文化空前繁荣。来自殷都及周边地区的王室成员、官员等居住在沿海及相邻内陆高等级聚落和重要交通枢纽地区，他们控制、管理着盐业生产、食盐调配和外运。食盐通过济水、黄河及其支流源源不断地运往殷都安阳和中原腹地。
考古资料表明，夏王朝和商王朝早中期开发利用的是晋南的池盐，商王朝晚期开始转向东部沿海，大规模开发、利用了渤海西岸和南岸的海盐资源。
海洋产品维持着商王朝政治统治
渤海和黄海浅海、滩涂地上生长着各种贝类和螺类、鱼类。据勘察，渤海西岸和南岸地区滩涂地上，至少有三条形成于距今6000—4000年的贝壳堤裸露在地表上，其上堆积着成千上万吨海贝螺类。海贝螺类因质地坚硬、不易损坏和腐烂，光泽鲜亮、表面瓷滑，纹理多样，外形奇特，形体轻小，易于携带，深受商周时期人们的喜爱。加之，这些贝螺类来源于遥远的海洋，不易获得，比较珍奇、稀罕。因此，包含贝类、螺类、蛤类、扇类、蚬类等海贝螺在商周时期被视为贵重物品，作为财富的象征，用作人以及车马上的重要装饰品，用来表达不同社会等级和身份，并广泛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宝螺即货贝还作为流通、支付、储蓄并体现一定价值的货币，商代甲骨文和金文就屡屡提及取贝多少个、多少朋，赐与某人某地生产的贝，赏赐某人贝多少朋，最多达到上百朋。
夏王朝和商王朝早期，中原地区出土海贝类数量较少，种类也少。但是，随着商王朝中期疆域向东部海滨扩张，在商王朝控制版图内尤其在安阳殷墟等地已出土了十万件以上的海贝海螺类，殷墟妇好墓随葬出土货贝近7000枚，青州苏埠屯一号墓葬随葬了近4000枚海贝。学者对殷墟早年出土的海贝、螺、蛤、海扇类进行了鉴定，共有10科21种，约20种贝螺类见于今渤海、黄海、南海。那些栖息在泥沙底海岸和海滩的青蛤、文蛤、中华文蛤、毛蚶、海扇、杜氏笋螺、近平点笋螺等，均见于渤海西岸、南岸浅海、滩涂地以及贝壳堤上，也见于滨海的商文化聚落内。
此外，安阳殷墟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鲸鱼（骨）和鲻鱼（骨），也应来自冀东和鲁北沿海。也就是说，商王朝不仅在渤海西岸、南岸开发盐业资源，也捕捞、采集海贝螺和鱼类资源。而数量最多的、用作货币的黄宝螺和金环宝螺主要来自亚热带、热带的东海和南海的珊瑚礁与岩石类海岸。由于那里还不是商王朝直接控制的领土，所需货贝应是通过长途贸易交换等方式获得的。
因此，就考古材料而言，商王朝在中晚期就把疆域扩张到滨海，并大规模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发展生计经济和商品贸易活动。换句话说，海洋产品和海洋经济在维持商王朝政治、经济与社会运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